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一代

karoshi一词来自日语，《牛津词典》的解释是“过劳死（工作过度或与工作有关的劳累造成的死亡）”。

今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世界卫生大会上，“过劳”被列入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清单中特别强调称，“过劳”特指职业环境中的现象，不应被用来描述其他生活领域的经历。

而如今，“过劳死”的日本色彩逐渐淡去，“过劳”日益成为了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讨论的普遍现象，不仅是在职场，也出没于校园。

过劳生

罗素认为，只有在无人被迫工作4小时以上的明智社会，画家、科学家、医生等各行各业的人才能各尽其职，发挥所长。1930年的凯恩斯也做出了对后代经济前景的美好猜测：生活在2030年的人，会比1930年的人富裕8倍；因此，那时候我们每天只需工作3个小时，然后发愁如何打发漫长的时间。

而现实的2019年，“996工作制”和“青年人的福报”、奋斗人生和过劳一代的讨论却还在引发争议。据2019年武汉科技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智勇及其团队发布了一项职场行为与疲劳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成劳动者承受着一般或更高的精神压力和身体压力，处于过劳状态。“过劳”与年轻人、青年劳动力日益紧密联系起来，因过劳导致自杀或猝死的悲剧，不时见诸报端。

狭义上说，“过劳”不是“过度劳动”的简称，而意指“过度劳累”。

在大学校园内，与期中、期末周相伴而生的“周期性过劳”也日益常见，因过劳导致的脱发、腰椎疾病、肥胖、眼疾等系列疾病呈现出年轻化、学生化的趋势。

“起先是从十月开始看东西有一些黑影、飞纹，后来感光的时候出现扭曲、倾斜的现象，我感觉就不太对劲了。”

九字班的徐胜在进入大学校园不久后，双眼出现了不良反应。“诊断结果是左眼视网膜裂孔，右眼处在视网膜脱落二期，没有到完全脱离，三期就是完全失明了。”在确诊后，徐胜立即在北医三院采取手术，“很难说这个病的诱因究竟是因为这段时间过劳，还是因为遗传性基因，医生也很难给出明确病因。”

而在设计类等专业中，用眼过度疲劳的现象更加普遍。建馆报告厅不灭的灯光，夜晚依然络绎不绝的外卖小哥，直至凌晨依然不低的建管上座率，都见证着建筑学院同学在交图周的“艰辛”。

“有的时候图画多了，甚至画到最后都看不见纸了，只能在纸下垫一块发光的板子，继续接着画。”建筑学院九字班的黄毛在高中毕业到如今的短短几个月间，瘦了整整二十斤。

通宵作图对黄毛，乃至所有处在交图周的建院同学而言，早已屡见不鲜。“期中期末周肯定是要通宵的，有同学甚至在建管24小时没有迈出一步。我标准作息是熬到一点以后，上周周六将近到了三点，就这样我还是全寝四个人里回宿舍最早的那个。”

据《清新时报》记者开展的有关校内低年级同学生活作息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同学认为自己用眼过度，超过半数的同学表示自己出现了颈椎不适的情况。半数同学还认为自己存在神经衰弱、睡眠障碍的问题，在考试周尤甚。甚至有近30%的同学有过突然眩晕或昏迷的经历。

加速跑

而对于年级愈高的大三、大四同学，除了单纯的课业焦虑外，升学、实习、就业等压力也在日益膨胀。

人文学院的林霖在这学期的开学找了份媒体实习，每周她都要跨越半个北京，从北五环的清华赶往南三环外的实习单位。每次上班来回近四小时的通勤时间，不仅让她得跻身于早高峰的地铁，将近八九点才能回到学校，还得从通勤、夜晚休息的时间缝隙中挤出零星片刻，完成课程作业和社工任务。

“八九点下班到学校，接着又开始肝社工，社工肝完了再写写作业。“林霖觉得自己在“一人打了N份工”，白班接着夜班地干活。

有次下班时间晚，回校时间已是夜晚十点，林霖洗漱后上床，加班了的她，准备在睡前用手机回复会社工群里的就休息。突然在凌晨十二点半时，她收到了实习老师的消息——

“在吗？睡了吗？”老师随后传来了一份文件，“这篇稿子编辑一下，我明天早上要用。”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半小时，心里一直在吐槽，纠结了好久要不要装作睡着了不回消息。最后还是下了床，把活干了。”

将近三点解决这个突发任务后，林霖重新爬上床，却始终睡不着了：“负面情绪爆炸。我深刻体会到自己是个廉价劳动力，特别害怕以后就这样变成个‘社畜’，不敢对别人说‘不’”。

有学者试图将这种忙碌与不停止的状态，归因于国人“勤奋”的性格基因。“中国通”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国人的性格》写道：“每一个中国人似乎都在忙这忙那，他们的勤劳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

但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的过载与年轻群体的过劳并不是历史的单一现象。美国经济学家朱丽叶·B·斯格尔认为美国人也有“过劳病”——她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中指出，造成美国人过度劳累的原因是“工作与消费循环”。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进入到消费型资本主义的日本也出现过一段时期过度劳累的群体现象。

《纽约客》也有专栏评论曾指出，大部分人的持续忙碌，其实都是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而在这种自主选择的背后，潜藏着的是一种深深的焦虑感，如果这种持续的努力得不到相应的回答，那么焦虑感就会在某一刻爆发。

“为什么我要去实习？又赚不了什么钱，甚至都是在倒贴钱实习。去实习就因为我想学习、社工、实习、比赛什么都有，什么都要。”林霖坦言：“身边优秀的人太多了，总是有人什么都能做得好。我也会觉得说，多做点事，多干些活，能不能给我这样的普通人更多的机会？”

社会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将这种焦虑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竞争原则。“在现代社会，则是竞争原则支配了生活中大多数领域的分配。在这种竞争逻辑下，人们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竞争力。”加速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认为，“生活在科技、知识等所有领域都加速变迁的竞争社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站在滑坡之上，技术、知识甚至生活方式，只要稍微喘口气，就马上会变得落后过时。”

也就是说，只有和社会、和他人一起加速奔跑，自己才能保持相对静止。

徐胜的视网膜手术预约在10月28日的16时，那天下午还是《经济学思维》的期中考试。他与助教申请提前一个小时开考，并提前一个小时交卷。15时交卷后的一个小时内，徐胜赶到了北医三院，躺在了手术台上。

手术后的几周，徐胜右眼蒙着绷带，仅左眼一只眼可以视物，但他没有请假缺席任何一节课，或以眼疾需减少屏幕使用为由申请缓交任何作业。团委实践组的“锅”、申请的SRT项目、情系母校的实践联系、班团骨干计划等等，“全都没落下，因为我不太想因为这个，把学习或者是社工、学术耽误了”。

闲暇颂

这一学期，外文系的佩佩同学选择赴韩国交换，促使她选择交换的原因，正是大二年级繁重课业带来的压力。“大二课多、社工事多，而我又讨厌竞争，所以上一学年对我来说压力真的好大。”

”正如和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是在这样的谚语中长大的：‘游手好闲，魔鬼也嫌。’“罗素在《闲暇颂》里写道。

在交换的几个月里，佩佩的日常生活是上课、睡懒觉、看综艺、逛街和旅行。在她看来，韩国学生的生活学习压力并不比国内学生少，学习节奏也并没有慢下来，但交换数月的生活主题从“焦虑”变成了“享受”，所以轻松良多。

徐胜不久前参观了校史馆的学风展览，展览里陈列着不同年代学生的笔记、考卷、学习资料，他得出结论：几十年的清华人都一样的辛苦。

在巴黎政法大学交换的丽洁认真回顾了几个月的学习生活说道：“无论是哪儿的大学生都不轻松，我反而是在交换后还患上了肩周炎。总有人问，在国外大学是不是学习节奏慢，交换可以好好玩一玩休息休息。我觉得他们既误解了所有的大学，也误解了休息的意义。”

日本经济学家、大阪过劳死防止协会会长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态度：“牺牲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式工作，才是最大的罪恶。”

但同时令人唏嘘的是，批判过劳时代的学者却因过劳而与世长辞。2018年7月，森冈孝二刚刚写完这本书的中文版自序，却在8月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74岁。

林霖在第三次被深夜派活时辞了职，她说：“幸好我们还是学生，我们还有选择说不的机会。”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徐胜、黄毛、林霖、佩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