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村”童年(1986-2016) ：一个村落 30 年留守儿童变迁

第1章“荒村”这30年的变化

新农村建设在村子里如火如荼地展开着，泥泞的道路变成了水泥路。沿着崭新的马路往村子里走，漂亮的乡村别墅门上都挂着锁，牢牢地锁着宽敞的房子。马路上，鲜有人出现，只遇到一家开着门，一位老爷爷坐在竹椅上，望着门外出神。

这位老爷爷叫陈平行，今年已经85岁了。陈爷爷是村子里的陈氏族长公(陈氏一族年龄最大的男性老人)，曾经还做过村子的队长。85年来，他从未远离过这个村子，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个村子的历史了。

“我们这个村叫茶园村，村子不大，300来户人家共1274人，有28代人了。”陈爷爷这样说到。

茶园村地处江西省中部，赣江中游，行政规划上属吉安市吉水县尚贤乡，“尚贤”，得名于《庄子传》，文曰:“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而茶园村因曾经满山种满茶树而得名。这里是一个保留着浓厚宗族文化的传统村落，整个村有陈、朱、黄三姓，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宗族祠堂。祠堂在村民们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从前不论是红白喜事、丧葬嫁娶、添丁贺寿，包括一些重要的决定都应该在祠堂里进行，而今祠堂的锁也仅在过年时被打开几天了。

从地形上来看，整个村子坐落于一片丘陵中的盆地，四面环山，稻田、菜园、池塘散落在房舍和丘陵、山地之间。村子的东南面有茶园水库，修葺于上世纪50年代，是整个村庄重要的灌溉水源。而一条条水渠则是整个灌溉系统的血管，密布在村子的各个角落，在90年代，村民们时常自发疏通水渠。而今日的村子，稻田大片荒芜，水渠早已干涸，池塘里长满了荒草，山上人际罕至了。

1.1 族长公:变化很多，说不清楚味道

对于村子这些年的变化，陈爷爷是敏感的。“说起村子的变化，那这30年来是最明显的。”陈爷爷思忖了会。“生活变好了”，经历了沧桑岁月的陈爷爷对这个变化感触很深。在陈爷爷的记忆里，红薯和野菜是生活的主食，只有在过年时才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白米饭。

陈爷爷是一个剃头匠，他时常背着他那套“老古董家伙”走街串巷给别人剃头，有时出门就是一整天，都顾不上吃饭。如今他老了，但那套工具他还保存得很好，他打开了那个陪伴他大半生的木箱子。里面有剪刀、梳子、肥皂、手动剃刀，还有一套精致的掏耳朵工具。望着这些有些生锈的家伙，陈爷爷叹了口气，“现在村子里人少了，没有多少人剃头了，小孩子更少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剃到过胎头(指婴儿出生后第一次剃头)了。”

说完这些，陈爷爷停顿了一下，更小声地说了一句:“现在人心也不像以前咯，说不清楚的味道了。”

陈爷爷这说不清楚的味道，涵盖了很多内在的变化。在陈爷爷看来，从前虽然贫苦，但整个村子是热情的，人们互相串门甚至直接端着碗去别人家里一起吃饭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互帮互助，互借有无，虽然也时常发生口角之事，但同为一村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慢慢也就和好了。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搬出了村子，在县城或者外地买了房子，很多新房子平常都是锁着的，村子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少许小孩，冷清得很。随之而冷清的，是人们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亲近了，就像隔着一堵墙。而新的一辈人，很多甚至已经不认识了。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务工的方式成为了城镇居民，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成果。而对于习惯了“半熟人社会”乡土文化的陈爷爷来说，其带来的结果大概只能用“说不清楚的味道”来体会了。

1.2 小学校长:学校不像学校了，像保姆院

茶园小学坐落在村子的西边，校长黄冬根老师已经五十多岁，再过五年就要退休。一直以来，他都在茶园小学教书，做了十年茶园小学校长。因为比较有文化，同时兼任茶园村村委会会计。

说起学校这30年来的变化，黄冬根校长滔滔不绝。“不得不说现在小学的条件比从前是好太多。从前孩子来上学，都是要自己从家里带桌子来，晚上没有电，那是点着蜡烛上晚自习。现在学校不仅有统一配好的桌子，有电灯，还有统一配好的教学电脑，图书室和活动室。”

说起这些变化，黄冬根校长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但是不久却转而露出了忧虑的神色。“我常常对现在的孩子说，你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还不努力学习，真的是对不起政府、对不起爸妈。但是没办法，现在的学生对学习兴趣不高，也没有以前的学生勤奋，学习风气没有那么好了。”

黄校长对这个现象琢磨了很久，他是这么分析的:第一，学校学生渐少，学习氛围差。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打工潮开始出现，村上的壮年劳动力出去的越来

越多，村上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在90年代，茶园小学学生数量基本稳定在200人左右，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每个班大概40-50人。但是现在，全校只有72人，每个班十几个人，学习的氛围就没有那么好了。

第二，孩子成了“土皇帝”，学校成了保姆院。

这30年来，村里一直有很多留守儿童，但现在的留守儿童和90年代的很不一样了:90年代大家都比较穷，很注重抓孩子学习，相信只有读书才能出头;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加上孩子比较少，父母更重视生活物质层面要吃好穿好。如今的情况是父母出去打工只管挣钱，爷爷奶奶在家带孩子只管孩子安全，别的也管不到，所以导致孩子留在家里反而变成了一个小“土皇帝”。对于教育，父母没有时间管，爷爷奶奶不识字，基本管不了，他们只管早上把孩子送来上课，晚上把孩子接回去，不要出安全问题就是完成了任务。在这样一种管理心态下，学校最重要的功能已经不是教育，更像是一个保姆院。很多爷爷奶奶都是早早地把孩子送来，然后出去干活，晚上再接孩子回去吃饭。一旦孩子摔了跤或是打了架，所有责任都是学校的。而老师平常教育学生如果批评了几句，学生回家一哭，爷爷奶奶就会跑到学校来闹。这导致老师们都不敢批评学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安全问题上。只要不出安全问题，就是好的;一旦出现了安全问题，教学再好也没用。

第三，赌博和玩游戏成风，影响孩子成长。

现在有三个很不好的社会风气。第一个是很多父母不重视孩子读书了，因为如今这个社会做什么都能赚钱，很多农村的父母认为读得好就读，读不好就去打工，都能有好生活。第二个是农村赌博风气盛行，平常是聚在镇子上赌，一到过年，大家都带着钱回到村子里，就聚在村子里赌，这对孩子的影响很不好。第三个是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家庭都装上了电脑，给小孩买了手机。但是父母只买不管，导致很多小孩沉迷于网络游戏，上课也在玩游戏，没有心思读书。

说着这些，黄校长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咯”。

1.3 打工青年:只想尽快在城里买房，离开这里

陈斌(化名)是茶园村土生土长的青年，今年28岁，已经在外打工10年。今天是大年初八，他结婚的大喜日子。

“如果不是因为要结婚，我就不回老家了。”陈斌这样讲到。

结婚是人生中的大事，按照茶园村的习俗，那是必须要宴请全村人喝喜酒，进过祠堂才算是真正地完成了婚礼仪式。在父母强烈要求下，陈斌才答应回老家办喜事。

喜宴从大年初七开始张罗，从切菜到做菜，从请客到洗碗，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同族家人一起完成，场面十分热闹。

大年初八是接新娘子的日子，迎亲队一早就出发了，敲锣打鼓把新娘子接到家里后，然后是拜天地、拜高堂、拜家门祖宗。对于这些传统婚礼的规矩，陈斌是陌生的，他听从父母的安排。

在热闹的吹奏乐声中，婚礼进行到拜家门祖宗的高潮。按照老规矩，同族人要按照辈分排好，接受新郎和新娘的拜礼。在这个时刻，整个陈氏宗族的人都会聚在一起，见证宗族中又一代新人的结合，这也是重温整个宗族辈分和历史的时刻。

爆竹声热闹地响起，陈平行族长公坐在上座。随着司仪一声“拜!”，陈斌和新娘跪下行拜礼。族长公贺到:“新人百年好合!”

族长公为婚礼带来了肃穆的仪式感，围观的人们都拍手叫好。司仪叫了下一位家门长辈的名字，但人迟迟没有出现，音乐渐渐冷了下来。

陈斌见长辈迟迟未到，心里有些急躁，他对司仪说到:“没来算了，下一个吧!”

司仪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仪式要严格按照辈分来，长辈没来，就不能到下一个。司仪对陈斌的爸爸说到:“快点派人去叫!”

大概五分钟后，长辈在催促声中从隔壁的屋子里姗姗来迟，音乐终于又响了起来。司仪喊到:“拜!”。陈斌和新娘又跪下行拜礼。新人还未起身，这位长辈已经下座了，而下一位长辈又还在姗姗来迟的路上，音乐再次冷了下来。

随着仪式的冷场，现场围观的人们说起了玩笑，仪式的肃穆感渐渐失去，陈斌心里有些焦急。“刚才都说好了马上要拜家门祖宗，这些长辈们听到后偏偏东走西走，人都找不到了。他们就是刻意的，搞得婚礼都不热闹了!”

现场有长辈听到陈斌的话后很不开心，嘀咕了一句:“规矩如此啊!做晚辈的不去请长辈，谁也不会来!”现场的氛围尴尬而凝重，直到迎接下一个长辈的音乐响起场面才逐渐回暖。

一两天下来，陈斌既兴奋又疲惫，繁杂而陌生的礼节让这位时尚青年陷入了彷徨之中。“事情很多，要招待的也很多，都是按照老规矩来，挺累的”，这是陈斌对婚礼的真实感受。

28岁的他在村里同龄人中算是结婚较晚的，因为高中毕业后没有上大学，他一直在外打工。他去过广州、东莞、莆田、北京、赣州等城市，从事过工厂工人、服务员、厨师学徒、家具学徒、保安等多种工作，现在在深圳市做房地产经纪人。

陈斌曾经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很多同龄伙伴都是，如今他们一个个都搬出了村子，留下来的很少。在陈爷爷看来，村子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村子了;但在大城市工作过的陈斌看来，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如此破败和落后。“结婚后，我想尽快能在市里买房子，这样就可以不用回来这里了。”他这样说着，眼里充满了坚定。

1.4 中年村民:将来还是想回村养老

陈斌的父亲和母亲都已五十岁，平常在市区打工，公司包吃包住，很少回到村子。这次因为儿子结婚，在村子里呆得久一些。

为了操持儿子的婚礼，他们从前一年的中秋节便开始张罗，买家具、食材、

婚礼用品等等，而最重要的，则是“请客”。

“请客”在茶园村的婚礼中非常有讲究。首席客人是新郎官的舅舅，二席客人是新郎官的姑父，三席客人是新郎新娘未来孩子的舅舅，四席客人是新郎官的姨父。而这四位重要的客人，都是要亲自上门请。除了这四位重要的客人，家里的亲戚好友，还有村上所有人家也都要请。陈斌的父亲陈千祥和母亲毛英(化名)掰着手指头合计了许多遍，才开始郑重地请客，在他们看来，这不能出一点差错，不然就是乱了规矩。

婚礼当天下着小雨，天色有些阴沉，路上有些泥泞，宾客们风尘仆仆前来祝贺。每进来一个宾客，主人便要打一串鞭炮欢迎，客人会给主人送上贺礼，然后落座。宾客们从四面八方来到陈斌家，等待着一场热闹的婚礼。厨房里，切菜的、炒菜的、洗菜的、上菜的都是村上的街坊邻居，平日大家都在五湖四海打工，而一场婚礼把他们聚在了一块。

“新根，你家儿子什么时候结婚啊?给你帮忙去啊!”“谁知道他怎么想的，我也着急啊!”“木根，你家孙子几岁了?”

“3岁半，差不多上幼儿园了。”

“这么快啊!”

厨房里烟雾缭绕，更热闹的是村民们此起彼伏的聊天声。宴席散去，女主人毛英和一群老友们一边洗碗一边聊着天。平常她们都随着

丈夫外出务工，很少像这样聚在一块劳动了。“小英，听说你们家今年又买了车，发财了啊!”“发的什么财啊，没看到我加班打瞌睡累得要死的样子。你们家才发到财了，

娶个媳妇要不少钱吧?”“是要不少钱，前前后后花了十多万呢，现在都要这么多。”“是这样的，不过娶本地的媳妇好，外地的就更不好说了。”“是啊，你现在带孙子吗?”

“我不带谁带啊。”

“有空一起打牌啊。”

“哪里有时间打牌了哦，哪像以前一喊就到。”

“过得快啊，转眼我们都50多了。”

“那不是嘛!”妇女们你一嘴，我一嘴地聊着家长里短，就像她们年轻时一起种田种菜时那样。毛英很喜欢这样的亲近，在市里打工的她，平常除了上班，鲜有时间出去玩。

她最喜欢的便是去跳广场舞，虽然大家也很亲切，但是毕竟不如家乡人那样亲近。毛英说:“我儿子将来生了孙子，我就帮他带孩子，他在市里买了房子，我就也住在市里。但是等孩子长大了一些，我和老伴还是想回到村子里来养老，毕

竟还是土生土长的地方，活得更自由些。”

毛英刚说完，其他的妇女们也点起了头，“我也这么想的，到时候大家都回来吧。”一个抱着孙子的妇女吆喝到。

“是啊是啊，退休后我也想回来养老啊，现在我们村子也发展了，买什么都方便。到时候种几亩田，种点菜，够自己吃就可以了，也不想再去外面了。”另一个洗碗的妇女回应着。

村子的外貌有了变化，她们平常也很少在这里居住了，但在她们心里，村子是她们永远的家。

1.5 孩子何去何从?

新盖的屋子，新铺的水泥路，日渐提高的生活水平，冷冷清清的日常。30年来，村子的这些变化悄然发生着，在每个人心里留下了不同的印记。老人的欣慰与孤独，中年的不舍与回归，青年的厌烦与离去，不同年龄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而对于孩子来说，却别无选择，追随父母离开或是留守家乡，他们没有发言权，只有在成人的安排下度过他们的童年。30年来，茶园村的孩子们度过了怎样的童年?

在可以查到的资料中，“留守儿童”这个概念首次出现，是在1993年上官子木发表的《隔代抚养与留守儿童》中，但特指的是父母出国而被留在家中由祖父母照顾的儿童。直到1995年，孙顺其《留守儿童实堪忧》一文中，这个词才接近了今天的定义。所谓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长期外出务工而被留在农村，由家中其他长辈或父母其中一方抚养的16周岁以下的人群。

茶园村最早的留守儿童出现在1980年代，那时有少数人开始外出务工，去的多是广东一带，做的多是篾匠和木匠。随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茶园村的村民外出务工的地点和工种也丰富多样了:在北京卖菜的，在福建做家具的，在深圳卖房子的，在上海卖保险的，在苏州开厂的，在浙江做鞋的。这个阶段多数是夫妻双方外出，孩子留在家中给老人照看，成为留守儿童。到了2000年代，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沿海往中部内陆转移，茶园村的女人们则大多返乡在市里进手套厂、针织厂或者在餐馆、酒店做服务员。有些原本跟着父母在务工地生活的孩子跟随父母返乡，成为流动儿童。

30年来，茶园村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村民们从务农型生活转变为务工型生活，孩子们则从留守儿童变成流动儿童。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每一代儿童的境遇既有相似又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