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范敬宜新闻学子奖获奖者赵芸巧在颁奖仪式上的发言

学生代表赵芸巧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新闻界前辈、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新闻学子奖得主的代表，来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赵芸巧。

开讲前，我想先请大家看两张照片。

这是四川省凉山州一所乡村中学的数学老师办公室，兼体育老师办公室，兼团委办公室，兼新闻广播站。图中的人物是我曾经的学生，正在读初中的彝族孩子们，大家拿着话筒正在播新闻。

这是三年前由我拍的两张照片。本科毕业之后，我加入了由团中央、教育部联合组织的研究生支教团，回到我的家乡四川，在大凉山支教了一年，成为了这些孩子的语文老师。

人教版初二语文的第一单元就是新闻单元，课文里既有消息，也有特写，既有我们中国央媒的报道，也有路透社的稿件，我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新闻课。我们先读新闻，再学采访，最后自己动手写新闻。从那时候起，我们在这个半山腰的小镇上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新闻台，每天晚饭后，都有半小时是属于我们的新闻联播。

我是从那时候起，慢慢领悟了范敬宜先生所说的：“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对范先生来说，这句话是他用二十年泥土里的日子换来的信念。在辽西农村的那些年，他离开了记者的身份，沉入中国农村最底层，深刻理解了国情与民情。1978年重返媒体后，他写出《莫把开头当过头》，旗帜鲜明支持农村改革，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产生全国性影响，靠的也不是书斋里的推演，而是那些年跟农民蹲在田埂上、睡在土炕上一天天练出来的判断。

而对我来说，这深入基层的一年，也对我的新闻判断和记者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去支教之前，我在校园媒体和社会媒体也做过一些新闻实践，但真正在基层工作、生活过一年之后，我才更深地意识到：应该做建设性的新闻，应该做离土地更近的新闻。短短的一年中，我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关卡，关于钱，关于家庭，关于地域，关于卫生，关于生死，学业的关卡是其中最最轻松的一个。那之后，我明白了尖锐不是深刻，流量并非公共，基于爱的建设，价值是无穷的，它需要智慧、勇气和更大的韧性，我感到自己是从那一年起走在这条路上。

后来，我离开凉山回到学校，陆续在一些社会媒体做了乡村、教育相关的报道。今年三月，在看到贵州赫章“黑校车”事故的线索时，我想起我的孩子们的上学路，在这辆核载7人、实载17人的五菱车里，受伤的也是十几个去上学的孩子。正因为知道山区孩子要走多远的路去上学，知道村小撤并后学生的上学路到底有多么“别无选择”，所以更能看到单一事故背后的背景机制。今年夏天，我又写了关于助农直播间卖假货的评论文章，也是本着同样的思路。打着“助农”的旗号卖假茶，透支的是公众对乡村的善意。正因为知道“助农”两个字对农户意味着什么，所以能更敏锐地发现这个现象的危害之大。

理清泥土的逻辑之后，我将目光投向下一个环节：中国故事如何被世界听懂。在新华社国际部，在进博会，在自己的自媒体实践中，我用更多样的语种、更年轻的语态、更下沉的叙事，从中国的现场出发，用国际通行的表达，把中国基层的真实、中国发展的逻辑、中国人生活的变化，讲给更多人听。要做到这一点，我仍然相信，只有真正踩实中国的泥土，才能在世界面前把中国讲清楚。

走得越远，我越觉得，范先生所说的“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分量之重。“主流”不只属于某几家媒体，它属于每一个愿意走到人里面去、把事实查清楚、把故事带回来的人。

作为新闻学子奖获奖者的代表，我想代表同学们对在座的前辈说一声感谢，更对范敬宜先生说一声感谢。新闻是久久为功的事业，是你们的托举，让这束火种得以一年年地传承。感谢你们把火把交到了我们手上，无论如今的新闻业态如何剧变，我们都会带着它继续前行，像刚刚胡正荣老师所说的——不断地“在场”，往人海里去，往土地里去。

我还想对台下同做新闻的同学们说：朋友们，新闻这条路，范先生那一代人用真心走过，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在机会遍地的同时，也暗藏着危机；我们选择的这份事业，在激动人心的同时，偶尔也让我们伤心。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漫长的人生。这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很高兴能和你们一起度过。

最后，在座的各位，让我们来上一分钟语文课。回到初二语文，第一单元，第一课，1949年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刊发的《消息二则》，还记得作者是谁吗？是毛泽东。

我们来回顾毛泽东的一首词。1935年，长征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座大山，陕北就在前方，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只剩下七千多人。毛泽东登上六盘山，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我非常喜欢这首词，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新闻生涯的一种诠释：向过去看，身后的路已经走过万里，但是向未来看，即将踏足的道路竟然更加地开阔绵长——多么激动人心啊，也许这就是新闻业对我们的祝福。而此时此地就像途中的一个驿站，供遍布天涯的同路人相聚，休整，再出发。

感谢范奖，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