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在海外：买机票像买彩票，上飞机像上诺亚方舟

三个月前，中国留学生们的海外生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有人匆忙回国，有人暂时留守，但说到底，他们的故事都关乎焦虑，关乎隔阂，关乎时间与秩序，关乎理解与选择——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

“平行世界”

路上没什么人了，包括特拉法加广场——这个伦敦的地标、市中心、观光和游行胜地。非要用热闹程度做类比的话，它就是上海的人民广场。你能想象人民广场没人了吗？

早晨7点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生李漫戴上口罩，戴着塑胶手套的左手拖了一个24寸的行李箱，然后，透过眼镜和防护镜，她看到了几乎没人的特拉法加广场。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好魔幻，你知道吗？”3月13日的时候，也就是三周前，这个广场还到处是人，在抽烟、喝咖啡、喂鸽子，似乎丝毫没受本国近60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影响。其他故事我们都熟知了——英国病例激增，政府提出“群体免疫”，随后又公布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口号是“Stay at home. Save lives.”（待在家里，拯救生命）。

这次去超市，是李漫近三周来第一次出门。购置的食物把行李箱塞满了，她又另装了一个袋子。

算起来，李漫们的“魔幻感”从1月下旬就开始了。那时疫情在武汉爆发，目之所及全是相关新闻，确诊病例数眼见着增长。人们的生活也如同那些涨价、脱销的口罩、酒精，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改变。

一些留学生提到那时与国内家人的争吵。李漫的父母坚持大年初一请吃饭，5张桌，还有很多外地亲戚。伦敦比国内早8个小时，她特地熬到伦敦凌晨、国内大年三十早上，给刚起床的爸妈打电话：“万一传染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年纪大挨不住，这种风险你们承担得起吗？”

到了2月，国内疫情的防控措施逐步铺开，身在国外貌似安全了——至少德国留学生赵繁是这么想的。妈妈让她囤点口罩，她不以为然，“中国离德国那么远，根本就不会传过来。”

谁能预想得到将来的事呢？很快，输入型病例在各国出现，确诊病例激增。经历过国内疫情信息的轰炸，中国留学生明显比外国人敏感得多。读研一的赵繁住合租公寓，德国疫情爆发后，她就闭门不出，“特别怕有人敲我的门”。3月中旬，她在楼梯上偶遇一个外国室友。室友跟她打招呼，她不敢张嘴，只用力地招招手就走了——这被她形容为“落荒而逃”——她听到室友嘀咕：“那么害怕吗？”

口罩也不好买了。她听一个中国同学说某药店还有，就专程坐公交车去买了两个N95。但走在路上，她还是不敢戴，怕被歧视，具体来说就是“明知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却好像低人一等”。你或许无法理解，赵繁自己都觉得这个想法“诡异”，但她依然这么想。她身边有中国同学因为戴口罩上街而被骂是“病毒”；有人发朋友圈，说要从现在开始学骂人的词，这样遭遇歧视了才能反击。

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英国埃克塞特，中国留学生贾立戴口罩上街，有外国人迎面走来，看到他，“Oh——”地大喊着跑到街对面去了；比如加拿大多伦多，也是中国留学生戴着口罩，有外国人上前问：“你去过武汉吗？你有没有病毒？”……更别说那些戴口罩的亚裔上街被打的新闻。

事实就是，你很难指望别人的理解，除非你遭遇的不幸也降临到他们头上。一个在美国波士顿的留学生，课上老师提起中国的疫情，别国同学纷纷发表观点，只有她坐着掉眼泪；疫情在全世界爆发后再谈，同学们的说法变成了“我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想保持心理健康”。

在日本东京留学的韩露（她将在今年4月底入学庆应义塾大学读研究生）也有类似的感受，她用的原话是“人类的悲欢无法共通”。她每天关注国内的疫情新闻，心情沉重，尽量不出门，购置各类消毒用品；身边的日本朋友虽会问候，却只觉得她家离武汉远、家人没问题，那就万事大吉。真正的感同身受遥不可得，“像在平行世界，我每天看到的消息是这么惨的消息，每天的心情是这么低落的心情，但对日本人来说，中国疫情很严重，却是抽象的。”

狂轰滥炸的信息是恐惧、焦虑生长的绝好土壤。韩露经常听到身边人确诊或出现类新冠症状的消息，如今的心态是，“就算轮到我也不意外，但我真的努力防护了，也没办法。”还有英国伦敦的留学生在奶茶群问：“现在点奶茶会不会有病毒？”有人支招：“实在不放心，你可以倒出来微波一下。”

人在害怕的时候，总会不由地构想最糟糕的结果。一个美国佐治亚州的留学生，有次用手机看新闻，觉得眼酸、头疼、胸闷，一看文章，这就是轻症的症状，“我不会感染了吧？”；再往下拉：“因新冠引起的焦虑，症状有头疼、胸闷”。

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研究生杨晨，2月上旬刚从国内回校。几天后，她开始咳嗽、低烧、喉咙痛、拉肚子，都是新冠的症状。她去当地医院做核酸检测，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等结果，跟外面的工作人员交流要用电话。等了四个小时，心就提了四个小时，“整个人处在那种考试前的紧张状态”。干等太熬人了，但还能做什么呢？她闷头搜网上的病例，对比自己的情况，甚至做好了感染的心理准备。幸好，结果是阴性。

挺戏剧性的，年后飞回比利时的时候她还庆幸“跑毒成功”，没想到，“只是跑进另一个毒圈”。

“买机票就像买彩票”

毒来了，人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跑，就跟你打吃鸡游戏一样，又有什么可指摘的呢？尤其一些留学生跟外国室友住一块儿，本就没有隔离的条件。

没有人想被感染，包括留学生。但有些人不这么觉得，“回国添乱”、“千里投毒”，他们在网上如此评价。那个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留学生贾立在买机票的时候，爸爸就提醒他，回来的时候要低调，“你不是钱学森，人家不欢迎你回来。”

谈起这个，贾立的语气有点激动，“我回来怎么了，对不对？我自己做好防范措施，我也没影响别人。我服从隔离办法，影响到谁了，对不对？”

学校陆续作出反应，改上了网课。确信不会影响学业后，很多人买了机票；也有人秉持“没有必要冒生命危险”的信念，提前中断学业回了国。比如一个21岁的留学生，直接从东京的语言学校退了学。

做回国的决定好像很容易，现实却不是。为防控疫情，中国民航局调减了国际客运航班量，自3月29日起，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中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抵离中国的航班，客座率不得高于75%。经测算，每天通过航空入境的旅客人数将由2.5万人降到5000人左右。留学生圈开始流传一个笑话：买机票就像买彩票，你不知道哪班能飞；就算买到能飞的，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允许落座的75%。

赵繁是那个只敢用手势跟室友打招呼的人，也是机票在起飞前一天被取消的倒霉蛋。这件事是3月28日一早，她醒来后发现的。你知道的，人的悲伤有时是滞后的，所以直到下午，同学问她第二天什么时候起飞，她说“取消了”，眼泪才应声流下来。

她不死心，继续刷机票，看到一张国内航空公司公务舱的，要4万元人民币，是之前被取消那张的两倍多。四万元啊，她一下吓哭了。为什么没有像早已顺利回国的朋友们那样，早点买好票呢？这一下子，家里要莫名其妙付那么多钱。“我觉得超级无力，票太贵了，但我又好想回去。”票可不会等她考虑完全。犹豫的工夫，票没了。

第二天继续刷。刷到一张3月31日出发、3万元经济舱的，这回果断入手。她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很激动。我问她激动有什么表现，“就是我笑了呀。”她说。好像笑是一件很罕见的、值得特别画出重点符号的事儿。她已经很久没有那么开心地笑过了。

可这种开心只持续了一会儿。她又开始担心航班取消，或是体温通不过检测。等待回家的日子里，她有时会突然想开心地大哭一场，但怕眼泪会传播病毒，只能忍着。

下午两点多的飞机，她前一晚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当天上午就到了机场。悬着的心放下来了吗？很矛盾，她是这样形容的，很绕，但很精准，你们一定能看明白：离回国越来越近了，好像也知道自己能回国，但直到起飞之前，都不敢100%确定；顺利坐上飞机了，还怕突然被请出去。她不想错报一个好消息，广播说“机舱即将关闭”，才终于告诉妈妈：“我上飞机了。”

还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生陈莱，她没刮中的“彩票”数量至少是4。

第一张，3月23日，新加坡转机，几天后新加坡出了政策，不让转机了；第二张，当作备用买的，3月21日，芬兰转机，当时她以为第一张稳妥，就退了票；第三张，3月25日，吉隆坡转机，后来航班被取消；第四张，3月29日，埃塞俄比亚转机，赶上民航局的政策，航班取消。

机票抢手到什么地步呢？陈莱几次在航空公司官网刷到余票，填信息的手速慢了，票就没了；在国内的妈妈四处找票，有天想买张4万8的，过30分钟再去问，票贩说那是30分钟之前，现在的价是5万1，还无法保证成功出票。

她差点放弃了。3月26日，她听说了候补买票的方法，在下午收拾完行李去机场碰运气。那晚某国内航空公司有一班九点直飞上海的飞机，八点值机快结束的时候，她才知道，她有票了。

取票的路上，她看到几个人在等候补。有人要一张商务舱的票，卡里钱不够，没刷成，旁边的人随之大喊：“他不要，我要！”她感觉，上飞机就像登诺亚方舟。

拿到机票的一刹那像是做梦：“要回国了，居然要回国了。”但到这一步，一切仍未结束。“飞机上跟生化危机似的”，大家把能戴的都戴上了，防护服、口罩、手套、护目镜，还有浴帽、雨衣。几乎没人吃东西，很少人上厕所。飞行时间是11个小时，陈莱又渴又饿，没忍住，喝了口果汁，又开始担心：“我最后不会因为喝了这口果汁而感染吧？”

到隔离点的时间是近凌晨一点，此刻距陈莱到伦敦的机场，已经过去了26个小时。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这场疫情会影响我们到什么时候呢？有人说几个月，有人说几年。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留学生身上，是至少4个小时、26个小时、3周，或者更长。

那个得了流感的比利时留学生杨晨，当时已经做好了感染的心理建设，在知道核酸检测结果阴性之后，反而“完全不怕这个病了”。回国过年的时间里，她已经把信息轰炸、焦虑担忧全经历过，这回在比利时，她不想再经历一遍了，于是“开始对这些事情漠不关心”。

这几天，比利时的天气不错，白昼很长，晚上九点才天黑。杨晨和朋友约着出门散步，在附近的森林或公园，偶有人骑车或跑步经过，大都没戴口罩。花开了，黄的，粉的，大朵大朵点缀在绿叶间；流经的河被阳光照耀，泛着粼粼波光。“你会觉得你跟疫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她说。

她买了5月初回国的机票——与其说是逃离，不如说是追寻。她想回到“让自己生活步入正轨的地方”，回到热闹忙碌，有朋友、有事做的状态。比利时给不了她这些，她就回国找。

感到“人类的悲欢无法共通”的韩露还留在东京，因为担心路上的风险。疫情之前，她和中国室友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而最近，两人每天都要窝在一起——不夸张地说，那就是“生死之交”。幸好有彼此，因为“这种情况身边就得有个人”。

但也不一定。有人就享受孤独，比如那个22岁的东京留学生。她独自住在出租公寓里，平时除了上学就很少出门，疫情爆发后宅家里也没啥感觉，只是放假却不能出去玩，有点无聊。

也有人为此痛苦，像独自隔离三周、拿着行李箱去超市的李漫。4月3日，她把楼里另一个留守的中国同学叫来宿舍，一起吃了晚饭。她太久没见活人了，以至于把一起吃饭这件事形容为“这么亲密的接触”。两人喝了奶茶，煮泡面吃，就加了点菜、鸡蛋，再放片芝士，很普通吧？但她们都说，这是最近最好吃的一顿。

有些认知发生了变化。“没想到。”很多人提起疫情这么说。李漫觉得，大家从前总以为事情都在计划之内，以为能知道世界将怎样发展，你完全不会想到会有这场疫情，而它告诉了你：“原来事情还会有这种走向”。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她说，“明天要是说有外星人，我觉得也不是没可能。”

另一个感想是，希望大家能更多地彼此理解。“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能用一个人去代表一整个群体。”这是在采访尾声，我说李漫心态不错时她的回应。她提到陷入恐慌的同学，“我不慌不代表人家不慌，我的处境还是蛮安全的，但人家可能情况比较糟糕，慌也有慌的道理。”“不是钱学森”的贾立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要给别人贴标签。”

和朋友吃完饭五天后，李漫去做了分派中国留学生“健康包”的志愿者。包装贴着“祖国永远在身边”，每个包里有两个N95口罩、20个普通外科口罩、一大包消毒湿巾和两盒连花清瘟胶囊。很多接受采访的留学生领到了健康包，或已在申报领取。

美国时间4月17日，“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四海聚一家》线上演唱会）在世界各地同步播出，全球百位艺人参与。李漫看了节目，最直接的感受是全球化——全球化带来了疫情，也带来了这场直播，“大家在共享同一种焦虑，也在共享同一种抵抗疾病的感动。”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