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在清华简中打捞历史

“18岁，18岁他就在清华读书了”“21岁就在研究所工作了”。

一位女士在排队等待的时间里，拿着手里卡片上面标记的年份，认真计算着葬礼上死者的年纪，蓦地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队列继续缓慢地向礼堂里移动，这是2019年2月28日八宝山上的一场葬礼——四天前的2月24日，古文字学家李学勤与世长辞。

八宝山的东礼堂里汇集了从天南地北赶来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拿到一张对折的4开卡片，卡片背面用寥寥的文字总结了逝者的一生：李学勤先生是国际公认的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权威，被学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享有崇高的学术威望。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在多学科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引领和推进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等多学科的发展。

在这间礼堂里，他的学生向他的同事回忆着老师的课堂轶事，他的同事拉着他的学生唠叨着搭档的工作癖好；也有人一直沉默着盯一幅挽联：“研精夏、商、周、汉，百世足征，抉微释古惟先觉；道贯《礼》《易》《诗》《书》,佚篇重焕,著史传经待后生。”已经走出礼堂的人多数会回头看一遍这幅挽联，然后再低头看看卡片上的照片。

“我在西北大学学习了七年，还没见过有这么轰动的。”

时光倒流四十年，1978年，高考刚刚恢复。西北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张岂之把李学勤请到西北大学去讲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彭卫教授常回想起当年李学勤在西北大学讲课的盛况。那时候李学勤的课极受同学们的欢迎，课程地点设在能容纳200多人阶梯教室，那是全校最大的教室。

李学勤面对着台下二百多位西北大学的学生，饶有兴趣地给大家讲起了近代发生在河南的盗墓事件，挤坐在过道上的学生赶快捡起不小心被蹭落的笔记本，靠站在窗外的人也赶紧跺跺快要麻木的脚。

彭卫很多次都要站着听完自己这堂专业课，他会抱怨那些来蹭课的理工科的学生早早占了座位。李学勤上课什么都能讲，有一次讲训诂学，信手拈来一个例子。《西厢记》里形容花儿“翠生生也似的红”。他问大家“这个花儿是红的，怎么会‘翠生生’呢？”大家面面相觑，没人作答。李先生就耐心地解释“翠”在这里不能做绿解，指的是鲜艳欲滴。大家点着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之前的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令他的才学最后遇到清华简的时候得到充分发挥。”

1978年，西北大学以原西北民族史研究室教师和学校专题组人员成立西北历史研究室，那时候李学勤45岁。

李学勤写文章特别快，他常常当天和同事谈到某个问题，觉得有兴趣或有启发，过两天就把文章写好了，而且是一篇接着一篇。翻开李先生的著作，每篇小文章不过三页，遇到有争议的问题就把双方观点都展示出来，不做定论，他常把自己当年关于信阳长台关楚竹简的错误定论拿出来做反面教材。

有一次彭卫和李学勤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去成都，在车上彭卫向李学勤请教如何修改他的硕士论文《汉代婚姻形态》，李先生很委婉地提醒他这篇论文里经学方面还需要加强一些。那时彭卫受鲁迅批判的思想影响比较大，就把经学狠狠批评了一顿。李先生笑一笑，跟他说“你再考虑一下吧”。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亚洲与中东语言文学系终身教授邢文先生说“他有的书很薄，但看完了以后，我几乎想写十本书——总是受到太多的启发。”“我想，应该是之前的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令他的才学最后遇到清华简的时候得到充分发挥。他原来古文字的功力、读史的功力、经学的功力都反映在后来清华简的整理上。”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教授这样谈及李学勤与清华简的相遇。

这种关系更像是一种相互成全，李学勤让清华简的真正价值为世人所知，卸下了清华简背负千年的历史重担；清华简也让李学勤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解开了无数萦绕在李先生脑中的历史谜团。

“如果是真的话，那就是一批的连司马迁都没有见过的珍贵的材料。”

2008年7月15日一批战国竹简来到了清华园。

其实早在2006年，一批战国竹简就在香港出现。因为之前假竹简在市场上横行，众多买家都不敢轻举妄动。2007年李学勤赴香港去查看这批竹简。

拿到清华简后，他立马被一个字吸引住了，这个字就是用楚国古文写的“仇”字。李先生不敢疏忽，又仔细地读了一遍竹简上面记述的故事，发现和《古本竹书纪年》中的历史记载相一致。加之这本书鲜有人知，李先生断定这批竹简极有可能是真的。之后在一次清华大学的宴会上，李学勤和学校领导说明了这件事，学校问他这批竹简有什么价值，他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说，“如果是真的话，那就是一批连司马迁都没有见过的珍贵的材料。”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4楼有“竹简上的经典——清华简文献展”展厅，下午3点，来这里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墙壁上的电视机仍在重复播放着《国宝档案》。过了一会儿才有一位背着登山包的中年男子走进来。透明的玻璃展台里摆放着清华简的复制本，是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版画系的文乐老师制作的。因为原件要做研究不方便长期展出，所以凭借高清图和提供的尺寸，他用半年的时间制作了复制品。当时他看着标写的尺寸，用纸和竹条打出小样，还以为是搞错了尺寸。这也是大多数人看到竹简的第一感受——怎么清华简会这么薄、这么细。

当李学勤第一次在清华大学拿到清华简的时候，它们的身上缠着塑料布，由于之前保护不当，霉点正在以极快的速度侵蚀着它们。

整理清华简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事。学校立马组织队伍，聘请专家开始清洗竹简，然后浸泡在蒸馏水中妥善保护，小心翼翼地用特制的玻璃条固定后入藏。这批竹简不仅数量有2100枚（包括残片）之多，而且经专家鉴定，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内容大多为前所未见的“经、史”类书。它作为随葬品早早陪主人来到地下，在充水的黑暗里，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之灾，也躲过了时间强大的侵蚀力。

李学勤很庆幸自己在晚年能遇到这样一位“同行”，墓主人大概率是一位史官，所以墓里的竹简多记叙的是历史事件，有很多都是之前在古书中闻所未闻的历史故事，其中《系年》一篇中明确记载，秦人系商奄之民。商奄是商的一部分，当地人在商亡国之后反抗周的统治，三年后被周的军队打败，随后就被命令迁徙到甘肃地带，与戎人作战。几片小小的竹简就解答了秦国人从何处来的历史大谜题。

“他整个生命都倾注在里边了。”

李学勤预计《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能够出15卷左右，到2018年已经出了8卷。每一卷都是李先生拿着放大镜和他的团队一个字一个字破译出来的。“没有李先生清华简就不可能这么快地公布出来！”邢文教授曾专门回国参加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竹简整理，有时候一行字大家一两个星期都断不了句，有的字根本就不认识，心里都没底儿。但等到讨论的时候，李先生读一遍、梳理一遍之后，大家心里立马就有谱儿了。当然有李先生也拿不准的字，那就存疑，把问题随竹简一起公布，与学术界分享材料，让学者们共同研究。

如果没有团队的力量，出土简帛的整理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封闭、保守，不愿共同研究，一些非常重要的资料就可能几十年也没能整理出来发表，甚至有些珍贵的竹简材料，长期不能发表，最终被损毁，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李学勤从未把清华简当作清华大学的“私有财产”。他秉持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信念，整合各方力量，以最快的效率来研究清华简。正因为懂得其价值，李先生才会把竹简的内容无保留地、及时地向学术界公开，联合海内外各界专家学者共同来破译这批战国竹简。邢文教授盛赞李先生带领清华简团队，每年整理、出版一辑清华简的“学术奇迹”，认为李先生“心胸博大，于学术有大爱，于简帛有大功，前无古人！”

这种合作常为研究带来新的思路。清华简中有《赤鹄之集汤之屋》，也许是我国最早的小说。故事中讲到后土受帝命，用“棱刃”使夏后罹疾，但这个“棱刃”是什么，也没有更多的材料可解释清楚。邢文教授引《庄子·至乐》与后世的道教与风水之术，把原来读作“棱刃”的二字读作“陵屯”，虽与李先生原来的理解不同，但李先生还是根据竹简的前后文义，欣然授受，并在《文物》的介绍文章中专门加注释说明。

这种合作也为研究带来新的成果。清华简中有《算表》一篇，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冯立升教授主张从数学方面来进行研究，李先生特意邀请施一公教授与邢文教授等协作，将《算表》做成一个英文的研究成果。

最终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算表》经学者研究和吉尼斯世界纪录独立核实认证，是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2017年4月23日，清华简《算表》吉尼斯世界纪录授牌仪式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成果发布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

此时清华简研究工作刚刚过半，全部完成大概还需10年左右。在李学勤的学生看来，2008年以后李学勤明显衰老了许多，但他依然忙着工作，清华简可以说是他晚年最大的爱好。“清华简就是他生命的一个部分，到了先生的晚年，他整个生命都倾注在里边了。”邢文教授这样评价李学勤和清华简的关系。

忙了一辈子，他也该好好休息了。

记者手记：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总是会想象李先生在西北大学讲课时的情景。同学们挤在走廊和窗边，听李先生谈古文字，听累了的时候先生就讲讲近代的盗墓手法，自己的求学生涯。我就会感到这中间的40年时间仿佛一下子就被压缩不见了，好像我只要走到一间教室前，推开门，就能看到40多岁的李先生站在讲台前侃侃而谈。他从那讲台一步步走到门前来，带着天分，带着勤奋，带着谦和，带着豁达，走入这展厅里，把手放在清华简的展台上，隔着玻璃抚摸那细薄的清华简。有时我想：或许这12年的短暂相会，其实是一场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早有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