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丨赵月枝 万江平 王欣钰：从NBA到“村BA”：乡村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型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持续的农耕文明的现代化，其中必然包含传统乡村文明在吸收与扬弃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样态的过程。进入新时代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以来，“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时代大潮激活了乡土中国的内生文化动力，被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和都市中心主义逻辑几近掏空的乡村，焕发出了文化复兴和文明形态创新的勃勃生机。从源于浙西南山村的“村晚”到源于黔东南苗寨的“村BA”，经过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乡村，在对传统文化、都市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展现了强大的潜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案例。而在城乡融合政策引领下，乡村之外的政产学研力量和都市群体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对乡村的“反哺”——包括对“村BA”的命名和文旅赋能，也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城乡融合的生动图景。

2022年8月，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的村际篮球交流赛凭借快乐、纯粹、火热的篮球氛围在短视频平台中迅速走红，网友随之仿照NBA（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China Basketball Association，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的命名方式，亲切地将其称为“村BA”。这种“中西合璧”的命名方式迅速得到媒体和权威机构的认可，打响了全国乡村体育赛事的“村”字招牌。2023年5月，在距台盘村100余公里外的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因与“村BA”相似的办赛风格惊艳全网，被网友冠名为“村超”。在经历了以NBA为代表的美国商业体育文化的饱和式浸淫之后，乡土中国孕育出了一种以助力乡村实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提升文化自信为目标的体育文化。

随着“村BA”“村超”成为现象级传播案例，体育在中国西南乡村与广阔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跨文化传播的桥梁，不仅让中国乡村走向了世界，也把世界请进了中国乡村。办赛期间，不仅吉米·巴特勒、阿伦·艾弗森、卡卡等世界知名球星亲临球场感受中国乡村体育文化，欧亚媒体也纷纷奔赴贵州观摩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呈现。如今“村BA”“村超”已经不再是一方小小山村的自娱自乐，而是一张全国共享、世界皆知的中国名片，而“村BA”走向全国的星火燎原之势，更倒逼中国文化传播学者以乡村为方法，从“全球到村庄”和“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中，重新审视中国的乡村体育文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创造性转型与创新性发展及其所蕴含的世界历史文化意义。

2024年6月16日，笔者之一的赵月枝刚刚回到自己的家乡浙江缙云，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盛情邀请到该县的笕川村观摩在该村举办的新建镇“村BA”决赛，并在颁奖仪式上为冠军球队和最佳球员颁奖。原来，早在今年4月，新建镇和笕川村的干部与篮球积极分子就已经组团到贵州台盘村观摩学习。“住了两夜，回来信心满满”（SSQ，笕川村党委书记，田野笔记），大家说干就干，很快组织起了拥有8支球队的“甜蜜新建乡土篮球联赛”。除了台盘村的示范，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在介绍球赛组织过程中，有非常明晰的借鉴NBA和充分调用传统文化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意识。笕川村党委书记在与笔者的交流中明言，“干部要站出来组织活动，用健康向上的先进文化，引导群众向善向上”（SSQ，田野笔记）。更加意味深长的是，2023年8月初笔者带来中外学者在浙江缙云壶镇湖川村观摩该镇已经举办多年的篮球联赛开幕式后出现的如下情景：团队中一名知名的美国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研究专家不仅情绪激动地冲着笔者抒发感慨，而且语出惊人：“如果中国连村庄都能如此组织起来，那美国根本没有机会！”（NS，笔者田野笔记）显然，这名有着很强中美竞争意识的美国学者，已经跳出体育看体育，跳出乡村看乡村。质言之，她是以对全球权力关系的高度敏感，从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之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意义和中美较量这一维度，来解读中国村庄里的一场普通篮球赛的。

乡村球赛本身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们被冠以“村BA”“村超”的名义走红全网，由此引发媒体与学界对其走红原因与意义的讨论。比如，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调研组就在2024年第11期的《求是》杂志上发表调查报告，以高屋建瓴的视角，总结了“村BA”“村超”的出圈原因及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报告认为，“村BA”和“村超”既是当地悠久的运动传统、多彩的民族文化、淳朴的乡俗民风等资源的积淀，也是贵州省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的硕果[1]。除了体育社会学和民族学视角下的研究之外，目前新闻传播学者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狂欢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视角解释“村BA”与“村超”的现象级传播逻辑，探讨乡村传播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和经验启示[2][3]；二是从媒介化社会的视角出发，归纳新媒体技术在乡村文化传播和乡村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4]；三是在国际传播的视野中，探索作为“人民足球”的“村超”如何在西方主导的体育景观霸权中实现突围[5]。总体而言，有限文献中，多数从内部角度探讨“村BA”与“村超”的出圈原因和经验启示，缺少全球视野中的文化交融与转型的视角，尤其对“村BA”与“村超”之中蕴藏的乡村文化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及其意义挖掘得不够充分。

事实上，当网友“自然而然”甚至“下意识地”把贵州苗寨的“村BA”与NBA、CBA并列时，当那名美国学者对浙江乡村球赛的组织化程度及其意义深感惊诧之时，一种不同体育文化之间的跨文化对话已然发生。这背后，蕴藏着中国广大群众对于体育文化发展的丰富而复杂的感情：或是对于以NBA为代表的西方篮球文化的迎合，或是对商业篮球联赛生命力减微的反思，抑或是对中国乡村点亮篮球荣光的惊喜和自信。更或是，从那名美国学者的视角，这是对以美国NBA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商业化体育文化的中国式超越，是中国基层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力的展示。

那么，外来篮球文化何以在这个时间节点的中国乡村点燃发展的导火索？乡村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型与创新性发展过程呈现了什么样的特质？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有什么启示？本文从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以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村BA”的传播实践为原生性主要案例，尝试回答“村BA”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通过归纳其中蕴含的文化转型特征，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路径。本文的研究方法为深入田野的参与式观察与访谈调研，所收集的资料来自从2022年7月到2024年6月两名笔者分别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和浙江省缙云县湖川村与笕川村的实地观察笔记和对当地村民、村干部、赛事组织人员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和随机交流。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将跨文化传播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互动过程中来分析，强调传播和文化的社会历史嵌入性、社会主体能动性以及挑战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6]。相比于其他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不只停留于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更不是在表象或去政治化的层面泛泛而谈不同文化间的混杂或“糅合”，而是强调在一个不平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同的文化如何在特定历史时空的碰撞和斗争中实现超越霸权主义的文化“转型”，进而培育出新的、更加平等多元的社会文化形式[7]。更具体而言，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探寻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文化如何在超越文明等级论和挑战全球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基础上[8]，在实现文明交融互鉴与文化的多样性和交互性发展的过程中，展开弥合东西方鸿沟和克服城乡分裂的“新地球村”的想象[9]。落实到本文所聚焦的体育文化，这一研究视角让我们跳出单一的民族国家分析框架，在跨文化传播和全球政治经济分析的双重视野中，正视“村BA”与“NBA”之间不可忽视的文化传承关系及其背后更广泛深刻的东西方之间、城乡之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交集与碰撞及其结果。

台盘村群众自发举办村际篮球交流赛已有88年历史。2022年比赛期间，一名摄影师在抖音平台发布了球赛现场视频，视频中一方乡村水泥球场周围耸动着万余名观众的视觉反差使得台盘村篮球赛迅速火爆全网，并被网友称为“村BA”。自出圈以来，在当地村民、各级政府与媒体等多方力量的齐心协力之下，“村BA”完成了从台盘村“村BA”到黔东南州“村BA”、贵州省“村BA”（贵州省美丽乡村篮球联赛）、中国“村BA”（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中国“村BA”球王争霸赛、全国民族团结“村BA”篮球邀请赛）的四连蝶变，累计获得网络曝光量超650亿次。1891年美国教师詹姆士·奈史密斯发明篮球运动之际，或许难以想象到百余年后，篮球会在中国西南部的乡村点燃发展的导火索，篮球文化为何及如何能够融入西南民族地区乡村，并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这一社会历史过程是讨论乡村体育文化转型的首要问题。

台盘村隶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乡，位于台江县城东部，距离县城约25公里，现有272户人家，全村人口不到1200人。该村所在的台江县被誉为“天下苗族第一县”，全县人口17.3万人，其中98%都是苗族同胞，苗族传统文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和传承。每逢敬桥节、姊妹节、吃新节等苗族传统节日，县内都会举办形式丰富的节庆活动，其中既有划龙舟、斗牛、斗鸡等竞技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有古歌对唱、盛装游行、踩芦笙、舞龙灯等公共性文化活动。根据《台江县志》记载，1936年，在外读书的台江籍学生将篮球运动带入县内[10]。由于篮球运动的竞技性、团体性和趣味性，篮球迅速与当地节庆活动结合，甚至一度取代古歌对唱等传统项目成为节庆活动中的主角，在当地形成“逢节必比赛、比赛先篮球”的传统。在众多节庆活动中，台盘村吃新节期间举办的篮球赛由于竞争公平、对抗激烈、氛围火热，成为台江县内最受欢迎的节庆活动之一。吃新节实际上是中华农耕文明在苗族节庆上的投射，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农闲期间，苗族同胞便会举办吃新节以求来年丰收。吃新节的过节时间颇为独特，不同村落的过节时间往往会相互错开，以便村民彼此走动，例如台盘村的吃新节一般定在农历六月初六，恰好在隔壁村落吃新节结束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我们阳芳村上个星期吃新，下星期台盘就搞活动，都是等我们有时间了他们才搞”（受访者LBN，村民）。错开的节庆时间极大地拉动了周围村寨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为台盘村篮球赛吸引大量十里八乡的球队和观众提供了可能。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过程，也是人民主体性锻造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最为基础性的一个面向，就是作为人民共和国主体“具身”体现的健康和充满活力的人民群众的体育锻炼和体质提升。早在1952年，毛泽东同志就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为了响应毛主席的这一号召，台江县与全国各地一样，积极开展各类群众体育活动。1957年，县内召开首届农民运动会，共有15个男篮队和3个女篮队参赛，1958年，县内农村地区已有篮球场29个[11]。上世纪70年代，台江县的一支苗寨女篮队“东风女篮”打出贵州，被新华社等媒体争相报道，队员刘鼎英作为贵州省代表团成员赴北京参加第三届全运会，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苗寨女篮成为苗族村落现代化和苗族妇女解放的象征，名声传遍全国，迅速带动了台江县乡村篮球事业的发展。在苗寨女篮的影响下，各公社、大队都成立了女篮队，到1984年，全县共组建68支“苗寨女篮”球队[12]。根据《贵州体育》记载，从1975年到1983年，苗寨女篮协助县体委培养了148名农村体育骨干力量，推动篮球场由1965年的129个增加到1985年的319个，为台江县乡村篮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设施基础[13]。进入21世纪后，发展农村体育事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抓手。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启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持续推动农村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一场两台”（一个混凝土标准篮球场和两张室外乒乓球台）进入农村地区。根据贵州省体育局的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贵州全省篮球场地共3.66万个，“十三五”期间15168个行政村实现“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全覆盖[14]。

随着篮球运动和篮球设施在台江县乡村地区普及，篮球与台盘村社会生活的结合愈加紧密，并在与苗族传统融合的过程中孕育出一种极具能量和生命力的内生型乡村体育文化。在80余年的发展中，篮球比赛的接力棒在四代本地篮球运动员之间不断传递，即使在物质水平匮乏的20世纪60年代，台盘公社的老一辈篮球运动员也没有懈怠，他们用柚子皮和棉花扎成篮球，用竹藤和木板固定成篮筐，用石灰在泥地里画出界线，再用旧床单裁成锦旗形状作为前三名的奖品。改革开放之后，台盘村的年轻人纷纷前往东部地区打工求职，乡村面临空心化、老龄化的危机，吃新节节庆活动日渐缺少青壮年劳动力的参与。2022年，老一辈篮球运动员号召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回乡参与吃新节活动，第四代篮球运动员岑江龙干脆从广东辞职回乡，投入到篮球赛的组织工作中。在岑江龙的牵头下，台盘村篮球协会成立，退伍军人王再贵等体育积极分子纷纷加入篮球协会，主动承担起组织和协调篮球比赛的工作。当年夏天，台盘村依照往年传统举办村际篮球赛，比赛由村民组织，参赛球员以村民为主，观众是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资金也主要来自村民、商铺、企业的自愿捐助，从20元到2000元不等。在守护传统习俗、传承篮球文化的初心驱使下，篮球赛的举办重新凝结了受到城市化进程冲击后逐渐分散的乡村社会关系，推动着村庄共同体的重建。集体的重建不仅仅局限在乡村篮球爱好者和乡村文化积极分子群体中，而是充分调动全村百姓的积极性，让村民以球员、裁判、观众、啦啦队、球赛解说、卫生员、安保人员、小摊摊主等多种身份参与到集体活动中来，同时也加强了村与村之间的交流和互联。这一年的比赛共有附近村镇的176支队伍报名，因为球队数量多，赛程长，比赛往往从白天打到晚上，再从晚上打到天亮，被戏称为“天亮文化”。

如果说篮球文化与民族文化为台盘村的内生发展动力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实现的根本性“千年之变”则是点燃内生型文化发展的导火索[15]。台江县处于西南深山之中，由于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曾经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台盘村也曾是一个深度贫困村。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台江县各政府部门和全县百姓树立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在中央组织部的定点帮扶和杭州市的结对支援下，台江县于2020年顺利退出贫困县序列[16]，撕掉了千年来的贫困标签。台盘村交通、电力、5G网络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村民与外界互通互联提供了保障[17]。不断提升的物质生活水平，为村民参加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奠定了基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后，老百姓的生活变好了，才有多余的时间和金钱来举办这些活动，大家如果都还处于贫穷的状态，其实没有谁有精力参加活动”（OJL，台盘村村干部）。

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跨文化”（transcultural）意味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相互作用与交融过程中的重构，其结果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同化”，也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碰撞冲突，而是发展出赵汀阳在哲学意义上所讨论的“共可能性”（compossibility）的文化循环过程[18]。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篮球文化是乡土中国、民族传统与外来篮球文化三者之间有机互动的结果。更具体而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农民群众以当地深厚的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积淀为根基和创新源泉，通过对从NBA到CBA的国际和国内主流精英篮球文化的扬弃和创造性转型，赋予了“村BA”独特的交融性、纯粹性与公共性。

（一）超越本质主义的文化交融性

如爱德华·萨伊德所言，由于帝国的影响，没有一种文化是单一的，“所有都是混杂的、异质的”[19]，这样的文化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下的碰撞是资本主义成为世界性体系后的常态，这也与赵汀阳的观点“当代的中国已经因为部分地内化了西方文化而变成了一个混合型的跨文化国家”相呼应[20]。在台盘“村BA”的案例中，这种超越了文化本质主义的“跨文化”融合得到了充分展现，彰显了中华文明内在的包容性与能动的主体性，具体表现为多个维度：中国与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等等。

首先是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篮球文化的跨文化融合。“村BA”在形式上深受NBA和CBA的影响，例如采用四节制赛制、划分不同赛区、设置中场表演等，这自然是美国现代篮球文化的“全球”主导形式经由中国国家层面职业联赛的中介，向民族地区乡村体育文化模式扩散的结果。然而，本地群众对西方现代篮球文化既非坚决抵制，也非被动同化接受，而是通过将民族传统、乡土文化与篮球运动相结合的方式对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调和”，并使其呈现出与NBA和CBA不尽相同的文化精神。例如，激烈的身体对抗和别具一格的欢呼方式是台盘“村BA”的灵魂和特色。每当队员之间出现身体对抗，场下的球迷们都会以热烈的欢呼和掌声表示对身体对抗的尊重。这种对对抗的宽容和鼓励根植于苗族长久以来形成的以斗牛为代表的竞技文化。苗族斗牛俗称“牛打架”，人们让两头牛用角相抵斗以决出胜负，每当两头牛激烈碰撞时，人群中都会爆发出气势磅礴的“呜呜”声，用以刺激斗牛的情绪，激发斗牛的斗志。由于县内篮球比赛的观众和斗牛比赛的观众高度重叠，对对抗的喜好和别具一格的欢呼方式自然被带入了篮球场中。再如，村民重新调整了部分比赛规则。球场允许领先球队为了维护落后球队“脸面”而采取的主动“放水”行为，但严厉禁止球队之间利用计分规则逃避强队竞争的消极“战术”，对消极比赛的村寨采取“3个120”（120斤米、120斤酒、120斤肉）的处罚机制。这种规则设置所体现的，既是熟人社会对人情世故的重视，也是群众体育对篮球竞技精神的维护。“村BA”常设村村组、公开组、青少年组、中年组、女子组、姑妈组，实现了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全覆盖，其中姑妈组的参赛规则最为自由，只要不打架、不受伤，姑妈们可以采用任何方式运球投球。充满趣味性的比赛规则响应着全民运动的号召，既降低了苗族妇女参与体育运动的门槛，也丰富了苗族妇女的娱乐生活，展现了乡村女性健康活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其次是各民族传统文化与城市流行文化乃至社会主义新文化之间的创造性融合。“文体不分家”，同为人民群众交往、休闲与创造的方式，激烈的体育竞技活动往往与情感丰沛的文艺表演形式相连。“村BA”的比赛前后和中场通常都会进行歌舞表演，最初以展现苗族非遗文化的歌舞为主，后来形式逐渐多样化，不仅创造出了将苗族反排木鼓舞与现代电音相结合的“苗迪”，还举办了中外民族音乐会、农民丰收节音乐会等各种主题的“深山音乐会”。在“村BA”的球场上，“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民族团结标语格外醒目。各地篮球啦啦队自发带着本地的产品和文化走进台盘，并通过直播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贵州纳雍的“滚山珠”、广东大朗的羊毛衫、浙江景宁的畲族服装走秀让人目不暇接。2023年9月，在央视《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台盘“村BA”分会场，内蒙古赤峰市与台江县合作了一首《石榴籽的欢庆》，蒙古族长调与苗族酒歌结合、马头琴与芦笙呼应，不仅让民族文化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也让两个相隔千里的地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值得指出的是，在台盘“村BA”成为短视频媒介奇观与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当下，“村BA”的文化展演并非为了满足城市中心主义视角下对民族地区和乡村地区的猎奇想象，也不是地方政绩宣传的产物，而是乡村文化积极分子和地方干部的真实情感表达，是城乡之间的文化互动和乡村对国家话语的真切回应。本土音乐人与文艺积极分子充分发挥主体性，将地方的、民族的、传统的、乡土的文艺形式与现代流行音乐文化进行融合创新，让苗语版的《一生所爱》《我和我的祖国》和反诈版的《上春山》在“村BA”舞台上接连上演。这样的文化实践既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更蕴含着超越城乡二元对立和弥合城乡鸿沟的文化可能。2023年7月，贵州本土音乐人张超带领谷坪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为球赛带来一首原创作品《大山的小孩》，当苗族女孩们唱到“有一天我会离开，无论走多远我都会回来，看看我的秋千，看看我的山寨，永远都是大山的小孩”，现场村民和直播观众瞬间为之动容。这首歌由女孩们自行填词，字里行间包含着一种对长期以来在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对立的社会背景中形成的以“走出大山”为代表的观念的回应，既体现了乡村在应对空心化危机中的反思和韧性，也体现了西部青年从“走出大山”再到“发展大山”的志向和回流。

（二）克服资本逻辑的文化纯粹性

2023年6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评论员于嘉在解说“村BA”时曾经说道：“感谢各位带给我们最纯粹的篮球。”“村BA”的“纯粹性”体现在村民对外来商业资本的自发抵抗：在这个体育运动已成为资本投资和商业营销场域的时代，“村BA”坚持和维护了篮球运动的本体性。为了保证篮球的纯粹性，台盘村村民把“严禁资本介入和恶意炒作”写进了台盘村村民村规。篮球赛费用由村民自发筹集，不接受任何商业公司的冠名，奖品也不是巨额奖金，而是随着乡村的发展，从最初的三面锦旗逐渐升级为白色背心，再到如今的鸡鸭牛羊等特色农产品和苗族刺绣等非遗文化产品。2022年“村BA”赛事期间，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关注到“村BA”的火热氛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场面上来看一票难求，我不确定能不能拿到票。”然而，习惯于NBA的商业体育文化的姚明，并不知道“村BA”其实不需要门票，村内甚至还规划了7000个免费停车场供球迷朋友停车。现场观众的座位远近只取决于到场时间，不像NBA、CBA球赛往往设置不同价位的门票，使观看比赛沦为中产阶级消费娱乐和彰显身份地位的商品，将农民等基层群众排除在外。“村BA”的球队成员也以村民为主，需要具有中国国籍，禁止球队为了成绩高价聘请职业球员或外援，避免比赛胜负取决于不同球队间“贫富差距”的情况。

实际上，在“村BA”崭露头角之初，曾经多次有商业公司想要出资冠名“村BA”，但经过台盘村篮球协会和村民的一番讨论，最终决定拒绝所有的广告赞助。台盘村坐落在贵州山区，经济条件并不算优渥，为什么敢于拒绝资本的直接“输血”呢？这是一个难以按照经济逻辑和资本理性解释的问题，却是村民主体性和自组织能力的生动体现，是村民调动乡村内外多年积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来实现活动目标的体现。具体来看，拒绝商业赞助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80多年间的篮球实践中，非商业性成为当地乡村篮球赛长久以来不可违背的传统和基因，“台盘办了这么多年球赛，从来没有收过外面一分钱”（CJL，台盘篮球协会会长），“吃新节就是特意搞来热闹的，不考虑经济利益”（LQY，村民）。其二，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摸索，村民形成了通过自己的力量办好篮球赛的文化自信，“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老一辈篮球人都把比赛坚持办下来了，现在生活变得更好，我们年轻人没有理由不把球赛办好，我们有自信把球赛办好”（CJL，台盘篮球协会会长）。这种文化自信表明，村民并不是以一种被动的、自我保护的姿态在抵御和抗衡资本的冲击，而是以我为主地、积极主动地探索乡村发展的出路。其三，台盘篮球协会会长在访谈中曾表示，“村BA是所有村民一起努力的成果，一旦我们接受了冠名，村民可能就说不上话了”。从中可以看到，自我组织球赛是一种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的体现，村民并不仅仅将“村BA”看作一场球赛，而是将其视为参与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生活的通道，维护村民当家作主民主权利、增强村庄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平台。其四，村民对于过度商业化的乡村文化活动呈现出一定的反思。与台盘球场相似的情况是，台江县地区曾有一方备受欢迎的斗牛场，然而在资本介入之后，场内很快布满了各类广告和商业元素，人气于是逐渐消散[21]。出于斗牛场的前车之鉴，村民对资本进入球场保持警觉，呈现出了一种朴素而坚定的“文化甄别”能力。在以城市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发展话语下，农民一度成为“愚昧落后”的代表，但如今的台盘村村委及篮球协会的核心成员中，有投身乡村事业的村干部，有退伍军人，有党龄30年的老党员，也有写下《七律·红歌唱响村BA》的民间诗人。无论是村民的实践还是村民的经历都在说明，在中国的农村，农民不只是一种以农为生的职业称号，而是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锻炼出来的、具有批判力和行动力的社会生活主体。

资本下乡也一度被视为乡村文化发展的“双刃剑”，“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发展模式使得乡村传统文化被消费主义景观化，成为资本追求经济利益的提线木偶，甚至丧失了原有的社会调解、舆论监督、共同体维护等功能。如何让资本嵌入乡村发展，让文化与经济相协调是乡村在处理资本问题时常常面对的难题。“村BA”拒绝资本的介入并不意味着将经济发展拦在门外，而是乡村尝试超越唯利是图的经济逻辑，将经济发展重新嵌入村庄共同体的社会生活的尝试。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期间所写的《“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所言：“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22]“村BA”在保证体育运动的本体性基础上，一直坚持“球场内无资本，球场外有经济”。为了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村内为低保户提供保洁员的工作岗位，既保证了球场干净卫生，也增加村内低保户的收入；为了推动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台盘村坚持“以赛促文、以赛助旅、以赛扶产”，目前已通过入股“村BA”官方线下体验店，非遗集市摊位和固定资产出租等方式使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百万元。通过“村BA”的影响力，银饰工厂、服装纺织厂、食品加工厂等落地台盘村周边，北京同仁堂、碧桂园等知名企业落地台江县地区，不仅增加了村民的就业机会，也使资本成为乡村振兴和县域发展中的活跃力量。从群众的“乐子”衍生出发展的“路子”[23]，“村BA”激发了当地群众自信自立的精气神，助推了当地经济生活的全面增进，并使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所体现的人文经济特征在乡村的鲜活呈现[24]。

（三）人民共享共创的文化公共性

对台盘村而言，“村BA”成为重建乡村公共秩序的抓手。公共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福利式的行政性建设”，而是一种组织起来的合作精神和主体性自觉[25]。球赛始终坚持村庄为主办方和村民为参赛者，奖品以当地土特产为主，惩罚也由台盘村篮球协会自行定夺。台盘村坚持在赛事过程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党员大会、村民大会、院坝会等活泼丰富的方式搭建民主协商平台，收集村民对“村BA”和村庄发展的意见，坚持“村民的事村民说了算”。2023年8月，“村BA”球场见证了两场村民大会，乡村篮球场作为公共体育场所，为村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和讨论村庄未来发展方向的公共领域，成为老百姓当家作主和升华人生价值的实践平台。

在台盘村之外，“村BA”成为全国人民共建共享的乡村体育赛事品牌。“村BA”的走红，本就离不开广大网友在媒介景观中对其的积极塑造与赋能，而在赛事走红后，台盘村并没有把“村BA”的赛事品牌“卖”给广告商，而是主动“捐”给了各地乡村，使之成为全国乡村体育赛事的公共品。2023年6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举办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的通知，将台盘“村BA”升级为全国赛，“村BA”以燎原之势成为全国各地乡村篮球联赛的统一称谓。2024年，“村BA”全国赛进一步扩大赛区和规模，仅仅在2024年6月，甘肃肃北、四川马边、哈尔滨尚志、浙江诸暨等地都开展了“村BA”联赛，有力地促进了乡村文化交流和乡村资源共享。可以说，自“村BA”在社交媒体平台被广大网友所命名并被国家层面正式定义后，这就不再只是某个孤立村庄的篮球赛，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的篮球赛，而是全国人民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转型中的中国“村BA”了。这里的“村”，是城乡融合进程中的中国村庄的缩影。

作为“村BA”全国性扩散的样本之一，在浙江省缙云县笕川村，围绕本地的篮球联赛，一种更为博大的乡村体育文化公共性正在发展和培育中。笕川村是浙江以“千万工程”为抓手推动乡村全面复兴中涌现出来的和美乡村样板，在人口数量、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集体经济积累方面都有比较优势。更为得天独厚的是，距该村一步之遥有一个由国道线高架桥下空间改造而成的、设施齐全的巨大便民体育运动公共空间。空间所在地段本来就是该村的农田，被征用成为国道建设用地。如今，该村正以强大的组织力、行动力和乡村共同体意识，把桥下空间发展成为本村和十里八乡村民的公共体育活动场所。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中，我们能充分体认到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乡村与国家有机联系和城乡互哺关系：集体土地所有制保障了道路等国家基础建设用地的提供；而便利的交通线，不仅促进了城乡融合，还无意之中形成了可供利用的公共桥下空间——对于笕川来说，农民失去的是土地，得到的不但有道路，还有体育休闲公园。2024年6月16日晚，当地大雨倾盆，笕川桥下空间的“神兽球场”上，球员挥汗如雨；观众在半开放的空间中一边观看球赛，一边享受着夏夜暴雨带来的清凉；一名前一天刚刚转正的该村新党员，则作为志愿者拿着旧报纸，在球场上跑前跑后地擦干球员们的汗水；一群笕川育星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们，则在比赛的间隙，献上了活泼可爱的篮球舞。陪同观看球赛的一名乡镇干部掏出手机里的球场设计效果图，向笔者展示了他们打造区域乡村公共篮球赛的宏大计划：5个连成一片的“神兽球场”在色彩、图标等方面融合NBA球场文化设计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分别被命名为“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和“悟空”，这将构成他们希望打造的全县甚至周边县市独一无二的篮球运动中心。新建镇党委书记表示，希望通过组织篮球等文化活动激发新建群众的文化自信，笕川村党委书记则不无自豪地解释道，“有活动，才有活力”（SSQ，笔者田野笔记）。而仿佛是与那名美国学者隔空对话，新建镇党委书记说，“我们大胆借鉴NBA和改造NBA，同时注入中国元素，100年以后，大家可能只知‘村BA’了”（TJH，笔者田野笔记）。他特别强调，在这场只能被称为“测试版”的新建镇“村BA”中，村庄是主体，镇政府是引领者和赋能者，除了由广告公司制作的背景宣传板外，没有其他花费。

总而言之，“村BA”是乡村对NBA和CBA的模仿和借鉴，但在这个过程中，它是非商业和非资本化的，包含着超越商业主义和资本逻辑主导体育赛事的替代性方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所赋能的群众性体育文化活动，“村BA”又是公共的、业余的和群众性的，它坚持让体育服务于增强村民体质、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复兴乡村共同体、促进共同富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的目标，充满社会主义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友爱的色彩，创造出了一种以集体为重、以共享为纲的社会主义文化生活图景。

1917年4月，青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他在文章中强调，体育具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使人“身心并完”的作用。在前文提及的1952年著名题词中，毛泽东明确把“增强人民体质”当作发展体育事业的根本目标。这充分表达了这位在青年时期就曾为洗刷“东亚病夫”屈辱和改变中华民族体质羸弱状况而大声疾呼的开国领袖对全民体育的定位。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篮球文化的想象，却深受到NBA的限制。在“村BA”提供新型篮球文化想象之时，我们也得以对NBA的全球文化及其与中国篮球事业的关系进行彻底的反思。

NBA作为美国职业篮球运动的主导形式，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转型。1946年，美国国家篮球协会成立。1984年，大卫·斯特恩担任NBA总裁，在他的影响下，NBA开始采取国际化、全球化的策略以进一步开拓全球市场[26]，对内大量引进非美籍的运动员，吸引其他国家的篮球爱好者对NBA的关注；对外不断增进与海外的交流，将部分比赛转移到海外进行，广泛地宣传NBA的品牌形象。在全球化策略的助推下，NBA逐渐成为世界上运动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经济效益最好的篮球职业联赛，并远超体育赛事的范畴，作为美国经济、美国文化与美国政治的三重代表，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文化扩张中席卷全球。1989年，NBA以免费向中央电视台提供比赛的内容和信号的方式尝试登陆中国。1996年，NBA与中央电视台达成协议，NBA通过当时在中国城乡已经普及且影响力巨大的电视媒体走进了千家万户，对中国城乡的篮球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中国电视观众而言，尤其对几代中国篮球文化爱好者而言，乔丹、科比、詹姆斯等球星是他们心目中无可替代的偶像；对于中国职业篮球运动员而言，成为NBA球场上的第二个“姚明”是他们埋藏心底的梦想；对于众多体育消费者而言，耐克、阿迪达斯等NBA市场的亲密合作伙伴是他们消费行为中的不二选择；对于20世纪90年代正在实行职业化改革的中国体育而言，NBA的比赛赛制、运动员选拔机制、商业化发展模式和国际化营销策略也成为供CBA联赛借鉴和学习的重要资源。NBA及其广告商的媒体形象在中国乡村腹地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主要赞助商耐克的Logo都成为篮球的代名词和篮球赛事必不可少的文化符号元素。比如，2024年6月16日晚，一名参与了“甜蜜新建第一届乡土篮球赛”宣传策划的“80后”乡镇干部，就一边陪笔者看球，一边不无自豪地说，他跟广告公司反复强调，这个“村BA”球赛的Logo一定要有耐克Logo的样子。于是，广告公司就在“新建”地名中的“建”字拼音字母“J”上做文章，做出了那个简洁明快的小钩。这是美国NBA“文化帝国主义”已经深入中国乡村的见证吗？当然是。然而，这不是故事的全部。这里的关键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是不是历史的“终结点”，本土文化在遭其“冲击”后，有没有可能在激发出其内生动力和恢复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自觉与自主的扬弃与创新，从而达到一个“自主”与“自在”的境界。

就像中国影视界曾经对标好莱坞一样，CBA也一度对标NBA，尝试向NBA“学习”。然而，如果以脱离现实政治经济结构性背景的方式提取NBA的商业创新和国际传播中的经验，不仅可能会落得个“东施效颦”的结果，也极易沦为“异己文明”的载体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附庸。其一，NBA并非单纯的篮球比赛，它与美式资本主义现代性和美国在全球的文化霸权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美国文化霸权在体育运动上的体现。从文化利益上看，NBA悄无声息地在全世界的体育爱好者心中塑造“世界篮球看美国”的文化认同，与好莱坞、麦当劳、迪士尼乐园等美国标志性文化产品一起齐头并进，引发全世界对美式现代化生活的无限向往。从政治利益上看，NBA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典型案例[27]。对内而言，NBA是抚慰美国种族矛盾的一剂良方；对外而言，NBA也始终呼应着“美国优先”的政治主张[28]。2019年10月，NBA火箭队前总经理莫雷发表支持“港独”言论，NBA官方却不惜以伤害中国球迷的民族感情和损失中国市场为代价，表示莫雷的言论自由与球队无关，让NBA在国际传播中所秉持的“体育无关政治”的说辞不攻自破。其二，将NBA的“成功”归因于其商业模式是维护美国文化霸权的典型说辞，颇有一叶障目的嫌疑，其中既忽略了为NBA的全球化提供支撑的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忽略了其他国家在市场、人力等方面主动参与建构NBA全球化的复杂过程。或者说，NBA的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美国内外多重主体共同推动的结果。以中国为例，2002年，中国运动员姚明加盟NBA火箭队，这对于当时的中美而言是一个“双赢”的措施——NBA需要以姚明为吸引力因素扩大中国的商业版图；中国则需要借助姚明的形象洗刷中国在西方世界留下的“东亚病夫”标签，向西方展现背后大步走向现代化的开放中国[29]。虽然NBA有美国本土文化和巨大市场的支撑，从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具有了更鲜明的跨国与跨文化特性这一点上，它与我们已经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讨论过的“韩流”现象有相同之处[30]。其三，NBA在商业创新和国际传播上的“成功”本身就是“伪命题”。良性的国际传播需要建立在“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全球信息传播秩序之上，而非让体育发展和传播成为配合美式价值观输出和经济扩张的载体。

进一步而言，NBA商业模式背后的唯利是图资本逻辑和向美国看齐的价值观输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是相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本意是借助商品经济的形式来提高体育产业的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然而，由于监管体制相对滞后，资本的裹挟严重削弱了体育运动的社会效益，导致了如今“足篮打水一场空”的低迷局面，使商业体育被异化为赚钱的工具、个人主义的名利场甚至腐败的温床，呈现出与社会主义“脱嵌”的趋势。体育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现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如何超越资本逐利逻辑的主导，探索中国自主的文化发展道路，传递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涵是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和体育文化出海的时代命题。

毋庸赘言，网络内外和全国上下对从贵州乡村走出来的“村BA”和“村超”的热烈拥抱，既包含着对这些活动本身的赞许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也寄托着全民族的乡村振兴和乡土文化复兴情怀，更隐含着对有“病入膏肓”之虞的中国都市商业篮球和足球文化的批判及其发展路径的突围。“村BA”“村超”的出现，让全社会恍然大悟，原来体育联赛是可以“非商业化”和“非资本化”的，是可以嵌入乡村共同体发展的，是可以与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与民族文化融合共生的，也是可以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的。

在“村BA”走红的过程中，乡土文化与民族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政策筑起了关键的物质基础，而基层的篮球传统和体育积极分子的内生文化动力则是“村BA”得以薪火相传的根本原因。“村BA”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促进文化交融，以充分调动乡村丰富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方式维护体育活动的本体性和乡村的自组织能力，以推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重建乡村公共秩序，展现了村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对商业文化进行批判和对乡村振兴进行文化赋能的主体性自觉。更重要的是，交融、纯粹、公共的文化形态实现了对以NBA为模板的商业性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在超越资本主义逐利逻辑、城市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方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丰富启示。

首先，超越资本主义逐利逻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必须超越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导向，发展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社会主义公共文化。不可否认，NBA的职业化、品牌化与商业化模式，的确曾打开了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思路；但过度商业化也导致CBA面临“被资本裹挟”的负面争议以及内生动力不足、群众基础薄弱的困境。以“村BA”为代表的乡村体育赛事并非以追求短期和直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而是坚守体育与文化的纯粹性与公共价值，尊重参与者与观看者的主体性。当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乡村振兴总体战略以及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乡村文化事业拒绝资本裹挟并不意味着与市场脱钩、放弃经济发展机会；相反，在“村BA”赛事中，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合力探索驾驭资本之路，创建公共品牌，利用“村BA”带来的文旅流量与媒体影响力，将商业模式用于激活乡村产业生态、促进集体经济增收与赋能农民物质与精神生活。在近年的赛事中，撒贝宁、孙楠、张英席、周深、吴尊等众多演艺明星曾亮相“村BA”比赛现场，或是参与篮球表演赛，或是作为节目录制的嘉宾进行演出。不同于一般的比赛要向明星嘉宾支付高额出场费或是广告代言费，“村BA”的表演嘉宾或是自发公益参与的，或是受政府邀请组织的。从经济角度看，这既拒绝了当前文娱市场过高的艺人报酬，又通过明星的流量为“村BA”吸引到更多的人气和文旅消费。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角度而言，这何尝不是通过乡村体育赛事品牌促进城乡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呢？甚至可以说，这不仅给偏远地区群众带来触手可及的一线明星表演等更丰富的文化体验，也是一种对明星艺人的引导与改造，使其在深入群众和深入乡村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

其次，克服城市中心主义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之义

克服城市中心主义首先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的必然要求。在NBA的故事里，乡村是“隐身”的、被无视的，为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NBA往往把赛场设置在经济发达、消费活跃的城市和地区，NBA中国赛的赛区也离不开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在NBA中，“乡村”最多以“城市贫民窟”的替代性形象，出现在黑人球星的励志叙述中，用作黑人球星依靠篮球实现阶层跃升的脚注。但在“村BA”中，乡村得以彰显其“自在、自为”的主体性，不仅向外展现了乡土中国强大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转型能力，也极大程度地使人才、资本、媒体等要素流向了乡村，在体育文化事业的转型发展中挑战着乡村空心化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城市必然消灭乡村的诅咒。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乡村绵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为城市文化的内生性发展提供了启示与动力。可以说，从“村晚”到“村BA”，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在文化层面看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可喜局面。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提出“坚持农民唱主角，促进‘村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当我们跳出台盘村，把以“村BA”“村超”为代表的乡村体育实践与以“村晚”为代表的新时代乡村文化实践联系在一起时，就会发现，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型已经不是某一地域的孤例，而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发生在乡村场域的千姿百态、相互激荡的文化浪潮。面对日益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国乡村文化不再是单维度的文化传承或者被动的文化模仿，而是多重维度的融合与创新，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彼此交融，共同创造出新形态的文化。在浙江丽水，乡村以文化为抓手，推动乡村春晚在全国百花齐放[31]；在福建屏南，乡村从艺术出发，本着“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美学理念，让传统古村落实现“诗意栖居”[32]；在贵州台盘，乡村以体育为媒介，点燃全国农民体育的热情。这正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在民间”的最佳印证[33]，说明城乡中国正在拥有一个“自己视为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文化理论格局，广大人民身在其中，自得其乐”[34]。

最后，挑战西方文化霸权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使命

在这个已然深度全球化的时代，以文化本质主义和孤立主义来保守民族文化、抵抗文化帝国主义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行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外来强势文化“入侵”之后，本土文化如何应对，如何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重塑自己的主体性并对外来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跨文化转型。一方面，以“村BA”为代表的乡村群众文化事业，借鉴了外来文化，但更彰显了人民群众对NBA等西方霸权文化的扬弃与超越，甚至反向影响和挑战了NBA的惯例，使后者成为助力“村BA”发展的因素。例如，2023年7月，NBA球星吉米·巴特勒走进台盘村“村BA”，这是NBA球星中国行历史上第一次将活动地点放在乡村[35]，巴特勒被中国乡村的球赛所震撼，不仅展示了球技，还体验了苗族文化与语言，甚至还邀请了部分台盘村学生一同参加在广州举行的TOP24精英篮球训练营。另一方面，中国乡土文化在乡村振兴大潮中的创造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正在为中国自身发展注入动力，也在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乡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正是“作为方法的中国”或“作为方法的乡村”的意义。正如孙歌在《寻找亚洲》中所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一定可以贯彻到全人类，但贯彻的结果却不是全人类的均质化。”[36]2024年3月，在贵州“村超”的影响下，一场融入中国元素的“村超”联赛在非洲贝宁上演[37]，“村”字招牌由中国乡村扩大到非洲乡村，再次激发了我们的“新地球村”想象[38]。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出现的新形态乡村文化，不仅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可参考的案例，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带来了多样性的图景。

在这样一个战争、冲突不断，甚至面临核战争危险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美西方因不甘霸权衰落而到处挑起矛盾、试图将世界拖入火海的时代，能围绕从NBA到“村BA”创造性转型展开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地球村”想象，回归健康、热爱、拼搏、团队协作等全人类共享的体育积极价值，既是一种奢侈，也是一种责任——我们必须在现有地球村的基础上，在汲取人类文明一切成果的基础上，想象和创造一种超越资本主义霸权文化——包括NBA所代表的体育文化——的新文化。而这也正是融会中外、贯通全球与村庄的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研究的理论追求和实践归宿。

【本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23年度委托项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研究”（批准号：2023MYB012）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子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