高晓松：“你看大地辽阔，其实是一亿个人的独木桥拼起来的”

10月18日，高晓松应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之邀来到清华西阶礼堂，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与在场同学畅谈“5G与区块链对未来文娱产业的影响”。讲座结束后，《清新时报》对这位1988级电子系学长进行了专访，听他聊聊时代、人生和选择。

清：在别人眼里您有很多重身份，比如音乐人、文人、书馆馆主……您现在更愿意怎样定义自己的身份？

晓：就是你说的这些呗，干嘛要定义成一个（身份），定义成一大堆也挺好。别让我挑一个，我也挑不出来。就是多重身份最高兴吧。

清：您在哈佛大学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从文艺界转向学界，您走出这一步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晓：现在在做的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中国唱片史，一个是新词汇——汉语新词汇。我原来不就是清华的学生，后来“走”到文艺界了嘛？我觉得走来走去挺好的。

清：您在微博中说，希望做一个好的知识分子……

晓：较好的，较好的。

清：那您怎样定义“好的知识分子”和“较好的知识分子”？

晓：我觉得好的知识分子大概能改变时代，或者能对时代跟人类有贡献。较好的知识分子至少不被改变吧。

清：您在清华读书时，有没有哪个地方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回忆？

晓：我从小就在清华，在这儿呆了三十多年，最好的回忆就是我们家，我每次来还都去老宅子看看。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悄悄到那里去。有很多年我外公外婆的骨灰还在那里，在那里埋了很长时间，后来我们把它移到大海撒掉了。那个地方现在变成了清华高等教育研究所，但是每年还是会回来看看。

清：今年刚好是您入学30年，您觉得现在的清华和您当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晓：我觉得不是清华的变化，是整个时代的变化。当年的清华是风花雪月的、象牙塔的，墙特别高，和外界隔绝得很厉害。墙里跟墙外的除了吃的差不多，其他全不一样。听什么音乐、读什么书，非常不同。

科技进步导致的就是所有的墙都被拆掉了，所有藩篱都被拆掉了，天之骄子、象牙塔都被拆掉了。清华的变化跟整个时代都差不多，墙变得很低，墙里跟墙外没有什么差距——差距这个词不好，就是没有什么不同吧。外面听什么、想什么、读什么，里面也一样。

清：对于大众文化有人持积极的态度，有人持悲观的态度。有人觉得，之前大学里面谈论诗歌、谈论远方，但是现在很多高尚的东西似乎被亵渎或者庸俗化了。您怎么看这件事？您持悲观还是积极的态度？

晓：我当然持积极态度。我其实一直都不赞成赤地千里，皇家还在奏乐，虽然当时写的诗确实也很好，但是除了那些才子佳人，外面还有衣不蔽体的人。我们是要保持这样一种东西呢，还是虽然庸俗一点，大家却都能享受科技的进步和其他所有东西带来的乐趣呢？为什么不让大家都会弹琴呢？为什么世界上只有莫扎特会弹琴呢？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少数精英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去创造大师和象牙塔是好事。确实，有了电灯以后白金汉宫没有以前好看了，以前有蜡烛特别美，但是那时外面老百姓连油灯都没有。

清：那您觉得和当年从清华离开时相比，自己这些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晓：老了呗。还能发生什么变化，就是老了。

清：那还有别的吗？比如性情、心态……

晓：我觉得我也跟所有人差不多。我在清华的时候就不是一个特别特立独行的人，今天也不是。我如果特立独行我就不上清华了（笑）。

清：您觉得，离开清华会不会是影响您人生走向的一个决定。

晓：其实没那么严重，我读完了也不会成为另外一个人，读完了也是我，我还是一个比较随波逐流的人，不然也不会当年上清华、现在在阿里。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有意思，我就去干干、去试试，觉得挺好玩的。

清：那您选择电子系是有选择吗？还是自然而然就去了？

晓：首先，非常庸俗的就是电子系招分最高，当时我对去哪个系没有特别的追求。另外我们家人非让我去，当时电子系主任是我舅舅（笑）。我白天一节课没上，到了晚上大家就都知道了，所以我就很痛苦（笑）。

清：您怎样看待清华校园内存在的差异？比如在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上的区别，在人生选择道路上的差异。

晓：我觉得对于群体，只要是正态分布就是平衡的。比如说，我从小到大，每个班里都有一个热心肠和俩冷眼儿，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班里有两个热心肠（笑）。当那个热心肠不在了的时候，一定有人顶替他成了热心肠。差不多每个集体都是这样的正态分布。

对于个人，这种差异是注定的。我另一个采访里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根独木桥，你看大地辽阔，其实是一亿个人的独木桥拼起来的。属于你的就那根独木桥，不然你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走的这条路就那么拧巴。你老觉得他有选择，或者自己有选择，其实也没有。所以对个人来说，不存在一个模式。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不需要去拧巴自己。

我觉得教育不是要把一个人改变，而是在一个群体里、在整个氛围的层面上去改变。如果教育导致这个正态分布有了非常严重的偏离，我觉得那是需要反思的。但如果它在那个正态分布的范围里，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去做的，不能要求每一个人既感性又理性，又有诗意，又有艺术细胞。

这可以算横向的一个分布。在纵向上，一个人的成长中也是有差异的。你不需要去想，有的事早晚都会发生，只不过有的人早发生，有的人晚发生。有的人早天真、晚成熟，有的人早成熟、晚天真——你看有的人到了八十岁突然特天真。有的人早不爱晚爱，那晚爱的就爱死，能给你吓死（笑）。他一直非常理性，结果你看，这哥们到四十多岁突然爱上一人，疯了（笑）。

清：清华是一个比较符号化的东西，对于每个同学来说，清华“国之重器”的地位会不会限制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比如您当时从清华电子系离开了，如果放在当下，这种选择会不会受到社会期望的限制？

晓：清华这个“国之重器”指的不是从社会上随便拉十个人进来，经过这个“国之重器”一锤炼，他们就全成那样了。从生源上，来的人本身在每个小群体里就是站在最前的。站在第一排的人，我觉得他本身就会有与其他人不同的责任感。这种限制其实是比较优秀的人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你进了清华就会受这种要求的限制。

清：从宋柯老师，到您，到李健老师等等，清华涌现出了很多音乐人。您认为不同年代从清华走出来的音乐人从类型、风格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晓：我觉得是越来越趋近社会的。就是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现在基本上跟社会之间没有高墙了。我们那时候，社会听四大天王，这里头听罗大佑；社会读琼瑶，这里读尼采。但是现在很好的是大家都差不多跟社会融合了。

清：那您觉得清华音乐人有没有一直保持的一个特点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共性？

晓：我从来不认为在创作上一个学校有什么特点。清华有什么创作特点嘛（笑），创作特点都是个人的特点。连分第几代导演我都反对。创作其实是非常个人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说，因为上了北影，出来之后拍的电影全这样，上了中戏的出来全那样。我一点儿都没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