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林：完整的“人”，是一撇一捺

2016年3月17日，付林被海淀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刑事拘留。

2017年5月28日，海淀法院正式立案。

2018年9月20日，北京海淀检方要求撤回对付林的起诉，法院作出裁定予以准许。

9月26日，清华大学。淅淅沥沥的小雨停了，起了些风，吹得云开雾散，天很蓝，阳光暖熏熏的。

清华大学旧土木工程系馆夹在清华学堂、草坪和二校门间，显得质朴而平和，付林的办公室就在系馆二楼。

2002年，付林建筑学院博士后出站，正式成为清华大学讲师。他的博士生导师江亿建立研究所，整个团队一起搬了进来，待到2005年节能楼建成，才又陆续迁了过去。相比那边与研究团队共用的“工位”，这里是付林“写点东西、和学生聊聊天”的独立空间。

房间不到10平米，摆设只有一桌、一椅和一排靠墙的文件柜，柜里摆满专业书，之间矮下一截的是本《英汉大字典》。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能看到空气中的尘粒。

付林向保洁借了拖布，他的个子很高，拖地时几乎整个身体都折了下去；他的模样没有变太多，笑起来时眼睛还是会眯成一道缝，只是两年前圆圆的两腮如今不见了踪迹。

独享空间，对于重获自由的付林来说，是一件难得的事。拘留所里，30个人同住在不到40平米的房间内，从度日如年、每天“盼着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到“搜刮”牢内不多的玄幻小说、英文词典来读，付林经历了“脑子里嗡嗡作响恨不得撞墙”到“学会平静”的心态变化。

2018年9月20日，付林在看守所接到了来自法院的电话，通知他去取诉讼材料。

9月21日上午10点，付林来到后山法院，得知撤诉结果，工作人员将决议书递交给他，请他签字。

同一天，妻子曲燕来接他回家。走出铁门，夫妻两人高兴地给老人打电话、报平安，和律师说明情况，与好友、亲人通信。

次日，付林回到清华大学，开始工作。

访谈的两个小时内，付林接到了四通电话，分别是法院询问是否上诉、赤峰富龙方面询问技术问题、妻子询问第二日的体检之约及清洁供暖标准制定会议的催促。

囹圄之下

《清新时报》：看守所中的生活不易，您是如何平复心态、坚持度过的？

付林：第一个星期，我是懵的，但很有信心，觉得自己肯定能出去。之后，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盼。一次次失望下来，我开始怀疑。那段时间脑子里嗡嗡作响，觉得憋在这个屋子里出不去，控制不住地想要站起来撞墙。这种状态持续了将近半年，后来我告诉自己急也没用，只能伤害自己，要学会平静。

在看守所里，每天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就看点里面能找到的书，玄幻小说、考古故事之类的。也有刑法案例，我就自学。我算过，如果被判无期，加上减刑，服刑15年，可以出狱。出来或许还能干事。干不了事情还可以陪陪家人，和家人旅旅游，享受一下人生。那时不知道老人还在不在，不过孩子应该还在。这样一想呢，我就告诉自己，15年也就忍了。

那时候我会思考啊，你说是得癌症好呢，还是背负罪名在看守所里挨着好？是被汽车撞死好，还是现在这样好？我自己的观点是：如果没有罪名的话，我现在死了都行。但家里人一定希望我活着。我就和身边的犯人们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大家讨论吧。讨论一讨论呢，我的心里也释然一些。

《清》：在您失去自由，甚至做最坏的打算时，想到事业、家庭，有无深感遗憾的事？

付林：

我回想起来啊，这一路走来，遗憾、后悔的，或者说是希望弥补的，就是没能多陪陪家人，这也是我至今的一个心结。

我儿子比你们小点，1999年的。他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刚开始也想瞒着，后来也是瞒不住了，才让他知道，告诉他坦然接受。孩子也挺懂事的，他通过我爱人给我写信，告诉我要坚强，他自己也会坚强。我想通过这件事，他也成长了不少。

他成长的过程中，我陪伴的比较少，因为平时特别忙，他小的时候又是我们最艰苦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是有点后悔。看操场上那些孩子们，都有父母陪着，有父亲陪着，我就特别羡慕，就想到当年陪孩子陪得太少，很遗憾。

在看守所里我就想，出去以后，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但是现在出来之后，我理性上虽然觉得不应该再去拼得不顾家里，但现实生活中，又做不到。

比如今天，我中午想陪爱人吃饭，可是要制定清洁供暖标准，需要开会，下午又要开会，一会儿还要和学生交流，晚上又要讨论一个课题，这些事都是一件接着一件，你不做还要往后推，就把事情耽误了。

以前我也不管，就是拼。经过这次的事，我也很想和我的爱人去海边，或是一个深山老林里，静静地待上半个月。可我其实……现在也没想明白该怎么办。

以前说实话，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就是“我要报效国家、报效社会”。有时候我爱人也说，你这人脑子，都是几十年以前的想法。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吧，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有担当，一个是社会担当，一个是家庭担当。这种情怀现在还是有的，但可能要接受一些教训，要反思。

《清新时报》：法院宣布撤诉裁决通过的时候，您心情如何？

付林：很平静，没有很意外。但当白纸黑字的决议书真正拿在手中，一字一句地读下来，就想起了这两年来的历程，还是很感概，签字的时候有点激动。

得知这个消息，我爱人比我还要高兴。其实，我自己虽然失去自由了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很难过，但难过和困难是两个概念。我爱人呢，在牢狱之外，面对着更大的困难，因为她要担负起拯救付林的责任和任务，一定很无助，很煎熬。所以，这个胜利的到来对她来说更加不易。

产研之困

《清新时报》：如今在工科领域，和企业合作时，如您的团队和双良合作类似的遭遇，是否普遍呢？

付林：

不算个例。从整个大环境来看，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你要在社会上做大事，推广的过程中光有技术是不行的，要有社会支撑。

就像你抱着一个大金娃娃走在街上，你不怕不仅金娃娃丢了，连自己的命都丢了吗？

要有一个健全的体系保护你。真正要做正事，就要受到保护，这样别人才不敢侵犯你；你做歪事坏事，就要受到打击。这种社会氛围才行。

《清新时报》：

再和社会资本合作，有哪些经验教训？

付林：

我觉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还是要社会上擅长于此的企业来做，可能对我们的保护会更好。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企业在做的过程中，他能不能做好？能不能把我们的技术真正的做到位？大部分是不行的。

当初我们逐渐淡出，就发现这个事其实做歪了，好多人就说，付林弄这个不行。因为有的人追求短期的利益，有的人对技术的理解不到位，就会走偏。所以对于这种综合性的技术，我们直接参与进去，做到了，大家都认可了，再撒手，会更好。我现在就是放手放得太早了。这个过程中，最膈应的是你自己啊，大家都对你进行攻击，各方面对你也不理解。怎么办呢？现在似乎也没有体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新生之始

《清》：

您目前已经开展科研工作了，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付林：

离开前的一些项目，有些由于技术和投资方面缺乏支持，处于停滞状态；有的在做，但很缓慢，有的做了又做偏了，我回来后也在纠正。同时，某一个电厂方面，也有很多程序、手续上的问题，还需要完善。

我现在在做的，是北方地区清洁采暖。2016年，我失去自由时，中央开会讨论，专门研究了供暖成为北方地区冬季雾霾主要成因的事宜。

现在，我们围绕应该如何合理制定最高路线，去看原来研究的成果该如何优化，从而产生社会效益，为国家节能减排做贡献，包括我们已有的技术该怎么去完善、合理应用，让大家更多去接受，避免国家遭受损失。

另外，是有一些新的想法、思路，要去探讨怎么展开研究，让其尽快变成成熟的技术。包括太原、济南、石家庄等地，都要开始使用这些技术了。这些都是很大的项目，我们目前只能做前期方案，也很艰难。

《清新时报》：

您在生活上有什么下一步的规划吗？

付林：

这个没有细致规划，但我是想有所规划。家里的老人为我担忧，身体、情绪很受影响。我希望能多陪陪老人和我爱人。

但实际上，很难实现，刚出来没多长时间，工作上事情很多，压力也大。

其实你说，这些事情，不干，对我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损失，或许反而更好，可以多陪陪家人、享受生活。

但我……说实话，如果技术路线走偏了，损失会很大，最直接的就是投资失误，造成的都是以亿为单位计算的损失。这样，你说痛心吗？很痛心！也着急。这是本能的。也不是说自己有多高尚，就是觉得这个事该去做，是义不容辞的，不做，你就觉得心理上说不过去，所以必须要去投入精力。

《清新时报》：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您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付林：

还真没有。好像没有这个时间。就像以前，我爱人叫我下午一起去看个电影，我都觉得真浪费时间。

《清》：您没有想过去上诉吗？

付林：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一种无奈。你说谁错了？公检法的同事，无缘无故也不会故意去整我，他们就是工作，换一个人，也是这么干，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程序。

法国一个科学家说过，除了数学之外，没有对与错，没有真正的所谓真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加一等于二是没有什么含糊的，而物理公式是推出来的，推翻一个经典的，是人的认识问题，何况社会，何况法律，何况法律之外的人呢？

我没有很多的怨言。对于双良这种无良的企业，只能说这种小人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他们做的，虽然说十恶不赦，但也是一个社会现象，我们能做的，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想想怎么更好地去生存发展，去把工作做好，把家庭和身体都维护好。

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去改变社会，但我们能为社会做贡献，最起码，我相信我这个事情能推动司法的进步，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我的行业里能够做出来一些成绩，能产生社会效应，能为社会留下贡献。

唯一让我觉得比较挫败的，就是家庭上，没有花很多时间陪家人。在物质上，给孩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我或许能做得更好。我在正方面想再努力一下。

完整的人啊，是一撇一捺，你光这边行，那边不行，是不行的。

从2013年到2016年，与科研经费相关的案件呈递增趋势。

相关媒体曾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科研经费”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获得287个结果，其中有34份判决书与科研人员犯罪有关。

这34份判决书中，科研人员被判贪污罪的占比62％，受贿罪的占比18％，同时被判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占比9％，而贪污罪加行贿罪、贪污罪加私分国有资产罪、贪污罪加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加诈骗罪等4种情况各占比3％。在犯罪主体方面，有74％的犯罪主体为科研人员（25人），另26％是与科研相关的行政人员。在科研人员这一主体中，又有68％是高校教授（17人），32％是科研院所人员（8人）。

在技术研发成功成功后的推广过程中，付林曾先后与清华同方、清华规划院、清华大学技术转移院等单位谈过合作，希望技术能在清华平台上进一步产业化，但都没有成功。

2017年12月28日，《清华大学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精编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发布。其中提到，在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上，将完善经费筹集和资助机制，加大学校自主科研、学科建设等可自主支配经费投入基础研究的比例；在推进成果转化方面，面向产业和区域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汇聚创新资源，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优化科研成果转化渠道，健全科研成果转化管理体系。

“应该再给科研人员一点更大的自主权。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给一个任务，觉得这个事儿值得干呢，就拨钱，具体怎么花我不管，就一个原则，你给我成果受益，别弄到自己兜儿里去，该买点什么，不管你，但是必须把钱花到这个地方去，别花到别的地方去。干好了交差，真正没干好也就没干好。”说着，付林的眉间拧起一道棱，他身体前倾，双手期待地握在身前，目光有些迷茫，又透着些许坚定。身后，窗外的树冠葱葱郁郁，在飒爽的秋风中微微摇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