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胡钰 杨鹏成：以学术期刊建设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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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术期刊建设

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胡钰 杨鹏成

【摘要】如何以学术期刊建设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当代中国学术期刊出版事业的总体性问题。本文将中国学术期刊出版实践置于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进程之中进行考察，梳理了中国学术期刊出版的历史脉络，明确不同时期中国学术期刊的历史定位，提炼出以“科学救国”“新建设”“走向理论自觉”“追求自主”出版观念为标志的四个历史阶段，并基于此阐释学术期刊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提出在当代中国加强学术期刊建设以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总体性；学术期刊；出版观念；自主知识体系

本文刊登于《科技与出版》2024年第2期，引用注释详见刊登稿。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目标之下，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当代学术界面临的战略性使命，在这一使命的实现进程中，学术期刊建设成为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换言之，没有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也就没有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则成为检验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标准。

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并不是从无到有凭空产生的，而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到新阶段的理论升华，是对长时段中国经验的整体思考。该命题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学术自主性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信”最终到“自强”的历史演进。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发展进程中，学术期刊始终是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立与转型的重要载体，也是知识分子生产理论话语和介入社会实践的重要渠道。可以说，学术期刊建设本身内嵌于中国学术发展的总体进程之中，既是中国学术进展的产物，也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媒介。

在这一视野之下，期刊建设、学术发展、社会思想变迁三者之间的互动为我们提供了把握学术期刊建设总体性问题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学术界从狭义上来看，主要由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构成，是学术内容的生产者；从广义上来看，还包括学术期刊等学术内容的传播者。学术期刊既是广义学术界的内在有机组成，又是狭义学术界的外在发展动力。这就使得学术期刊在学术界乃至思想界中发挥着极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无学术期刊，就没有学术传播，也就没有学术对社会思想的引领，而学术期刊的出版观念也就直接影响与反映了学术界的发展特征。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媒介，具备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双重属性，面临着知识与权力、理论与实践、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对学术发展特别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发挥着重要影响。学术期刊的气质和追求会极大影响学术界的气质和追求，考察以学术期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问题，应该采用总体性的视野，历史性和全面性地理解中国学术期刊的历史定位，明确当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中国学术期刊出版观念的历史演进

中国学术期刊出版观念的演进体现并推动了学术观念的转型，也是中国社会思想嬗变的序幕与表征。王学典将新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概括为三次大转型：“第一次是1949年开始的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巨大转型，第二次是1978年开始的从‘以阶级论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到‘以现代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转型”和目前正在经历的“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向‘以中国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转变。”[1] 这一论断也大致符合中国社会思想和学术期刊出版观念的历史演进脉络。基于此，本文从总体性视野出发，将学术期刊发展视为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机组成，并结合中国社会思想和学术发展脉络，将我国近现代学术期刊出版观念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1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救国”学术期刊出版观

“科学救国”出版观念在中国学术期刊早期出版实践的探索阶段确立起来。清朝晚期，《格致汇编》和《亚泉杂志》分别于1876年和1900年创刊发行，推动了我国学术期刊事业的兴起，旨在“救国其必一国之国民，人人自励，人人自竞，先使一身之学术无一年无一月无一日无一时而不有其进步”。[2] 辛亥革命以后，综合性和专门性学术期刊得到进一步发展，办刊主体多元，办刊质量提高，出版机构逐步健全，发行时间固定，部分出版活动甚至走上了国际舞台。

在“科学救国”出版观念的引导下，中国学术期刊对中国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科学思想的确立。学术期刊对西学的译介构建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基本认知，并对“科学”这一概念形成了中国式的理解。知识分子的学术探索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而是在强调科学本身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其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由此，将知识生产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期刊和中国学派的气质与底色。第二，学科体制的转型。学术期刊“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并日益成为推动近代学科转型的载体”，其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标榜输入新学理，以示区别于传统的学术内容及其分科形式”和“使学术论文逐渐取代传统的笔记札记，成为学术评价的新载体”。[3] 第三，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学术期刊建设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从事编辑出版和学术译介的中国出版人以及关注西学的学者，创造了有别于传统学术文化氛围和组织方式的学术共同体。这一时期的学术共同体是局部且不稳定的，在价值取向上是多元的，但是其对于推动社会思想变革的影响非常广泛。

尽管此时的学术期刊以传播西学为主要目的，但也显现出了期刊编辑追求学术独立的朴素自觉和主体性反思。如《国粹学报》强调“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不存门户之见，不涉党派之私”，“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4]，在吸收和理解他者之科学文化的同时深化对自我的认知。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理论宣传阵地建设中，也在强调救国之志时对西学保持着审慎态度。如针对多种舶来的社会思潮和理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依托《新青年》等杂志发表文章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的适用性，同时对各种思潮进行分析和批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2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期的“新建设”学术期刊出版观

20世纪40年代以来，尤其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全国科学文化思想界被充分动员以建设新中国。在此背景之下，我国期刊出版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建设”出版观念由此形成，并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话语表达。

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1949年，由吴晗、费青、费孝通、钱伟长等15人创办了《新建设》月刊，后成为该时期最权威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期刊，在推动理论发展、政策制定和学术人才培养方面起到奠基性作用。毛泽东为该刊题词：“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5] 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文史哲》创刊发行。该刊因坚持学术独立思想和科学精神，融汇文、史、哲学等学术视野以及与中国学者、学术机构和出版机构的广泛联结而得到学术界认可，并在其70多年的出版实践中展现出了中国学术期刊和中国学派的气质，在新中国学术发展中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就自然科学而言，以1949年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三条提出的“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为标志性宣言 [6]，科技期刊迅猛发展，在期刊出版制度上形成了“期刊管理高度行政化、期刊建制逐步严格化、期刊类群渐趋清晰化和期刊形态呈现多样化”的出版格局 [7]，刊发了大量切实推动科学发展和国家建设的研究成果。

更具有引导性的理念是“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与流行。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号召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以满足“当前紧张的建设事业”。[8] 该报告迅速得到全国知识分子的响应，开启了新一轮科技发展高潮。

在继承“科学救国”观念的基础上，“向科学进军”理念的提出以及“新建设”出版观念的形成反映出中国的民族自觉、文化自觉和学术自主性初步建立起来，体现了国家政治独立后追求文化独立与学术独立的内在逻辑。“新建设”出版观既强化了中国的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发展的价值追求，也在客观上为20世纪末期中国的学术转型创造了内在动力。

1.3 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走向理论自觉”学术期刊出版观

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学术期刊出版事业迎来了发展繁荣时期。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期刊出版效果概括为：“思想解放的舆论阵地，文化启蒙的大众讲坛，知识生产的组织创新引导，文化产业的显著部类。”[9]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和追求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下，学术界摆脱了“以阶级为纲”的束缚，主动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以现代化为纲”的发展范式。

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实践不断创新。如，《新华文摘》《社会科学战线》等文摘类和大型综合性社会科学理论刊物的兴起“创造性地发展了当代期刊的内容结构形态”，以《社会》为代表的刊物则探索出了相对成熟的国际化发展道路。此时期的科技期刊形成了“品种丰富、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出版格局”，以《中国激光》为代表的科技期刊进一步探索数字出版转型发展路径。1995年，清华大学立项开发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光盘，并于1997年联合期刊界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规模集成化全文电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开启了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传播的新时期。[9] 以上出版实践是我国出版体制调整、管理结构变化、经营模式完善、期刊质量提升的一个缩影，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实践的繁荣推动出版业自身走向理论自觉，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编辑出版学术研究，并在高校展开专业的人才培养。1981年，中国最早的编辑出版学术刊物《编辑之友》创刊。1985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开始招收编辑学本科生，清华大学设立科技编辑学第二学位，培养文理结合的复合型人才。1987年，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成立。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出版发行等相关专业合并为编辑出版学，列在新闻传播学类之下，其作为一门专业学科逐渐走向成熟。编辑出版业的专业化和理论化为中国出版事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人才与智力支持。

总体而言，“走向理论自觉”出版观为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提供了动力，也将中国塑造成为出版大国。学术期刊的繁荣出版反映出中国知识创新和传播的需求，在学术交流层面日益需要跨机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平台作为支撑。随着现代化出版体系和学术发展迅速推进，学术期刊建设自主发展意识逐步增强，探索出版业发展的新实践逐渐涌现。

1.4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追求自主”学术期刊出版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出版业的主体性自觉、“以中国化为纲”的学术追求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立自主精神的有机结合，为“追求自主”学术期刊出版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撑。进入新时代，中国学术期刊面临思想文化变迁与数字技术发展两个大的时代变革条件，由此推动学术期刊发展进入崭新的阶段。

其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在2016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10]，显现了新时代党中央对学术自主的明确追求。2022年4月，习近平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1]“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提出为中国学术期刊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2023年10月，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为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提供了行动指南。

其二是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部署实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评估”工作，包括《前线》《人民论坛》在内的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入选为示范单位，学术期刊出版业逐步进入数字化转型和多媒体融合发展的阶段。此后，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推动学术出版融合不断深入。围绕着相关政策和技术的发展创新，学术期刊出版在发展战略规划、治理体系、新型业态、版权保护、国际合作等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为出版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与新的出版技术驱动下，“追求自主”成为中国学术期刊出版的新观念。2022年，第一个数字出版领域专业期刊《数字出版研究》正式由国家批准创刊发行，数字出版界由实践探索走向系统性的经验总结和专业化的理论创新，展现出了编辑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能动性。可以说，中国学术期刊自主意识的提出与强化，展现出了对失衡的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以中国化为纲”学术转型的内在需求、当代知识创新规律、现代媒介技术特征更为明晰的认知。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学术期刊建设是推动和引领学术和思想界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具有自主性的高质量学术期刊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二、学术期刊

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关系

从学术期刊事业本身来看，特定时期学术期刊出版观念的形成意味着出版实践的成熟和出版理论的深化，对不同历史时期出版观念的梳理为我们在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期刊事业提供了历史方位和思想动力。从社会发展、学术发展与学术期刊建设的关系来看，对出版观念变迁的梳理将学术期刊出版的中国经验指认为自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为解答以学术期刊建设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总体性问题提供了内部视角，也为我们在当下分析两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经验支撑。也就是说，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并非相互独立的进程，两者呈现出互动互构的特征，因此，本文认为，可以通过把握以下四者的关系来理解学术期刊是如何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

2.1 学术期刊与学术独立

高质量学术期刊是学术独立的前提和检验标准，学术独立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必要条件。学术独立包含两重内涵。

其一，独立于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学术格局。事实已经证明，处于依附地位的学术出版事业只能催生出依附性的学术生态，难以实现学术独立。中国学术期刊事业建设初期，就有编辑认识到：“译书之事，仅能假他人之思想，直接映之于吾，而不能即以为吾之思想。纯以吾之思想发表斯之谓学问独立。今于此数年中欲骤脱译书时代，而进于学问独立之时代，此固程度限之，不能骤及，然取他人之思想，即以吾之思想融会贯通之，参酌甄别，引伸发明，实为二时代过渡之要着。”[12] 纵观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期刊实践的繁荣、机制体制创新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深化的基本诉求之一即是为学术独立创造基本条件。在当今的世界学术格局中，中国学术期刊应该首先坚守主体意识，自觉地彰显学术独立精神，打造出真正立足中国视角，扎根本土，放眼全球的中国学派。

其二，独立于阻碍学术发展的外部因素。不可否认，学术期刊出版事业始终受制于外部因素，但是具备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的全流程之中，包括研究议题策划、研究成果出版和期刊评价体系等方面。学术期刊应公平公正地刊发学术成果，展现学界的前沿水准，同时最大程度抵制非学术因素对独立自由的学术氛围的干扰。从这一角度来看，学术研究是否独立，可以从学术期刊的建设情况以及学术成果的发表情况中体现出来。当然，学术期刊所面对的外部压力与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并不完全矛盾。主管部门应制定更符合科学发展和知识创新的政策，加强学术期刊管理，提升管理效能，为学术独立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2.2 学术期刊与知识创新

学术期刊是推动和引导知识创新并将其公开化的重要渠道，知识创新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途径。学术期刊在知识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论文大国、学术大国向论文强国、学术强国的发展阶段，其核心在于学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跨学科的组合式创新是创新的基本途径。而在当前研究方向逐渐细化、学科设置愈加繁琐的学术环境之下，跨学科类和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建设有助于打破学术壁垒。这需要中国学术期刊发挥主动性，通过搭建跨学科期刊平台引领学术研究方向。与新闻传播类似，学术期刊同样具有议程设置功能，能够引导学术界关注我国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时代命题，反映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2019年颁布的《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中指出要“立足国情、面向世界，提升质量、超越一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科技期刊发展道路”[13]；2021年5月，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回信，指出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14]，明确强调了学术期刊出版事业的自主意识和引领意识。从历史上来看，为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或取得重大科学技术成果的杰出人物大多不拘泥于某一特定学科领域，如达芬奇、牛顿、钱学森等。因此，当代中国学术期刊应在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引领知识创新方向方面发挥更大主动性。

学术期刊是推动知识传播的载体，具有公共性。科学研究是探索真理的过程，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而学术期刊本身就是学者进行理性交流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创造“有机的公共生活”的责任使命。得益于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学术成果不仅限于在专业的研究人员群体内部共享，众普及，更加有利于多元观点的交流和知识传播，形成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对普及科学成果，提升社会公众素养，创造有利于科学研究发展的社会氛围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够以更为通俗易懂的形式和快捷的速度向公众普及，更加有利于多元观点的交流和知识传播，形成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对普及科学成果，提升社会公众素养，创造有利于科学研究发展的社会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2.3 学术期刊与社会动员

学术期刊进行社会动员，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社会运动的关键环节。从学术期刊出版观念嬗变的过程可以看出，学术期刊出版既是知识分子进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阵地，也是直接推动物质层面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感。清末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借助报刊大量译介西方学术成果，同时宣传自己的学术主张和政治思想，开时代之先声，对推动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运动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始者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系统地向国内宣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将理论转化为指导中国实践的核心思想。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引起社会各界激烈讨论，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期刊召开全国讨论会，吸引了哲学、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者的广泛参与，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实施创造了舆论氛围和思想准备。1979年，以《读书无禁区》为创刊号开篇的《读书》杂志响应改革开放号召，进一步解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禁锢，形成了轰动一时的文化现象。

除了直接进行社会动员之外，学术期刊也为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决策提供理论参照，从而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学术期刊及其所代表的科学共同体因其高度的专业性而具备社会公信力，学术界可以通过学术期刊或内参等形式为国家反映社情民意，提供科学决策参考以及推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能够通过科学知识的普及介入社会动员。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科学工作者不仅致力于对传染病情的研究，还作为权威的信息来源，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指导建议向政府和公众传达。随着新媒介的发展，学术期刊的发行速度更快、触达范围更广，其引领性和公共性愈加显著，社会动员能力也会有所提升。

2.4 学术期刊与中国话语

学术期刊是传播中国经验，构建中国话语，增强中国影响力的理论阵地，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话语的理论化和系统化表达。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以普世价值为核心表征的普遍主义话语体系，掩盖了其帝国主义范式的本质。构建中国话语意味着打破西方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为世界提供另一种合法性叙事和另一条发展道路，以高质量的学术期刊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则是建设有影响力说服力引导力的中国话语的其中一环。在实践层面，相比于新闻报道，学术期刊出版的内容更具有学理性，能够从大量复杂的现实经验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性和借鉴意义的理论话语。而相比于书籍出版，学术期刊出版更有连续性和时效性，能够将最新的中国经验及时地总结提炼并传播出去。因此学术期刊这一媒介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当前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将进一步释放学术期刊的传播效能。

需要指出的是，传播中国话语不是要重复西方式现代化理论的话语霸权，而是完善和发展中国话语的内在要求。中国话语是守正创新不断成熟的过程，也是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互动共生的过程，学术期刊同样如此。学术期刊需要充分传承、发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阐释好中国的具体实践，坚守中国特色之根基。学术期刊还需要以独立自主的姿态主动融入世界学术格局当中，突出平等互鉴的价值导向，坚守住中国学派的学术气质和追求。同时，学术期刊能够将其他国家的理论创新引入中国，在辨识和交流中增强中国的主体意识，在互鉴中广泛吸收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思想，以壮大和巩固中国话语的理论基石。更重要的是，中国学术期刊要积极参与世界学术交流，为当代人类的新知识作出中国贡献，也只有当中国为世界的贡献不断提升，中国话语才能真正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三、学术期刊建设

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

总体上看，“我国文化生产的主要矛盾已经从‘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转向了‘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出版物“有高原无高峰”。[15] 学术期刊出版更是处于相对低谷的位置，与将其作为建构和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阵地的要求还存在较大距离。具体来看，科技期刊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发展存在差距：“我国中文科技期刊逐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英文期刊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16]，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则“普遍存在有成果无体系、有数量缺质量、有导向缺引领的基本现实”[17]。简言之，中国学术期刊尚未获得与自身学术成果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而学术期刊建设的自主性提升已经成为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学术期刊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

3.1 将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学术期刊建设的根本着力点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是中国自主意识和文化自觉迈入新阶段的标志，我国学术期刊应积极主动落实以充分展现学术期刊的主体性，充分彰显“四个自信”。

这一方面要求学术期刊以凝聚共识、巩固共同思想基础为价值导向，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打破学界和社会其他各界壁垒，推动整体性视野的普遍形成，以回应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整体性问题。因此学术期刊建设需要完善制度政策以增强不同领域之间各种形式的交流，还要掌握新媒介技术环境之下的信息传播规律，深化期刊出版融合发展，打破学术平台和数据库的资源垄断，扩展公共讨论的空间，让社会公众能够且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学术前沿信息。

另一方面要求学术期刊以更为开放的视野融入世界，加大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关注，同时还要引导全世界的学者关注中国。世界允许多个主体存在，一种主体性的确认不会取代另一种主体性，而是促进各国认识到彼此互为他者的主客体关系，无论是我国学者跳出西方中心主义来认识其他国家还是其他国家学者以各自视角来认识中国的过程，都将有助于深化我国的学术主体性自觉和自我认知。具体来说，我国学术期刊不仅可以加大其他语种期刊的建设以及海外前沿学术成果向国内译介的力度，还可以主动邀请各国学者以中国为“田野”，关注中国问题，发表中文学术成果等。

3.2 创新建设具有主体性和普遍意义的中国特色学术期刊出版范式

在世界范围内，以西方科学体系为基础的学术期刊体制机制逐渐暴露出其内部问题，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对于学术期刊出版的时代要求，如审稿周期过长、同行评审存在制度缺陷、评价体系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依附性等等。我国学术期刊事业有责任深化“追求自主”的学术期刊出版观念，并在实践上发挥示范性和引领性作用，探索建构更加平等的学术期刊出版范式，为世界各国贡献另一条学术发展道路。换言之，中国学术期刊应以建设践行批判，以中国之主体性激发他国之主体性，即将学术期刊作为建构世界范围内新型学术共同体的平台，推动中国学术与其他国家学术的深度联结，共同建设世界学术出版的新范式。

新范式的建立要求改进学术期刊出版机制，完善学术期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迭代创新学术产品形态，培养学术出版的全媒体人才，建构更加公开公平公正的学术评价体系。新范式的核心在于提升中国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学术期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引导性和对青年学者的包容度。将学术期刊的公共事业属性和开放平等的理念贯彻到学术出版的全过程中，探索有别于西方学术期刊业以盈利为导向的出版运营模式。建立透明高效的学者、学术期刊和社会公众的沟通渠道，降低交流成本和壁垒，让社会公众成为研究议题策划、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成果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主体，提升学术期刊对社会问题的关照度和社会公信力。矫正学术期刊发表的唯影响因子论，通过改善审稿选稿流程、规定不同职称学者的学术发表版面比例、降低其对于论文评价的影响等方式，同时还可以设计长书评、学术访谈、学术视频等形式多元的学术成果发表方式，激发青年学者的学术探索与创作热情。总而言之，要让学术期刊回归学术生产阵地的本质属性，减少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减少形式化因素的干扰，让学术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迸发出来。

3.3 把我国学术期刊建设成为人类文明的有效载体

学术期刊本身以高度理性化的表达方式展现和传承了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而将我国学术期刊建设成为超越国家和民族，包容世界多元民族文明的有效载体，则是以学术期刊出版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文明观的应有之义。20世纪末以来，以强调降低知识流动壁垒、促进知识共享和科学交流为核心诉求的开放科学运动逐渐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如拉丁美洲地区国家将“公共资金投入开放基础设施建设中，实现了读者和作者双向免费的科学知识开放获取。拉丁美洲的大部分科技期刊都可以在网上获取全文，大大增加了该地区科学成果的知名度和可及性。拉丁美洲将科学知识视为一种共有资源，将科学知识的生产、管理和传播等各个阶段的控制权掌握在公众手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家支持、学术社区主导、多主体协作的科技期刊出版体系”。[18] 在期刊建设层面，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创办的综合性期刊PLOSONE具备非盈利、审稿周期短、研究数据公开共享、发文量不受传统期刊版面限制、文章的研究意义由读者进行评价等特点，是较为成功的开放获取类期刊案例。

中国也积极响应开放科学运动，如在2021年9月成立了“开放科学国际创新联盟”，发布了《开放科学实践北京倡议》，相关要求还体现在“十四五规划”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政策法规中。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学术期刊在践行开放科学运动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高校等科研机构、图书馆和期刊出版业界均围绕相关理念进行了探索。2008年，被广泛认可的开放获取期刊目录（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首次收录中国的中文期刊，为《中国癌症杂志》；2012年首次收录中国的英文期刊，为China Foundry ，随后收录数量逐年增加，所收录的期刊和论文不同程度地向世界公众开放。但整体上中国的开放获取期刊数量仍然占比较低，且英文期刊数量远高于中文期刊数量。以人类文明的有效载体为建设目标，我国的学术期刊建设应在制度和实践层面进一步落实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开源软件等开放科学运动所提倡的具体举措，降低国际学术交流门槛，建设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共同体。

四、结语

以高质量学术期刊建设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我国学术期刊的时代使命，回答如何发挥学术期刊的自主性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一总体性问题则是当代学者和学术出版事业的时代课题。本文将学术期刊置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分析了其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出版观念和历史定位，并以此深化对学术期刊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的理解。基于对学术期刊事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挑战的把握，本文认为，在实践层面，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建设应该将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重要着力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术期刊出版范式，并使其成为人类文明的有效载体，让我国学术期刊既具备价值引领意义，又能够有力推动知识创新和科学交流，服务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杨鹏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