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黄庄的“小欢喜”

（小欢喜剧照 图源网络）

「学生：“不是在上课外班，就是在去上课外班的路上。”

家长：“孩子们‘放学的点’可不是指公立学校定的下午四点，而是课外机构下课的时间——一般是小学生晚上八点，初中生八点半，高中生九点。”

教育部：“（校外）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

机构报告：“中国城市学生每周参加课外辅导的平均时间为10.6小时。到2020年，全国K12（学前至高中教育）课外辅导服务整体规模预计超过5000亿元。”」

近日，热播青春剧《小欢喜》收官。该剧主要讲述了三个面临高考的北京家庭的故事，因剧中片段一次次映射现实且直戳学生和家长心窝而频上热搜。

“我给你把六科都报上，每天放学以后直接上这儿来上补习班。”

“你不要对妈妈有敌对情绪。”

“我就是比成绩，我什么都不跟你比。”

“别的方面没有用，考大学只有这个成绩。”

剧中，被公认生活在最幸福、最有爱的家庭的高情商男孩方一凡，再也受不住母亲童文洁的这通责怨。

（小欢喜剧照 图源爱奇艺播放平台）

他朝母亲怒吼回去：“从今天开始我不学了，你报班，你多报一点，你自己去上那个班……”

尽管家庭情况各异，孩子学习成绩也有好有坏，但在面对高考时，无论是《小欢喜》中还是现实中，家长们都展现出了相似的焦虑。

跨年冷暖

2018年的跨年夜，北三环西路辅路在导航上显示为紫红色。不到800米的距离，导航给出的预计通过时间是6分钟。

打着双闪的违停车辆近乎挤占了两排车道，附近的居民都清楚违停的原因——这是教辅机构云集的海淀黄庄和大钟寺的“集聚效应”。居民们调侃说，海淀黄庄和大钟寺都有着“宇宙补习中心”之称。不一会儿，身着红白相间校服的人大附学生、蓝白相间校服的四中学生就三五成群地走向大钟寺地铁站。

大钟寺附近基础教育阶段培训机构一览表

（大钟寺靠近北大附中与人大附中等北京重点高中，附近各类补习班云集。记者由百度地图数据统计制图）

因期末将至，坐落于此的某知名课外补习机构在晚八点有余仍灯火通明。而那些来接孩子的家长们，此刻聚集在教室后门，窥探着自家孩子的动态。

吴杰便是其中的一员。白天在单位，他是要“趴窗眼”的班主任；晚上回到家，他便如《小欢喜》中善于调和母子矛盾的“和事佬”方圆一般，是不插手孩子学习事务、只管做好后勤保障的“奶爸”。

吴杰说，孩子妈妈唱了红脸，他就不得不唱白脸。“一周光在黄庄和大钟寺就有五个补习班，我得让孩子有口气喘。”

当天上午，孩子撒娇说跨年夜不想去上课。孩子妈妈立刻搬出了一堆的理由，怼回了孩子的“任性要求”。为了避免无谓争吵，“佛系爸爸”吴杰已经习惯了在自家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保持沉默，只是淡淡地说了句：“那爸爸晚上接送你。”

在家庭教育中，母亲常常掌握话语权，妈妈们对子女教育的关心演化出了“妈团”这一群体。

“第一次去女儿的家长会，我发现出席会议的家长们彼此都很熟悉。那时候，我和女儿已经被‘组织’远远地被丢在后面了。”李秀梅因工作错过了女儿上初中后的两次家长会，而让老公参加的结果，便是她根本不知道“妈团”的存在。

“妈团”的负责人人称“魏总”。同《小欢喜》中的宋倩老师一样，她女儿成绩也稳居年级第一。听我称呼她“魏总”，这位性格直爽的东北母亲赶忙笑着解释道：“其实我不是总，是家长们客气，把我当成‘妈团’的总了。”

以前有家委会，现在有“妈团”。“魏总”以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妈团”将家长管理范围从课外生活延伸至课外学习。“妈团”的家长们如同星探一般，共享课外班和授课教师的信息，当他们认为某位教师适合教他们的孩子时，便各显神通，通过长期积累的教师人脉网，齐心协作将这位老师请来补习。

于是，同班同学也成了课外班同学。

“课外班甚至成了我们的第二集体，没去的人第二天在学校都接不上梗。” 李雨涵曾征战于课外班疆场，如今已升入北大，她们班很多同学的外号都是教她们三年的课外机构的老师起的。

理想前后

1985年出生的年轻母亲尤然，在怀孕时便开始读西方教育学书籍：“我表弟从小学开始每周四五个课外班。我当时说今后绝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这么辛苦。”于是，她带着七岁的孩子去公园、去旅行。尽管发现这些地方鲜有孩子同龄人的身影，“但这并没有动摇我给孩子一个美好童年的决心”。

“最终击垮我教育理想的，其实是来自孩子的责怨。”

读一年级的儿子期末考试得了95，却位列全班倒数，回家后哭着向母亲抱怨说，同学告诉他，课外班老师带着做了跟期末考试几乎一样的题，别的妈妈都送孩子去了，可她没有。

“你就知道带我去瞎玩。”孩子吼道。她赶忙宽慰孩子，先向孩子道歉，然后哄他去睡觉，再为他把第二天上学带的书包整理好。

“如鲠在喉，哭了一整宿”——尤然这样描述那一夜的自己。

“你就知道带我去瞎玩。”她又小声嘟囔了一遍孩子的话。

我一时竟也没能接上话来。

事实上，针对课内考试的补习班只是冰山一角。黄伟为某知名教育机构创办伊始便入职的名师，他认为，课外辅导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校内教育职能的极其有限，它不包含帮助学生取得课外考试奖项，这使“报班热”被推向又一个高潮，“课外补习是大家公认的捷径”。

换而言之，尽管教育仿佛被一个个考试分割成了不同的赛道，但殊途同归，家长为了孩子先到终点，既想为了少跑几米跑内圈，还会想方设法地往起跑线前面凑。

曾经怀揣着教育理想的尤然，也被推着走上了赛道。经济学出身的她感叹道：“如今的教育像极了搞恶性竞争的市场，为了不被市场淘汰，你就得比别人多学，你就只能参与越来越多的课外学习，否则就是放弃竞争。应试就是接受挑战。”

在高度市场化的课外补习机构眼中，几乎每位家长都是潜在消费者——

“您好，您家孩子今年要中考了，我们这边有各科的补习教师，他们都来自名牌高中……”

在因自己被“妈团”落下而深感焦虑的时候，李秀梅曾跟这种电话另一头的话务员进行过更加深入的沟通。她发现这些话务员就像是为人量身定制旗袍的裁缝，熟悉各校教学情况，也深谙家长心理。他们不是普通话务员，而是月薪超过校内在编高级教师，月入过万的教育咨询师，又称课程顾问。

（智联招聘在线课程顾问薪资  图源智联招聘网站）

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即原学而思）在智联招聘网上发布的招聘公告显示，教育咨询师其职责为“提供课程咨询服务，促成签单”，基本要求是“熟悉教育服务产品，负责课程销售，准确把握客户需求”。销售成了教育行业的头等大事。

“供给侧改革，课外辅导行业走在了前面。”一所北京知名高中的语文教研组组长王文老师半开玩笑地说道，“课外机构比公立学校的产业链长太多了，所以它有市场。”

“产业链长太多”，确是如此。产业链向上游延伸，是技术研发环节。前程无忧等招聘网站显示，诸如学而思、巨人教育等大型辅导机构，不仅招募教学人员，还招聘专职研究教材、规划课程产品的人员。产业链向下游拓展，便会进入到市场拓展环节，教育咨询师这一职位和铺天盖地的课辅广告的存在便是体现。

据全球知名咨询公司德勤的研究数据，中国城市学生每周参加课外辅导的平均时间为10.6小时，且截至2017年底，全国有超过10万家K12（基础教育）课外辅导服务供应商，到2020年整体市场规模预计超过5000亿元。

“课外辅导班给你的选择非常多，总有一款能满足你（的需求）。在课内教学还是大锅饭式教学的今天，课外班那种为你量身订制的感觉让大家的获得感多一点。”王老师如此分析报班者的心理。

价值多寡

群体心理学认为，群体的形成，需要成员心理之间有依存关系和共同感。

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同校同班同学家长的身份不能让家长们构建起这份相互依存的共同感，偏需是以共同参加某一补习班才能团结家长、形成“妈团”等类似组织呢？

“魏总”解释道：“课内我们插不上手，但在课外，我们能一起为给孩子提分使上劲。”

在为孩子“减负”的路上，“妈团”成员各有分工。“魏总”负责“掌握大局”——制定规划，联系好老师，避免孩子们走弯路。张廷妈妈是全职母亲，她的任务是为一起补习的孩子购买盒饭。天翼妈妈有组织大型会议的经验，她负责在学校周围寻找教室——西单的写字楼、金融街附近的酒店会议室、围棋学校的教室，都曾是他们为孩子挑选的就近补习的地点。

家长齐上阵的这一幕，像极了《小欢喜》中三位妈妈勠力同心地将教师界的“四大天王”请到家中为孩子们补习的场景：杨杨妈妈负责邀请老师并提供上课场所，一凡妈妈和英子妈妈则为家中的老师和孩子们做一席丰盛的饭菜。

家长们在本职工作之外又有了第二份职业，他们渴望孩子提升成绩的急切心情可见一斑。

当然，“妈团”终究无法凝聚其一个班级里的所有家长，也并非所有孩子都裹入了“报班热”之中。李秀梅女儿所在的班级里，就有两位“逆势而为”的家长，都曾入过“妈团”，却皆在不久后退出。

“魏总”依旧关心着这两个孩子的状况：“一个孩子学得依旧出色，但那孩子天资聪慧，有自己的学习方法；另一个刚不上（课外班）就掉队了，原来年级前十，后来班里垫底。”

“学得好，是孩子优秀，一般人比不了；学得不好，是家长没进‘妈团’、没给孩子报班，一般人不能学。”李秀梅的女儿曾在饭局上如此评价妈妈加入“妈团”时的逻辑，引来众笑。

“孩子啊，还是不能理解当家长的苦衷。”李秀梅稍作叹息，“谁敢以自己孩子的前途为赌注，去挑战这么多人公认的‘铁律’。”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王冉清楚，自己的妈妈便是这么想的。只是，为了践行这条若有若无的“铁律”，她的家庭要付出更多。

一家三口挤住位于五环外不足四十平米的大开间里，没有无线网，父母月收入不足六千。可这都并不影响妈妈“大手笔”地为王冉报了三个补习班。“可我学不进去。学而思有Wi-Fi，家里没有，我上课就是看手机。”

作为教师和父亲，王文理解家长们的“花钱买安心”的心理。

“但若是把‘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用在了课内教育和课外补习上，就太过滑稽了。”

体制内外

吴杰平日里也总听孩子们吐槽，说他们不是在上课外班，就是在去上课外班的路上。

但吴杰坦言，“不能说上课外班没用，儿子也认同这点。”吴杰说，孩子这学期主动要求报英语补习班，他对上课外班的小情绪只是日常的抱怨撒娇，“他就是想告诉家长，他很不容易”。

曾是竞赛班学生的唯唯，自小学三年级便开始上课外班。“如果（在校内）遇到新课，我会心慌的。”曾有一次物理课，唯唯的老师讲了高考不考、因此课外班不会讲解的内容，但他从头到尾没听进去一个字。“我压根没听学校老师讲过新知识，完全不适应这种方式。”

但是，唯唯这种“由外至内”的学习方法，反而使他的排名长期处在年级里的靠前位置。

家庭有为孩子选择课外辅导的自主权，这使得学校已不是开展教育的唯一主体和唯一权威。家校配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部分转化为了校内外教育机构的配合。

据“魏总”介绍，“妈团”在课外学习中整齐划一的前进步伐，使学校开展一切教学活动都不能忽视了这个“地下组织”的存在。

“许多家长把‘知识付费’理解错了，只愿意给孩子找贵的。我们这一学年只收四百四十块钱学费的，家长信不过啊。”尽管王老师有教研组长的“光环”，但还曾有学生“在校内请假，在校外补课”，不愿相信自己老师的实力。

“虽说家长希望课内外学习能优势互补，但课外机构教学的不系统和往昔一味追求进度超前搅乱了课内的正常教学秩序。”这位被从高考大省“挖”到北京的生物特级教师认为，从长远地看，课内外教学思路的冲突对学生的学习十分不利。

唯唯想了想自己的学习经验，由衷说道：“北京高考的改革方向，就是考最根本的东西，书本上最基础的东西，课外班不讲的东西。”

师生得出一致结论：课内课外难以兼容。

2018年12月29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下称“减负三十条”）。自新政颁布，诸多课外补习机构为完成“减负三十条”的要求，已然调整了自身的课程设置和授课时间。

以学而思官网发布的、即将开始的2019-2020秋季学期工作日晚间课程为例，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初高中生，其下课时间最迟皆不超过20:20。这与家长讲述的一年前的情况大不一样：“孩子们‘放学的点’可不是指公立学校定的下午四点，而是课外机构晚上下课的时间——一般是小学生八点，初中生八点半，高中生九点。”

可见，课外补习机构正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拓展出新的市场空间。

但由于 “减负三十条”对线上教育管理存在管理空白，又出现了部分家长通过借高年级学生账号上课、买往期录播课等方式，变相实现让孩子提前学的目的的行为。

2019年7月12日，教育部等六部门针对这一问题发布了《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再一次明确了线上培训的时长与时间规范、授课内容规范等内容。

一边是课外补习机构为满足市场需求和自身盈利需要，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心态不断向规定之外的灰色地带进军；一边是政府以“见招拆招”的方式不断完善规则，略显滞后地扫除不断显现出的灰色地带。

吴杰认为，条例的出台只能约束机构，“连孩子妈妈的想法都改变不了，一时半会儿就更改不了‘补习热’的大环境。”

到底该如何抚平“童文洁们”的焦虑，如何让“方一凡们”免因受课内外双重学业的疲惫，仍需政府和全社会的智慧。

（注：文中吴杰、李秀梅、李雨涵、王文、张廷、王冉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