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李普曼是西方罕有的具有战略思想的新闻学者

李普曼的文章长期受到毛泽东的关注。1950年11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注意到李普曼的观点，曾经要求印发李普曼的有关专栏文章，以供党内领导阅读研究。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在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1959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同林克谈话时说：“我们应当培养专栏作家和政治编辑，政治编辑应当知识比较广博和通晓大局，应当有中国的李普曼和赖斯顿。”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时鼓励说：“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1972年年初，尼克松到中国访问，毛泽东夫人江青见到尼克松，“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对美国新闻理论有巨大贡献的李普曼认为宪法与自由主义者的所谓“民主”难以相容，他说：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人人始终都像宪法的作者们那样看待宪法，这部宪法大概早就被强行推翻了，因为忠于宪法和忠于民主似乎难以相容。杰斐逊教给美国人把宪法理解为对民主的表达，从而解决了这个悖论。他本人也是到此止步。”

黑格尔说：“公共舆论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说得明白：

“行动经常比理解重要得多。有时的确就是如此：等到人人都理解了，行动可能就会失败。有许多事情不可能等到全民公决或者长时间的宣传，比如在战时，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乃至它的统帅们，时常只能把战略部署透露给极少数人；两种对立的意见——尽管其中之一可能是正确的——往往比只有一种错误的意见更危险。错误的意见会导致不良后果，但两种意见则更要承受瓦解整体的灾难。

“即使一次灾难性的失利也确实比在报纸上激烈争论造成的危害要小。在1918年3月到处弥漫的紧张空气中，至关重要的不是一次特定行动的正确性，而是对命令来源的不懈期望。假如福煦“诉诸人民”，他或许能赢得争论，但在赢得争论之前，他指挥的军队可能早就瓦解了。奥林匹克诸神争吵的景象是有趣的，但也是破坏性的。

“传统的民主主义者冒险把人的尊严放在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假设之上，因此他才会认为人的尊严本能地体现在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统治之中。选民们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在讲究实际的人们眼里，民主主义总是显得有点儿傻气。”

对传媒问题有深刻洞察力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公众舆论》一书告诉我们的最简单的道理。李普曼曾说在西方社会里“制造同意并非一种新技巧。它已经十分古老了。据说它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亡了。事实上，它是在技术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今天的美国政治家真的需要读书了。如果他们不愿意像基辛格那样读《毛泽东选集》的话，那就建议他们一定要读读沃尔特•李普曼分别于1944年和1947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冷战》这两本（在目前中国国内也很难找到的）书，而不要读凯南和布热津斯基的书。布氏的书是凯南思想幼稚部分的继续和膨胀，而这种膨胀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二战”后英国外交骄纵的结果。

李普曼是冷战年代美国最不冷静时期的最冷静的战略思想家。他的学术地位长期受到“二战”后决心向美国复仇的英国人——为了不让美国人了解——以所谓“美国新闻评论家”定位的刻意淡化。李普曼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就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警告，他告诫美国要避免那种意在纠正世界的传教士式的干涉主义。他写道：

“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

当时李普曼提出这个“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为罗斯福战后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则并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准备好了思想基础。1947年，他针对凯南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冷战》一书，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李普曼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特别不适用于需要在一个无限度的期间坚持而耐心地加以贯彻执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苏联是像日本一样的岛国，美国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美国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实行对敌封锁。但是苏联需要在大陆上加以遏制，这样所谓“守住防线”就不能不是一种壕堑战。

“然而美国军事力量所擅长的并不是无限期地防守阵地。这样做，需要大批驯服的人发挥巨大的忍耐力。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运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为目标的政策。它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挽救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倾覆了的均势。但是它并不适合于遏制、等待、对抗、阻拦的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而只求最终“挫折”敌人。

“很可能，在俄国人还没有挫折以前，美国人自己倒已经为X先生的政策所挫折而沮丧了。”

至于美国为遏制苏联拉起包围圈，李普曼警告说：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

至于欧洲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李普曼分析说：

“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所有欧洲人都看到，他们是被置于鎚和砧之间，即使我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却认识到，把希望寄托于苏联力量将挫折而崩溃的这种政策，是执行不了，是不能顺利推行，是必然要失败的。

“欧洲主要的民主国家，而且恐怕包括美洲民主国家在内，它们的目的充其量就是在苏美之间保持势力平衡，也就是成为苏美冲突的调解人。从最坏的方面去看，它们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孤立在某种状态中，以便逃脱被苏联陆军蹂躏和被美国空军轰炸的双重灾难。

“我们决不可自欺地认为，我们在对苏冲突中率领着一个世界性的民主国家联合战线。”

李普曼还用刚刚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明遏制战略的不可行，他说凯南这些人：

“他们记得张伯伦先生对波兰提出保证以遏制希特勒的尝试。他们记得赫尔先生在中国遏制日本势力范围的尝试。他们知道遏制政策是遏制不了的，“对抗力量”的措施是注定会不及时和分量不够的，全线防守而希望最理想的事发生的政策意味着把战略主动权缴了械，分散我们的力量而毫无获得决定和解决的前景，并且最后会意味着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战争。”

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凯南那种用善恶判断敌友的“遏制”战略是荒唐的，并建设性地提出自己的哲学思考——这些思想显然成为后来尼克松、基辛格引导美国走出困境的认识基础。他说： 

“依我看来，这样的结论（即“遏制”苏联的结论——引者）是没有根据的。外交史本来就是对手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它们并不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也不响应求得共同目的的呼吁。尽管如此，历史上是有过解决安排的。有些解决安排维持得不很久，有些维持了很久。作为一个外交家而认为对手和不友好国家之间不能达成解决，那是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如果世界上全是伙伴国家，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响应共同的呼吁的话，外交家将没有什么事可干了。

“对一个存在着对手国家的世界，外交处理的方法就是组织一种力量均势，使得那些对手国家，不论怎样缺乏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和不响应于共同的呼吁，都不能有侵略成功的前景。这就是外交家所说的解决对手国家之间冲突的含义。这并不是说那些国家将不再是对手，而都会被改造为具有同样的思想和要求。这是意味着，不论这些国家的思想、要求和意识目的如何，力量的均势将使它们认识到进行侵略是要吃亏的。”

最后，沃尔特•李普曼对凯南的“遏制”战略经过上述破立兼顾的批判后，明白无误地宣布说：

“我反对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国力量去对抗苏联，而在于这个政策的设计不对头，它一定会导致滥用美国的力量。”

这是李普曼在1947年发表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的看法，尽管随后不久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局印证了李普曼意见的正确性，但这时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已听不进这些冷静的意见，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汤因比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麦卡锡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政策建议，冲向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美国小布什时期的政客们再次犯了李普曼所指出的而又被布热津斯基所骄纵的那种因“贪多嚼不烂”而导致的国家“糖尿病综合症”。如没有“断臂”决心，果断改换素食“食谱”，其结果将是“综合并发症”，即作为帝国的美国全面衰落。

似乎是上帝的眷顾，李普曼远比地缘政治大师麦金德幸运，1947年麦金德逝世，他死前看到的是印度独立和大英帝国即将崩溃的前景；1974年85岁高龄的李普曼溘然长逝，他在去世前欣慰地看到了自己的思想通过尼克松的外交实践挽救了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经历过尼克松中兴的凯南，坚决反对克林顿政府时期扩大北约的政策，认为这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最致命的政策失误。可以说，他所主张的美国外交应该是一种“谦虚而温和的”外交。2005年3月17日晚，乔治•凯南去世，也似乎是上帝的惩示，去世前凯南看到傲慢的小布什再次高扬起让他已后悔不迭的遏制理论，承担起美国背不动的在全球与“撒旦”斗争的任务。不同的只是，美国与之斗争的对象从以前的“共产主义”变为“恐怖主义”，以前以“反共”划线变为现在以“反恐”划线。但结果都是一样：美国再次在伊拉克陷入“越战”式的灾难。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排版｜霍旻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