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

「清新科研·联合组会」回顾 | 数字媒介与生活实践：文明交流中的全球与地方

来源：清华传媒评论作者：清华传媒评论

2025年5月22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新科研·联合组会”在未来媒体实验室顺利举行。本次组会由张莉教授与吴璟薇副教授课题组联合承办，以“数字媒介与生活实践：文明交流中的全球与地方”为主题，吸引了校内外数十位学者与学生参与。作为学院品牌学术活动，本次组会聚焦数字技术对全球文明交流的结构性影响，通过四项前沿研究分享、深度学术对话及跨维度提问互动，构建了数字媒介研究的多维分析框架。

阎庆宜（2022级博士生）通过探索在广州中非服饰贸易中，"same same"现象背后的机理，发现微信与WhatsApp构成的"复合基础设施"对贸易流程的深度嵌入。通过12个月参与式观察及50余位非洲中间商访谈，研究揭示其将社交媒体功能模块化：微信朋友圈成为可视化商品展示平台，以图文、视频构建包含面料、剪裁、场景的符号体系；WhatsApp群组建立跨7小时时差的"双时区协作机制"，每日固定时段同步订单、物流信息，混合语语音与多形式附件实现高效沟通；跨境支付插件对接中非支付平台，实现人民币与非洲法郎实时结算。这种技术应用催生"数字商帮"，通过共享供应链、分摊物流成本提升贸易效率，更形成中非青年文化互构场域：非洲商人用中国网络热词标注商品，中国供应商依据非洲节庆调整设计，服饰中出现蜡染与国潮元素融合。研究表明，技术的在地化适配打破语言、时差、货币结算壁垒，使服饰贸易超越商品流通，成为跨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载体，为"数字丝绸之路"提供微观实践样本。

阎庆宜（2022级博士生）作报告

李晓宇（2020级博士生）以 B 站外国内容创作者（FCC）为对象，基于文化距离理论与对话理论，通过对 @歪果仁研究协会、@阿福 Thomas 等 4 个高粉账号的 40 个视频内容分析及 20 名受众访谈，探讨文化距离（近、中、远）对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受众对近文化距离的中国文化相关内容（如本土生活体验）持批判性态度，易质疑其 “表层化” 或 “刻板印象”；对远文化距离的外国文化介绍内容（如异国制度、习俗）因创作者身份可信度高而接受度更高；对中文化距离的中外文化对比内容（如产品差异、社会现象）则因激发猎奇心理与民族自豪感而兼具传播优势与误读风险。受众认知呈现矛盾性：既将外国网红视为 “文化他者” 满足异域想象，又期待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反映出本土文化认知的复杂性。创新之处在于逆向验证文化距离理论，揭示受众主观能动性（如文化自信、认知期待）的关键作用，提出外国网红的 “可信度 - 他者性” 身份悖论 —— 其非中国身份在介绍外国文化时为权威背书，在解读中国文化时却易被视为 “局外人”，并结合 B 站 “知识型社区” 属性，指出 “深度体验 + 理性对比” 的内容策略可缓解文化隔阂，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受众视角的新解释框架。

李晓宇（2020级博士生）作报告

杨家睿（2023级硕士生）通过聚焦数字媒介语境下流动摊贩的空间实践与社会协作，在新冠疫情影响就业经济，“地摊经济”重启，社交媒体为摊贩提供新空间的背景下展开研究。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流动摊贩为样本，通过数字痕迹追踪与深度访谈，揭示了“流动力”理论的实践维度。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App漫游法，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探究：微观上，摊贩借助社交平台获取位置流量、创造“附近”，具备平台游牧、私域经营等数字能力，并能灵活调配资源应对复杂情况。中观层面，社交媒体助力摊贩从“流空间”到“地方”的转化，构建草根协作秩序。宏观上，分析空间给予、身份给予以及数字基础设施选择性赋权对摊贩的影响。在方法上引入“流动力”概念剖析摊贩实践，从获取、能力、调配维度揭示其空间实践机制，突破传统流动性研究局限，跨越多学科关注摊贩这一边缘群体，结合媒介技术、社会制度与空间治理分析，全面呈现其在数字时代的处境。

杨家睿（2023级硕士生）作报告

包海涛（2023级硕士生）的研究以中国企业在塞尔维亚承建的 “清洁塞尔维亚” 大型环境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28 亿欧元，覆盖 230 万人口）为案例，基于环境正义的分配、程序、承认三维框架及中介化空间理论，通过案例研究与参与观察法，结合对项目管理者、社区代表、NGO 成员的访谈及多源数据，探讨社区参与、本地化策略与媒介传播对环境正义的促进机制。研究发现，项目通过 “政府 - 企业 - 社区” 三方协同模式，以社区协商委员会、文化节庆活动强化社会互动，实现承认正义；借助污水处理系统智能化、水质监测平台等技术中介，结合社区环保基金创造就业，优化分配正义；通过 Instagram 账号运营、环境数据开放网站及移动听证会等媒介传播手段，提升程序透明度。创新之处在于突破欧美中心的研究范式，以非西方案例验证 “技术中介性 - 媒介传播性 - 社会互动性” 的跨文化治理框架，提出 “技术转移 - 能力建设 - 制度创新” 三位一体模式，并将中介化空间理论拓展至环境治理领域，揭示技术与媒介如何重构空间权力、赋能边缘群体参与决策。

包海涛（2023级硕士生）作报告

在交流环节，两名同学分别从横向关联与纵向演进视角进行了深度的交流与思考。有同学提问非洲研究的相关问题道，“中非服饰贸易中的社交媒体作为经济基础设施，与外国网红在B站的平台化传播，二者在跨文化权力结构中呈现出哪些共性与差异？” 阎庆宜指出，前者体现为“技术赋能下的平等协作”（非洲从业者主导媒介使用逻辑），后者则受制于“平台算法的文化规训”（外国创作者需适配中国内容审核框架与用户偏好）。二者共性在于均依赖数字技术突破物理边界，差异则源于传播主体的权力位阶——中非贸易中的媒介使用具有更强的本土自主性，而外国网红传播仍需在既定平台规则下寻求文化适配，共同指向数字时代全球传播中的“技术-权力”非对称格局。

另一位同学关注于从流动摊贩的数字生存策略，到“清洁塞尔维亚”的社区参与机制，数字媒介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怎样呈现从“边缘抵抗”到“主流协同”的演进逻辑。杨家睿与包海涛对此回应认为，这种转变本质上是数字技术从“体制外补充”到“治理工具包”的制度化过程。流动摊贩的“抵抗性实践”凸显技术作为弱势群体“武器”的临时性功能，而“清洁塞尔维亚”的“协同治理”则体现技术被纳入正式治理体系的结构化应用。但需警惕技术乌托邦倾向——即便在协同场景中，弱势群体的数字议价能力仍存在显著代际、地域鸿沟，治理创新需同步关注“技术接入”与“制度赋权”的双重维度。

同学交流讨论

分享与提问环节后，张莉教授与吴璟薇副教授结合国际学术前沿，对研究的理论贡献与现实关怀作出系统性点评。张莉指出，阎庆宜的研究打破了“西方技术中心论”迷思，证明全球南方国家可通过本土创新重构数字技术应用范式；吴璟薇则强调，李晓宇关于“文化距离悖论”的发现，为反思跨文化传播中的“等效传播”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呼吁学界关注数字平台如何通过算法机制再生产文化霸权。

针对流动摊贩与环境治理研究，两位老师共同建议：在理论层面，需构建“数字具身性”分析框架，将身体感知、地域文化等要素纳入媒介研究；在实践层面，应推动“技术赋权”向“制度赋权”转化，通过政策设计保障数字时代的社会公平。正如张莉在总结中所言：“数字媒介既是文明交流的‘连接器’，也是权力关系的‘折射镜’。唯有将技术创新置于全球政治经济与地方文化脉络中考察，才能真正把握其社会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