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新安江移民五十年：被遗忘的漂泊、扎根与回流

秋夜的新安江水汽升腾，雾气笼罩着整个村庄。杭州淳安县富山生产队（今富山村）的码头边人头攒动，聚满了来送别亲人的村民。

一艘巨大的轮船停泊在水里，很多条木帆船通过缆绳系在轮船上，即将运送几百名村民和他们祖祖辈辈积累起来的家当一起离开这片土地，向千里之外的远方漂泊。

大船快要起航的时候，方守业含着眼泪放开了弟弟的手，婶婶背着两岁的孩子向他挥手告别。村民的哭声从码头边传到村庄的另一头。

上世纪50年代，华东地区的电力供需矛盾日趋突出，亟需建设区域性发电站。1956年，国家决定修建新安江水电站，水电站库区横跨浙江淳安、建德和安徽歙县三县，方圆982平方千米。

此后的十余年间，49个乡镇、1377个村的29万名库区移民陆续外迁，其中20.74万人迁移到江西、安徽等地，8万余人就地后靠搬迁，安置在淳安县境内。相比于三峡移民，新安江移民不为人知，也没有享受到良好的政策补贴，在迁徙后，移民们面临着重建家园的艰辛、身份认同的两难和回流的困境。

图片描述说明：方守业的堂叔走在村边，水下是当年送别的码头（记者摄）

移民

原籍淳安县文昌镇富山村的方守业，在53年前亲身体会到了跋山涉水、背井离乡的滋味。

富山村以宗祠大厅富春堂为界，按地势高低分为上、下两村。在县移民安置办的统一安排下，上半村的309户村民就地搬迁后靠，下半村的1000余人都要外迁。

移民之前，方守业家其实住在上半村。水库建立之后，新安江江水逐渐淹没了他们家的部分土地，虽然地势稍高的土地没有被淹没，但余下的面积很少，土地的质量也不高，种不出好粮食。

眼见水位还在上涨，为了让一家人吃饱饭，方守业和父亲只能搬到更高的山上做副业。下煤矿、做竹器、挖沙……糙活累活他都干过，但收益依然十分微薄、不比当初。

图片描述说明：树下是方守业和父亲在山上做副业时房屋的地基（记者摄）

20世纪60年代末，“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支援国家建设，移民光荣！”的标语挂满了村庄，移民安置办组织村民代表到江西、安徽等地考察移民安置点。

方守业的大伯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考察队伍中的一员。“他（大伯）说江西土地很平整，水利条件又很好”，方守业回忆，“讲了一大堆好话。”

想到如今谋生的困难，又想到住在下半村、需要举家移民的恋人，本来无需移民的方守业最终决定自愿移民去江西，同时，家里每人拿到了550元的补贴。

这个决定的分量在离别的时刻才真正具象化。

1970年11月18日，富山村已有大半浸没在水里。一艘轮船浮在水面，拖着许多装满家具的安徽船（当地一种常见的手划帆船）前往新安江大坝。

到达大坝后，村民先是一同乘汽车到达浙江省建德县（今杭州建德市），又转火车前往江西省清江县（今樟树市），最后分批坐上井冈山建设兵团的汽车，前往分配的移民安置地。

从淳安到江西有1500多里路，经此一别，许多亲人再也没有机会相见。“那个时候到江西基本就回不去了，大家都不舍得”，方守业回忆，“一趟的路费倒也不贵，就是17块钱，但是那个时候交通很不方便，出门也要证明。我们就是和逃荒一样的，很苦的。”

纵然路途辗转，家具损毁的情况却“一般不会发生”。每户移民都支付了260元运费，并在装船前登记了所有家具，相关干部一直跟踪到江西，对损失的情况进行赔偿。

前后不过一个多月，这批外迁移民离开祖辈生活了一千余年的富山村，成为了江西省永丰县梅坑生产队（今梅坑村）人。

但他们来不及感怀。移民户籍只是在行政上被藤田人民公社（今瑶田镇）接收，但实质上，移民村的构想还停留在纸面。来到梅坑后，生产队给他们划拨了一片土地，让他们自行耕作、建设房屋。

方守业一家每人从移民补贴中挪了40块钱支付田亩费，平均每人拿到大约一亩七分田。虽然拥有的田地面积比在淳安时还多，但农事生产的展开却远不如在家乡容易。

与浙江“七山一水两田”的地形特征不同，江西红土地较多，土质贫瘠。以往以种植玉米、茶叶、果树等多种作物谋生的移民，一时间难以适应这里的耕作方式。

同时，移民村空有田地，却没有住房，40余户移民只得借住在梅坑生产队各处。结对住宿的条件非常艰苦，有的人尚且能住在本地人家里的空房间，而有的人只能住在当地的祠堂甚至牛棚中。方守业一家还算幸运，借住的当地人家里尚有多余的房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

图片描述说明：梅坑村的田地（记者摄）

由于人力、物力不足，新房的搭建处处受限。支付完家具运费和田亩费，剩下的安置费已经不多，移民大多会选择建造材料更加易得的土坯房。这种房子由黄土、石块、竹条和蛋清夯筑而成，虽然简陋，但胜在坚固。

人民公社时代，“大家都是在生产队里种田，算工分，交公粮”，方守业白天在生产队劳作，晚上下工后才有时间挖土、砍树，修砌房屋。各家房屋的修建都是抽签、分批进行，一家建房，各家帮忙。移民们互帮互助，人心很齐，平均下来每年大概能建十多栋房子。

三年过后，实质上的移民村基本建成，移民到梅坑的这四十多户村民都建造起了自己的房子，他们把新家园叫做“金山坪”。

扎根

即使建立起了自己的移民村落，他们遇到的困难还是远比想象的多。

老一辈的移民听不懂江西话，也不会说普通话，和当地人基本的交流只能靠比划，双方难免产生误解，甚至起冲突。这种冲突在赶集时最容易爆发。

每逢农历三、六、九等日子，大家都会去镇上采买物资和贩卖商品，“有很多村里人就会挑柴、挑自己烧的炭到街上去卖”，方守业的妹妹记得，“有的老年人一直没怎么学会说江西话，大家都是用手来指，听不太懂说话，就不怎么愿意到街上去的，赶集实在听不懂就连比划带猜。”

她曾经看见有个移民在集市里售卖煤炭，因为语言不通，一个本地人以为移民在咒骂他，“他们俩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后来打起了架，好几个人才劝开。”

融入的过程长久而缓慢。作为刚搬来的外乡人，移民们被打上了“浙江佬”的标签。

1977年，方守业的儿子在江西出生。本名叫“方飞”，是家里伯伯给取的，但是因为江西方言中“飞”念作“辉”，总是被本地人叫错，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方辉”。

上学的时候，作为外乡人，方辉经常被本地人嘲笑有口音，在食堂被少打饭菜也是常有的事，久而久之他便只能和同为移民的小孩们为伴，学校里的学生们也渐渐划分成了本地人与移民两派，谁也瞧不上谁。

冲突背后隐藏着移民和本地人对彼此的偏见。

在老一辈浙江移民眼中，本地人“整天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管是不是下雨天都要打牌、打麻将”，这让相信“艰苦朴素、勤劳致富”的淳安人无法接受。他们上山开荒，种植百合、苗木等经济作物，农闲之余，还有部分移民张罗副业，如做篾匠、烧木炭等。

90年代初，在移民们的团结互助下，他们不再像刚搬来那样一穷二白，逐渐在新土地上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发展模式，经济情况也慢慢好于本地人。那时，方守业是全村第二户家里有彩电的人，而本地人家大多还在看黑白电视。

在本地人看来，迁过来的移民不仅不能给他们带来财富，反而挤占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即使被分走的田地较为贫瘠，他们也仍旧心有不满，在劳作时常与移民产生摩擦。

方守业就撞见过本地人在自家的田地里偷果子、搞破坏，几次三番尝试和他们沟通也总是不了了之，严重时只能通过警察协调。

但警察一走，原有的冲突还会重复上演，“他们有点仗势欺人了，我和他们讲道理他们也不听”，方守业对于这样的行为无可奈何，“反正也回不去淳安了，我们必须得融入。”

矛盾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双方开始通婚后才真正缓和。方守业说：“刚到江西的时候找对象比较难，（移民们嫁娶）都是我的女儿指给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指给他（的儿子）。”

不过到了90年代后期，移民与本地人通婚的现象开始变得越来越普遍。方守业的另一个儿子方夏就是其中一位，他娶了梅坑村村委会主任的女儿。

婚姻关系的缔结让双方不再锱铢必较，移民们也开始把自己培育的良种分享给本地人。等到双方的生活都渐渐好了起来，很多摩擦便缓和下来。

回流

即便已经在江西扎根，对于移民来说，他们最好的回忆、最亲密的社会关系、最熟悉的风俗习惯依然深植于故土。

2010年，时值富山村外迁省外移民四十周年，富山村村委会牵头组织了一次移民慰问会，经历长久的离别后，许多人第一次与亲人重逢。64岁的方樱是此次慰问会中唯一的女性代表，她曾亲身经历省内移民，也见证了外迁移民的漂泊和回流。

1959年，第一批富山村移民被迁往浙江省内的桐庐、金华等地，十五岁的方樱跟着父母和舅舅安顿在金华的一个农场里。在农场里，他们的粮食很短缺，每天都吃不上米饭，只能靠半斤红薯充饥。

那时的金华山区还常有狗熊出没，方樱现在提起这件事情，神色依然紧张。“几乎每户人家都见过狗熊，它们很厉害的，头上毛很长，我们看它眼睛都看不见，它看我们就看得见。”

方樱记得，一次自己和一群同学上山割猪草，回来时发现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不见了，村民找到她时她已经被狗熊咬死，手和脚都被吃掉了，只剩下了部分身体。当时还未实行计划生育，农场里的孩子很多，他们最易受到狗熊攻击，又缺乏自保能力，被狗熊袭击的故事并不鲜见。

由于安置地的环境实在不利于生存，有部分移民想要逃回去，方樱一家也在其中。逃走那天，他们先摸黑走25里路跑到镇上，再坐厢式火车到金华，路上只带了一两条轻便的棉被，用箩筐装了吃饭的碗筷。

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回到淳安老家。两年过去，村子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地势低的地方被淹没，剩下的土地已经荒芜。他们重新垦荒，靠耕种养活自己。方樱回忆，“差一点的土地种玉米、高粱，好一点的田种水稻。”

除去生活上的艰苦，逃回来的移民在身份上也得不到承认。“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人口（户籍）的，就叫我们黑人（黑户）。”虽然回到了原来的村子，但他们的户籍依然留在金华，当地生产队不予接收。即便如此，也仍然有很多人坚持选择逃回来。

黑户的逐渐增加引起了政府的重视。6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只好新设立了一支生产队“空心桥（音译）”，对这四五十户回流移民进行管理。

方樱在十九岁时离开父母嫁到空心桥五里外的富山，那时她没有想到，仅仅五年后，她和父母之间的距离延伸到了近千里。

60年代末，持续上涨的水位最终还是吞没了这些村民留恋的故土，曾经去而复返的空心桥村民终究要为水库建设腾出这一块地方。方樱的父亲、母亲、舅舅都在第二次移民中外迁到了江西省金溪县。

从淳安到江西，这条移民走过的路，方樱也走了很多次，“还是想看望父母亲。”她得先乘船到新安江住一个晚上，再坐一夜火车到江西省鹰潭市。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在当天买到去金溪的班车票；运气差一点，就只能在抱着孩子在汽车站挨过一个晚上，“当时生活条件不好，哪有钱住旅馆”。

即便如此，方樱仍旧保持着三年去娘家探望两次的频率，维系着这份相距千里的亲情。

移民和留在淳安的亲戚们也始终保持着联系。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他们通过书信了解彼此的近况，到后来有了手机，他们就打电话拉家常。

1988年，方守业带着儿子方辉回过一次淳安老家。当时移民村环境比较差，鼠害泛滥，生产队派张守业回老家捉种猫。在县城的旅馆大厅中，他与18年未见的亲人偶遇，一起回到富山村。

在淳安亲戚的指引下，他找到了曾经的老屋所在的地方。这里成为了一片滩涂，四周还零散地围着一点砖块，地基则已经完全被湖水淹没，在水位较低的退潮时段才勉强露出水面。虽然儿子生长在江西，对故土已经没有归属感，但方守业还是觉得自己如同“流落在外的孩子回到了家”。

图片描述说明：富山村码头旁的滩涂（记者摄）

故乡像一块吸铁石，若有若无的引力总是牵引着移民向它靠近、再靠近。70年代，有外迁到江西的移民逃回富山村，在山上搭个棚，垦一点荒，自己种粮食维持基本的生存。但那时政府的管理比过往更加有序，逃回来的人基本都被移民安置办公室妥善安置回移民地。

到了90年代，二代移民在江西长大，却依然热衷于向故乡“洄游”，更倾向来浙江这边工作；还有外迁出去的姑娘经过亲戚介绍嫁回淳安，回到家乡。

1000多年前，诗人李白舟行新安江时，不禁对清澈的江水发出“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的感叹；新安江大移民50多年后的今天，富山村码头边的江水依旧清澈见底，整个村子除了房屋翻新，方言、习俗等还是和当年一样。

图片描述说明：富山村村民延续的“暖碗”习俗（记者摄）

方磊是方守业的孙子，今年他第一次回到了常被爷爷挂在嘴边的“老家”。在富山村，长辈们拉着他用淳安话聊家常，还翻出富山方氏家谱，讲述60年前的移民历史。亲戚们带他参观了方氏家祠，给他的高祖父扫墓，“以后要常回老家看看，不管去哪里都不要把老家给忘了。”

在外乡生活多年，新安江移民的户口、住处、生活方式都已改变，但乡音和一部分乡俗却在移民村内延续着。淳安方言依旧在移民后代中传递，他们吃米粿、裹方粽，在结婚时用暖碗（一种铜火锅）接待客人，这是独属于淳安的习惯，也是他们在异乡追忆故乡的一种方式。

（文中受访者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