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 | 胡钰 杨鹏成：中国新闻学研究：2024年回顾与2025年展望

编者按

我们将在“清华传媒评论”公众号定期推出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撰写的论文，期待与学界、业界同仁共同讨论切磋，推动新闻传播学发展。

本期推介胡钰、杨鹏成撰写的《中国新闻学研究：2024年回顾与2025年展望》 ，文章刊于《南方传媒研究》2025年01期。 

本文分别以“新闻”和“媒体”为关键词，在知网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平台上检索发表于2024年的学术文章，去除重复和明显无关的文章后，总计得到1410篇新闻学论文。根据学者活跃度、期刊影响度和议题新鲜度，本文从所统计文章中选取了68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进行细读和系统性综述。总体而言，2024年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主要受到技术、文化、制度政策及知识创新四个关键要素的驱动，展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

一、2024年度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一）研究版图不断扩展新闻学吸收了来自新闻业和其他社会领域的前沿实践经验和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扩展自身的学术研究版图。
在技术层面，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不断展现出其变革性力量，深刻重塑了新闻业态，也显著增加了新闻研究的问题域，使其成为研究的焦点。研究者既关注到其为新闻业带来的诸多新可能，对新技术语境下的实践经验展开“实然”层面的学理性总结，也意识到其对既有的舆论生态、新闻业态、媒介系统、制度法规、从业者的生存与实践等提出的严峻挑战，并在“应然”的层面进行规范性探索。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天然的跨领域性质使新闻研究更加能够打破学科界限，在吸收相关理论资源的同时扩展了研究视野，新闻学科的交叉性质更加凸显。
在制度政策层面，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 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现实需求为新闻学提出新的理论命题。立足媒体融合战略提出十周年，已有研究既重视对各级媒体融合转型、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引入制度、治理、乡村、新质生产力和媒介体制比较的视角探索媒体融合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此外，“全球南方 ”理念为新闻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在地经验，如源自非洲的“乌班图主义”哲学、非洲新闻伦理学和口头传媒等理 论和实践中同样可能蕴藏着惠及全球新闻传播思想的在地智慧。

值得重视的是，本年度的部分高质量新闻学术论文不仅发表在新闻出版和传播学领域的专业期刊上，更见诸于《中国社会科学》《人民论坛》《南京社会科学》等综合性期刊，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高校学报，展现出新闻学的跨学科影响力和新闻学议题的多元化。

（二）理论基础不断深化基于中国新闻学的主体自觉、全球视野和前沿的新闻实践进行知识体系建构和理论话语创新， 是开展新闻研究的内在动力。在此背景下，新闻的定义、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及新闻学的元问题等得到更为全面和深刻的审视，由此学界涌现出诸多关 于新闻理论基础的讨论。
其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中国化时代化。荆学民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的呼唤，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而来的，也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两个结合”有力提升了新闻实践和新闻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 力和理论来源。
其二，以新闻理论基础的重塑回应媒介技术和新闻实践创新，通过发展已有概念的新内涵或创新理论概念的方式，回应现实中的新闻活动与新闻现象。如李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舆论概念，应当突破意见表象论，将舆论视为奠定于特定生产结构与现实利益基础之上、具有交往合理性和反思批判性的表达实践，而非意见或态度的数字化分布，才能避免舆论研究简单化的形而上学取向和舆论实践非理性化的倾向，凸显舆论蕴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舆论研究、引导和治理。”
其三，以新闻史研究夯实新闻理论基础的历史逻辑。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新闻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的创新发展都离不开对新闻史的挖掘和阐释。正如李泓江强调的，“若要从根本上创新与发展中国新闻史，有赖于一份份扎实且具体的新闻史著述，有赖于更多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三）人本主义价值取向不断凸显白红义指出，“新的新闻学出发点理应在‘人’ 的一端而非‘事’的一端，即便是置身‘事’内，也要在人的立场上去理解、达成‘事’”。李彬也强调，“如果说文学属于虚构的人，历史属于过往的人，那么新闻则属于活生生的当下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作为驱动新闻学研究范式转换的深层次动力逐渐彰显出持久和广泛的影响力。
一方面，新闻活动从大众传播时代封闭的编辑室走向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领域，新闻研究也随之从职业范式回归到社会范式，“实践”成为把握新闻活动的关键概念。如王润泽和武家璇强调， “新闻学基本概念应突出本学科所追求的价值和社会功能，将概念根基向下扎牢，寻找新闻的人文关怀，走向人文哲学领域，反哺其他学科，不仅限于社会科学的操作层面，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重要一环，这也是新闻学基本概念重塑和新 闻学知识体系创新的重要目标”。这种实践性既通过党的新闻路线、方针、政策、制度规范和新闻观念间接体现出来，也通过职业或非职业化的新闻主体活动直接体现出来，同时反映在本年度的新闻研究中。
另一方面，“两个结合”和新媒介技术为新闻文化创新提供了坚实土壤，不断引领和塑造新时代的新闻生态。前者广泛梳理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的丰富内涵，激活新闻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保障媒介技术又好又快地发展，推动社会和个人的和谐自由发展。笔者在别的文章中将其总结为“新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认为“新人文主义具有理性、和平、包容的精神，以人类为中心、以平等为原则、 以合作为方法、以自由为追求”。后者立足于技术文化共生论，认为智能化的技术演进趋势指向了一种以自动化为核心特征的文化创衍模式。如常江和刘松吟认为，“人本主义作为人类新闻观念与新闻经验的价值内核，以及人类历史主体性的逻辑依托，始终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应当在新闻规范理论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要达成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尊重经验现实，承认人机共生作为支配新闻实践演化的基本关系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生产出有关新闻生态的正确解释”。

二、2024年度新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是2024年度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支点、实践方向和时代命题，为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提供了持久的思想动力和实践依据，具体研究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理论创新和新闻教育三方面展开。
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脉络的梳理与阐释。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新闻实践和党报理论的逐渐成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在后续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涵。郝雨和孙佳利通过对中共建党初期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考察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坚持理论自觉和实践 创新的重要成果”。在新时代，两人进一步指出，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分支理论。‘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无疑是新时代的重要历史使命”。朱清河和万涛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两个结合’的新闻理论探索与实践历程中，彰显了‘人民利益至上’ 的新闻价值立场、‘满足时代需求’的新闻功能命题、‘升级调查研究’的新闻操作技术、‘中国特色话语’的新闻理论阐释”，实现了新时代的理论飞跃。
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提炼与反思。在方法论层面，熊壮和陈力丹指出应“准确、全面地引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论著”，“研究者一定要拒绝形式主义，少说套话，养成批判性思考的习惯，从而总体提升本学科的研究质量，推动形成一种良好的学风”。同时，宗益祥认为“文本学方法要求新闻思想史研究必须放弃过去对显性字句与表层逻辑的语录崇拜，努力深入到经典文本的‘空白’和‘深层’中去……努力在字里行间的‘空白’处发掘隐藏在文本深层的思想逻辑，进而管窥背后可能存在的新闻出版观念”。在历史与理论层面，叶俊考察了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哲学起源，指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实践哲学、时空观念和自由观念为其新闻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哲学启蒙作用”。邓绍根和强若琳考察了报刊的“红黑榜”观念和实践，认为“列宁的报刊‘红黑榜’观念能够在中国快速传播并广泛应用至今，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开放性、实践性、科学性，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色彩的基本观念相契合”。
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中国化时代化实践的总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教育理论的指导性思想，也是新闻教育实践的核心内容。邓绍根梳理了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新闻院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重要精神、出台的文件及提出的具体任务和措施等，并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向纵深发展”概括其总体态势。赵月枝、王欣钰和笔者认为“要超越仅作为新闻专业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目标，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学生个人的精神解放、理想信念树立，对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及社会主义传播主体塑造，以及对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在实践层面，闻羽、宗益祥和吴科提出“教学目标导向、学生学习投入驱力、多方联动共育和成效校验评价构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教学效果优化机制创新的四大维度”。
（二）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探索自新闻学被列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性学科之一、应建构起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被提出以来，对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就成为新时代新闻学研究的战略性、方向性和引领性命题。 2024年度的相关研究更显系统性、层次性和创新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
从全球视野和时代使命出发讨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定位、基础与发展方向。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突出了中国作为世界体系中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主体，在知识层面通过不断提升理论自觉和创新来回应世界变革的能动性。学界首先需要回答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什么、为什么和怎样建构的基础性问题。从世界学术话语权的失衡格局来看，中国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学术生产工作，也是我国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的政治实践形式之一。从全球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播来看，周庆安和许涌斌指出“中国为新闻传播实践提供了最具活力的现实场景，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无法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也超出了西方理论的解释边界，因此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迫切且关键的”。从中国新闻学的发展脉络来看，向芬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从1982年提出‘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历经40年已经基本完成，时至今日‘自主创造’仍是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去路”。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思考建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资源、建构路径与评价标准。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系统性的知识生产工程，既需要立足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吸收各个学科领域的成果，也需要从宏观和整体视角来思考如何优化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的建构路径，并对已有成果作出恰当的评价。如胡正荣指出，要增强新闻传播学学科的主体意识，提升概念化、范畴化、普遍化的建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础问题。陆洪磊和杨鹏成认为“应将中层理论的构想从理论体系的结构性位置上解放出来，突出其作为知识生产途径的能动性作用，并强调知识生产的开放性、流动性”，并指出新闻学领域“探索中层理论图景正是推动理论生产和进步的重要视角之一”。白红义认为“国内的历史社会学者们针对事件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洞见，无论是关于事件的理解和分类，还是对‘结构—事件’‘过程—事件’‘关系—事件’等不同路径优劣的比较，对于我们理解新闻学意义上的事件同样不无裨益，启发我们跳出既有‘关键事件’研究的窠臼，在事件分类、分析范畴、研究路径等方面进行探索性研究”。
从新闻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内部逻辑出发界定新闻学的元问题和基本概念。自近代新闻业发轫以来，“新闻已死”和“新闻无学”是始终悬置于新闻业界与学界的合法性挑战，是构建新闻理论体系时不得不作出回应的根本问题。延续这一思路，2024年度的相关研究或结合新的理论资源和时代背景阐释新闻的本质、新闻业的功能和新闻学的问题域，如王润泽和米湘月指出，“新闻世界”概念的提出回应了对新闻学科合法性的反思，也是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索；或是通过对涌现出的新现象进行概念化和学理化的工作来重新界定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强化新闻研究的解释力和引导性，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变革语境之下，刘欣和蒋雪颖认为应“平衡技术与 伦理的发展，尊重人类的自主性和价值观，为自动 化新闻的未来开创一条以人为本、负责任、可持续 的道路”。
（三）新闻史的深入书写与理论化新闻史是新闻学研究重要的理论、文化与思想资源。全球新闻史是建构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经验富矿，本年度的新闻史研究不仅视野宏阔、议题多元，还产生了较为突出的理论成果。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方面，对中国新闻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近代报刊及其相关历史事件是研究的重点。如刘晓伟重新考察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古代新闻事业周代起源说的观念流变，指出这一观念“蕴含了晚清民国时期国人追寻近代新闻事业合法性、现代性和神圣性的诉求”，并“为以现代理论语境照射古代中国的政治信息传播问题打开了一扇窗口”。王浩恺和操瑞青考察了《申报》与《字林西报》在1872—1877年间的论辩，认为其“反映出早期中文报纸在具体报道实践中的书写立场、书写目的以及书写方式等基本问题，成为此后国人形成明确新闻观念的重要实践源头”。
在党的新闻史方面，不仅党的新闻组织、宣传和教育实践得到更加充分的挖掘和阐释，外国报人和报刊在华或对华的新闻宣传与党的外宣史研究也有所突破。前者或以地域为论述起点，对延安地区、鄂豫边区、东北地区、新疆、西藏的新闻工作进行爬梳，或以人物、事件和组织制度为研究对象，对毛泽东、周恩来、邹韬奋、重庆《新华日报》、中国报纸展览会等展开论述。其中，商建辉和董子尧梳理了从建党到20世纪80年代，党报业在财政困境下，资金来源市场化的应对措施，指出“百年来党报业的资金来源犹如钟摆一般，在拨款制与市场化之间震荡，形成多种组合，并在某种情形下发生转化”，为我国当前的媒体转型探索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历史经验。
后者如朱叶和汪希考察了全面抗战初期美国 《纽约时报》对中日战争的报道情况及其所刊载 的美国读者来信的情况，反映了美国民意的变化， “对美国的远东政策调整提供了一个民意和宣传的视角”“证实了舆论和民意对于外交政策推动具 有实际作用”。李琳熙考察了英国记者乔治 ·何 克在华近八年的新闻实践，基于充实的史料阐释了 “何克如何在发挥局外人优势的同时克服这一角色带来的障碍，最终以局内人的视角和方式深度融入基层中国社会”，并指出其“有效促进了国际社 会对中国工合运动的理解支持”。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新闻史研究的空白，并为重新定位新闻业的社会功能，创新党报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支撑。
在全球新闻传播史方面，基于文明交流互鉴观念的历史叙事取代了基于线性历史观的历史叙事。史安斌和朱泓宇提出，“以19世纪、20世纪之交欧陆、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跨洋电报和跨国通讯社为案例，在帝国、传播与媒介基础设施互构的‘三位一体’系统观念下，可审视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的建造、使用和扩散”。操瑞青通过对19世纪“newspaper”概念的中国译名变迁过程进行梳理，指出“中国社会对报刊媒介的认知建构是持续的阐释创新过程，它受到中国原有沟通文化的制约并在推动该文化转型的同时阐明自身”，展现出了中西交流互鉴的“嵌构式生成”逻辑。
（四）人工智能与新闻业的深度融合创新由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业界实践变革是政策制定者、组织者和微观从业者都必须严肃对待的新命题。本年度的相关研究密切关注基于人工智能的新闻媒体深度融合实践，阐释其特征、逻辑，并探讨问题的解决方式。
探索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构的发展方向与实现路径，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经过十年的融媒实践和学理阐释，正如胡正荣和李荃所指出的，“总体来看，国内既有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的媒体融合实践是在技术、市场和政治‘三重逻辑’交织汇流的推动下，由国家所主导的战略行动”，同时，“媒体融合正处于迈向变革深水区的关键节点，各级主流媒体要继续坚定不移地遵循党中央的指引，通过扎实推进媒体融合来深度嵌入国家治理实践中，成为推进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者和积极参与者”。基于技术、市场和政治的新动向，新质生产力、新型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多元主体协同、平台化、智能化等成为媒体融合研究中的关键词。
关注在新技术语境下如何制定和完善新闻制度、政策和法规等问题，为新闻主体的新行为提供科学化、制度化和体系化的法律保障。制度政策和法律规范越全面明确精细，媒体组织的创新发展方向就越清晰，行为越自由，对新闻传播主体正当权益的保护越有效。在宏观层面，借鉴他国媒体体制建设与转型经验、激发本国体制优势，总结我国媒体融合转型的实践经验是学者们的着眼之处。在微观层面，新闻发布制度，新闻著作权，知识产权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人工智能在新闻业中的应用及相关内容产品的识别、界定与确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的“新闻采访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新闻报道的合理核实义务，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内涵，以及其他国家的新闻出版邻接权和新闻特许出版权等问题引发了诸多讨论。
聚焦人工智能冲击下的新闻媒体生态重塑、新闻教育变迁、新闻从业者的新闻活动和新闻传播效果。在新闻组织和内容制作端，大量研究立足于新闻主体的实践经验，勾勒出新闻业创新对于组织和个体产生的深刻影响。学者们多关注如何充分激发融合潜能和技术优势塑造新型媒体组织形态与社会角色、提升舆论监督实效、构筑主流叙事范式、提升国际新闻传播效力、丰富新闻实践形式等问题，并对已有的典型实例进行总结和分析。在新闻教育端，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和“新文科”建设对新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陈刚和单佳豪认为，新闻高校需要进一步思考“技术与学生、专业、社会等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思考在与新技术共舞的现实情境中，重构新闻传播实务教育专业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新闻的接受端，除了新闻接触、新闻回避、新闻消费和媒介批评等议题外，新的新闻媒体技术生态也扩展了新闻传播内容和效果的测量手段和评价标准。如赵依然、刘伟江和马樱文“探索一个有效处理混合标签及复杂样本的分类模型，旨在为虚假新闻检测的实际应用和分类识别的理论方法提供新思路”；汤景泰和徐铭亮“设计了一套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考察媒体在推特和脸书平台的传播效果与影响力”，并实证了“全球主流媒体传播整体仍然呈现西强东弱的格局，英美媒体占据主导地位，但我国主流媒体进步显著；林聪和塔娜“采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美国主流媒体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发布的16329张涉华新闻图像进行特征挖掘和效果检验……延展了中国形象国际媒体呈现的既有认知，为理解国际舆论环境中涉华 话语策略的动态演进提供了新的实证窗口”。
（五）新闻学理论话语的返本开新中国新闻学创新和发展新理论话语的途径主要包括对经典新闻学理论的扩展与重塑、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解读新闻现象，以及对新新闻实践形式展开概念化和学理化总结三个方面。
审视新闻学经典理论话语在新语境下的适用性和局限性，重新激活或赋予其理论生命力，是新闻学 研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手段。如左灿和沙垚通过对“党报理论”的实践和农村俱乐部建设的历史分析，提出“组织”之于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重要性，“只有将党的组织领导与群众的组织发展相结合，才有可能从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理论，既为当下的基层新闻宣传工作，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也为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提供理论资源”。还有学者提出“重访‘新闻生态’”“超越 ‘新闻客观性’”“重思‘新闻真实’”“再论‘新闻权威’”“重组‘新闻把关’范式”“扩展中国媒体信任 概念”等理论主张，丰富了经典理论的当代内涵，推动了新闻学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采用多学科的视角和理论资源来解读新闻实践和新闻学研究议题，进而为新闻理论创新作贡献，是推进新闻学发展的主要途径。在基础面，刘国强和涂骁睿“从哲学诠释学与批判诠释学的争论出发，……将诠释学的思想发展与对新闻客观性观念的变迁结合起来，以充分理解新闻客观 性问题所涉及的理论向度”；在新闻职业活动层面，徐天博和严康使用社会学中的“边界工作”理论和“边界域”理论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媒介场域的塑造，认为“媒体主导的新闻场域和科技公司主导的技术场域之间的‘边界域’成为未来新闻实践的主体网络”。在新闻实践层面，杨保军和孙新“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为指导，在分析智能体性质的基础上，考察、阐释智能体在新闻生产活 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断出现的新新闻实践为新闻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供演绎或验证的现实基础。作为问题导向和经验导向的学科，新闻学必须全面占有最新的经验材料，实现从现象到问题化、再到概念化的理论跃迁。围绕人工智能应用在新闻业中的普及，徐敬宏和张如坤梳理了大语言模型（LLM）“在新闻学实证研究领域的研究问题、理论和方法，以期帮助学者们开拓思路，在实践中检验LLM的效果和影响，从而更全面地了解LLM对新闻领域的影响”。此外，学者们围绕“沉浸式新闻”“交往融合”“元新闻话语”“介入性”“融合性真实”等概念进行了理论阐释，为中国新闻学和新闻业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新闻学研究的前沿展望

从2024年的新闻学研究来看，无论是在新闻实践的维度，还是在新闻学术研究的维度，新闻都已超越了传统的职业场域，走向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社 会文化范畴，新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愈加鲜明。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思考202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新闻学研究方向，明确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着力点。

着力点之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闻学研究的根本遵循，要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作为推动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建设的总体性成果和体系化表达，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展现了中华文明对当代人类文明建设的深刻思考。新闻活动是文化活动的有机组成，新闻学要以融通古今中外的全人类视野探索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内在机理。同时，应认识到新闻传播活动既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范畴，也反过来 对当今社会经济基础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充分发挥新闻传播文化、新闻创造文化、新闻提升和推动新时代文化生产力的多重功能，使其成为社会进步的内在力量，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新闻参与社会的有机性—成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
着力点之二，推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人文转向和实践转向。人文转向和实践转向是对中国新闻学研究优秀传统的回归、延续与创新，也是其能够在新时代作出实质性理论贡献的出发点。人文转向源于中国新闻文化的基本精神。“当代中国新闻文化精神植根于中国文化精神中，突出表现在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这种新闻文化把鲜活的人作为最重要的报道对象，把维护人民共同利益、激发人民精神力量作为最高层次的报道效果。”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表现形式或有地域和文明之别，也因时代的发展而或隐或显，但始终没有失去内在的生命力，且其滋养社会向善、追求和谐与自由的基本取向是相通的，是全人类都能够接受的，是新时代开展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出发点，也是新闻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
实践转向源于新闻理论的基本根源。脱离了现实的、实践的、具体的新闻活动的新闻研究是空洞的。作为社会的有机构成，新闻既能动地反映人类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又以参与者和引领者的姿态介入到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新闻学研究既应与新闻实践紧密结合，基于鲜活的实践经验总结提炼其“实然”状态，也应充分认识到学术研究之于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和引领性价值，阐明新闻实践的“应然”方向。简言之，新闻学应从现实的实践的具体的人出发，立足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强化对当代新人文主义的阐释、传播与创新研究，强化新闻研究对新闻活动的解释力和引导力。
着力点之三，加强对中国新闻实践特别是中国 共产党新闻实践的研究。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孕育了不同的新闻文化和新闻实践特征，中国古代、近现代及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经验和思想资源，是中国经验之所以能够贡献于世界新闻学和新闻实践发展的根本依据。对中国的丰富新闻实践，比如延安时期的对外传播工作、乡村振兴中的新闻传播工作等，均是有待深入挖掘的理论富矿，需要更多的力量投入其中。
新闻实践是检验新闻学术研究真理性的根本标准。当前，基于不同的价值预设、理论传统和问题意识，新闻学逐渐形成了数个研究范式，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立和竞争。为强化新闻学术共同体意识，强化新闻学界与业界的紧密合作，推动新闻学研究的高质量发展，应首先从中国的新闻实践出发，夯实新闻理论的现实根基，避免理论话语的误用和仅停留于概念层面的创新。推动中国 特色新闻学、数字新闻学、群众新闻学等各种范式间的有效交流，使其理论概念可沟通、可操作和可验证，经得住学界和业界的共同检验，促进新闻学真正的理论创新。
着力点之四，强化中国新闻学研究对宏大问题的解释力和引导力。当代的新闻活动已经弥散至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们感知社会现象、把握社会问题、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新闻活动成为普遍性社会行为，新闻研究也成为平台性学术焦点。因此，当代新闻学研究的领域是更加开阔的，新闻学对于社会的理论洞察也理应是更加深刻的。这既要求新闻学跳出学科界限，提升与其他学科及社会公众沟通对话的能力，也要求新闻学跳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内卷式学术生产”，增强回应社会现实和宏大问题的能力。如此，新闻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科生命力危机，发挥出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支撑性乃至引领性作用，为中国乃至世界贡献新闻学的中国经验、中国话语和中国智慧。

2025年是即将全面完成“十四五”规划的一年。围绕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新闻活动承担着更加重要的职责，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征程中，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挑战，有新旧动能转换压力的挑战，有社会压力与情绪不断起伏的挑战，需要新闻活动与新闻研究共同应对。新一年的新闻学研究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推动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作者胡钰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杨鹏成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辑：张夕

本文刊发于《南方传媒研究》2025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