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

「清新科研·公开组会」回顾 | 马新观与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来源：清华传媒评论作者：清华传媒评论

5月17日上午，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院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马新中心”）以“马新观与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为主题，在学院102会议室召开公开组会，展现马新中心在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方面的最新学术成果。

本次公开组会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史安斌教授、赵月枝教授、胡钰教授、王君超教授、吴璟薇副教授及陆洪磊副教授联合发起，并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陈昶文主持会议。六名博士研究生立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分别从妇女研究、新闻传播思想史、信息技术史、国际传播等研究领域进行了主题汇报。

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院内外近百名师生参与，其中包括部分其他学校的师生与研究者。在六名博士生分享结束后，参会同学反响积极并踊跃提问，现场交流讨论氛围十分热烈。会议最后，陆洪磊副教授、吴璟薇副教授及王君超教授针对同学们的分享与讨论分别进行了点评总结，赵月枝教授与胡钰教授对本次会议作总结讲话。

活动现场全体合影

一、致辞与主题分享环节

会议伊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史安斌教授首先发表致辞。他指出，在“5·17”这个特殊的日子召开的此次公开组会，不仅是一场学术汇报，更是一个面向青年、影响深远的研讨活动。在致辞环节，他带领同学们回顾了“5·17”讲话的基本内容，指出该讲话强调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三个特色——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新闻学作为十一个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引领性框架。此外，他结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推进学科建设与教材体系方面的成果，通过展现近年来学院在构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的努力鼓励在座同学们积极发挥主人翁精神，以青年力量投身参与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实践之中。

史安斌教授致辞

在研究分享环节，22级博士生俞雅芸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下的妇女和传播研究”为题，探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间的范式转型和互补发展的问题。她从两次世界妇女大会和“5·17”座谈会的背景出发，系统性回溯了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核心议题与发展脉络，并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视野对以移植西方研究议程、依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桎梏进行反思，并主张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中妇女与传播研究的四维框架。她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长期忽视性别维度，改革开放后引入的传播学研究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影响，当下迫切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中国的妇女和传播研究进行理论革新，以回应新时代的范式转型需要。

俞雅芸（2022级博士生）作报告

24级博士生何云欢从“三农”领域切入，对中央一号文件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读。其研究基于“从全球到村庄”的整全视野和系统思维，以2004至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原文为研究对象，运用BERTopic主题建模方法，对“三农”政策主题结构进行整体性与可视化分析。通过探讨新世纪以来“三农”政策的演进逻辑，她提出，中央一号文件政策变化不只是“三农”政策自身的变化，而是全球变局、国家战略和乡村基础地位之间关系的集中体现。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看，研究一号文件，也是尝试从中国实践出发，重新理解中国社会如何组织发展、如何表达人民、如何在全球变局中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何云欢（2024级博士生）作报告

23级博士生冯韦隽报告了题为《“试验”与“示范”：知识流通网络与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的初步研究。他以中国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比学赶帮”运动和第三世界“穷帮穷”援助的历史档案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实践中的知识流通网络。冯韦隽认为，这一时期基于平等主义的互学互帮，呈现了一种突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跨区域横向协作的尝试。在这里，重要的不只是现代知识技术带来的变革，而是拒绝接纳既成的教条、普适的理论与稳固的秩序，特别注重对群众积极性的鼓励和基层发展经验的提炼，在绝对不平衡与相对平衡的矛盾运动中突破旧秩序、打破常规，持续地重构知识在脑体、城乡、区域乃至不同国别之间的配置差别与发展差距。

冯韦隽（2023级博士生）作报告

顺着新闻传播思想史和实践史的脉络，24级博士生杨鹏成以“又红又专”的核心话语为线索，关注20世纪50至6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科学观、人生观与思想改造。他通过分析《中国青年》杂志1949年至1964年间发起的总计28次“问题讨论”栏目内容这一具体史料，发现“红专”讨论通过嵌入青年的日常生活与成长历程中，推动其完成情感、认知、价值与精神层面的整体性转变。由此，社会主义科学观与社会主义人生观相互实现，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感情与认知基础。同时，该时期《中国青年》的具体化和典型化叙事机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显著效果，但也呈现出内部张力。

杨鹏成（2024级博士生）作报告

随后，24级博士生钟知伦以当今智能化带来的技术焦虑和劳动争议为引，对技术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场系统的传播思想史分析。通过对19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自控化事件的短暂回顾，他指出今天智能化所面临的技术与劳动争议并不新鲜，其实质是自动化高度发达的技术语境下，社会如何处理其引发的分配和再生产问题的“历史命题”。当下，人工智能的快速展开在地缘政治竞争下已成为既成现实，但问题的出路不在于能否让技术停下，而在于如何承担起社会后果，从而在激进的生产革命与经济转型中如何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并重新给予人之为人的意义感。

钟知伦（2024级博士生）作报告

最后，24级博士生金舒洋以“信息势能”概念搭建了一个理解全球新闻流动格局的三位分析框架。她认为，全球新闻流动的不平衡集中表现为信源供给、跨境分发、平台入口和意义解释权的高度集中，而高势能主体凭借资本、技术、语言和制度优势长期占据国际新闻把关位置。围绕“成势、增势、破势”三个维度，其研究构建了涵盖基础势能位差、势能转化能力和结构突破潜力的三维分析体系，用以解释低势能主体如何在特定语种、区域和议题中形成局部增势。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和全球南方崛起，重构资源分配、创新叙事逻辑、搭建自主渠道，将为推动更加平等、多元、共生的国际传播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金舒洋（2024级博士生）作报告

二、现场提问与互动讨论环节

提问讨论环节，多名参会同学就上述内容与分享者进行互动交流。

围绕冯韦隽关于我国上世纪6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知识流通网络，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何海洋提出了两个问题：196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提出“比学赶帮”，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比学赶帮超”为口号的劳动竞赛和生产竞赛有什么联系？其次，当下我国在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合作时经常面对欧美国家所谓“新殖民主义”的叙事攻击，我国应如何处理这种叙事攻势？

何海洋提问

冯韦隽认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比学赶帮”运动更倡导“质量第一”，并着力抵制“锦标主义”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指的是各部门、地区间因为盲目追求指标“跃进”而封锁先进经验，造成知识流通壁垒和发展分化。此时“比学赶帮” 运动恰恰重在“学”与“帮”，以平等协作弥合发展差距。因此，尽管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发展整体上呈跃进态势，但在赶超问题上也存在历史语境变化的差异。在特定时期的矛盾运动和政策调整下，“比学赶帮”也更突出因地制宜学习先进经验，就地寻找先进榜样，更务实地开展互助协作和经验交流。

关于对外传播，他认为我国正遭遇新殖民、新帝国话语的舆论围堵。当前对外传播偏重媒体效果与技术投入，侧重基建、经济数据等发展主义叙事，忽视人际联结与跨国共同体构建，缺少社会主义视角下第三世界互助的关系叙事。西方舆论常针对我国对外合作中的技术转移、用工平等性等人际层面发难。对此，应回归社会主义平等互助理念，创造性转化借鉴毛时代经验，构建平等互学的对外传播叙事，回应西方左右夹击，同时避免对历史经验的片面浪漫化。

冯韦隽回应

随后，中国农业大学的王果然对何云欢的研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研究是否考虑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也纳入考察范畴？二是在方法论上是否能从单纯的文本中脱离出来，回归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或历史实践中，去分析各种权力博弈关系？

王果然提问

何云欢回应，选择从新世纪开始研究，是因为80到90年代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型期，而新世纪以来整体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可能更强。其次，研究也把2004年一号文件出台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家战略作为类似“史前史”的背景进行分析，因为80年代是乡镇企业的黄金增长期，而90年代是拥抱全球化的过程，这都带动中国整个的战略调整。但是王果然提出的方法论的问题她也会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优化。

何云欢回应

紧接着，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苗得雨针对俞雅芸的分享进行提问。她认识到当前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缺乏阶级分析，互联网上也有很多关于“独立女性”的讨论，但都与消费主义高度绑定，那么中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传播研究最大的结构性困境是什么？

苗得雨提问

俞雅芸指出当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并非缺少阶级分析，而是国内外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普遍缺失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网络场域中的女性主义话语主体同质化严重，往往忽视女性群体内部差异与阶层再压迫问题，这一困境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运动中便已显现：贝蒂・弗里丹在《美丽的奥秘》聚焦白人中产家庭主妇，而黑人女性主义者便已指出女性群体内部存在压迫分化。她认为，中国妇女解放历经多代发展，从依托革命传统、与国家治理深度绑定，逐步被新自由主义话语裹挟，媒介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值得深入探讨。

当前我国性别议题存在多重结构性困境，例如妇联作为党政体系内处理性别问题的核心机构，何以重新掌握青年文化领导权是当前需要面对的问题。同时，受跨境信息流动影响，国内政府机构与女性主义群体关系紧张、存在信任隔阂，但《山花烂漫时》等优秀作品，以 “党的女儿” 叙事提供了正向引领范例。

俞雅芸回应

中国传媒大学的石晓杰围绕技术焦虑向钟知伦提问，他观察到，当下，尤其是大模型时代，似乎人人都十分焦虑。那么大学、人生、新闻传播学，应该如何处理这些焦虑，我们该怎样学习和生活，怎么拓展生命的厚度，乃至度过一个有意义又快乐的人生？

石晓杰提问

钟知伦认为新闻传播学科的未来发展当下恰逢其时，不必局限于传统媒介比较、内容分析，可立足媒介技术溯源或政治经济学视角剖析结构性问题，从而探寻替代性发展路径。

他提出，新闻传播学研究技术具备先天优势，需解构技术概念：技术并非既定概念，而是在制度框架下重组生成结果。他借鉴达拉斯・斯迈思的思想，认为技术是资本主义下知识应用形式与商品，既是时代结构的结晶，也易催生技术拜物教。平台、算法、人工智能源自美国战后技术体系，始终关联再生产、政治经济学等核心议题，契合学科研究范畴。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空间广阔，需要学会在历史中发现新问题，大问题。

谈及人生意义，他以 “节点” 这一隐喻概括了自身想法，即当下每个人都身处历史转型期，时代节点带来焦虑，也蕴藏发展可能。从宏观层面看，受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影响，结合人工智能发展、对资本金融的反思，当下可进一步探索非资本主义发展路径。他强调，应立足自身视角回应时代命题，在概念反思与知识劳动中找寻人生意义。

钟知伦回应

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宋载誉对杨鹏成的研究思路进行提问，他指出《中国青年》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经创刊，民国时期的很多报刊媒体也展开了关于科学观、人生观等青年古老困惑的许多讨论，包括通过读者来信的形式。研究如何处理1949年以前这些传播现象与“红专”讨论之间的关系？

宋载誉提问

在正面回答前，杨鹏成也对人生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他指出人们在反思、总结与分享自身成长的过程时，往往会对某些“节点”的思想价值给予过高评价，而实际上人生不是由几个“节点”所构成，人生的发展是在日常实践中不断积累而实现的，人生的意义也会在具体的实践中浮现出来。他指出，相对于西方、美国这种更加“稳定”的社会演进过程，中国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巨大的飞跃，身处其中的我们对时代变迁的感知是非常强的，积累了许多在急剧变迁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安身立命的经验，会比西方同时代的学者有更深刻的感触。而当今世界格局加速演进，如何面临不确定性成为全世界每个人的人生课题，我们把这些经验总结提炼出来，就是能够有益于全世界的中国学术。

杨鹏成回应

就针对本研究的提问，杨鹏成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讨论与自己研究的“红专”讨论有着历史的同构性或相似性，但造成青年讨论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是不同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已经树立起了宏大和完整的理想主义叙事，青年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其真正内化为人生指引、行动指引；而在20年代，青年面临的是救亡图存、改造旧中国，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的问题。杨鹏成认为，需要结合当时的传播语境来理解《中国青年》的影响力。在20世纪50-60年代，它作为团中央的重要报刊拥有强大的发行体系，影响范围已相当广泛和深入。同时，《中国青年》还设有针对农村“红专”讨论的栏目，说明“红专”问题的传播与关注对象已下沉至农村基层。

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高研院的杨永强对金舒洋提出的“信息势能”这一概念的适用性进行了提问。他指出，“信息势能”的概念体系如何看待和解释如奥运会、世界杯以及其他行业的全球性峰会这些具有流动性和时效性的国际传播事件？

杨永强提问

金舒洋以自己在筹备国际传播学年会ICA的见闻为例进行回应。由于今年即将ICA在南非开普敦举行，一位美国学者在先行调研时遭遇抢劫故发帖提醒参会者注意安全，另一位来自会议组委会的学者则批评其言论强化了对非洲“野蛮”“犯罪”的刻板印象，并指出南非的社会问题与殖民主义、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密切相关。她认为，双方虽立场不同，但都在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下理解非洲。相较之下，许多以中国等南方国家主导的论坛，更强调多元表达与在地经验，体现出全球南方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主体性意识挖掘，反映出新时代国际传播格局中的“破势”可能。

金舒洋回应

最后，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黄清源对冯韦隽与杨鹏成一同提问，指出他们共同关注的中国上世纪60年代的传播实践，在具体的社会层面、农村层面的影响力到底如何？在他的认识中，民国时期的很多报刊虽然发行量看似很大，但影响仍然局限在城市知识分子阶层；两位博士生关注的知识传播流动，能否真正影响到广大的人民群众？

黄清源提问

冯韦隽认为“比学赶帮”不仅在城市机械化的工业企业里开展，也广泛下沉到西部省份的乡村与手工业合作社。他以自身掌握的史料表示，即使在云南一些生产关系刚从传统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少数民族地区，也进行了“比学赶帮”运动，这说明这一知识流通实践已深入到中国内陆基层，通过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方式，形成手工业技术知识的内外循环网络，推动落后地区的工业生产不断发展。而杨鹏成认为，需要结合当时的政治传播语境理解《中国青年》和《人民日报》的影响力。作为党中央、团中央的重要报刊，它们拥有强大的发行体系，主要覆盖当时约1亿的非文盲群体，影响范围已相当广泛。同时，《中国青年》还设有针对农村的栏目，说明其传播与关注对象已下沉至农村基层。

冯韦隽和杨鹏成回应

三、教授点评与总结环节

陆洪磊副教授对俞雅芸和何云欢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两篇文章无论完成度还是选题价值都非常突出。他指出俞雅芸的研究也是当下许多同学关注的议题。这篇文章做到了理论层面的充分展开，他建议，文章可以更加贴近新闻舆论实践，回应当前网络舆情热点；同时对一些概念本身进行一些探讨；何云欢的研究数据扎实、选题切入准确、分析阐释充分，但在理论层面稍有欠缺，可以跟既有的三农相关的理论进行对照，并进行创新点的进一步阐发。

陆洪磊副教授点评

吴璟薇副教授点评了冯韦隽和杨鹏成的论文。她认为冯韦隽的研究有创意、有新意，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传播实践里与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对话，提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横向知识流通的模式。但是历史研究不仅要基于史料发现，还需要进一步解释这种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并对中国的这种模式进行更加清晰的可视性呈现。最后，她提出研究还应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针对杨鹏成的论文，吴璟薇副教授充分认可其现实意义，但指出整篇文章的核心研究问题不够突出，可以结合当下共青团的媒体实践与青年的互动来阐释，使历史研究更具当下价值。

吴璟薇副教授点评

王君超教授对钟知伦和金舒洋的研究进行点评。他认为两位同学的选题有意义，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钟知伦的研究有历史回顾、有经典述评，还有现实观照，但题目可以稍作调整，因为“技术劳动”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应该突出的是技术操控和人的主体性之间的矛盾，并且再做理论延伸，从哲学的角度往AI技术与“人的主体性”方向做更深、更广的讨论。金舒洋的研究借鉴了物理学的“势能”概念，选题新颖，而且结合全球信息流动的形状和全球南方信息新秩序的现状，论述信息势能的“破势”和“增势”，很有现实意义。马新观研究就是要勇于应对时代的挑战、回答时代的问题，未来可以继续就如何优化平台管理、增强人民的表达权方面做深入探讨。

王君超教授点评

赵月枝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作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她为马新中心能选择以让青年学生为主角的跨师门公开组会形式来纪念“5·17”讲话而感到自豪与高兴，更被这一活动吸引了那么多的院内外、校内外的青年师生而受感动与鼓舞。青年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有生力量，代表着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未来希望。赵月枝教授认为，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与教学，已经形成了具有清华风格和清华气派的鲜明特色，今天六位博士生的报告，展示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原有的鲜明实践特色基础上出现的融通中外的全球视野。具体而言，这些研究体现出“跳出新闻研究新闻”的跨学科性、从全球到村庄的系统性，以及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学理性。以冯韦隽报告中所讨论的建设年代的“比学赶帮”历史实践为例，她特别指出今天的公开组会也呈现出师生们在跨师门协作中相互学习，形成创新性知识共同生产的可喜局面。

赵月枝教授总结

会议最后，胡钰教授对全场活动进行总结。在“5·17”讲话十周年之际，他指出今天的研究要回到“原典”和“经典”，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水平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对民族如此，对青年亦如此。思维能力要独立，精神品格要积极，文明素质要先进。而六名同学的分享都在回应当今时代的现实问题——“丰裕中的焦虑”和“连接中的分裂”。胡钰教授提出，在“文科无用论”思潮下，我们更应该做小众的、原创的、真实的研究，让自己的思想从“肌无力”到“肌有力”，去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回答问题。最后，他鼓励同学们建立三个“相信”，去更好地实现个人学术和人生的成长：相信中国，相信我们能在中国土地上做出好研究；相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全世界的伟大性是超越我们想象的，要回到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相信自己，青春年华是做研究最好的时代。

胡钰教授总结

本次公开组会在“5·17”讲话十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举行，围绕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的前沿性研究展开，充分呈现了清华大学马新中心致力于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与成果。与会发言体现出以中国实践为研究根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价值引领、贯通个体生命体验与时代重大命题的学术取向，彰显了清华青年学子的学术风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清华大学马新中心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和时代导向，为构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培养“又红又专、知行合一”的新时代人才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