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新刊｜赵月枝 陈成：从黑色雅典娜到绿色中国：全球南方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跨文化传播

编者按

2023年8月，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指导并协办，河阳乡村研究院与“留下带路”公益平台承办的“从全球到村庄：中津缙云跨文化对话”活动在北京、杭州、缙云举行，活动邀请了来自津巴布韦的10名学者、记者共同深入中国乡村开展调研研讨，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前沿发展。在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即将召开之际，特此刊出活动主要策划者、组织者赵月枝教授与活动参与者陈成副研究员的论文，为中非合作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

1987年，一个名为“黑色雅典娜”的命题如平地惊雷，在欧美学术圈引发万顷风雨。马丁·波纳尔，这位出身名门的英国犹太学者第一次通过翔实的史料挖掘与学术考证敞开了一部被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逻辑包裹的白人中心主义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波纳尔发现，被白人种族视为其文明开端的希腊文明竟然是“黑色的”，因为大量来自语言、科技、艺术等的证据表明，希腊文明的形成深受非洲文明影响。不难想象，在那个白人种族文化优越感无限膨胀的年代，“黑色雅典娜” 这一论断对于欧美学术圈而言不啻尖锐的挑战。

2023年8月，来自中国、津巴布韦、美国、加拿大等地的硕博学生、青年学者、教授、记者、艺术家等30余人因“从全球到村庄：中津缙云跨文化对话”活动集聚中国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①。该活动以“ 鼓励全球南方国家的深度学术交流”与“从全球到村庄、从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为主旨，通过近十天的沉浸式乡村调研与跨文化对话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密码及其跨文化传播路径。不同肤色、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年龄的全球学者在与以黄帝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缙云、革命文化所锻造的红色缙云以及生态文明理念引领下的绿色缙云的交融、碰撞过程中火花四射，一个“生态现代化”的命题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闪耀出一道道绚丽的亮光。

如果说波纳尔的功绩在于重新发现“黑色”，揭露了欧美学术圈如何苦心孤诣地通过“狡猾的”知识生产将希腊文明定义为“白色”的话语行动，那么中津缙云跨文化对话的最重要收获之一则是重新发现“绿色”。通过对话与田野中的相遇，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学者将政治经济学、后殖民文化批判、发展传播学、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彼此交错的理论资源统摄到同一个支点之上，旨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探寻本国的现代化之路。作为起点，这一支点使得长久笼罩在“现代化幽灵”之下的非洲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化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 [1]的共识下开启了对于现代化命题的批判性、历史性的思考；同样作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实践内涵的体现，这一支点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实践机会，进而为通过讲好中国乡村故事来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启示。

一、被垄断的绿色：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故事

自现代化理论诞生起，有关“绿色”的故事就层出不穷。但问题在于，多数故事所理解的“绿色”都不言自明地以西方社会的定义为准绳，而对这一概念的知识谱系及其产生的历史情境探问不足。其直接后果便是，有关生态环境的故事在与现代化理论相互嵌套、互为支撑的模式下，高度垄断于西方所设定的话语秩序与权力机制之中。因此，必须寻求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视野。

生态环境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在话语层面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两次工业革命早已将伦敦变为“雾都”，将泰晤士河变为“肮脏的泰晤士老爹”，诸多环境问题在欧美集中爆发。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吹响了全球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第一声号角。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与不断上升的环保讨论，西方国家给出的方案是将内部问题进行外部化转嫁。日本学者斋藤幸平认为其中主要包括“技术性转嫁”“空间性转嫁”“时间性转嫁”三种转嫁类型。 其中，“技术性转嫁”是以技术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但实质上却因技术滥用不断加剧环境负担；“空间性转嫁”是将生态问题转移到边缘性地区，以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为路径；“时间性转嫁”是牺牲下一代来维系西方人民当下的帝国式生活方式 [2]。作为边缘地区的中国与津巴布韦以不同的方式被动纳入了上述转嫁过程。

在中国，西方国家产业转移的动机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愿景完成了一次看似无意识但实则必然的耦合。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逐步加入全球市场，直面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工业化逻辑。为了走出积弱积贫的现状，中国以资源环境与廉价劳动力为成本承接了大量西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高污染产业，其中以化工与能源产业为主。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煤炭开采产量已大幅增长。统计显示，全国煤炭产量1957年为1.31亿吨，1965年为2.32 亿吨，到1978年已经达到6.18亿吨 [3] 。在西方国家的反思溯源中，化石燃料煤的使用被视为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但瑞典人类生态学家安德烈亚斯·马尔姆指出，还没有一块煤或一滴石油自动将自己转化为燃料，因此化石燃料的定义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 [4]。据考证，中国开采与使用煤炭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用煤炭炼铁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 [5]。然而，中国悠久的烧煤史并未引发像欧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那种环境灾难，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倘若将视野放得长远些，这一问题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紧密相连。根据文一的研究，中国4000多年的烧煤史并未带来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本身源自“战争资本主义”的推动。“只有对赢得这种新型热兵器战争和对国家安全的不懈追求，才能极大地刺激一个国家的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导致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森林面积的急速下降和煤炭资源的大力开采，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 [5]因此，煤本身并没有原罪，倘若没有被组织进沃勒斯坦所定义的现代“世界体系”之中，中国与煤的可持续相处应该还会继续。

到了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压力已经十分显著。1997年，中国环保部门收到10万件针对环境破坏的投诉信件，2002年增长至40万件，在2006年底已经超过60万件 [6]。来自外部的空间性转嫁很快便在国内复制，“中心—边缘”这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秩序被不同程度地带到中国国内。随着国内城市工业化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不断加剧，一些高污染企业开始转移到环境监管体系较弱的农村地区。当时，中国农村作为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中的边缘地区被动承接了水污染、土壤耗竭等严峻的生态后果仅1994年，中国农村地区就爆发了47起较为强烈的有关环境纠纷的群众性抗议 [6]。2005年4月，在曾经是歌山画水的浙江东阳画水镇，农民因再也无法忍受化工污染而抗争，导致了“4·10”群体性环保事件。然而，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媒体“哈哈镜”几乎遮蔽了这些矛盾产生的世界历史语境和全球结构性因素。2010年，某知名记者就IPCC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对丁仲礼院士的采访便是一个典型。在这场对谈中，两人就国际上提出的节能减排方案进行了探讨。面对丁仲礼院士对于IPCC方案等所谓“国际标准”的分析与质疑，记者认为他是从“政治”而非“科学”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她提出“中国这么多人口，这个排放量的基数显然是太大了” 时，丁仲礼院士发出了“中国人是不是人？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的灵魂质问。这次对谈的信息量十分丰富。记者的反应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有关中国环境问题的指责展示的是将资本主义价值观、世界观、生态观高度内化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对于环境问题的无知与盲目。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经济腾飞的中国作为某种象征或代表开始背负起发展中国家生态保护理念缺失、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沉重现实，一顶“先污染后治理”的帽子悄然从西方国家转移到中国头上 [7]。

在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这一转嫁过程一开始便与乡村紧密勾连。与中国通过彻底的土地革命实现了农业体系的结构性改造不同，津巴布韦主要是通过协商妥协的方式达至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这使得其被迫延续了殖民地时期白人农场主与黑人农民之间极为不平等的二元土地所有制。1980年民族独立后，约6000名大型白人商业农场主占有1550万公顷的土地，而约70万户村社地区的农民只占有1640万公顷的土地，约8500名黑人小型农场主占有140万公顷的土地 [8]。除了量上的区别，质上的差异更是加剧了这一不平等的结构。约有一半以上的白人大型商业农场位于降水量充沛的地区，而当地黑人的土地则大多位于较为干旱与贫瘠的地区。此后，土地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各种不平等结构就成了津巴布韦发展过程中顽固的“病根”。

在生态意义上，以大种植园为代表的农业生产与经营方式是“绿色革命”展开的前提。“绿色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美国遗传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诺曼·布劳格提出，倡导借助化肥和杀虫剂等化学与生物技术来大规模地种植单一作物，进而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增产，以应对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压力。然而吊诡的是，现实世界出现的是“更多粮食，更多饥饿” [9]的荒谬情况。津巴布韦这个在独立初期被誉为“非洲粮仓”的国家也逐步沦落为粮食援助的对象。尽管粮食短缺，津巴布韦却是世界上主要的烟草出口国。 “为什么是烟草？”津巴布韦气候适宜，土壤条件较好，十分利于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生长，这也是其曾经成为“非洲粮仓”的基础。但在殖民地时期，为满足宗主国的需求，津巴布韦开始利用传统种植粮食的土地大量栽种烟草，迅速变成世界第三大烟草出口国。当这些本该种植粮食作物的肥沃土地被种植经济作物后，当地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国内粮食价格疯涨。而对于生态环境而言，大土地所有制农业意味着人与自然可持续关系的消失。一方面，大种植园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使得当地的水资源、土壤皆受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烟草种植并非如想象般生态友好。事实上，烟草烘干的过程中需要加热，而加热的燃料便是木柴，这导致津巴布韦的森林遭到严重砍伐。津巴布韦林业局2011年的数据显示，该国的森林面积以每年33万公顷的速度减少，而占据津巴布韦烟草生产总量83％的小型农户，则是最主要的森林砍伐者 [10] 。与此同时，大烟草生产商使用煤加热，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这就是中国与津巴布韦这两个南方国家的乡村卷入全球经济的生态故事。无论是经历了彻底土地革命的中国，还是被迫延续不平等土地结构的津巴布韦，都以不同的方式、路径导向了几乎相同的后果，那就是被污染的乡村、被破坏的农业与被置于风险之中的农民。但幸运的是，中国没有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止步，而是不断汲取经验教训，创新发展理念，很快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与此同时，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耀眼的去殖民化精神也并未消失，而是延展至重要的生态领域。也许不是偶然，2005年8月，也就是画水镇“4·10事件”四个月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 这一理念2015年被写入中央文件《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7年又被写进党章，经历了从理念到政策化再到制度化的过程。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之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中国生态现代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下，中国将“ 两山”理念与生态现代化之路带到了非洲。正如来自津巴布韦大学的Achieford Mhondera博士在缙云之行最后一天的分享汇报中指出，“在气候外交方面，中国已经从参与者转变为引领着国际合作”。中国与津巴布韦在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的基础上，通过绿色互助展开了一系列“生态去殖民”行动。2018年，中国帮助津巴布韦完成了卡里巴水电站扩建工程，该工程充分利用清洁的水资源，在缓解电力短缺的同时推动了当地的绿色转型。除此之外，中国还积极助力津巴布韦的太阳能建设，并向当地提供大量保护野生动物的设备，以推动生物多样性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去殖民到生态去殖民，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展现了广大亚非国家在后殖民时代生态主体性意识觉醒的宏大潮流，沉潜其中的是谋求国际平等新秩序的决心。

二、田野中的中国绿和中国红

“80年代，津巴布韦比中国富裕，但是现在中国比我们发展得好，这是为什么？” 在本次跨文化对话开始时，在北京的一场非正式晚餐上，受邀来为津巴布韦学者接风的该国驻华大使，意味深长地把这一问题抛给了远道而来的同胞。这是一个包含着强烈历史意识与政治意识的问题。与此同时，津巴布韦学者在每日的对谈与田野考察过程中也展现出了对于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浓厚兴趣。这一兴趣首先源自中国与津巴布韦共同的政治基础，即两国在曾经作为半殖民地与殖民地的共同历史中所经受的灾难与痛苦带来的情感共鸣。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空间性转嫁的边缘之地，津巴布韦的知识分子们希望从中国这一有着同样遭遇的国家寻找启发。在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津巴布韦来华留学生、“ 留下带路” 国际公益服务平台创始人之一米莱（Eric Mupona）分享了他关注的三大问题，其中之一便是“ 津巴布韦各地能否借鉴缙云经验？前提是什么？”他认为，相比浙江更发达的县市，缙云这个山区县的经验更加可参考、可借鉴。

因此，津巴布韦的学者们在本次跨文化对话中展示出了强烈的建设性意图，他们也想要没有污染的绿水青山，以及同时具有经济效益的金山银山。令人振奋的是，像缙云这样的中国乡村给了他们答案，这个答案潜藏在某次对话中。其偶然的机会是，调研团队在前一天刚刚参访过的湖川村球场上观看了缙云县壶镇镇一年一度的篮球联赛。正如那个诗意的视角转换所展示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时，从观众席看向赛场是精彩的开幕式表演与篮球比赛，而从赛场望向观众席看见的是，来自城市的中国学者的激动、正遭遇发展困境的津巴布韦学者的沉思，以及美国学者那句“ 如果中国的乡村都能如此组织起来，那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根本没有（取胜）机会”的充满零和游戏意识的惊叹。究其根本，无论是激动、沉思，还是惊叹，这背后的关键在于“组织”。以这场充满乡土味但体现出高度组织水平的“村BA”比赛为标志，缙云那些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乡村振兴典范村庄皆展现出了很强的组织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组织性绝非像日本学者所指的某种“生态权威主义”，即依靠中央集权自上而下地管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 [2]。反之，群众力量与基层党组织力量有机结合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才是这一组织性的源泉。根据黄宗智的分析，中国式“ 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与西方式民主对三权分立、选举与私人自由的过分强调不同，这种民主的关键在于自上而下的‘集中’与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二者之间的平衡与结合” [11] 。

乡村田野调研发现，缙云乡村振兴先行村庄的改变首先便是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和集体经济的重振开始。一位学者曾鞭辟入里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机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机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包括家庭”[12]。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经历了一场“去集体化”的浪潮。1978年，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是村、组） 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随之，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调整为“坚持和完善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的经营体制。1987年与1989 年分别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继续开启了农村地区的行政改革。农村的权力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具体表现为农村干部领导村庄的政治基础被削弱，与此相伴随的是农业非集体化、市场化，以及地域流动与民营产业合法化 [6]。然而，改革开放几十年后，越来越强的共识是，以解放生产力为目标的“统分结合”却因为仅解决了“分”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统”的问题而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叶敬忠的《别样童年》《阡陌独舞》《静寞夕阳》三本著作概括了80年代“去集体化”后由留守儿童、留守妇女与留守老人组成的凋敝的农村景象。根据仝志辉与温铁军的分析，家庭承包制推行之初，设想的是通过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来构筑双层经营体制，但是由于集体经济组织退化为纯粹的集体土地发包方，事实上没有了经营功能，由此壮大集体经济更多表现为“有集体无经营” [13]。而随着党中央对“三农” 问题的深刻审思以及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再次强调，农业经济的组织化，也即“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农村重新组织起来” [14]开始成为中国要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正面回答的一个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集体”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理念重新进入了人民的视野。

在缙云，“集体”的首要体现是千方百计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消薄”）的努力，主要表现为一些明星村庄可观的集体经济收入，以及致力于集体经济发展的“生态强村公司” 的制度创新。调研过程中，当壶镇镇湖川村村支书赵文坚介绍2022年全村的集体收入有300余万时，来自津巴布韦的学者立即发问：“这些收入是从哪里来？”赵书记说明，集体收入主要来自店铺出租、礼堂出租、土地流转等，其中“礼堂经济”的盘活尤有创新性。而所有这些的前提在于土地集体所有权这一发展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得到实质性的行使。村两委首先排除万难，拆除了多年来被违规占用的村集体设施，然后以修建商铺等形式将土地重新利用，通过租金实现集体创收。手中有了钱，村里才能干实事。湖川村随后建立了集居家养老、村办公室、文化礼堂、老年活动中心为一体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以及承载村民文化娱乐活动的灯光篮球场、网球场、休闲公园等休闲场所的湖川村体育活动中心、景观公园两大工程，用集体收入实实在在地为村民创造了幸福舒适的乡村人居环境。

同重振集体经济相伴而生的是集体精神与集体文化的回归。在本次乡村调研过程中，不论是由儿童、妇女与老人们带来的精彩纷呈的“村BA”开场表演，还是五云街道官店村文化礼堂那场热闹非凡的婺剧演出，都是这一回归的生动彰显。在许多乡村，包产到户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块块被分割的土地，还有因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引发的集体精神的淡化。正如李西杰所说，“乡村社会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乡村本身，而在于乡村的公共空间以及乡村公共空间生活培育的社会人文价值” [15]。个体的强化可能带来高昂的个人能动性与个人积极性，但也可能带来“原子化” 的个人。新时代，集体的唤回不是走老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其目标是在“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16]的同时，重构乡村人文价值。湖川村就是一个新集体经济与新共同体文化建设的缩影 [17]。在湖川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我们看到的是为中心免费提供食堂调料物品的乡贤、每日自愿为老人提供就餐服务的巾帼志愿者队伍，以及老人小孩每日在服务中心游玩休闲的温馨场景。一颗颗分开的心在集体感召下重新凝聚起来，酝酿成了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集体精神与集体情怀。正是在此基础上，“两清、两拆、两化”（简称“三两”）的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才能开展起来。据湖川村赵文坚书记所述，开展“三两”工作时，村民兵连主动承包了疏通清理阴沟暗渠等最脏、最累的工作，村老年班每日为一线工作人员备好清凉的绿豆汤并亲自送过来。这些自发的群众参与源自深厚的集体归属感，只有如此，才会出现广大农民群众为自己村庄建设而努力的火热场面。正如赵书记总结道：“‘三两’工作要看群众发动得好不好，做了有多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干事的动力和保障。正是有了团结的力量和群众的支持，湖川村的‘三两’工作才能推进得快速、有效。” [18]

集体的唤回不仅重建了农民与乡村的经济纽带、情感纽带，农民自身也在集体的锻造下成长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在晚上的分组讨论中，来自津巴布韦宾杜拉科学教育大学的硕士生Netsai Prudence Mlambo在谈及本国“ 快车道” 土地改革时指出，“ 他们获得了土地，但并没有经营农业的能力”。2000年后，当津巴布韦17万黑人农民重新从4000多名白人农场主中取得他们失去多年的土地这一生产资料时，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因长时间脱离自主生产与经营而失去了农业种植的能力。怎么办？缙云给他们的答案是重建乡村集体，将重新获得土地但又单打独斗的小农团结起来，然后给予他们必要的公共支持，包括成立行业共同体组织，提供生产工具，展开相关的职业培训，打造区域公共品牌，等等。缙云烧饼产业的调研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样本。缙云烧饼已有600余年的历史，但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从路边摊发展为火遍中国、走向世界的大产业。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缙云烧饼产值达到30.2亿元，从业人员达到2.4万人，不仅在全国开张门店（点）8000多家，还在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阿联酋等16个国家和地区开了店铺。缙云烧饼产业的壮大正是得益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的良性互动，得益于各基层组织对于烧饼产业以及相关经营者多层面的赋能与支持。2013年，缙云县委县政府提出要把缙云烧饼产业发展提升到战略高度，次年先后成立“烧饼办”（缙云烧饼品牌建设办公室），组建“烧饼协会”，开办“烧饼班”，举办“烧饼节”。随后，缙云烧饼拥有了自己的专属LOGO、统一的注册商标、门店标准、制作工艺、原料标准、经营标准、培训内容等，缙云烧饼在缙云人的带领下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透过现象看本质，缙云烧饼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特色地方小吃的繁荣，更是在党委政府领导下重新组织起来的缙云人民用智慧与团结走出的一条“乡愁富民路”，而这背后是一个个在集体中锻造过、在市场中淬炼过、在乡土文化中浸润过的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民。

组织是一个过程，组织化是这一过程的结果，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谁来组织”。津巴布韦的学者敏锐地发现了其中奥秘。经过几日的乡村调研，来自津巴布韦大学的Iakesure Taringana教授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diligent, progressive, cautious” 三个单词。他解释道，这是他这几日总结出的中国人的特质：勤奋、进取与谨慎。前两个很好理解，疑惑的是最后“cautious” 一词的释义。这位学者的一句解释便让人茅塞顿开，他说，“中国人总是十分谨慎地不让他们的成果被资本家攫取”。这一释义独到精准，因为它既点明了中国乡村振兴与“两山理论”落地的实在经验，也表达出了津巴布韦人民在后殖民时代与跨国资本打交道过程中遭受惨痛后果而生长出来的深刻警醒。

事实上，Taringana教授的上述感受贯穿本次跨文化对话。不同于许多跨国项目讲究的“高大上” ，各国学者被安排居住在位于缙云县仙都街道鼎湖村一家经济实惠的农家乐。农家乐的对面便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仙都景区中的核心景点鼎湖峰，地理位置极佳。这是一家当地村民利用自有房屋改建并自主经营的食宿一体农家乐，家族已有四代人居住于此。周围的其他农家乐、餐馆、小超市、特产店等也大都为当地村民所经营。农家乐不远处是一片农地，每日清晨都有当地农民在土地上耕种。我们所住农家乐家中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是远近闻名的种菜能手，她自产的蔬菜丰富多样，也成了这户农家乐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不仅在乡村，城市发展中大量资本流入所引发的破坏和造成的创伤也已经清晰地凸显出来。学界用“缙绅化” （gentrification）来描述这一过程。美国学者莫斯科维茨发现缙绅化在纽约的具体表现是“老居民搬走、在地文化消失、财富和白人开始涌入纽约小区” [19]。究其本质，他认为缙绅化并非意外，而是一个“重视资本需求甚过人民需求的系统” [19]。在中国，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进入农村，集中租赁农民土地开展规模种植，或发展乡村旅游相关的新农村建设已经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一过程被统称为“资本下乡”。资本下乡可以对乡村要素流失进行经济层面的反哺 [20]。但其中也存在着风险，那就是“农民上楼”以及资本对于乡村社会经济的过度改造，甚至是颠覆。事实上，在仙都景区内，当年出于完成招商引资指标的需要，鼎湖村附近的一片农田也被开发成房地产。所幸的是，这片地产如今成了助力丽水市农旅融合发展的最大民宿集群，而当地村民也得以在自家宅基地上修建、经营农家乐。外来的民宿主人和他们的客人、每日清晨在村边打理菜地或在路边摆摊售卖农副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当地村民，守护着这里的神秀山水，并正在转型成为新型城乡融合社区的主体。这表明，当地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在尽可能地实现景区建设、生态保护与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融合，而不是如一些地方一般简单粗暴地利用资本的力量瓦解传统乡村社会，以农民“被强拆”“被上楼”“被失地”的代价建设“现代化”的乡村旅游。当然，真正实现景村融合与城乡一体，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正如Ploeg指出，“ 小农农业模式通常以生态资本的持久利用为基础” [15] 。在乡村，如果要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就不应该仅由资本主导而排斥农民，因为资本的逻辑是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创造财富，而农民的逻辑是“通过劳动‘帮助’土地孕育物产” [22]。由此，在这个以公司化运营的国有旅游企业和小农农业而非以企业农业、公司农业为双重主体的仙都景区（街道），团队成员们不仅遇见了具有真情实感的当地村民，还品尝到了“有人性”“有故事”的真正绿色食品。听说外国友人想品尝当地的特产——桃胶，女主人便联系妹妹送来了自己种的桃胶；她还用新鲜黄瓜为美国学者创制“中国式沙拉”……这些饱含着人与人之间交往与情感的绿色食品的故事与当地小农生产生活的故事正是“cautious”最好的注脚。

然而，当下生态环境的危机正是不够“cautious”的后果。马克思早已指出，资本的逻辑就是资本无限自我增殖的逻辑。无论是约一百年前展开的“ 绿色革命”，还是今日西方国家如火如荼推进的“绿色经济”，都是打着“绿色”幌子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机遇。日本学者斋藤幸平敏锐地指出，“在这场气候危机中，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基于‘绝对脱钩’的经济增长上，显然是错误的。而‘绿色增长’战略则放大了‘绝对脱钩’很容易实现这一‘幻觉’，是最危险的” [2]。无论是生态修复还是经济转型，其背后都是通过制造新的稀缺性来抢占巨额财富，这就是无孔不入的资本。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富裕”是危险的，因为市场价格机制以稀缺性为基础；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富裕”是一个必须被重新定义的关键概念，其核心是从分配端而非仅从生产端去展开界定。换言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只有落在分配的维度上，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因为发展的背后始终潜藏着一个“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的核心命题。在缙云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们，只有党组织引领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经济发展与分配才能克服市场对人的压制、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压制、城市对乡村的压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下捍卫绿色发展过程中农民的利益。正如江宇在《烟台纪事》 一书中总结的那样，“小农的无组织肯定比不上资本的有组织，但是资本的组织肯定比不上党组织” [14]。

因此，真正让各国学者感到惊叹的是“红绿融合”，或者更确切地说，“以红色精神引领绿色发展” [21]。作为一个侧面，缙云县以浙江省“千万工程”为抓手实施的生态文明建设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的强大能力，看到了打破西方政治传统中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的人民与政党的血肉联系，还看到了基层党组织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积极而有效的互动。在实地走访乡村的过程中，除了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乡村景象，一位位精神昂扬、谈吐出众的村组织书记给所有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他们自信满满地向调研团队介绍村庄特色、治村理念与村庄发展，并积极地带领大家到处参观。对于广大农民群众而言，村干部是他们的直接带头人，是他们与党组织最为亲密的接触。焕然一新的村干部形象不仅更新了许多中国学者对于基层干部的认知，也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水乳交融的关系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进而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基础。而一旦津巴布韦等全球南方国家也能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借鉴中国经验，锻造出这种极富组织性的力量，那群在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的人民也将以自己的形式迸发出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三、在希望的田野上：中国国际传播的正立

马歇尔·伯曼曾指出：“在相对落后的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还没有进入正轨，它所孕育的现代主义便呈现出一种幻想的特质，因为它被迫不是在社会现实而是在幻想、幻象和梦境里养育自己。” [22]长久以来，以中国、津巴布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钳制下，一边在经济发展上举步维艰，一边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抬不起头”。所幸的是，正如歌中所唱，“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通过走进田间地头、住进当地农民的农家乐、和农民一起听戏、同中国学者讨论等活动，津巴布韦的学者们透过一场场充满希望的田野调研和沉浸式文化观摩，冲破了以西方为规范的现代化想象局限 [23]，体悟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国际传播”这一曾经深受文明等级论的话语框架影响的学术领域，也在希望的田野上重新正立起来。

何谓国际传播？倘若超越传播学的定义，其核心在于定位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但自作为冷战社会科学的传播学引入中国后，国际传播中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维度似乎极为自然地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弭殆尽，只剩下中国与西方的传播交往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类有关BBC、CNN、《纽约时报》等的学术研究与实地调研异常丰富，但学界、业界对于非洲、拉美等地的媒体却意兴阑珊。这意味着，在许多学者与业界人士的潜意识里，中国国际传播的方向是朝向西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随之被化约为中西关系。这一集体无意识一方面使得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念兹在兹的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团结云消雾散，以平等为目标、以合作互助为方法的国际和平新秩序的抗争与追求也一度陷入低迷。可以说，津巴布韦穆加贝政府2000年开展的那场“收回自己的土地”③的运动之所以星落云散也与此息息相关。毕竟，作为非洲最晚独立的国家之一，尚在成长期的津巴布韦又怎能单枪匹马地直面西方国家合纵连横的各种制裁与抵制呢？ 另一方面，在一段时间里“背对第三世界” [24]的中国虽艰苦卓绝地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但又必然地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听”的传播困境。本次跨文化田野对话给予了中国学者新的启迪，具体看来，“向谁传播”“传播什么” 这两个传播流程中的核心环节在历史的向度上正立过来。

首先是关于“向谁传播”的问题。热烈且富有深意的互动使得中国学者对于国际传播的接受主体有了新的认知与定位，即不是在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意义上将津巴布韦定位为落后成员，也不是基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设定将中国、津巴布韦同美国和加拿大相互割裂，而是在第三世界发展这一历史脉络中重新建构中国国际传播的主体性。在本次交流中，中国学者与津巴布韦学者通过对话的相遇不仅复活了20世纪“万隆时代”亚非团结的集体记忆与后殖民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源，并且在新时代语境下将两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结合，不断扩展有关“以亚洲为方法”“以中国为方法”“以乡村为方法”的“向东看，往南走”学术讨论与思考。因相距遥远，除了三位已经在中国的津巴布韦留学生，大部分来自津巴布韦的学者皆是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与中国学生、学者、艺术家第一次同吃、同住、同交流，但亚非团结与去殖民历史的集体记忆很快便将两国学者紧密联系起来，一直被视为“科学”“理性”的西方传播学在此似乎失去了它的解释力。因为倘若传播学仅是一门信息传递的科学，那么中国与津巴布韦学者在本次项目中如此炙热的分享与对话，回国后津巴布韦学者在本国各类媒体、学术平台、个人社交网络中展现出如此绵延的情感与认同皆不是一句信息传播或传播规律能够涵括的。诚如李彬所说，“自古及今，中国人的传播行为及其观念在个人层面讲究正心诚意，在社会层面讲求将心比心，在天下层面讲求心心相印，这一切无不关乎人心或世道人心”  [25]。无论是来自津巴布韦大学的Shoko教授所分享的中津在传统医学文化上的联结，还是Taringana教授谈及的中国革命文化与非洲去殖民运动的互构，这些皆反映出我国学术界长久以来有关国际传播的理论预设与学术关怀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推崇的实证主义哲学禁锢之深，导致中国传播学界在无视本国传播实践中独特人文社会历史底蕴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对于亚非间历史、文化与情感联通的观照。

在此意义上，国际传播的“向东看，往南走”或“从全球到村庄，从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并非囿于地理方位上的转向或贯通。更为紧要的是，这是在认识论上指认中国传播研究与实践所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与之一体同构的城市中心主义，进而釜底抽薪地反思国际传播的基本坐标及其方法论基石。国际传播作为寻求国际平等新秩序的重要部分，其目的不能被窄化为信息的控制与传输，而应该被上升到世界观与价值观的重塑与再造层面。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领域日益深重的危机，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并非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结构的某种复述。恰恰相反，“中国式”所蕴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内涵，正是在一种普遍性意义上建构起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外传播的合法性，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寄寓着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质朴愿望，更是沉潜着中华民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情怀。近年来，无论是曾经独善其身的西方国家，还是不幸被转嫁危机的全球南方国家，都在层出不穷的危机面前被动体悟到“同一个地球”这一最为深刻的真理。因此，“向东看，往南走”的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不是逻辑生硬地“反西方”，而是从一种历史的、全球的视野将中国与世界更为全面深入、更具创造性地黏合在一起。

其次是关于“传播什么”的问题。在内容层面，面对西方国家长久以来对于“现代化”意义的强势统领与垄断，尽管中国已经走出一条别样的现代化之路，也始终难以有效地对自身的现代化实践展开完整、充分的表述，直至“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与阐释。在全世界各国长期以西方现代化为范本的历史惯性下，如何“向下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意涵已经成为一个传播难题。目前国内新闻媒体在开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传播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使用某种宏大叙事框架，缺乏有机性。这首先表现在内容的单一化上。正如中外学者在缙云边观摩边讨论所彰显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经济腾飞的故事，还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故事、中国农民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故事、生态文明的故事、文化传承的故事等多个面向。实际上，过度强调经济发展的成就反而容易引发不必要的警惕，西方媒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便是其产物。从津巴布韦学者的某些言论中，也能看到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威胁论”的某些影响。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总体性的思想概括，而不是封闭的话语体系，需要在充分汲取地方经验的基础上，灵活地跟某一具体社会以特定的方式连接起来。同样，国际传播也不单是一门理论思辨的学问，更是需要学者以国际传播主体全身心投入的实践课题。毕竟，“跨文化视角要求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克服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的偏颇，通过走政治经济研究与文本分析、人类学民族志、参与式行动研究等方法相结合的道路，真正从‘制度世界’进入‘生活世界’，进而在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 [26]。对此，李希光提出与践行的“书写边地”，潘绥铭论说的“社区考察”，以及项飚倡导的“乡绅式研究”，皆是极具价值的示范。譬如，“乡绅式研究”就是倡导形成一种内在化的叙述，也即“能够把多数人活在这个系统里面的味道讲出来，能够说清楚这个系统是怎么靠里面的人和事叠加出来，而不是靠外在的逻辑推演……用的是行动者他们自己描述生活的语言”[27]。急吼吼地跑向抽象层次的叙述，缺乏对具体地方人文历史地理等细致入微的观察，进而忽视日常生活世界中丰富的现代化实践，这是目前中国式现代化国际叙事的病灶所在。

对于津巴布韦与美国、加拿大的学者而言，他们在本次项目中正是通过实地调研与跨文化对话发现与认识一个立体的中国与一条立体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仅仅是在缙云，他们便看到了河阳古民居的文旅融合、壶镇镇的乡村就地工业化、双溪口村的红绿融合、五云街道官店村的传统文化（婺剧）传承与创新、福康村吸纳外来打工者的和美乡村建设，以及东里村的农旅融合等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正如最后米莱所言：“我们不应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而应从中国农村的具体地区中寻找可能对具体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的具体案例。这样，我们就能克服因国情差异和其他因素带来的挑战，总结出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经验教训。”诚如美国历史学家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的总结，“ 一直以来，中国的‘ 绿色革命’ 都是难以捉摸的历史对象。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推广的技术是多样的，既有化学的，又有有机的；既有现代的，又有传统的” [28]。到了21世纪的今天，对于国外民众来说，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在某种层面上同样是“ 难以琢磨” 的，因为它不是早已被普世化的新自由主义道路下的“绿色革命”，而是“红色中国”与“绿色革命”的有机结合，既有党中央层面自上而下的领导，也有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自愿积极参与；它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环境的“转嫁工程”，而是国内与国际的有机结合；既是中国的“绿水青山”，也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世界人民的“绿水青山” [29]。通过从中国到中国乡村，这些“难以琢磨”被一一解开。

建立在真实的参与式和互动式国际传播体验之上的反思与重构使得“中国特色”“中国道路”等不再是中国媒体对外传播过程中空洞或模糊的表达，而是一位位鲜活的中国人、一个个具体的乡村、一座座清秀的山峰、一条条清澈的河流。这些活生生的现实构成了津巴布韦学者在最后一日分享中对本国发展之路的深刻思考，凝聚起了走“津巴布韦道路” 的初步共识。在此意义上，一个合作的愿景冉冉升起。 那就是“中国道路”与“津巴布韦道路”的理解、尊重与合作，一个共享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共同的斗争经验，同时超越西方意义上的“普世主义”和“零和竞争”逻辑的“特殊”与“特殊”的理解、尊重与合作。这个愿景意味着，在“人类解放”与“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国际主义理想下，中国与津巴布韦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人民将在充分发展去殖民反抗过程中生成的主体性的基础上，对西方中心主义与霸权主义建构起来的知识权力结构展开彻底的检讨，并充分调动“传统的”“地方性”的思想资源，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层面的对话合作重新展开想象，坚定地为建构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秩序而一起奋斗。

虽说通过人与田野的相遇以及人与人在田野中相遇来化解各类冲突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但现实情况常常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本次项目中，不同肤色学者的相遇同样包含着沉默、视而不见、不愿面对甚至拒绝对话，而热烈对话背后也潜藏着尖锐性、紧张感与回避敷衍。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乡村既是国际传播的“死穴”，也是国际传播的“命门”。对于长期站在国际传播道义制高点的某些西方学者而言，已然走在现代化和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鲜活中国乡村图景挑动的是那根西方中心和白人至上的敏感神经和“被洗脑”的冷战式条件反射——如果再也无法把中国的乡村与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那还有什么可以让其保持西式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进而居高临下来中国做“专家”呢？从这个角度讲，乡村是中国在与西方进行国际传播过程中的“死穴”。更何况，在短短的10天里，期待任何有强烈自我优越感的个体改变认知，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下承认这一点，可能显得苛刻。同时，可以展望的是，这一次与中国乡村的亲密接触，也可能成为一个契机，指引西方学者以中国乡村为媒介，在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如何消灭北美原住民村落，以及资本主义农业如何摧毁全球南方农民的生计和破坏地球母亲的生态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上，将国际传播导向传播新秩序的建构，进而解开“越多信息，越多冲突”的死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村也可能成为中西传播的“命门”。对于全球南方学者来说，如何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想象，在打破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城市与乡村、发展与保护等各种二元对立的基础上，重新勾画中国乡村在世界与历史中的图景，从中国之乡村到世界之乡村的路径展开智能传播时代的“新地球村”想象，就成了冥冥之中的共同使命。

四、结语

作为续写，发现绿色中国的过程甚至比绿色中国的发现更具有意义。 因为不同于马丁·波纳尔通过书斋工作识别西方知识建构的破绽，发现绿色中国的行动是不同肤色的学者在每日的相处、行走、对谈过程中碰撞出来的灿烂火花，蕴藏着重新找回传播学（者）应有的学术敏锐与思想活力、历史视野与天下情怀的希望。当然，正因为这场活动的主体来自一个不平等世界的不同部分，我们也从那由令人窒息的沉默与让人震惊的感叹摩擦出来的刺耳杂音中，深刻体会到“交流的无奈”和传播本质主义的局限。下一步，我们将转换场景与视域，深入津巴布韦等亚非拉国家的村庄或社区，继续推进这场跨文化对话。

【本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23年度委托项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研究”（编号：2023MYB012）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子项目】

注释

① 该活动包括津巴布韦学者在北京和杭州的3天参访和所有学者在浙江省缙云县为期1周的参观与交流。赵月枝是该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陈成参与了在缙云县的全部活动。

② 这些村书记的故事，见赵月枝、白洪谭主编：《我在村里当书记：双重回嵌之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即出。

③ 2012年,英国学者约瑟夫·汉隆(Joseph Hanon)、津巴布韦学者珍妮特·曼珍格瓦(Jeanete Maniengwa)和英国学者特雷萨·斯马特 Teresa Smart 出版《津巴布韦收回自己的土地》一书。Joseph Hanlon,Jeanete Manjengwva,Teresa Smart. Zimbabwe Takes Back lts Land.Kumarian Press .2012.

（赵月枝，女，浙江缙云人，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陈成，女，四川成都人，西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文化产业）

【文章刊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赵月枝,陈成.从黑色雅典娜到绿色中国：全球南方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跨文化传播[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7(04):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