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清华办社团

2018年10月，清华大学学生四国军棋协会的会长陈鹏宇在协会交流群中表达了希望解散协会的意愿，但包括老会长宋凌云在内的会员们都没有回复。两个月之后，这个走过16风雨的协会登上了团委社团部公布的注销社团名单。

并没有多少人关注这份名单。截至2019年6月1日，它的阅读量只有904，不及社团部所公布的上一学年度优秀社团名单阅读量的十分之一。

原点

四国军棋协会的诞生始于1字班本科生徐华欧的个人爱好，2001年，15岁的他从石家庄二中毕业，因获得数学竞赛全国二等奖而保送清华大学，被誉为“神童学霸”。在学业之外，徐华欧对棋牌游戏很感兴趣，围棋、象棋、麻将的水平都十分出色。进校一年后，徐华欧牵头建立了清华大学学生四国军棋协会（下简称四国军棋协会），这也是全国范围内可以查到的，最早的由大学生建立四国军棋兴趣组织。

爱好是绝大多数学生社团的开端。在《清华大学生社团协会工作指南》的第一行，校团委为学生社团界定了性质：“学生社团协会是由具有共同兴趣和爱好的我校学生自愿组成的群众性团体。”

徐华欧的爱好是下棋，而王植的爱好是护肤。

起初，王植像许多人一样，将护肤品的选择权完全交给了化妆品商店的导购小姐，“她推荐我买啥就买啥”。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尽管自己在护肤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自己的皮肤“还没有那些不太关注皮肤的人好”。

由爱好到社团的转变来自于一次暑期实践。2018年暑假，王植随化工系“走进日化”实践支队前往欧莱雅（中国）研发与创新中心、“基础颜究”团队、中国美妆小镇、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进行调研与交流。这个实践支队被王植视作社团的前身，包括他在内的三位队员成为了科学护肤协会的发起人。

直到现在，王植都能记得自己在实践中了解到的一个数字：“3%，这个企业（欧莱雅）每年会拿出3%销售额去做研发。”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数据，这个数字在2016年是69.1亿人民币。而一份来自香港贸发局的报告则显示，2017年中国市场的彩妆产品销售总额仅为344亿元。这份报告认为，内地化妆品市场分化明显：“从整体看，内地化妆品品牌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场，而外资、合资品牌则主要占据着高端市场。”

王植在调研中有同样的感受，“我们跟那些美妆小镇的人聊天的时候，他们的董事长……对未来前景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在欧美厂家早已能够熟练地运用KOL带货、大IP引流的当下，中国工厂的管理者对此还不甚熟悉。

身为化工学子的王植第一次感到“应该做点什么”。在对“基础颜究”公众号的参访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应该从宣传入手，让大众首先具有对化妆品的科学认识，才能进一步推动行业发展。改变应该首先发生在身边，王植决定于是他决定创办一个社团，并在社团的基础上申请一个带有“清华大学”名称的公众号，以此扩大社团的影响力，达到宣传效果。

但在清华成立学生社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团委规定，成立一个新社团，首先需要找到另外两名学生一同作为主要申请人，并联系校内的挂靠单位，寻找一位教职工成为指导老师，这才算达到了基本要求。然后，三名主要申请人需提交社团登记、申请、章程、指导老师确认函等六个表格，等待社团部办公室答复，双方就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后，将举行答辩；若答辩通过，则上报学生部，由学校进行审批。学校审批之后，再通过三天的公示，社团就算顺利成立。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和一个月的等待，王植等到了社团部的公示名单 ——如无意外，清华大学学生科学护肤协会将成为2018年12月新成立的清华学生社团之一。

成长

社团成长的关键一步是招新，只有招来新人，社团才能承办活动，承办活动才能带来影响力。王植在筹备时就为招新做了充足的准备——一位在化妆品行业创业的化工系校友为他们协会提供了一批化妆品，这批化妆品被王植用作招新时的伴手礼。

科学护肤协会的招新十分成功——在两天之内，他们就招到了超过两百名会员，在此基础上，王植筛选出了15名骨干会员，他们成为了日后协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但要想让社团在学生中声名鹊起，一个“爆款”还远远不够。新办的学生社团往往需要在人员较少、知名度不高的情况下举办活动，吸引更多关注。

在新成立的第一个学期，科学护肤协会仅仅组织了一次线下活动。他们请来了清华大学长庚医院的两位主任医师进行了一场护肤主题讲座。百人左右的规模并不算小，但放在三教二段的阶梯教室中还是有些稀疏。这场讲座结束之后，协会仅仅吸引了4名新会员，王植打趣道：“可能想加的人百团大战的时候都加了吧。”

社团和公司一样，有昙花一现，也有百年老店。而后者与前者相比，往往具备这样一些特点：秩序井然的领导层换届；稳定的成员流入；有自己的品牌活动；有持续的现金流。

根据清华大学学生海峡两岸交流协会（下简称学生海协）第14任会长王琳青回忆，学生海协也曾经历漫长的成长期，经过7年的蛰伏，清华学生海协才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学生海协创办于2006年，致力于推动两岸青年交流，但直到2013年，会员们才第一次真正走向台湾，进行实地交流。在台湾实践期间，学生海协不仅带领大陆学子在台湾进行实地调研与参访，还在台湾举办了“海峡两岸青年论坛”，第一届论坛甚至请到了台北市长柯文哲进行主旨发言。

赴台实践使得学生海协真正有了在招新时稳定的、“拿得出手”的活动。学生海协的第13任会长易艾欣，正是在赴台实践的吸引下才加入协会的。

第一次带队赴台的，是刚进协会的大一新生谢孟希。从台湾归来一年后，2015年，她成为了协会的第11任会长。在她的任上，学生海协走过了成立的第十年，借此机会，谢孟希筹办了“两岸青年发展论坛”。这个论坛邀请到了时任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的管中闵出席。在论坛上，谢孟希代表清华学生海协，同北京大学台湾研究会等几家致力于两岸交流的高校社团协会发表了《大陆青年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候选人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得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官网和台湾《中国时报》的全文转载。

从那一年开始，学生海协在三年内拿到了两次十佳社团。

蛰伏

并不是所有的清华社团都像学生海协那样拥有自己的“高光时刻”。清华两百多个社团中的大多数，只能蛰伏在自己小小的领域内。它们中的一些，甚至只在成立和注销社团的名单上留下身影。

2016年，当大一的宋凌云（化名）从研二学生邓磊手中接过四国军棋协会会长的职务时，四国军棋已经从前景广阔的益智项目逐渐变成知者寥寥的个人兴趣。当画面精美程度远胜棋牌的电子游戏占据了大量的精力，当勾心斗角的谋略和绞尽脑汁的长考不再成为青年人寻找成就感的必需，四国军棋最突出的魅力反使它失去了年轻人的青睐。

不过，宋凌云并没有意识到棋牌游戏面临的问题，他在协会中认识了不少棋友，而大一的学业也相对轻松，所以答应邓磊担下了社长的责任——虽然按照《工作指南》规定，会长必须由本科大二及以上的学生担任，不过社团的年检时间是在学年的秋季学期，在那时宋凌云已经升入大二了。

四国军棋是一个需要四人同时参加的游戏，棋子摆在在一张五个正方形网格组成的十字架式的地图上展开，四名玩家分别将自己的兵力部署在十字架的四端，然后通过移动棋子来攻打别的国家。与象棋或者飞行棋不同，四国军棋有明棋和暗棋两种形式，而后者因策略性高而更受欢迎——下暗棋时，还需另设1名裁判。

这样，一局游戏需要四或五个人参加，而当时四国军棋协会的注册会员只有大约五十人，活跃者更是“用两只手都数得出来”，这意味着组织活动成为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宋凌云加入协会后问会长邓磊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协会要怎么开展线下的活动？”而邓磊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按照宋凌云的回忆，在他接任会长之前的一年里，四国军棋协会没有举办过任何线下活动。

线下难，就转到线上。线上的优势在于可以借助游戏平台，省去了裁判的位置，也不需要棋盘和棋子。宋凌云任上的一年里，协会在十一假期和寒假共举办了三场比赛，尽管每次比赛都只有个位数的参赛者，所谓赛程也就是在线上打了几轮淘汰赛而已。

这似乎是一些体育协会的生存常态：大家因爱好聚集起来，有空便办办活动，打打比赛，，没有评奖评优，也没有组织团建。在2017-2018学年度，没有一家体育类社团被评为十佳。这些协会蛰伏在沉默中，随时可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消失在社团名单上。

落幕

2017年9月，走过十六年风风雨雨的四国军棋协会，终于迎来了最后一任会长。

就和历史上的许多王朝一样，协会的衰败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将责任归结于任何一届都是不公平的，当陈鹏宇接任会长时，面临的困难一个接一个。

最大的困难是社团成员青黄不接。四国军棋协会每学期都会参加学校的“百团大战”，但战绩越来越差，每次新加入的会员仅有个位数，其中大部分长期潜水，并没有给社团做出实际贡献；每次“百团大战”持续两天，但自宋凌云起，协会只参加第一天招新，原因是第二天学生流量下降，几乎招不到人。如果说宋凌云时期的协会活跃成员“用两只手都数的过来”，那陈鹏宇时期就只剩下“一只手”了。“协会群里最活跃的一位成员，后来我才知道，都不是清华的。”陈鹏宇感到很无奈，他也曾雄心勃勃地筹办线上比赛，但由于群里无人响应，只能作罢。

社团运营情况同样难言乐观。加入四国军棋协会不需要交纳会费；几任会长也没有向学校申请过任何扶持计划，所以协会的运营完完全全靠以往遗留下来的一笔资产，据宋凌云讲，包括“700多块钱和几套棋盘棋子”，而这笔钱是从何而来，流传了多久，已经没有人记得了。尽管下棋并不需要什么资金投入，但团建或宣传活动等利于社团发展的事项也难以开展。

另一个不易被察觉的原因是，协会的发展完全依靠学生自己，而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根据《清华大学学生社团协会指导教师确认函》，清华大学要求每一个学生社团有一名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对社团负有指导、管理责任，包括审阅协会章程、审批活动、指导换届、参与日常活动等。如果指导老师按照要求行事，社团运营无疑会增加一股强大的推力，但在实际操作中，指导老师往往对社团不够了解。四国军棋协会的指导老师是体育部的一位彭老师，在几年前退休；据陈鹏宇讲，彭老师明确表示不愿意再对四国军棋协会承担责任。但没有指导老师签字，协会通不过年检，宋凌云只好找体育部帮忙，一位负责社团工作的刘老师答应帮忙，但在材料上签上了彭老师的名字——按照《工作指南》，更换指导老师不仅需要征求会员大会和原指导老师同意，还必须经团委社团部批准，而在表格上签署原指导老师的名字无疑省去了这个步骤。虽然签名在册，但指导老师的帮助无疑是缺位的。

面临这些困难，陈鹏宇在任时的社团活动趋于停滞，陈鹏宇开始思考社团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尽管去年的社团年检侥幸过关，今年本可以依葫芦画瓢，让社团生存下去，但他还是决定将社团注销，“如果没有人接受这个活动，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当他在交流群中征求会员意见时，“没有一个人回复”。

2018年10月，又到了社团年检的时间，陈鹏宇向社团部提出，今年不再提交年检材料，这意味这社团将因年检不通过而注销。离开校团委的办公室，陈鹏宇在协会交流群中公布了社团解散的消息，但不知道为什么，宋凌云没有看见。

在清华，注销社团同样有着完整而规范的流程，但四国军棋协会从未走完这个流程。上一任会长宋凌云传下来的协会资产，包括会费和棋盘棋子，至今仍在陈鹏宇手中。陈鹏宇想按照协会章程进行处理，但无论是他、宋凌云还是别的会员，都不知道章程是什么；而根据《工作指南》，被注销社团的财产应交由校团委社团部进行处理，但社团部从未向陈鹏宇提出相关要求。

不过，社团的消失在学校系统中还是有迹可循，2019年6月，当记者提及四国军棋协会时，新接任的社团部体育类社团负责人表示：“我上任以来没有遇到过，是已经注销了吗？”

2018年12月，四国军棋协会出现在清华大学2018-2019学年秋季学期注销学生社团名单上。

与四国军棋协会同一批注销的社团共有7个，而在在同一个月成立的社团也有7个；这个巧合仿佛在揭示一个朴素的真理：社团也有它的生存周期律。

（文中的宋凌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