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

学术分享丨赵月枝：构建融通中外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从传播与发展议题重新切入

来源：清华传媒评论作者：清华传媒评论

以下文章来源于青年记者杂志，作者赵月枝

我们将在“清华传媒评论”公众号定期推出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撰写的论文，期待与学界、业界同仁共同讨论切磋，推动新闻传播学发展。

构建融通中外的新闻传播学

自主知识体系——

从传播与发展议题重新切入

赵月枝

【摘要】克服新闻学与传播学隔阂状态、构建融通中外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重思发展议题之于学科的核心意义。主流发展话语由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在其1949年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但由此产生的主导传播与发展研究范式到1970年代初就面临多重挑战。这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不平衡综合发展观”挑战了西式现代化范式中的线性发展观，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这一发展观的体现。如今，中国不仅提出了新发展理念，而且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实现了在发展观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主动构建。发展议题不应被局限在某些碎片化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而应成为本学科的一个元问题。

【关键词】冷战传播学；发展观；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引言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新闻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列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十一个学科之一，肩负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创新新闻传播理论、为赢得国际舆论斗争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培养全媒体传播人才的重任。

作为一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学科，中国新闻学一方面有着丰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基础和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根底，一方面又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的影响和1980年代以来引入国内的美国冷战传播学的冲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学和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这个一级学科中的两个二级姊妹学科存在着“画地为牢”的状况。这不仅成为构建融通中外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障碍，而且与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需要脱节。今天，新闻传播学如何有效整合新闻学与传播学这两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程度不同的姊妹学科，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的重任中做出贡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文从重思传播研究中的“发展”问题切入，展示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种路径。

美国冷战传播学中的

“发展”话语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范围上的区别在“发展”这一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显著。具体而言，新闻学由于以相对具体的新闻业和新闻实践为研究对象，很少把发展问题当作自己的核心议题。也就是说，新闻学——不管是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本被限制在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并不把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一个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本身，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在传播研究尤其是国际传播研究中，通过媒体和更广泛的信息传播技术促进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以至于“国际传播与发展”（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几乎是国际传播学界一个约定俗成的组合式学术关键词。更发人深省的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在“发展”问题上“井水不犯河水”般的分野在威尔伯·施拉姆这位在这两个学科的国际化中都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中有明显体现。《报刊的四种理论》这部冷战新闻学教科书无关发展，突出西方“自由”与苏联“威权”的冷战意识形态对立框架；而《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则聚焦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在这个“发展”框架中，国家是否“威权”并不是核心考量——实际上，在冷战语境下，美国支持的许多国家是威权国家。总之，用“自由”话语对抗苏联，用“发展”话语吸引第三世界国家，这就是施拉姆在美国冷战学术中的理论框架设置。虽然到了1960年代中期出现了“发展新闻学”的概念，而且这一概念也作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的一部分被一些第三世界学者所认可和倡导，但是，总体而言，“发展新闻学”影响有限，而且局限于新闻业务领域，很少从发展话语或发展范式的层面提出研究问题。

作为“二战”以后美国冷战和称霸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发展”话语源于194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美国全球战略的四点行动计划中的“第四点计划”。这一计划把亚非拉定义为没有发展起来的地区（underdeveloped areas)，提出美国要把“我们的科学进展和工业进步”用于这些地区的改进和增长。作为美国在战后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补充，美国的发展计划服从于其构建世界资本帝国和遏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尤其是稳定亚非拉的非共产主义政权和为本国资本开拓海外市场与原料供应地的政治经济目的。在美国传播学中，“传播与现代化”范式下的“传播与发展”或“发展传播学”（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通过媒体系统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扩散来促进后殖民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曾是传播研究的主要部分。在美国主导的现代化理论模式下，“发展”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内的、以增长为目的的线性发展。在这一发展模式中，新闻媒体和传播业起着举足轻重的动员民众、提供信息——也就是把“传统社会”中“不思进取”和“安于现状”的农民改造成积极能动的现代市场社会的主体的作用。不过，到了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这一“传播与现代化”或“传播与发展”范式就开始被“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所挑战和被基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本土社会实践的“参与式传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理念所修正。从1980年代开始，“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和“参与式传播”又分别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以及基于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学术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和“后发展理论”（post-development theory)所挑战。

1980年代后，针对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等问题，“后发展理论”解构了主流发展经济学中的“发展”概念本身，指出这一概念包含着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遗产。作为帝国主义和西方殖民知识体系的延续和美国冷战策略的一部分，杜鲁门意义上的“发展”概念代替殖民主义“文明等级论”中“文明”与“野蛮”的分野，设立了一个“发达”与“不发达”的全球秩序。在批判者眼里，这一主导“发展”模式不仅是非正义的，而且注定要失败。[2]事实也的确如此。一方面，除了亚洲“四小龙”曾作为冷战结构下的例外，许多亚非拉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后，“最终不可避免地处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末端，尤其是被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产业分工体系的链条锁定在最低端的位置上”，而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或者发展经济学界讨论的在同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徘徊挣扎或在不同发展阶梯上“晋级-退出-再晋级”的痛苦过程；[3]有不少后殖民国家陷入动荡，成了“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s），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区，更是一度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丢失的大陆”（the lost continent）。另一方面，随着苏联解体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威胁的解除，美国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发展不再是美国需要提供给这些国家的“胡萝卜”。比如，美国批判传播学者加利（Sut Jhally)就认为，以1991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为分界，通过对亚非拉国家的入侵来保护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所说的“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了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核心，而亚非拉人民则被看成是对“我们”的资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的人。[4]

总之，到了21世纪初，一方面，西方现代化理论下的发展范式，早已被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无效，进而也被美国国家战略抛弃和被“后发展”理论家解构；另一方面，西方批判传播学界在批判了从“发展传播学”到“文化帝国主义”再到“参与式传播”和“全球化范式”的局限后，并没有提出任何全新的发展理论模式。与此同时，与1970年代从批判学派中的斯迈思到美国主流学者罗杰斯以另类发展模式视角看中国的情况相反，当代西方学者很少从传播与发展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中国，而是要么采用冷战新闻学的框架，要么直接平移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前者聚焦中国新闻传播的控制问题，后者凸显中国信息传播业中的劳工剥削问题。在一些研究中，两个在西方语境中显然对立的框架在中国问题上实现了“左右合流”。在这背后，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发展道路是否包含任何社会主义内涵的否定性判断和把中美之间的竞争理解为资本主义模式间竞争的定性。[5]

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当代西方批判传播学者几乎以一种“政治正确”的姿态，拒绝把“发展”概念放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对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以及这两场革命所开启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秉持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这里的关键问题不仅仅是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要不要或者能不能从发展的视角看待全球社会主义实践。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可持续，但是苏联的快速工业化和苏联在“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证明了苏联发展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非同一般的成就。今天中国的发展，不是战后美国在亚非拉后殖民国家所倡导的发展模式的结果，而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中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UCD）逻辑的历史性展开。

从线性发展观到

“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观

在《地缘政治经济》一书中，加拿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德塞(Radhika Desai)不仅对“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理论进行了介绍，而且用它来描述苏联和中国的发展。[6]在德塞看来，这一发展观不仅包含了反帝和反资的内涵，而且昭示着社会主义国家走出自己独特发展道路的现实可能性。根据这一理论，虽然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状态，资本主义体系逼迫落后的国家采取跳跃的方式发展，也即不必重复领先国家所走过的步骤，实现现代化。这一跳跃式发展概念构成了列宁和苏联革命的领导者对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推进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的理论基础，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探索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国家“一穷二白”的状况，毛泽东同志那句充满信心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能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正是这一发展概念的通俗表达。在德塞看来，“二战”后全球体系的变革更显示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她认为，作为一个在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理论框架内理解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革命性国家，“苏联代表了综合发展的最强形式”，“中国也做到了这点，而且到二十一世纪初成了金砖国家中的最强国，这也很能说明问题”[7]。

与《报刊的四种理论》所代表的冷战新闻学割裂新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苏联的社会发展成就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立场截然不同，德塞进一步指出，苏联综合发展的意义不局限于其境内。在“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后，苏联成了推进世界去殖民化和支持新独立国家综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促进许多前殖民地国家抵抗美国帝国主义的胁迫。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存在也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综合发展、“充分就业”和福利政策不得不在欧洲和日本等恢复型经济中被容忍。苏联解体时，恢复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足够的综合发展，从而使得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显得暗淡无光。[8]

由于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冷战与反共意识形态框架根深蒂固的影响，也体现上文论及的当下西方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傲慢、偏见和简单否定，不仅苏联实践对世界发展的意义先被《报刊的四种理论》这一美国冷战新闻学教科书、后被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西方后冷战社会理论和各种全球化理论全盘否定，而且“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理论在批判传播研究文献中也往往被忽视。

尽管如此，作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理论在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回响，“赶超战略”“后发优势”以及“蛙跳”等理论或模型，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别人的优势，通过引进、模仿、学习或创新，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进而实现跨越式发展。[9]在发展传播研究中，有关信息传播领域后发国家“蛙跳”发展的讨论，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这一理论，而中国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实际上，如果国际传播与发展领域有一个最明显的趋势的话，就是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在最基本的技术层面，中国农村和亚非拉国家许多用户跳过固定电话和台式电脑阶段，直接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就是最好的例证。由此带来的传播技术扩散、“自媒体”传播赋能以及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等，极大地影响了世界传播的图景和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对

“发展”理念的重新定义

如果“革命”曾经是定义20世纪70年代前的中国的词汇，那么，“发展”无疑是定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核心词汇之一。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同步，发展理念在中国话语中的意涵也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过程。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中，发展的意义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意味着以GDP为指标、“效益优先”的经济增长。到了2003年，面对社会和生态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及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1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理念赋予“发展”新的内涵。在此基础上，2016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针对全球经济在后2008危机时代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及其所引发的全球治理危机，中国以东道主身份第一次把发展问题放到了全球治理的核心位置。

与1949年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形成颇有世界历史层面的时空对话关系，“发展”一词在习近平主席的2016年杭州G20峰会讲话中成了最高频的词汇——出现131次，[10]而且是他针对世界经济面临挑战提出的五点主张中的第五点。当然，其中的区别是明显的。从语境角度，前者是“冷战”语境下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的一国对外策略表达，后者是全球经济危机语境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G20东道主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际机构发出呼吁。从内容的角度，除了倡导“包容性发展”和“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习近平主席呼吁“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11]这样的表述，消解了杜鲁门在“第四点计划”中假定的美国已经发展好了，只有第三世界国家或后发国家才需要“发展”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和线性历史逻辑。到了2020年10月，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新发展理念在国家战略中实现了新的飞跃。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是“走自己的路”，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12]。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作为一个从一开始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必然胸怀世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让中国始终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进而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3]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讲话中，围绕“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这一主题，提出了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的六项“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在疫情的严重冲击下，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2022年1月17日，在该年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再次把“发展”话题提到了新的高度。在这篇不到四千字的演讲中，“发展”依然是最高频的词汇，总共在各种语境中出现了46次。在“纵观历史，人类正是在战胜一次次考验中成长、在克服一场场危机中发展。我们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这一宏大框架下，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他首先阐述了“携手合作，聚力战胜疫情”，“化解各类风险，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这两点主张，然后围绕“跨越发展鸿沟，重振发展事业”这一主旨，提出了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问题上的主张。面对“全球发展进程正在遭受严重冲击，南北差距、复苏分化、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问题更加突出”，“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下降，世界新增1亿多贫困人口，近8亿人生活在饥饿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疫返贫、因疫生乱，发达国家也有很多人陷入生活困境”的现状，习近平主席指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现有发展合作机制协同增效，促进全球均衡发展。”[14]

在重申了他在202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并在其“第四点主张”中极有针对性地呼吁“摒弃冷战思维，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后，习近平主席把视线转向了中国国内。他不仅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而且指出，“中国明确提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5]。在2022年10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有关发展议题的论述更加明晰和凝练：第三部分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时包含了要通过具有自己特点的“发展途径”来“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等内容；“实现高质量发展”被定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紧接着，报告的第四部分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所有这些都表明，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提到了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16]

从1921年在上海的租界中和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按共产国际的原则秘密建党到2021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及领导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取得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胜利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在带领中国人民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完成了在发展观问题上的创新与国际话语权主动构建。这背后是“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在中国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演绎，是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边缘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凤凰涅槃式的蜕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形式全球化引领者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奇迹”。与此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定义及其本质要求的阐述，也解构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总之，中国的发展实践和在发展问题上对国际话语权的重构不仅意味着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而且对我们构建新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有重要的知识去西方化意义。例如，在传播、社会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关系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种线性的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框架。在这一框架中，社会主义政权或非西方自由民主政权往往被称为“转型”政权。这种框架暗含的意思是，不但其他非西方国家要按西方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转型，包括推行西方式的资本控制新闻传播体系和新闻自由模式，而且西方自己已经到达历史的终点，没有“转型”的问题，更没有“再发展”的需要。然而，正如笔者和哈克特（Robert Hackett）早在2005年所指出的，冷战的结束、“9·11”袭击和“反恐战争”事实上已经将“转型”变化带给了西方。这些“转型”包括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利的缩水，美国对国家“本土安全”框架的重构，反恐法案批准的对公民权利包括传播权的各种侵害。总之，从这一角度看，西方国家也在“转型”，而其方向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深化。通过这种视角，我们强调了一种“没有保证的民主和进步观”(democracy and progress without guarantees)。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在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没有国家拥有道德制高点，简单的线性逻辑更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7]。

站在2024年初的时间节点上，面对一个充满战争和危机的不确定世界，面对包括新闻自由迷思在内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回望美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和基础设施危机，反思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带来“欠发展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以及不平等的国际新闻传播体系在其中的角色，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有理由实现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自由主义新闻观以及西方主导的国际新闻传播体系的“去依附”，坚定地把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为一切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

结语

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充满挑战的系统性学术工作，需要中国新闻传播学者跳出现有的思想牢笼和学科藩篱，克服学术研究碎片化和脱离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的倾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学科发展的基础性理论体系。对于新闻传播学这样的交叉性和融合性学科来说，这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根基不应该被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引入的冷战传播学所冲淡和削弱，而且需要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把诸如传播与发展这样的议题纳入整个学科的研究视阈，从而使本学科真正具有纵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考虑到网络时代新闻传播、文化与信息产业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双重属性，这一点尤为重要。

1949年，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出于美国国际战略的需要，首先提出亚非拉国家的发展问题；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奋发图强，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化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美国以霸权姿态更加明目张胆地用各种形式的“混合战争”大棒代替“发展”胡萝卜来对待亚非拉国家的语境下，中国不但对内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给相关国家带来实质性的发展，不仅成为全球发展的倡导者，而且以自己的成功实践重新定义了发展理念和发展范式。从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到习近平主席的“全球发展倡议”，这是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的一个世界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已经成功地以自己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需要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融通中外的视角、从跨学科的广度以及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高度加以提炼的学术富矿。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关于发展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阐释具有普遍意义并走向世界，才能不辜负时代。在这项工作中，新闻传播学者不可能是独行侠，但不会也不应该缺席。最为重要的是，发展问题不应该被局限在某些碎片化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如“发展新闻学”“传播与乡村发展”，而应该成为一个总体性和建构性的知识框架，成为思考所有新闻传播问题时的一个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