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鑫 王金鹏｜重新认识“信息茧房”——智媒时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共生机制研究

关键词：信息茧房；工具理性；价值理性；TELCE整合模型

尼葛洛庞帝预言的“我的日报”（The Daily Me）已经成为现实。以算法推荐技术为基础，商业平台运营为驱动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已经成为当下媒体生态的主要特征，宣告着“智媒时代”的到来。与此同时，作为隐忧的“信息茧房”比喻也逐渐为人所熟知。

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最早由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出，指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公众的信息需求并非是全方面的，所以他们只会注意自己选择的内容和使自己愉悦的信息，久而久之就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i]。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概念则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提出的“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即人们更倾向于听到意见相同的声音，但这却也让自己更加孤立，无法听到相反的声音，最终导致信息和观点在一个封闭的圈子中得以加强[ii]。作为同是桑斯坦提出的概念，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都秉承了技术批判式的、半预言式的隐喻风格——在作者看来，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里的信息过滤技术将有可能对公共协商造成破坏，威胁西方民主社会的理想模型。

在桑斯坦之外，帕里泽提出的“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概念则是更为直接强调了信息过滤对用户的影响。他认为，以搜索引擎为代表的算法通过了解用户偏好，进而过滤异质信息，在为用户打造个性化的信息世界同时构筑“隔离墙”，使其身处在“网络泡泡”的环境中，阻碍多元化观点的交流[iii]。

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和过滤气泡作为描述因信息偏食而导致信息窄化现象的三个重要概念，都承认导致该现象的主要成因是基于信息效率为优先的推荐算法，通过选择性接受、选择性信任等心理机制与社交媒介环境的内外因素共同造成[iv][v]。但是，三者的侧重点却也有所不同。信息茧房侧重于个体的事实性信息获取行为，强调“束缚”，具有明显的个人偏向性；回声室效应侧重于群体或系统的意见“聚合”及观点强化，并与群体理论密不可分[vi]；而过滤气泡则侧重于算法技术导致的信息“过滤”，强调信息环境层面的同质性。

在既有的经验研究中，回声室效应和过滤气泡是被提及较多的两个概念。前者备受政治传播研究青睐，因为直接指向了社交媒体的偏向性，“无法超越不同的政治团体”[vii]，因而往往被用以论证社交媒体并不具备公共领域的属性[viii]。过滤气泡则较多使用于和信息多样性相关的研究中，探讨环境多样性与过滤气泡形成的关系[ix]。而关于最被世人知晓熟悉的“信息茧房”，或许由于其定论式的喻断，迄今较少有经验研究对其进行检验、扩展或纠偏，久而久之则导致了这一概念在国内外学术场域的偏倚[x]。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既有研究中“信息茧房”意指的梳理，凝练总结信息茧房概念的不同面向，进而结合前人研究提出研究假设，探索信息茧房的整合性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

算法推荐技术往往被认为加强了个人信息偏食的封闭效应，这使得“信息茧房”在当下引发了新的担忧，并得以成为一类媒介现象。然而，在这一概念的演进过程中，研究者的视野从公众本身逐渐转移到了媒介技术，造成了现有研究中对于信息茧房的两大误读。

“信息茧房”产生于公众自身信息需求的偏倚，用以比喻人们只注意自身感兴趣的内容。事实上，长久以来的社会心理学早已揭示此种现象的普遍性。20世纪50年代的一项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避免不和谐而寻求达成一致[i]。这同样与“证实性偏见”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确认自身已有观点的信息[ii]。

不难发现，不论是作为心理现象还是媒介现象，信息茧房的本质特征都在于信息的窄化和封闭，即个体接纳的信息或内容变得单一而重复，并且以自我为中心。

如果说“破茧”意味着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再发现，那么“茧”是否代表着能动性的缺失呢？长期以来，“信息茧房”简单化地将互联网时代算法推荐技术包裹的个体比作“茧”，“信息茧房”亦成为无理性、非自主性的写照[iii]。然而，正如概念名称一般，信息茧房中的受众同样被遮蔽在了“茧”中——在诸多学者眼中，他们被等同于缺乏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的个体，而这或许却不是事实的全部。

互联网技术造成了信息爆炸，为了提高信息匹配和传递效率，分类目录、搜索引擎、算法推荐等方法应运而生[iv]。这其中，算法推荐技术可以被认为是“系统发起的个性化”（system-initiated personalization）[v]，赋予算法进行信息筛选的权利[vi]；而分类目录、搜索引擎等技术则可归类为“用户发起的定制化”（user-initiated customization），这实际上赋予了用户主动选择定制媒体内容的权利。因此，信息茧房实际上同时包括“系统主导”和“用户主导”两种模式，用户完全可以基于工具理性信息效率的需求主动定制媒介偏好，造成内容呈现的高度同质化。反言之，受众的自主性其实不仅表现在对异质化内容寻求的“破茧”中，也表现在对同质化内容定制的“制茧”中。

对信息茧房概念的另一个误读在于将现实理想化、浪漫化，用单一同质的理想媒介环境取代了复杂多元的现实信息环境。一方面，互联网使得媒介内容与形式日趋多样，媒介选择极为丰富，人们往往同时从不同的媒体或消息源获取信息[i]。据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人均手机APP数量已达44个，15–19岁人均数量最高，为83个[ii]。另一方面，即便是“难辞其咎”的推荐算法也同样类型丰富，包括基于内容的推荐、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基于时序流行度的推荐等多种方法，每一种推荐逻辑都能带来不输传统人工编辑的内容多样性[iii]。更何况，人们往往同时使用多种算法主导的多种媒介。

因此，如若要现实地考察信息茧房这一比喻，就必然要将信息茧房置于现实的语境之下，要在复杂而多元的现实媒介环境中加以考察。不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是“从人间升到天国”，现有的信息茧房研究多是理想化的规范性研究，缺少经验性研究，这是误读的原因所在。

在现实场景中，即使某一媒介或应用制造了相对封闭的“信息茧房”，但这并不妨碍用户通过其他媒介或应用程序获得多样化的信息。事实上，在高饱和的媒介环境中，用户基于多个平台的媒介使用行为与个人偏好之间的关联性减弱了——也就是说，不论个人偏好如何，人们都有机会经常通过不同媒介获得内容[iv]，发生“信息偶遇”[v]，由此亦能有机会接触到多样化的内容和观点[vi]。因此，信息茧房效应并非完全等同于单一同质的媒介消费，也没有完全限制不同内容和意见的暴露。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信息茧房”走进大众视野，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忧虑？或许，在原有技术批判的理路中，“信息茧房”除了是对一种媒介现象的描述，更加包括一种“工具理性使人异化”的隐忧：个体主动或被动地通过算法进行信息过滤，进而导致了信息封闭效应，个体也由此丧失了寻求多样信息的能力。其中，个体丧失“寻求多样信息的能力”集中体现了信息茧房概念的价值理性批判色彩。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高饱和媒介环境中的信息茧房并不会导致媒介多样性的天然消逝，关键在于个体是否能够具备寻求媒介多样性的“能力”——如果将受众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予以考虑，那么寻求媒介多样性能力的多寡则成为了一个衡量信息茧房效应的动态维度。

由此，通过重新发现“信息茧房”概念中本应包括的主动“制茧”和因缺乏寻求媒介多样性能力的“无法破茧”，本文提出了评估信息茧房效应的三个层次。第一，作为基本特征的信息封闭效应，衡量个体接收内容的同质性，称为“内容呈现同质性”；第二，基于信息效率的工具理性，受众的能动性表现为主动采用算法技术定制信息过滤、建造“茧房”，称为“内容获取定制性”；第三，基于价值理性的技术批判和反思视角，个体如果寻求信息内容的多样化，那么即可认为其突破了工具理性的制约实现了价值理性，相应的“信息茧房”即可表述为衡量个体在算法语境下无法主动寻求多样信息因而无法成功“破茧”的能力和意愿，称为“内容寻求单一性”。

在扩展厘清了信息茧房的多层维度之后，探索形成信息茧房的影响因素则成为了 “破茧”的必由之路。在相关研究中，国内外学者较多继承了桑斯坦的技术隐喻和批判思路，重点以观察分析和阐释论说为主[i]，而相关的经验研究则多以回声室效应、过滤气泡等概念引入。本文重新定义的“信息茧房”概念实则包括了这些概念的含义，因此在文献回顾时本文将对相关研究均纳入视野之中，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20世纪60年代，格伯纳等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电视暴力内容的研究，包括电视对受众态度的影响，这部分研究成果最终形成了“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i]。涵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大众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受众的世界观。算法推荐语境下，涵化理论往往被认为是算法潜移默化构建信息茧房的理论依据。

然而，一项关于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脸书新闻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用户使用脸书新闻的时长与言论的去极化螺旋呈现正相关性，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户更有可能看到与自己相反观点的新闻，进而导致去极化现象的发生[ii]。格罗舍克等的研究同样支持了媒介使用时间对社会网络异质性的正向作用[iii]。这些结论暗示了算法推荐机制下网络媒介环境依然丰富多元，并且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受众本身具备的主体批判性也在增强。从媒介与受众的关系出发，所谓“媒介涵化受众”的过程也同样是“受众涵化媒介”的过程，算法的结果最终很有可能是建立了一个以用户个体偏好为中心的认知框架[iv]。基于以上研究，文本提出第一个与通常认识稍有不同的研究假设：

H1a：算法推荐媒介的使用时间越长，个体的内容呈现同质化程度越低。

H1b：算法推荐媒介的使用时间越长，个体的内容获取定制化程度越低。

H1c：算法推荐媒介的使用时间越长，个体的内容寻求单一化程度越低。

媒介环境描述了个体如何评估自身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个体与特定媒介关系的评价以及个体对总体媒介环境感知的评价，本文称前者为媒介依赖，后者为信息过载。媒介依赖旨在描述受众与媒介之间的非对等依赖关系[i]，一般认为这与信息茧房的成因息息相关。智能媒体时代，算法推荐将“人找信息”变为“信息找人”，极大地简化了信息获取路径，但也相应放大了人的惰性，造成人对算法媒介的高度依赖。在基于算法技术的新媒介环境中，一方面媒介依赖造成了工具理性的进一步异化，人与媒介共同营造虚拟化的“数字孪生”世界，在人与媒介环境之间形成反复的“驯化”与“反向驯化”过程，人的信息窄化、媒介化与人性本能也日益显著[ii]；另一方面，媒介依赖同其他物的依赖一样，令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陷入困境，“人们越是追求自己的主体性，就越是发现自己对物的依赖，人的社会关系和能力越来越物化，越来越成为非人的即物的社会关系和能力”[iii]。在这个意义上，对媒介依赖下个体能动性的探究十分有必要。由此，本研究假设，不论是内容呈现同质化、内容获取定制化还是内容寻求单一化，个体的能动性都将随着媒介依赖的提高而下降，即：

H2a：个体对特定算法媒介的依赖程度越高，个体的内容呈现同质化程度越高。

H2b：个体对特定算法媒介的依赖程度越高，个体的内容获取定制化程度越高。

H2c：个体对特定算法媒介的依赖程度越高，个体的内容寻求单一化程度越高。

信息过载则是指个体面对的信息量过于庞大，以至于其信息处理能力不足以应付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网络与通讯技术高速发展带来的信息爆炸。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信息技术既是信息过载的主要原因，也是解决信息过载问题的主要手段[i]。以往研究表明，人们往往采取信息过滤与回避等策略应对信息过载[ii]，即通过算法或其他方式进行信息过滤，以及有意识地回避某些信息，这为信息茧房效应的生长提供了土壤。一项对7500名推特用户的社会网络追踪研究发现，信息过载环境下，人们接收的内容缺乏差异性，且更倾向于关注内容特征相似的用户[iii]。奥克希尔等通过调查（N=317）发现，较高的信息过载水平将显著提高人们依赖回声室主动获取新闻信息的比率[iv]，进一步说，频繁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且感知信息过载程度高的个体更有可能选择性地接触某些新闻来源[v]。这些结论表明，信息过载确有可能造成信息茧房效应，并且作为具有工具理性的人，往往倾向于主动地依靠算法进行信息过滤、定制信息内容，以提高信息获取效率。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a：信息过载程度越高，个体的内容呈现同质化程度越高。

H3b：信息过载程度越高，个体的内容获取定制化程度越高。

然而，从人文主义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用户仍然具备关注多样化内容以探索公共生活、拓宽知识结构的需要和可能，进而达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统一[i]。因此，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克服信息过载尤为重要，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c：信息过载程度越高，个体的内容寻求单一化程度越低。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i]。在算法推荐技术深度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媒介素养的内涵得以拓展[ii]，综合来看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个体对具体算法运作的知识认知以及个体对作为整体的算法知识的掌控感，本文将其分别称为算法知识认知度和算法知识效能感。

算法知识认知度衡量个体掌握算法相关知识的多寡程度，是个体面对智能媒体作出反馈的知识前提。尽管学界普遍认为提高媒介素养是突破“信息茧房”的重要途径[iii]，但媒介素养的影响可能并非简单地由同质化的“信息茧房”转向异质化的“信息破茧”。一方面，从技术接受的角度出发，掌握算法知识可以提高个体对算法媒介的感知有用度与感知易用度[iv]，进而利用算法追求信息获取效率。另一方面，从技术批判的视角出发，算法知识提高了个体的质疑与批判能力，使之倾向于接触多样化的媒介内容——美国的一项互联网用户调查发现，尽管算法知识的“知沟”问题仍然存在，但是算法知识与用户的媒介使用广度呈显著的正相关性[v]。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4a：算法知识认知度越高，个体的内容呈现同质化程度越高。

H4b：算法知识认知度越高，个体的内容获取定制化程度越高。

H4c：算法知识认知度越高，个体的内容寻求单一化程度越低。

算法知识效能感则是衡量个体对驾驭算法知识的信心和掌控程度，是较算法知识认知度更高层次的主观意识和态度取向。挪威的一项描述性研究发现，大部分算法知识效能感较高的个体表现出对算法技术的肯定态度，但是仍有相当部分批评者持否定态度[i]。另一项对丹麦年轻群体的研究则进一步显示，个体对算法平台表现出的效能感具有高度的批判性[ii]。基于此，本文认为作为具备较高主观意识的算法知识效能感，其与信息茧房效应的关系更加偏向价值理性的回归，从而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a：算法知识效能感越高，个体的内容呈现同质化程度越低。

H5b：算法知识效能感越高，个体的内容获取定制化程度越低。

H5c：算法知识效能感越高，个体的内容寻求单一化程度越低。

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类型的不同是否会影响内容的同质化/异质化，仍然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分为“桥梁式社会资本”和“纽带式社会资本”，前者与弱关系优势理论密切相关，互动频率低但有利于联合异质性的外部资源并且传递信息；后者则与强关系优势理论密切相关，互动频率高、能提供重要的社会和心理支持，但容易使我们自身变得狭隘和同质化[i]。一项对推特的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研究表明，纽带型社会资本对应于推动内部群体成员之间信息流动的“回声者”（echo chambers），而桥梁型社会资本对应于发起与外部群体政治成员沟通的“桥梁者”（bridgers），后者表现出了更高的中心性与互惠性[ii]。较早的一项大数据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发现，强关系在信息的扩散中发挥了更主要的作用，而弱关系则较少地传递信息，但往往能带来新鲜的内容[iii]。可见，纽带式社会资本与同质化的信息流动相关，且获取相似信息的主动性更高，桥梁式社会资本则与异质化的信息流动相关。基于以上研究，如下假设被提出：

H6a：线上桥梁式社会资本越高，个体的内容呈现同质化程度越低。

H6b：线上桥梁式社会资本越高，个体的内容获取定制化程度越低。

H6c：线上桥梁式社会资本越高，个体的内容寻求单一化程度越低。

H7a：线上纽带式社会资本越高，个体的内容呈现同质化程度越高。

H7b：线上纽带式社会资本越高，个体的内容获取定制化程度越高。

H7c：线上纽带式社会资本越高，个体的内容寻求单一化程度越高。

在对媒介环境、媒介素养的讨论中，我们将内容获取定制化与工具理性联系起来，将内容寻求多样化（即内容寻求单一化的反面）与价值理性联系起来，这实质上是把算法媒介作为了信息获取的手段。而在对社会资本的讨论中，我们又将社会交往因素纳入到了信息茧房效应之中。这说明，信息茧房效应可能与个体使用智能媒介的媒介期望有关[i]。

媒介期望理论来源于经典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加洛韦借鉴了期望–价值理论（expectancy value theory）中的概念与测量方法，用易于测量的媒介期望替代了媒介需求，用以刻画受众个体对自身媒介需求的理性自我认知，以此拓展了使用与满足研究[ii]。卡茨等将媒介需求分为五类，即认识需求、情感需求、个人整合需求、社会整合需求及舒缓压力需求[iii]。斯塔福德等则认为，互联网主要从使用过程、媒介内容和社会交往三方面带来满足[iv]。借鉴以往研究，我们将个体的媒介期望划分为信息获取、社会交往和休闲娱乐三个取向，并探究不同媒介期望对信息茧房效应的影响。

首先，正如先前所讨论的，信息获取的媒介期望实质上是将算法媒介作为技术的工具理性的体现[v]，因此本文认为，这将提高依赖算法进行信息过滤的主动性，带来内容的同质化。但是，与前文所作的关于内容寻求多样化的假设类似，本文认为信息获取的媒介期望并不影响价值理性的回归，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8a：信息获取的媒介期望越强，个体的内容呈现同质化程度越高。

H8b：信息获取的媒介期望越强，个体的内容获取定制化程度越高。

H8c：信息获取的媒介期望越强，个体的内容寻求单一化程度越低。

其次，参考对于社会资本变量的文献回顾，社会交往的媒介期望或将提高个体在信息寻求中的主动性，提高通过算法媒介中社会网络获取信息的比例——不论是同质化内容还是异质化内容。至于整体的内容呈现，由于强关系所发挥的主要作用[i]，本文认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依然共生于其中，提出研究假设：

H9a：社会交往的媒介期望越强，个体的内容呈现同质化程度越高。

H9b：社会交往的媒介期望越强，个体的内容获取定制化程度越高。

H9c：社会交往的媒介期望越强，个体的内容寻求单一化程度越低。

最后，如果个体的媒介期望主要表现为休闲娱乐的话，那么信息获取、社会交往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将会被相对消极和被动的媒介消费所取代，这在极大降低内容获取成本且颇具个性化的算法推荐媒介平台中尤为突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休闲娱乐媒介期望越强的情况下，工具理性的扩张将会占据主导位置，价值理性回归的因素无法充分体现，提出如下假设：

H10a：休闲娱乐的媒介期望越强，个体的内容呈现同质化程度越高。

H10b：休闲娱乐的媒介期望越强，个体的内容获取定制化程度越高。

H10c：休闲娱乐的媒介期望越强，个体的内容寻求单一化程度越高。

通过对信息茧房概念的系统阐述与层次扩展，本文提出信息茧房效应的评估中实际上存在“制茧”工具理性扩张与“破茧”价值理性回归之间的张力，并基于此尝试探索使用时间、媒介环境、媒介素养、社会资本、媒介期望等五个维度与信息茧房之间的关系——选取上述五个维度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形成信息茧房效应的“TELCE整合模型”作为本文的分析框架。

本文的数据委托凯度调查公司（Kantar Profile），根据性别、年龄、城市级别等配额在凯度线上样本库进行分层并划定抽样比例，随后从每层中抽取独立随机样本，调查实施时间为2020年12月4日至2021年1月7日。在筛选访问者方面，本文通过前置问题“请问您过去六个月使用过下面哪些APP”的方式，得到典型信息类算法推荐平台——知乎的活跃用户样本。经过问卷筛选及数据清洗，共回收有效样本1000份。

1. 因变量

既有研究中测量信息茧房效应的量表多询问内容之间的重复和与受访者观点的近似程度[i]，个别研究还涉及对信息的选择行为[ii]。但总体上对于信息茧房的实证研究仍占少数，质与量均亟待提高。本文定义了信息茧房效应的三个层次，第一，表示信息茧房的信息封闭效应，即个人所接触的内容或观点是否重复。这一部分是信息茧房概念的核心要素，本文将其命名为“内容呈现同质性”（M= 3.54，SD= 0.50，Cronbach’s a= 0.797）。具体测量上，考虑到信息封闭效应是一个长期过程而非短期作用，该量表以“当您在知乎上浏览时政类/知识类/娱乐类内容时……”为题干进行询问。第二，作为对惯常信息茧房概念中受众自主性不足的矫正，同时也是信息效率工具理性的体现，“内容获取定制性”（M= 3.31，SD= 0.63，Cronbach’s a= 0.735）衡量个体“主动制造”信息茧房的定制化程度。量表题项参考了奥克希尔等提出的关于内容定制的量表并加以修改[iii]。第三，作为对以算法推荐等信息过滤技术批判的集中体现，“内容寻求多样化”（M= 1.36，SD= 0.51，Cronbach’s a= 0.656）衡量个体在多大程度上主动地寻求信息的多样性，进而达到价值理性层面的“破茧”之效。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描述信息茧房的效应，这一部分的变量进行了反向编码，用以描述“无法破茧”的程度。最终测量题项见表1。

2. 自变量

使用时间（Time）：本文采用“截至目前，您使用知乎的时间有多久了” 这一问题测量被访问者的使用时间。

媒介环境（Environment）：媒介依赖沿用刘振声提出的微博依赖量表[i]，并加以改动以适用于知乎用户，题项测量了包括“强迫性心理依赖”、“强迫性媒介使用行为”、“退隐反应”和“逃避性心理”四方面的媒介依赖程度（Cronbach’s a= 0.893）；信息过载采用威廉姆森和埃克提出的信息过载量表[ii]，原量表共15个题项，翻译至中文使用，经因子分析后改至12个题项，如“我必须处理大量信息，因此我时常花很长时间才能及时完成工作”（Cronbach’s a= 0.934）。

媒介素养（Literacy）：综合杨洸等提出的“对算法推荐技术的理解”部分量表并加以修改[iii]，形成：（1）算法知识认知度量表，题项包括“我认为是由专业新闻编辑推送的”、“我认为是由系统根据新闻热度推送的”、“我认为是由系统根据用户设置的兴趣爱好推送的”、“我认为是由系统根据用户的历史行为推送的”、“我认为是由系统根据用户好友的相关喜好推送的”、“算法推荐能节省我获取信息的时间成本”和“算法推荐能为我精准匹配所需的信息”（Cronbach’s a= 0.784）；（2）算法知识效能感量表，题项包括“我并不了解算法新闻推送机制”、“我并不关心算法新闻的推送机制”等，且均进行反向编码（Cronbach’s a= 0.733）。

社会资本（Capital）：采用了威廉斯[iv]和埃利森等[v]关于桥梁式社会资本和纽带式社会资本的量表，并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予以删减。桥梁式社会资本（Cronbach’s a= 0.863）包括“与知乎上的人交往令我对周身以外的事情产生了兴趣”等8个题项；纽带式社会资本（Cronbach’s a= 0.705）包括“知乎上的一些朋友能为我带来求职的资源”等3个题项。

媒介期望（Expectation）：参考刘振声提出的微博使用媒介需求[vi]，结合因子分析，本文将知乎使用的媒介期望归纳为三个取向。信息获取取向（Cronbach’s a= 0.634）包括“我用知乎来查阅时事热点”等4个题项；社会交往取向（Cronbach’s a= 0.913）包括“我在知乎上参与公共热点话题的讨论”等11个题项；休闲娱乐取向（Cronbach’s a= 0.797）则包括“知乎让我释放了现实生活的压力”等5个题项。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控制了一系列人口学统计变量，包括性别（1=女性，0=男性，M= 0.50）、民族（1=汉族，0=少数民族，M= 0.97）、家庭所在地（1=地级市及以上，0=县级及以下，M= 0.74）、年龄（M= 32.33，SD= 9.14）、家庭年收入以及教育水平。

通过对信息茧房效应“内容呈现同质性”、“内容获取定制性”和“内容寻求单一性”三个层面的因变量进行逐步多元线性回归（详见表3），模型的调整后R方分别为0.325、0.453、0.434，表明“TELCE整合模型”拟合程度良好，自变量能较好地解释因变量的变动。

使用时间方面，个体使用特定智能媒体的使用时间与内容获取定制性和内容寻求单一性呈现了显著负相关，与内容呈现同质性呈现负相关但不显著，支持了H1的部分假设。

媒介环境方面，媒介依赖水平和信息过载水平呈现了相似的特征，与内容呈现同质性、内容获取定制性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与内容寻求单一性呈现负相关性（媒介依赖不显著，信息过载显著），基本支持了H2的假设。

媒介素养方面，算法知识认知度仍然呈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关系，与内容呈现同质性、内容获取定制性呈现正相关，与内容寻求单一性呈现负相关；算法知识效能感亦突出了个体主观能动性的水平，与内容呈现同质性、内容获取定制性均呈现负相关，基本支持了H3的假设。

社会资本方面，线上桥梁型社会资本与内容获取定制性、内容寻求单一性呈现负相关性，支持了H6的基本假设，但是线上纽带型社会资本与信息茧房效应三个层面的变量均未呈现显著相关性，H7假设不支持。

媒介期望方面，信息获取取向、社会交往取向特征相似，均与内容呈现同质性、内容获取定制性呈现正相关性，与内容寻求单一性呈现负相关性，基本支持了H8、H9的假设。而在休闲娱乐取向方面，其仅与内容获取定制性呈现负相关性，不支持H10的研究假设。

控制变量方面，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与内容寻求单一性呈现正相关性，也就是说女性不会倾向于主动寻求多样化的内容。家庭年收入方面，收入越高的受调查者，其在内容呈现同质性上也表现出越高的程度，但与信息茧房效应的另两个层面并未呈现显著相关，总体而言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无法在整体上预测信息茧房效应的程度。

在效率与功能至上的现代性语境下，信息获取的高效与精准无疑是算法“工具”的目的论，所谓推荐算法不过是一种增效的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却反过来成为目的，拟态式地包裹着人们脑海中的图景，使得“信息茧房”走进大众视野，并成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忧虑。这种基于价值理性的技术批判与韦伯的现代性悖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正是来源于后者的理论本身。然而，学界通常所说的信息茧房却存在着明显的误读，即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将现实的媒介环境过分理想化了。事实上，人既可以主动地基于信息效率的工具理性定制信息过滤、建造“茧房”，又可以基于价值理性的技术批判和反思视角寻求信息的多样性。因此，信息茧房并非完全等同于单一同质的媒介内容，而更多地侧重于信息封闭效应造成的寻求多样性能力的丧失。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对“信息茧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形成了若干值得思考和讨论的结论。

通过媒介环境、媒介素养、媒介期望三个方面与信息茧房三个层次效应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作为算法推荐技术基本特征的“内容呈现同质性”与技术特征进一步扩张的工具理性层面“内容获取定制性”往往表现出类似的特征，二者均与媒介依赖、信息过载、算法知识认知度、信息获取取向、社会交往取向呈现正相关性。这说明限于工具理性层面的用户能动性并不能改变信息茧房效应作用的方向，“身在茧中”和“主动制茧”由于均以提升信息效率为主要目标，故二者的结果往往是耦合的。然而与此同时，作为价值理性反思维度的“内容寻求单一性”却与“内容呈现同质性”及“内容获取定制性”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特点，与媒介依赖、信息过载、算法知识认知度、信息获取取向、社会交往取向均呈现负相关性，也就是说在这些自变量方面程度较高的个体，会趋向于寻找内容的多样性。这表示在价值理性的视野之下，个体在使用智能媒体时会主动地在“信息效率”和“信息多元”之间取得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特征现象是同时存在的。不论是基于工具理性的茧房定制化，还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多样性寻求，都在现实语境中呈现出彼此共存共生的现象。这表明，“能动的”受众在破解“信息茧房”这一忧虑中有着极大的想象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算法知识效能感作为体现个体用户对于算法知识主观掌控意识和能力的变量，其与信息茧房效应的两个工具理性层次均呈现出了负相关性，这表明媒介素养的提升依然对于“破茧”存在一定影响，即使在工具理性层面依然如此。只要个体对算法知识的主观能动性和批判反思能力足够强，信息茧房困住个体信息获取的概率也会越小[i]。

从使用时间与信息茧房效应的关系来看，数据结果表明，随着用户对算法推荐平台的使用时间增长，信息茧房非但不会加重，反而会减轻——无论在内容定制获取还是在主动获取多样信息方面均是如此。有研究表明，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媒介消费是基于“普遍怀疑”而进行的[i]，受众并非是被动地、盲从地使用媒介，反而具备相对较高的自主认知能力和批判反思精神，这与本文的发现是一致的，即受众的主体性批判消解了算法媒介的涵化效果。这对于社会普遍认识的“算法推荐单向强化信息茧房”的论说提供了截然相反的证据，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点上显得尤其凸显。

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以往关于算法的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之争论。事实上，“信息茧房”概念本身就承载有技术的悲观主义色彩，认为人在算法技术的异化中自我放逐，人的主体性亦随之自我消解。与之相对地，技术乐观主义者则普遍认为算法技术推动了新闻行业的深刻变革，从内容生产、内容推荐再到聚合分发，算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海量社会化信息与个人终端信息需求之间的“信息传播效率”问题[ii]。还有学者在技术革命的视角下展望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将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视作一种新的媒介介质，进一步突出算法之重要性[iii]。本研究所得到的“反信息茧房的时间效应”与这些对算法前景的乐观看法遥相呼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算法之下的隐忧就足以忽略不计。技术从来都不是先验的，而是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意识形态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技术本身，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令我们对其保持审慎的态度。

在本文中，我们验证了一种反信息茧房的时间效应，然而，这种效应能在多大范围上具有普适性，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不同的用户之间存在差异是必然的，或许某些群体特征在未来能成为这一效应关键的中介变量。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无疑在普遍层面上暗示了主动而具有批判精神的广泛受众，以及更重要的是，“信息茧房”效应可能被高估了。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建立在大众传播时代的单向式的撒播，如今已为更广泛的“普遍联系”所取代[i]。资本主义工业带来了生产力急剧发展，民族国家的政制和市场经济的扩张使得作为整体的世界被发现，并进一步导向了经济全球化，马克思所预见的“普遍交往”似乎已然成为实际。在这个意义上，原先彼此区隔的社会关系被纳入了一体化的框架中，被制式而统一的标准加以衡量，甚至被更进一步地发展成为物质生产的生产要素之一，即社会资本。即便是建立在虚拟世界的智能媒体，也决不能脱离现实物质的基础而存在，智能化的社交媒体仍然嵌入在社会关系及其组成的社会网络之中，社会资本亦存在于其中。

在影响信息茧房效应的因素中，个体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多寡无疑具有独特的调整作用。虽然线上纽带型社会资本与信息茧房效应的三个层次变量未呈现显著关系，但是仍然体现出了桥梁型社会资本有利于“破茧”的积极性作用，以及纽带型社会资本则趋向于强化茧房的消极性现象。正如普特南所提炼的那样，桥梁型社会资本往往与社会关系的弱连接息息相关，而弱关系连接带来广泛而互惠的关系以及多元的信息交流渠道[ii]，进而使得整体网络的信息异质性程度得以提升。与媒介素养的算法知识效能感一样，有意识地提升桥梁型社会资本的程度，也是突破信息茧房的有益路径。在本研究中，弱关系还带来了两种能动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广泛的桥梁型社会资本与更低的主动制茧相关联，表明基于工具理性的算法媒介使用被其弱化；另一方面，它又与更多地寻求多样性相关联，表明基于价值理性的算法媒介使用变得更强。这一结果暗示了“信息茧房”效应中受众能动性不同取向的存在，即“能动的”受众同样面临着效率和多元之间的平衡取舍，而非“赢者通吃”式的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