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

「清新讲堂」回顾｜李彪：中国舆论思想的知识谱系与自主体系建构

来源：清华传媒评论作者：清华传媒评论

4月15日，清新讲堂在清华大学未来媒体实验室成功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彪，为我们作题为《中国舆论思想的知识谱系与自主体系建构》的学术分享。讲座围绕“中国舆论思想”这一主题展开，结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社会治理传统与当代网络传播实践，系统梳理了中国舆论思想的历史源流、核心特征及其当代转化路径，并就如何在新时代推进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进行了深入阐释。本次活动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蒋俏蕾教授主持。

蒋俏蕾教授主持清新讲堂

讲座伊始，李彪老师从“为什么今天还要重谈舆论思想”这一问题切入，指出“舆论”一词在当下学界和实践界已不如“舆情”常见，但也正因如此，更有必要重新回到中国历史语境中，思考舆论研究的本土根基与理论资源。在他看来，当前许多舆论研究的概念、方法与理论框架大多来自西方，而中国社会无论在历史长度、社会结构还是交往经验上，都拥有更加丰富而复杂的实践积累，因此，重返中国语境、重新发掘中国自身关于民意、民心、民智与社会治理的思想传统，正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

随后，李彪老师从思想史的角度回顾了中国舆论观念的演化过程。他指出，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将“舆”与“论”组合起来使用的固定概念，但与之相关的民心、民意、民智等观念却源远流长。早在《尚书》中，就已出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朴素而深刻的民本思想；而先秦诸子百家的不同论述，则为后世中国舆论思想奠定了基本格局。李老师特别从儒、道、法三家出发，分析了它们如何分别从道德教化、自然顺应与制度规制三个维度，塑造了中国古代对于舆论及社会治理的基本理解。儒家强调“为政以德”，重视以德化民；道家强调“无为而治”，主张为社会舆论的自然演化留出空间；法家则强调法度与制度，将舆论纳入治理秩序之中。这三条思想脉络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在中国历史中不断交汇，深刻影响了后世的舆论引导与治理实践。

在此基础上，李彪老师进一步梳理了从汉代采风制度、察举制度，到魏晋清谈、唐宋台谏制度，再到明清乡规民约、邸报与报房等一系列制度实践，指出中国古代并非缺乏“舆论”，而是形成了一套有别于西方公共领域理论的舆论表达、收集、引导与治理机制。在这一历史脉络中，舆论并不只是现代意义上的“公众意见”，更关乎政治合法性、社会秩序与治理智慧。中国古代舆论思想既重视民意的作用，又强调秩序、教化与治理效果，体现出鲜明的本土逻辑。

讲座中，李彪老师着重比较了中国舆论思想与西方舆论理论之间的差异。他指出，西方舆论观主要建立在启蒙运动以来的个体理性、自由讨论与公共领域基础之上，其核心叙事强调以个人为中心、以权利为导向、以理性辩论形成公共意见；而中国社会则建立在家国同构、政教相维与和合共生的历史结构之中，更强调关系、秩序、德性与整体利益。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传统中的“民心”并不能被简单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公共意见”，“清议”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现代公共领域。李彪老师提醒同学们，在研究当代中国传播现象时，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概念，而应当在历史纵深中理解中国社会自身的知识传统与治理逻辑。

与会同学与李彪教授交流

结合当代互联网传播实践，李彪老师进一步指出，今天中国的网络治理模式，实际上仍能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找到深层依据。例如，当前互联网治理中所强调的秩序优先、政府主导、多元共治，以及对“正能量”“清朗行动”等治理理念的重视，都与中国传统中重教化、重规制、重整体秩序的思想脉络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看，传统智慧并非只能停留在历史叙事之中，而是能够在新技术条件下被重新激活，并转化为理解当代传播治理的重要资源。

在谈到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时，李彪老师表示，重视中国舆论思想，并不意味着简单排斥西方理论与方法，而是要把方法视为工具，把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语境作为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他结合自身求学与研究经历，鼓励同学们在学术训练阶段广泛涉猎不同方法，不断丰富自己的“工具箱”，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中国经验，思考什么样的问题真正值得研究，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能够真正解释中国现实。方法本身并无高下之分，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服务于具体而真实的问题意识。

在互动环节，李彪老师结合研究选题、方法训练与学术成长等问题，与在场同学进行了交流。他勉励同学们在研究生阶段打牢基础，保持开放视野，广泛接触不同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在不断探索中逐步找到真正适合自身、也能够回应现实问题的研究方向。

清新讲堂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