洄游：内地西藏班毕业生三十年

1.2 我们就从这里出发

我们那时迫不及待地等待飞机的舷梯撤⾛走，后来才知道我们是在迫不及待地让童年撤⾛走，永远将童年的回忆留在西藏，将所有雪⼭山丢在机翼下，飞过云彩和天堑，开始了⼗十⼏几年的内地学习⽣生涯。我们也满怀理想，纯真⽽而⾼高声地朗诵着:

......啊，我们的学校，

正培育着新长征的千军万马;

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我们就从这里出发!

——边巴博客:《我们就从这里出发》

1985年，13岁的罗庆伍坐着拉羊毛的东风大货车从阿里出发，带着酥油、糌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到达太原。

1987年，11岁的边巴从拉萨贡嘎机场起飞，走向济南，此后他喜欢上了汽油的味道，因为那是初到内地时“热乎乎的味道”。

1991年，12岁的罗布次仁胸前别着县里领导赠送的钢笔，脖子上挂着层层叠叠的哈达，带着无限的荣耀飞向北京。

他们，都在不同的时间从这里出发，遥远的内地是陌生，是忐忑，是新奇。罗庆伍去太原，边巴去济南，罗布次仁去北京:他们心中都􏰀绘着一个光明的前途......

1.2.1 自行车、收音机都不能收买我

边巴小时候住在日喀则市老城区，在新城区的东方红小学念书。“东方”在藏语里发音意思是“空的”，所以当地藏族人称“空的小学”。

“空的小学”是一所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学校。住在老城区的边巴，原本不应该读这所小学，但是他的父亲是日喀则汽车修理厂的一名工人。作为国企工人的儿子，边巴进了根正苗红的“空的小学”。

小孩们分为两派:一派是边巴这样住在老城区的小孩，人数少，拳头硬;一派是住在新城区机关大院里干部的小孩，汉语好，人数多。

“他们干部小孩歧视我们的，说我们脏兮兮的，流鼻涕，是乡下来的。”边巴给2岁的儿子次旺扎西擤鼻涕，小次旺在他怀里挣扎。不过，这些流鼻涕的小孩也不是好欺负的，边巴挥挥拳头，“我们也看不起

他们，懦弱得很，没有男子气概。”“有男子气概”的小边巴非常调皮。小时候，他曾带着其他好哥们将天葬后

扔在山间的衣服捡回来，挂在路灯上。昏暗的路灯，衣服在空中一晃一荡，吓得路人尖叫而逃。小边巴他们就躲在暗处哈哈大笑，惹来路人破口大骂，脾气躁一点的追着他们打。因为这些恶作剧，边巴没少挨父亲的揍。

不仅如此，边巴学习成绩还不好。父亲有一次给他开家长会，回来气呼呼地说，“我再也不要去给你开家长会了!丢脸死了!”因为数学老师在会上当着所有家长的面对父亲说，你家的小孩没希望了!

当然丢脸了，边巴的父亲可是去过内地的人，还是去的首都北京呢，毛主席住的地方!

1969年，父亲被评为“无产阶级优秀工人”，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坐上了飞机去北京。飞机起飞，父亲望着舷窗外面，使劲掐了自己一把。“哇!不是梦!”。他激动地在心里默念:回来后要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共产党。

父亲从北京带回来一个公文包，上面印着商标“上海”，画着高楼大厦，一派现代化的样子。小边巴指着“上海”两个字，跟着拼音读“shanghai”，“shanghai”......父亲拎着这个公文包，特别神气。周围的人都会悄悄说，看，他去过内地呢!

父亲回来后是否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共产党不好说，但是走路的腰板是更直了，

头抬得是更高了。

五年级快毕业的时候，老师给了每个毕业生一张表，选择是报内地西藏班还是本地中学。边巴拿着表问父母:

“我报哪里?”“哎呀，你就去内地西藏班吧，滚得远远的，反正你也不吃糌粑。”母亲说。“哼!你能考上吗?反正也考不上，你就随便报吧!”父亲摆摆手。边巴就在内地西藏班前面划了一个勾，就是这一个勾，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后来我觉得我可能就有这个命吧，我就不喜欢吃糌粑，放白糖也不喜欢吃，

如果有剩下的米饭，我就用酥油茶泡着吃。”边巴说，因为不吃糌粑这个事情，父母非常生气，多次说要把他送到牧区去:要么吃糌粑要么饿死。

哪知道边巴竟然考上了!300分满分，边巴考了216分!全校150个人参加考试，边巴和另外一个平时成绩不好的男生，以及一个平时成绩很好的女孩，3个人一起考上了。

考试分数出来的那一天，边巴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个雨天，雨下得特别大。边巴的班主任，一个非常时髦的年轻男老师，梳着流行的二分头，戴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一手打着伞，一手牵着一只哈巴狗，来到了边巴家。

“您们家小孩考上内地西藏班了!”“哎呀，真的吗?老师您在开玩笑吧!”“他还那么小，能自理吗?鼻涕都不会自己擦呢!”

“我们舍不得哟!”大人们在一边讨论，边巴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他拿着父亲的公文包，心

想，我真的考上内地西藏班了?我是要去北京上海呢?还是内地?在小边巴的认知里，内地就是新闻联播上的北京，爸爸公文包上的上海，和人们口中的内地。

父母坚持不让他去内地:他连自己的鼻涕都还不会擦呢，怎么能照顾好自己呢?

“我也是小时候去内地读书的，在山东泰山脚下，内地教育和西藏完全不一样，好得很......”“分头”老师以自己在内地念书的亲身经历劝说边巴的父母。

边巴虽然数学不好，可是很喜欢汉语课，尤其是这个瘦瘦高高的时髦年轻老师，经常在课上念他在内地读书时写的关于理发的作文。“我抬头一看，天呐，我的发型简直像被猫抓了......”边巴学着他的老师读作文，“我就觉得写作文这么好玩啊，用了那么多成语，还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故事”。

很多年后，少年时的梦想成真，边巴真的获得了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的培训机会，他把经历写成了故事，落成了铅字，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业余作家。

“分头”老师还是没能说服边巴的父母改变主意，他们谈僵了，决定把选择权交给边巴。

“我要去，反正我要去内地!”边巴大喊大叫，都快要哭出来了。原本当初随手划了一个勾，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要去内地西藏班，现在这个机会就在眼前，边巴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身在内地了。

“我买一辆新的自行车，旧的归我，你骑新的，就别去内地西藏班了。”父亲说。

“我不要我不要!”

“我给你买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录音机，你别去内地了。”母亲说。

“我要去内地!我要去内地!”

无论父母如何哄骗，边巴始终坚持。最终，父母还是同意了。

机场宾馆，50个小孩挤在一起打地铺候机，早上起来找不到各自的鞋......就这样，边巴作为第三批内地西藏班的小孩从机场出发，满怀理想，纯真而高声地朗诵着:

 ......啊，我们的学校，

正培育着新长征的千军万马;

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我们就从这里出发!

1.2.2 搭上时代的“顺风车”

罗庆伍原名格桑达瓦，出生于“五一劳动节”那天。上小学时父亲给他改名罗庆伍，意思是“锣鼓喧天庆祝五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藏族小孩大多都取了一个汉族名字，像高举红，意思是“高举红旗”，还叫红军、革命的。

罗庆伍的父亲在十八军进藏时跟随共产党，先后担任过阿里地区卫生局局长、书记、人大地工委副主任，最后在阿里地区政协副主席职务上退下来。他的父亲一生只会唱一首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他的家里不设佛堂，不挂唐卡，只有毛主席像。罗庆伍的母亲在生下儿子50天后，就骑马从拉萨赶回阿里，几千公里翻山过河，还有强盗土匪都没吓到这个勇敢无畏的藏族妇女。

“真的很敬佩父母那个时代‘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激情。”罗庆伍说。

顿珠和罗庆伍是小学和初中同学，两人都是80年代阿里地区的“高干子弟”。顿珠的父亲时任阿里地区人民银行的行长，罗庆伍的父亲时任阿里地区卫生局局长。顿珠的父母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批去“内地西藏班”——陕西咸阳民院学习的年轻人。陕西咸阳民院是西藏民族大学的前身，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共产党在内地为西藏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专门培养民族干部，被称为“西藏干部的摇篮”。

早在1985年内地西藏班正式开设之前，顿珠就去内地上过一年学。1983年，顿珠的父母双双被派到北京学习，12岁的顿珠没人照顾，就被送往武汉的姑妈家，就读于武汉大学附属小学三年级。

刚到武汉，顿珠几乎不会汉语。不过年龄小，语言学起来也快，两个月后顿珠用汉语日常交流就没问题了，半年后还能说武汉话。语言关过了之后，顿珠的成绩突飞猛进，最开始是倒数第一，后来还可以考到中游成绩。这个成绩放到阿里小学，那是非常好了。

1985年上半年，顿珠和罗庆伍所在的四年级所有学生破格参加了内地西藏班入学选拔考试(阿里地区小学五年制，按规定应该是毕业年级即五年级参加选拔考试，据顿珠介绍，由于四年级集合了当时阿里地区许多⼲干部⼦子弟，所以四年级的学⽣生跳级参加了内地西藏班⼊入学选拔考试)。

“真正考过的人只有三四个人，当时录取分数线降了又降，最后三门课总分都降到了30多分，有人单科连10分都没有考到。”顿珠说，因为阿里地区学生基础太差，实在招不满人，只能一次次下调分数。这场考试顿珠语文和数学过了及格线60分，而藏文没有及格。

阿里是西藏地理位置最偏远、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区。1953年，阿里地区刚有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小学;1972年有了第一所初中，但实际上因为学生基础太差，初中主要采用小学教材进行教学;1985年，阿里地区终于有了第一所高中。

当顿珠他们已经走到了乌鲁木齐，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发来电报:阿里地区内地西藏班选拔因违规跳级考试，成绩全部作废。可是，天高皇帝远，人都到新疆了，坐上火车马上就到内地，谁还会回去呢?

于是，顿珠和罗庆伍就借着父亲的光，搭上了内地西藏班这趟时代列车的首班车，成为内地西藏班第一批1300名小学生中的两个。

他们带上糌粑、风干肉、砖茶、酥油，还有缝在衣服内的100块钱，告别父母，爬上东风卡车，飞扬的尘土将故乡亲人模糊在后面，逐渐消失。他们要从阿里的狮泉河镇沿着新藏线，到达新疆叶城、阿克苏、乌鲁木齐，然后乘火车到西安，再从西安转到太原。阿里最好的畜产品是羊毛、羊绒，每年夏天外贸公司都要到阿里来收购羊毛

运到新疆。顿珠和罗庆伍等50名小学生，以及两个随行的藏族生活老师分别坐在两辆运羊毛的大货车里，上面盖着篷布，底下铺着羊毛，向内地出发。

早上天刚亮就出发，晚上天黑停下，在沿途兵站或者路边简陋的旅店睡一觉。一张硬木板床上合衣躺着几个人，很难睡好。

白天的时候，司机找一个宽一点儿的路边停下，支一口大锅，凿一大块冰放锅里，用酒精喷灯加热烧水。在阿里这样平均海拔4500米的地方，凿块冰并不是难事。水开了，放砖茶、酥油，熬成酥油茶，就着糌粑、干肉，就是一顿饭。

翻山越岭的新藏线太险了。有一次经过一座叫“库恰”(音)的山，老师为了不让孩子们受到惊吓，专门晚上走。“白天走太吓人了，车轮子就挨着悬崖。”罗庆伍说。

在卡车里走了9天，顿珠他们终于到了新疆叶城，吃上了第一顿热饭。

到了乌鲁木齐，顿珠和罗庆伍有了一天的休息时间，可以在乌鲁木齐街头随意逛。他们看到了电影里卖的冰糕，太激动了!一大群小孩一窝蜂地涌上去，挥舞着1块钱，买了5分钱一支的雪糕，也不管找没找钱，就迫不及待地把冰糕往嘴里送。

“小孩!来这里!”周围的其他小贩看到这桩生意，纷纷朝他们喊。罗庆伍这才发现，原来周围还有好多家卖冰糕的。

在乌鲁木齐，罗庆伍第一次见到电视里面穿短裤的人。在阿里的时候，海拔高，气温低，紫外线强，他们从来没有穿过短袖短裤。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罗庆伍和小伙伴们打算买一条短裤穿一穿。好笑的是，因为不会买，他们买成了老太太穿的平角花裤衩，穿在身上神气地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如今已是阿里地区行署副专员的罗庆伍回忆起当年的“囧事”，仍然忍不住笑起来。

最终，他们花了半个月到达太原。那天已经很晚了，下着大雨，罗庆伍记得吃了一个大包子，喝了一碗稀饭，内地西藏班的生活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