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如何高效？大学生团队防疫捐物的“复盘”

“你听我已经在说车轱辘话了，我真的觉得自己现在不太清醒。”全英清华校友会（Tsinghua UK Alumni Association）副秘书长陈彩在电话采访中自嘲。

原定于伦敦时间下午14时与陈彩的通话，由于物资运输对接突发的临时状况亟待处理，被几次延迟。

作为校友会支援武汉疫情物资募捐的负责人，从1月26日开始，陈彩带领着十几人组成的核心团队持续忙碌了近一周。从财务审计、物资采购、物流入境、对接医院，到宣传及信息公开，校友会的成员并非专职工作者，只能在学习、工作的间隙抓紧一切时间处理募捐事务。

“忙起来几乎天天熬夜甚至通宵。”陈彩说，“再加上英国和国内的时差，地接物流的负责人甚至要三班倒工作。”

全英清华校友会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后迅速行动起来的社会力量的代表之一。

伴随疫情的不断升级，“身在他乡心在汉”一时间成为中国各界的口号。在专业医疗团队驰援疫区、官方渠道调度支持以外，一批批民间自发募集的物资同样向前线涌去。这些来自民间的点滴善意的捐助者，有镇守后方的医护群体、企业、工会、NGO（非政府组织），也有全英清华校友会这样，以各个高校为纽带，由在校师生、校友组成的高校防疫捐物团队。

临时搭建的团队、非正式的筹款渠道、有限的供货与物流资源、繁琐的文书工作……对这些自发组建的捐物组织来说，从最初募集捐款，到上游与厂商联络采购，再到末端与医院商议对接，每个环节都充满挑战。

其中，筹款数额是相对更容易达成的目标。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大二年级的沈妍（化名）是学校“口罩上海”团队执行组的成员。截至1月31日下午，“口罩上海”已经获得了12311.13元的捐款。

但筹款金额的管理仍然面临风险。沈妍介绍，“口罩上海”的筹备群里有一位民法学的博士，整个团队依靠他来解答相关的法律问题，“弄得不规范就成非法集资了”。

在她的亲身体会里，筹款后的采购和对接环节是捐物活动的最大难题。活动开始至今，他们一直在寻找稳定的供应商和接收者。

赋予他们面对困难的信心的，是参与者的热情支持。

“有很多人自愿帮我们联系货源、寻找渠道。” 沈妍说，“我们不缺志愿者。”

采购：天涯地角寻思遍

1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思源计划18期的学员们决定集资向武汉捐赠医疗用品，最初选定的物资是前线急缺的口罩。然而，正值大年三十，他们联系上的厂家中，部分暂时没货，部分尚未开工。无奈之下，团队选择捐赠2000双丁腈手套作为替代。

但他们并未放弃募集口罩的尝试。捐赠团队的组织者之一、材料学院四字班的程帆（化名）解释说，在国家层面开始集中调动物资之后，全国各地的厂商几乎已经动员了一切可动员的力量，普通民众很难再找到额外的产能。

思源18期的学员转而将目光投向境外厂商，但情况一样不太乐观。程帆得知的最新消息是，随着部分华人商会和大宗采购商开始以几十万的金额订购海外物资，高校防疫捐物团队的小规模采购很难获得订单，“我们联系到的几家境外厂商也基本被动员完了”。

至今，他们依然在寻找可以供货的生产商。

由于行动得更早一些，全英清华校友会一度幸运地在境外找到了稳定货源。为了便于质量标准的统一核验，陈彩的团队决定每批集中采购同样的医疗物资。但是，在975套防护服定点援助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附属医院之后，他们计划清单上的口罩和护目镜也遇到了货源短缺的难题。

截至2月4日，英国确诊2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全欧洲的数字更是达到28例。疫情扩散导致本土应对压力上升，使得原来合作的境外厂商收紧了供货渠道，陈彩在继续通过分散渠道收集货物的同时，被迫开始寻找更为稳定的物资替代来源。

“我们通过各种公私渠道在和厂商谈。”她说，“但还是有些发出去的订单会被供应方取消。”

除货源收紧外，另一摆在海外高校防疫捐物团队面前的难题，是货源所在地本国的公民对华人大量采购本地物资的争议。

浙江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大三的林依洁（化名）与两位同学一起，在1月26日组建了她的募捐团队。最初就决定“避开官方机构”、专注寻找海外渠道的他们几经周折，在1月27日与一位在新加坡高校任教的华人教授取得了联系，并委托他在以新加坡为首的东南亚各国为他们购买医疗物资。

最早的240箱物资，经由湖北卓尔集团包机顺利抵达了定向医院，但之后的筹措过程并没有第一批那样顺利。

截至2月6日下午，新加坡境内的确诊病例数上升至28例，仅次于日本，感染患者数位居海外国家第二。随着疫情的发展，新加坡的口罩供应日趋紧张。由于找不到集中的货源，林依洁团队的后续物资来自很多个分散厂家。

新加坡公民对华人向中国运送大量医疗物资的不满情绪也日趋强烈。2月2日，中国歌手胡海泉在新加坡机场委托临时志愿者将16万只口罩运回国内，受到国内民众一致称赞，登上了微博热搜。

但在同一时间的新加坡，当地运营时间最长的独立网络媒体The Online Citizen于4日发表题为《Thousands of masks exported out of Singapore while local demand remains high（数以千计的口罩从新加坡出口，而本地需求依然很高）》的报道，援引胡海泉的案例，询问新加坡政府“会否出台暂时性的口罩出口禁令，直到冠状病毒疫情结束”。在当天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Lawrence Wong的公开信中，The Online Citizen直接建议对口罩采用“限制出口政策”。

林依洁的团队面临的形势因此更加严峻。

医疗物资的逐渐匮乏促使高校防疫捐物团队开拓新的思路。

2月1日，上海中学校友会成立“为疫区做一件实事”小组，筹款15万元购买一次性内裤、羽绒背心、维生素C片和水凝胶敷料，定向支援上海援鄂医疗分队。

由于缺乏换洗条件，无法开空调保暖，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对日常衣物的需求并不亚于专业的防护物资；维生素C片能够提升连续高强度工作的医护人员的基础免疫力；而长期佩戴口罩和护目镜造成的过敏、摩擦伤口，通过水凝胶敷料维持的湿润皮肤环境，能够更好地愈合。在与医疗分队确认过需求真实存在后，实事小组敲定了最终的清单。

“挺独特的。”参与募捐的上海中学18届校友张雨（化名）评价道。在看到一线医护年夜饭吃泡面和蛋黄派时，她就已经想过除了医疗用品之外，前线是否对生活物资也存在需求。“我们采购这些生活用品也不难，”她说，“可能就比较难想到。前线在忙碌中可能也顾不上（提出这些诉求）。”

找到合适的货源只是采购环节的一个部分，确认物资接收方同样需要各个团队仔细考量。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六字班的刘宇恒加入了中国投行类网站光源资本的捐物团队。由于主要负责寻找需求信息、联系医院负责人并协助其与供货方对接，他将自己的工作戏称为“中介”。

“一定要看到医院的工作证和医生的胸牌照片后，再将他们作为可靠的接收方加入对接群。”他强调，“遇到过骗子。”

虽然身在武汉，但刘宇恒协助的光源资本团队的捐助目标是湖北除了武汉之外的地级市，主要对接当地的公立三甲医院。由于宣传力度的差异，省外乃至海外的捐赠往往将武汉作为首选目标，导致地级市的医疗物资紧缺，又无法获得社会支援。在刘宇恒所在的联络群里，“天门”、“仙桃”、“襄阳”、“荆州”等地名占消息多数。

“非湖北省的捐赠者可能都怎么没听说过这些地方。”刘宇恒说，“但它们很可能更缺物资。再加上地方的老人不太重视，也许会出现感染高峰。”

浙大林依洁团队的定向捐助方湖北十堰，是承担全部物资采购任务的华人教授的家乡。就在他们紧锣密鼓地筹备对接事宜时，团队所在的浙江省成为了全国仅次于湖北的第二大疫区。

截至2月6日下午，浙江省确诊病例升至954例；浙大所在的杭州市确诊151例，位居全省第二。

“有些参与者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定点捐给十堰。”林依洁说，“他们觉得浙江的大学应该优先支援本地。但大部分同学认可我们的决定。”

对于大部分高校防疫捐物的团队来说，疫情最严重的武汉是首选。不少负责人起初没有料到的是，随着疫情的扩散，各地陆续封城封路、物流渠道严重受阻——在敲定供需双方之后，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对接：路漫漫其修远兮

1月26日，民政部发文，指定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五家慈善机构，作为武汉疫情捐赠物资的接收单位。

医疗用品的特殊性，决定了作为接收方的医院和作为中转站的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势必要对捐赠物资的质量提出严格要求。

根据《湖北省慈善总会疫情防控境外物资捐赠流程》的说明，捐赠医院的医疗用品“必须满足国家标准及以上，必须要有厂家执照、医疗器械注册证、检测报告这三个文件”，即通称的“三证齐全”。

事实上，能否顺利获得三证，不仅代表着高校防疫捐物团队能否完成对所得物资的资质检验，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接的难易程度，甚至成败。

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武汉捐物项目的参与者来说，第一批资质检验始于对供货渠道的取舍。由于参与者大多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甚至不乏进入临床实习阶段的研究生，对相关领域的熟悉使得团队能够对供货渠道进行快速筛选。

“如果一致认为这个渠道比较靠谱，线上查的型号符合要求的话，我们会请在厂家所在地附近的同学去查验。” 交大医学院大四的顾洋（化名）举例说，疫情发生后，市面上生产口罩的厂家“鱼龙混杂”，为了保证质量，团队的所有口罩都选择现场订货。

“一定要去工厂亲眼看到。”顾洋说，“因为都是医学生，我们想尽可能做的更加严谨。”

有赖于仔细、专业的资质考察，顾洋所在团队筹集的乳胶手套、防护眼镜、口罩、消毒液等医疗物资全都顺利获得了三证。最初选择直接对接医院的他们，在负责医生的指导下，打算通过武汉红十字会的定向捐赠渠道将物资运出。

顾洋坦言，在有关红十字会的负面新闻涌现之前，已经有捐物的参与者担心“红会渠道不靠谱”，希望能够直接送到医生手中。“我们确实认识很多医院里的老师和同学，”顾洋说，“但一线的医护都很忙，不可能一直跟着你管这事儿。这个方法一开始就被我们否定了。”

因为对接的医院确认物资通过武汉红会定向捐赠可以到达，再加上捐物团队负责人的保证，交大医学院捐物项目的前两批物资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条渠道。“我们确实收到了湖北省人民医院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反馈的受捐赠证明。”顾洋说。

根据顾洋的解释，红十字会收到的物资存在定向捐赠和非定向捐赠的区分：前者可以指定送达某个医院，后者则需要暂存红会仓库，等待红十字会与卫健委根据每个医院物资的紧缺程度自行分配。在三证齐全的情况下，顾洋个人认为，“红会的定向捐赠应该还是稍微靠谱一点”。

然而，对于境外筹集的物资来说，由于涉及不同版本的文书比对、文件翻译和反复确认，“三证齐全”的难度不容小觑。

浙江大学对口支援湖北十堰的团队就在这一环节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第二批来自东南亚的货源，信息非常杂乱琐碎，与国内标准不符的地方很多。”林依洁表示，尽管他们已经尽可能做了集中核实，依旧“不太可能达到三证齐全的要求”。

国内外的标准不同，有些供货的东南亚厂家不以三证为衡量标准，林依洁的团队短时间内找不到符合规定的文件。有些国家的产品质量标准和认证体系与国内不同，且并没有得到我国认可，检测报告就无法使用。即使在少数能够提供三证的厂商中，由于第二批供货商分散在各个国家，“不能马上获得三证，有些（在物资发出前还没办下来的）文件就赶不上航班。”

缺少三证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境外筹集的物资无法迅速清关，更无法享受物流公司的绿色通道、免除税费及运费、定向捐赠给需要帮助的医院。“如果要走绿色通道入关或运输，绝大部分货物都只能交给红会非定向分配。”林依洁说。

浙大团队遇到的困境并不是个例。

“我刚刚还在群里看到消息，有别的团队从迪拜、突尼斯、莫斯科、美国买到了物资，就是带不进来。” 1月31日接受采访时，林依洁无奈地表示。

尽管各个团队的负责人与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反复沟通，对方的回应依然是“无法通融”，要求他们必须提供全部材料，按照规定填写《受赠人接受境外慈善捐赠物资进口证明》、《捐赠物资分配使用清单》、《境外物资捐赠意向书》、《捐赠物资清单》等种种表格后，才能获得盖章准许，走清关和物流的绿色通道。

林依洁的团队现有的文件中包括型号、规格等关键信息，对接的十堰医院的工作人员也确认这些物资“符合标准”，但由于文件的形式并不符合“三证”的要求，他们依旧无法获得慈善总会的盖章。

无可奈何的林依洁最终选择通过个人渠道运送物资。航空公司的熟人、正好从货源地回国的朋友……如果能找到国外的旅游团并说服他们帮助，便能一次性带回大量物资。

“能运一点是一点。”她说。

然而，通过个人渠道运送物资“极不稳定，风险很大”，如果被海关判定随身携带的医疗用品数量明显多于个人所需，很有可能被海关没收。“被海关收走的话，”林依洁解释道，“我们就不能知道物资到底分配到了哪里。”

慈善总会的严格限制有其重要性。三证齐全，才能证明这批物资合格，不会出现质量事故；依据红会的授函开放海关、物流的绿色通道，则是为了“防止偷税漏税，把物资运进来自己用”；海关的严查严控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但在林依洁看来，非常时期应有灵活调整。

2月1日，团队第一批成功入关、定向捐赠的物流抵达湖北十堰市慈善办公室，她致电负责人李主任，敦促他们安排物流送往定点医院，而对方“说人手完全不够，询问我们能不能自己去送”。

“最后从头到尾都是我们自己找志愿者送到医院的。”林依洁说。

同一天，她的团队通过新加坡航空公司发往宜昌的2500个快递因为缺少三证被武汉红会截留，至今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在前线物资告急，红十字会积压大量或是非定向捐赠、或因三证不齐被迫转为非定向捐赠的物资，又明显缺乏足够的分配与物流能力时，苛刻的授函要求与毫无通融余地的规章制度，终究成为了阻断大量境外物资对接通路的天堑，更成为各个捐物团队负责人的心结。

同样采用境外货源的全英清华校友会选择了迎难而上。

在确认定向对接的医院之后，校友会成员联络医院设备科，通过他们发布的物资清单和标准筛选货源，再将备选型号与批次交给医院进行最终敲定。“拿到货品之后，我们会给他们拍实物图片，确保都是可用的再下单。”

幸运的是，他们选择的货源全部来自英国。与林依洁团队分散在东南亚各国的厂商相比，英国厂家的产品检验标准统一并且能够在国内通行。“我们的资质证明全部都是齐的。”陈彩说，“甚至找到了所有能找到的货品的中文说明书。”

三证齐全为全英清华校友会提供了定向捐赠的可能。“慈善总会帮助我们办了入关的绿色通道，也帮我们解决了所有文件审批和手续上的问题。”陈彩介绍说，“定向捐赠的物流公司可以由我们自己选定，免费运输。”

不过，获得三证的过程并不容易。“其实有很多小波折。”谈及捐物过程中的文书工作，陈彩无奈地说。

即使标准统一且可用，对境外物资来说，获得资质证明的过程依旧极为繁琐。

“我们将欧盟的标准拿出来翻译成中文，比对国内的标准，证明给慈善总会我们的物资绝对没有质量问题。”陈彩说。在文书工作的关键时期，全英清华校友会捐物团队的微信群里，有几十份文件在同时流转，来回反复地进行确认。

除了资质证明以外，从慈善总会、对接医院、国内物流直到航空公司，校友会都安排了专人负责，了解运输过程中每个环节的细节操作和手续要求，避免出现任何疏漏，耽误送达的时间。将反复确认的材料递交给慈善总会后，陈彩的团队成功拿到了盖章。

“这个过程真的很磨人。”她坦言。

争议：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全英清华校友会的成功，并不代表着慈善总会对定向募捐必须提供“三证”的限制不存在争议。

事实上，陈彩的经历恰恰展示了高校防疫捐物团队需要为了这唯一的解决方案付出怎样高昂的人力成本。即便愿意付出大量时间精力，林依洁团队面临的资质认证不被承认的困境依旧无解。他们的物资与其他所有因为三证不齐无法选择定向捐赠的资源一起，由本可通过民间渠道迅速对接的物资，转变为红十字会需要负担的任务。

根据2017年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提供紧急救援和人道救助”是其首要职责。然而，平日里以接受社会捐赠、组织培训、献血与器官捐献为主要工作的红十字会，在此次突发事件面前，并未表现出与它承担的职责相适应的应对能力。

人手严重不足、信息登记麻烦、信息化水平低、库存仓储管理体系严重缺乏，通过与湖北红会、慈善总会的负责人的沟通合作，林依洁切身体会到了这两个组织存在的劣势。2月1日，武汉市政府党组成员李强在湖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了红十字会工作中存在“调拨不够快、周转不够及时”的问题。

“他们也承认自己能力挺不够的。”林依洁说。

对质量负责确实是红十字会的义务和应尽的责任，但“林依洁们”希望的，不过是在当下疫情扩散的严峻形势下为生命稍作通融。

在采用境外物资的团队面临运输困境的同时，疫情的扩散和随之而来愈演愈烈的舆论风暴，迫使那些通过国内渠道采购货源的高校防疫捐物团队放弃依靠红十字会，转向私人运输。

将第一批2000双手套直接捐赠给武汉红会的思源18期团队联系了湖北的同学，确认了接收方和当地的物流，打算在找到口罩供应商后直接发往医院。

通过红会定向捐赠获得成功的交大医学院捐物团队，也在舆论的呼声中考虑不再继续采用这一渠道。

“大家还是比较希望可以跳过红会。”顾洋解释说，“所以最近组织者在群里说，下一次捐赠的时候可能会尽量考虑直联医院设备科。”

但顾洋本人依然对红十字会抱有希望。

作为一个近乎“官方”的组织，红十字会能够做到的恰恰是像她所在的、社会部门自发组织的捐物渠道所不能够达成的任务：信息收集和公开。

哪些医院缺少什么物资？缺少多少物资？收治多少患者，接收能力如何？顾洋连续列举了许多问题，并指出这些信息原本都可以由红十字会和卫健委收集、整理并向社会公开。相对于各个捐赠团队独立捐赠，统一收集各医院物资情况并统一分配，或许能使各医院物资平衡且满足需求。

“我们这些捐赠者之间没法自己进行交流。”她说，“不知道哪天这里送多了那边送少了，更不知道会否有急缺物资的医院被遗漏。”

高校防疫捐物团队的要求并不难以满足。

发达的网络技术为信息统筹提供了解决方案。疫情开始以来，健康传播自媒体“丁香医生”迅速开发可视化程序展现各地新增病例情况，并不断优化互动效果、添加细节信息，为民众提供得知疫情发展情况的便捷平台。

在各医院医疗设备科定期清点防护物资的前提下，如果同样的可视化程序能够被红十字会用来公开各个医院缺少的物资情况，为民间捐物团体提供上报定向募捐物资去向的入口，顾洋期待的资源优化分配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困难。

物流运输的困境其实与信息统筹一脉相承。1月31日，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正式入驻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红十字会防控物资仓库，负责物资的物流管理。根据《华夏时报》2月2日的相关报道，“九州通”的云仓系统基本能够实现“两小时完成入库到出库”的全部流程。在电商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民间绝不缺乏成熟的仓储管理和物流运输平台，而在疫情面前，顺丰、菜鸟、九州通等物流公司确实在竭尽全力地提供帮助。

目前看来，最大的困境似乎不在于缺乏运输渠道，而在于资源分配方式的信息化程度不足。即使物流公司入场，他们的能力范围也仅限于管理和运输，最核心的物资分配任务，依旧归属红十字会乃至防疫指挥部。

顾洋的期待很可能是大部分医院与高校防疫捐物团体的共同希望。如果供需双方能够拥有一个简明、清晰的信息统筹平台，如果资源分配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自动、高效处理，防疫物资到达前线的速度或许就能再快一点。

从筹划到落实，每一个高校防疫捐物团队都展现出了惊人的严谨与效率。在疫情当前的艰难时刻，除了统筹调度等宏观事宜，民间的自组织力量正在各个领域发挥不容小觑的作用。

也许在将来，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有序但开放的全民动员体系，不必“事无大小、悉以咨之”；我们可以期待一种现代化的行政管理模式，政府部门与官方组织的信息调度、市场企业的实际操作经验和成熟体系，能够与高校或其余社会团体的组织能力紧密配合。

我们更可以期待，在怀抱热情的民间团队无暇顾及之处，自会有娴熟的物流公司、专业的医院部门、精准的信息渠道，以涓滴善意汇聚成支援的暖流，不需要林依洁们暗渡陈仓，不需要陈彩们呕心沥血，也不需要历经严守标准与追求效率的两难境地，将社会力量的锐气磋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