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科研·公开组会」回顾 | 传媒经济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

4月9日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第12期“清新科研·公开组会”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102会议室举行。本次公开组会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赵月枝教授、崔保国教授、杭敏教授课题组联合发起，聚焦“传媒经济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前沿话题，学院科研副院长张铮教授现场参与，吸引了50余位来自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参加。作为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品牌学术活动，“清新科研·公开组会”旨在为师生搭建一个开放、平等、活跃的学术交流平台。本次组会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王欣钰主持，课题组成员就相关主题展开了研究汇报与经历分享，四位老师进行总结点评，参会同学与老师们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研究分享环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5级博士生沈文瀚的汇报围绕国际舆论中的人民币汇率形象展开，从经济传播和政治经济学双重视角予以剖析。通过解读《中美财经新闻中人民币汇率争端的隐喻呈现》一文，比较China Daily和New York Times关于人民币议题的隐喻构建，围绕批判性隐喻分析方法，指出中美媒体对人民币汇率的隐喻构建差异明显。随后他对文章进行总结反思，提出优化设想。最后，此次汇报梳理了人民币汇率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和货币经济悖论，思考了当前环境下美元超发、汇率制度等因素对中国货币经济的影响。

 沈文瀚汇报

新闻学院23级博士生关博韬分享了《“风险-收益”视角下传媒市场的投资并购逻辑分析一以游戏行业为例》研究，剖析了传媒市场的投资并购内在逻辑，尤其将聚光灯对准了游戏行业。在“并购六条”等一系列政策所营造的大背景下，投资并购活动呈现出火热态势。传媒产业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其意义深远而重大。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的具体呈现形式，尝试去分析传媒市场投资并购背后错综复杂的结构。以腾讯和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大厂在游戏领域的投资实践为典型案例，探讨了作品投资、战略投资和并购投资等多样化的投资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在资本运作、艺术创作和商业化运营之间寻求平衡的动态过程。不可忽视的是，传媒文化产品具有其独特的属性，诸如IP产业链的价值变现潜力、传媒人才的“灵韵”特质等，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媒并购的风险与收益。

 关博韬汇报

新闻学院25级博士生何海洋以硕士毕业论文《中原石油报》为例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党报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他指出在国有企业党报市场化改革的具体过程中，市场逻辑并未完全主导党报的运行，而是与党性原则进行了多轮互动与博弈，“党媒姓党”仍然是《中原石油报》在最为激进的市场化浪潮中也未曾割舍的一条“底线”、“暗线”和“命线”。进入21世纪，当市场化力量借助科技理性的话语外衣和新媒体平台的去中心化力量重新构成可能威胁党报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力量后，作为党报体系的国有企业报该如何进一步实现新的融合与发展，这不仅是《中原石油报》未来要面临的问题，更是值得我国国有企业报甚至所有党报都要时刻关注的问题意识。

 何海洋汇报

新闻学院博士后赵伦则系统性概述了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是适应数字化时代传媒生态重构的必然选择。从传媒经济学视角来看，探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要关注其理论基础、驱动因素与实施路径。理论层面，系统性变革强调资源优化配置、动态能力构建和传媒生态协同发展，并受到资源基础论、动态能力论和双边市场理论的支撑。驱动层面，政策惯性、组织优化、社会连接与技术变革共同作用，促使主流媒体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持续提高市场竞争。路径层面，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需要不断进行组织优化，创新内容生产，加快市场化转型，深化技术赋能，通过应用扁平化管理模式，设计数据驱动内容策略，加快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以实现全媒体环境下的提质增效与持续发展。

 赵伦汇报

新闻学院21级博士生杨乐介绍了她关于《媒介规制逻辑：国际政治经济变革与社交媒体三重属性的相遇》的研究，通过构建国际秩序变革与社交媒体三重属性相互作用的机制，揭示了数字时代国家规制社交媒体的逻辑。具体而言，国际秩序的变革体现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退、国家数字主权的兴起以及国家间科技领域竞争的加剧；社交媒体的三重属性分别是是作为媒介的社交媒体、作为平台的社交媒体以及作为科技企业的社交媒体。两者相遇后产生的影响为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带来的个人不满和身份认同对立可能由社交媒体加剧；国家数字主权的兴起使国家对社交媒体平台有更强的管制冲动；以及国家间科技竞争使社交媒体科技企业更容易卷入地缘政治博弈。最后，通过对TikTok、Meta和LINE三款社交媒体遭遇的不同国家管制案例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该机制的有效性。

 杨乐汇报

新闻学院22级博士生王刚以《网络微短剧出海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审视》为题，首先介绍了网络微短剧的概况，并回顾了新兴传媒产业视角下分析出海网络微短剧的思路。他认为，对于出海传媒产业而言，政治和跨文化两大要素不容忽视，引入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更能体现对该产业长期主义的关怀。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由赵月枝教授提出，着力于解析全球传播现象的整体性理论与实践框架。与传统传播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是，该框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研究在传播、信息和文化领域的演绎和拓展，秉持鲜明的反殖民和反霸权价值立场，以挑战西方中心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为己任。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下审视网络微短剧的发展脉络与未来趋向，能够帮助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对网络微短剧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王刚汇报

分享完毕后，张铮老师赞扬了本次组会的主题安排与组织，并进行深度点评。他首先肯定相关同学对中原石油报案例、主流媒体转型困境等议题的探索，强调此类研究为观察国家重点关注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供了鲜活样本。谈及学术方向，张铮老师提出学界应更聚焦新闻传播领域的真问题与新挑战，例如媒介融合在技术迭代与国际格局变动中的范式重构。他建议引入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角，前者侧重阐释机理和规律，后者更关注背后原因及应然与实然状态的差异。针对学科建设，张铮老师分享了他关于回归主责主业、关注新闻传播理论核心问题的思考，提倡“双向滋养”路径——既以传播学理论支撑文化研究，又以跨界实践反哺学科边界拓展。他鼓励青年学者打破思维定式，对“共识性认知”保持批判性审视，在学科内外的“反复横跳”中探寻创新可能。

 四位老师点评

赵月枝老师认为，本次研讨虽然是师门内部的公开组会，但实际上放在整个中国传播学界中，也是一场极为重要的、“新鲜又古老”的高端对话。赵老师指出，传播学不仅仅需要关注传播机制本身，还应该考察背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如何塑造和影响传播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角色不可忽视，无论是通过直接规制还是通过间接的市场控制，国家始终作为基础性力量嵌入传播场域运行。这种"国家回归"的学术自觉，本质上是对传播学研究中长期僵化的“国家-市场”二元对立叙事的重新审视。赵老师特别谈到，本次展示的研究成果展现出强烈的“互文性”，既具有其独特的视角，也能与其他研究产生联系。例如，何海洋提出的 微观“毛细血管”类比，强调了在广阔的媒体体系中，某些看似微小的传播方式和渠道，实际上对媒体生态的整体运行具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赵伦的研究则更侧重于系统化框架，通过严谨的理论分析揭示传播学中的各类机制。这些不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媒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对话，能产生非常有意思的“化学反应”，不仅为学术带来新思路，也能够帮助研究者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传播现象。

崔保国老师在点评中谈到，经济学着重突出效率，政治经济学则更为聚焦公平。实际上，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差异主要体现在立场与方法层面。经济学秉持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坚信市场具备解决大多数问题的能力；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政策干预的必要性，认为政府在产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传播学较早地引入了经济学方法展开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等多种思想相互碰撞、交融，催生了诸多新颖且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以TikTok遭美国封禁一事为例，表面上看是所谓的“安全问题”，实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其背后暗藏着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以及资本利益的残酷博弈，美国显然不愿看到一家中国资本企业在全球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崭露头角、站稳脚跟。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各有其独特优势，二者并非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在全球化和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我们更应融合两者的长处，制定出契合中国国情、能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政策。

最后，杭敏老师表示，无论我们研究什么方向的议题，其实都离不开经济学的视角。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背后其实有很强的经济利益驱动。所以，在我们讨论传媒、社会文化时，特别需要去关注其中的经济动因。这些动因，我们可以称之为“motivation”或者“incentive”，这实际上是我们理性分析传播现象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察点。虽然经济学的第一条原理是“权衡取舍”（trade-off），即在决策中平衡效率与公平，但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还不够深入。相比之下，从传播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更多的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考察。传播学关注的不仅是市场的效率，也需要关注社会的公平、规制等问题。尤其是站在我们清华新闻传播学院的视角，我们的育人理念一直是“面向主流，培养高手”，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社会最核心的议题。

 组会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