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

专题｜走不出的优绩，不被看见的人们

来源：清新时报作者：作者：蒋一凡责编：奚之淼黄楠宇

我们从未走出“优绩主义”？

对我们，“优绩主义”并不是个陌生的概念，打开公众号与小红书，你能在几分钟内看到这个名词，优绩至上的叙事已经为我们每个人所熟悉。

从《XXX宿舍，全员保研！》，到《他们拿下最高奖学金！》，再到贴着“上学轨迹”“国奖”“一作”“绩点第一”标签的帖子，凡是带着名校tag的内容，总能引起热议和赞美，“学历”似乎在神坛上被抬得愈来愈高。

优绩至上，意味着用分数、学历、头衔对人进行评价和分类，意味着无止境的比较、竞争、排名......“鄙视链”无穷无尽，没人能永远是赢家。

困境之下，对优绩主义的批评逐步展开，从对填鸭式教育的反思，到告别单一的价值体系，项飙、桑德尔等批判优绩主义的学者也受到关注。

对“优绩主义”说再见，逐渐成为了新热潮。而曾经在这场竞赛中走得最远的名校博主们，也最先加入“告别优绩主义”的队列。

“优绩主义魔咒”“优绩主义陷阱”“走出优绩主义”......对优绩主义，人人斥之而后快。

然而，在他们的帖子里，却可以看到这样的配文：“一个top2/985/211大学生，走出优绩主义”，配图是光鲜亮丽的升学轨迹。

“反优绩主义，却要给每一条动态打上名校tag”，帖子的内容大同小异：先是贴上曾经的成绩：满绩、竞赛奖状、学生工作证明......之后再大声疾呼“反对优绩主义，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活法”，仿佛由此就完成了对“优绩主义”的告别。

宣称走出优绩主义的名校博主，却不断强调自己“985大学生”的身份，种种优秀履历的展示，似乎构成了另一种“炫耀”。告别优绩的尝试，却变成了对优绩的再一次展示，为什么？

图源：小红书

不可否认，一部分“告别优绩”的宣言，是主动借热点话题，进一步渲染焦虑，吸引流量；但也有一些名校生，实实在在希望走出优绩狂热，却仍然被困在了这种价值观中，未曾自觉。

一位博主在“告别优绩”的帖子下，以这样一段话结尾，“我能放弃做优绩主义的原因是我得到过......没有拿起，谈何放下？”，似乎只有在优绩主义里爬到顶端，才有资格“放过自己”，这样的观念，也许无意中成为了优绩至上观念的帮凶。这些博主们曾是优绩系统中的胜利者，在深受优绩主义影响的同时，又继续巩固着它的地位。

当然，还有另一种声音，呼吁“松弛”和从容。贬斥内耗和“奋斗”的同时，却视而不见松弛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这同样是一种傲慢。

那些未曾优胜者，则被彻底排除在话语体系之外，他们不够成功、不够优秀，甚至不够“松弛”，以至于从未拥有“放下”的资格，优绩主义发展为一种“羞辱的政治”。似乎，我们从未走出优绩主义。

一定要拿起，才可以放下吗？为什么试图走出优绩主义的“优胜者”，激起了大多数人的不满？究竟是否应该，又是否能够“走出优绩”？

优绩主义的前世今生

究竟什么是优绩主义？

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将其解释为，通过个人的天赋和努力来决定社会地位和资源分配。世界性的名校狂热是最显然的一例：学历成为衡量人的最高标准，也是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敲门砖。

1958年，英国教育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其小说《优绩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中，首次用“优绩主义”（meritocracy）描述其想象中的未来社会：2033年，聪明努力的精英代替贵族成为社会优势阶层，却导致阶层割裂加剧，终致社会崩溃。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优绩主义并非被视作“坏东西”。“Meritocracy”一词，有时又被译作“贤能政治”，政治哲学家贝淡宁（Daniel A.Bell）便认为，将治理权授予给最具才能和德行之人，是中国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设计，更构成一种重视德性的社会理想。

这种观念在西方的思想谱系中同样有迹可循：桑德尔借道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新教伦理的分析，指出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中，蕴含了“提倡自救和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道德观”。而优绩至上观念的核心，正在于“我们认为成功不是靠运气或恩典，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

以能力为基础的优绩制度，反对天生贵族与世袭垄断，许诺了上升的可能；更描绘出一个精英统治下，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图景，而这样的图景也构成了曾经“美国梦”的基础。

上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社会上层被出身良好的“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占据，优雅富有的贵族子弟涌入大学校园，在其间运动、社交、积攒人脉，为“接管”社会作准备，智识则无关紧要。

图片描述说明：时任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柯南特（图源：The Harvard Crimson）

直到1933年，教育家詹姆斯·柯南特（James Conant）走马上任哈佛大学校长，深感世袭特权和对智识的轻慢将有害于美国，遂下定决心改革录取制度，以成绩而非出身取才，就此拉开“优绩主义”大幕。

柯南特在位二十年，影响了美国精英大学的招生标准变迁。改革以前，以哈佛为代表的美国精英高校在录取时往往参考学生的家庭出身，校友后代在申请时占据优势。1939年起，柯南特开始在哈佛大学招生中重视学生的成绩，并引入标准化考试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作为招生的选拔标准。

紧接着哈佛改革，耶鲁也在20世纪下半叶转向以优绩为核心的招生机制，正式拉开了精英高校的优绩时代。其间虽经波折，终于在20世纪的尾声前，勾勒出另一个公平、高效、精英的美国蓝图——“如果你控制了社会流动的瓶颈，那么你就控制了国家的文化。如果你改变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名校的录取标准，那么你就改变了国家的社会理想”，相信凭靠个人天赋和努力便能改变命运的“美国梦”，也在这一蓝图下愈发火热疯狂。

在中国，优绩制也被认为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李中清等教育学者在2013年出版的书籍《无声的革命》中，对北京大学、苏州大学两所高校1949-2002年间学生的学籍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5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生源逐步多样化，而以分数为标准的统一高考招生制度，是促使高等教育生源多样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以考分作为标准，事实上为工农子弟进入精英大学提供了可能，而避免富裕家庭子女借助出身垄断教育资源。

这意味着，即使出身于文化资本相对匮乏的家庭，学生仍然可以通过“天赋”或“努力”——也即优绩制的原则——搏得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应运而生的，是教育能改变命运的观念，是“越努力，越幸运”这样激励了一代代青年人的口号。

无论中外，优绩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评价体系，在各国人才选拔和促进公平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如今它频频成为反思的对象？

图片描述说明：书籍《无声的革命》，梁晨、张浩、李中清等著（图源：豆瓣网）

优绩主义的陷阱

刚刚落幕的真人秀《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七季，重新引发了关于优绩的讨论。节目中，一群履历光鲜的年轻人作为“实习生”进入电视台，为两份留任Offer而竞争。

这些光鲜亮丽的实习生们，也有自己的迷茫。在一次对话中，实习生李宇嘉称，“成绩好其实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幸福，我有一段时间，别人问我喜欢干什么，我回答不上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喜欢的，我只知道我该做什么。”

图源：《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七季

有小红书用户发帖，“优绩主义保研人看offer7被这段话狠狠击中”“或许人生就是如此之围城，阶段性目标得不到就焦虑，得到了就空虚就思考更多？”

无止境的竞争，导向的是无休止的焦虑，乃至意义感的空虚。而优绩主义的陷阱，不只在于让个体患上“空心病”，更有将社会拖入困局的风险。

“The meritocracy isn’t working. We need something new.”

（“优绩主义已死，我们需要一些新东西”）

这是2024年11月14日，刊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文章《常春藤联盟如何摧毁美国》（How The Ivy League Broke America）的导语。通过把矛头指向“藤校联盟”，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指出了优绩主义的深刻隐忧。

优绩主义的影子在世界各地浮现：中国高考、英国的A-Level、美国的ACT与SAT......标准化考试和名校学位成为世界各国青年向上攀爬、获得更好生活的首选道路，优绩主义描绘的社会理想美好，现实却逐渐不如人意。

在布鲁克斯看来，寒门日益难出贵子，出身优越的骄子们自恃精英，脱离民众，其结果便是民粹主义沉渣再起，社会加速右转，胜利者自我沉醉，失败者愤怒羞惭。他总结出优绩制度的几宗罪：

一是对学生的异化。优绩制度将“智力”这个因素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却忽视培养其他无法量化的能力。由分数所代表的智力水平，被看作是一个人内在价值的体现。学业上的成功，没法让学生适应远比校园复杂的真实生活，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指出，学业优异和事业成功是两回事——和生活整体的丰富、幸福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

二是违背“机会平等”，制造教育隔离。富裕阶层的家庭在教育中投入更多：私立学校、课外活动、一对一辅导......最终，在优绩制度中脱颖而出的，并非“内在能力”出众者，而是享有更多教育资源的学生。精英大学偏爱来自前述富裕家庭的学生，不同阶层的学生间形成深刻的隔离，不只是财富，更是教育、文化和社交，布鲁克斯称优绩制度就此扮演了“分层系统”（Caste system）的角色。

最终的结果是社会被加速撕裂。被优绩制度“淘汰”者，对那些傲慢的、掌控社会资源的胜利者深感不满，也对他们所谈论的全球化、包容和进步主义有所抵触，并由此产生了现实的政治影响：在美国、法国、匈牙利、土耳其......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正反映在政治观点的分化上，高学历的“精英”们倾向于拥抱全球化和“进步”理念，为自由派政党投票，而蓝领阶层则成为保守政党，如法国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票仓。

社会的撕裂和分化，“或许这一切有着更深远的、结构性的原因——打破优绩主义的神话”，正如特朗普的左右手、副总统J·D万斯所指出的，广大底层民众认为“现代美国的优绩主义制度并不是为他们建立的”。

图片描述说明：看似平等的竞赛中，不公平始终存在（图源：人民网）

优绩制度在中国的当下又面临怎么样的困境？

优绩狂热下，教育公平问题需要被重新审视。的确，高考制度促进了教育公平，然而应星等学者亦指出，同样作为优绩产物的重点中学制度，“虽然构筑了少数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但这种制度不仅不是缓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良方，反而是固化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机制”。

伴随着重点学校制度应运而生的“学区房”就是注脚。为了争夺中学乃至小学的入学名额，家长不惜豪掷千金购买“老破小”的学区房，据《中国经济周刊》，2020末和2021年初，北京学区房便曾经历价格猛涨，出现“老破小”学区房天价成交的现象。如今，“重点学校”的提法虽已在2006年废止，学区房热也有所退潮，但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教育资源和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的强关联，仍然反映出优绩至上对教育公平可能的损害。

学历崇拜和恶性竞争也让学生苦不堪言，为了进入精英大学改变命运，学生不得不压榨时间和身体。非虚构平台“正面连接”刊发的文章《和衡水中学在一起的2557天》中，作者描述了在升学压力下，优绩导向的中学教育何以异化学生：衡中三年，作者习惯了排行榜、监控和对清华北大的崇拜，却也忘记了打字、患上了胃病，甚至为了节省背书时间，而养成了过快的语速。学生在内卷中苦不堪言的同时，同样作为社会刚需的职业教育却被边缘化，无法得到足够社会经济资源，也不被价值评价体系所承认。

图片描述说明：《和衡水中学在一起的2557天》截图（图源：“正面连接”公众号）

优绩陷阱在全球各国的表现或有差别，但其背后却是类似的结构性问题。

作为温和的保守主义者，布鲁克斯并不认为精英主义能够被废除，真正关键之事在于精英应当具有能力与担当，而优绩主义的胜利者们将成功归诸于自身努力，日益地傲慢和自恋，显然难堪大任。名校“一边阻碍自己的学生构建自我，找寻使命，一边又邀请成功人士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激动人心的励志演说”，对成功的痴迷，让拥有足够资源的精英们继续聚集在那些光鲜亮丽的领域，他们疏远了社会、疏远了大众，乃至于疏远了自己。

批评声音也来自意识形态光谱的其他方向，若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话说，考试与成绩并非对个体能力的公正衡量，而是对已有社会优势的再分配。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的影响，无法被看似公平的考试剔除，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被传承下去。

与优绩主义形成共谋的，是上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从撒切尔的英国到里根的美国，对自由市场的推崇在上世纪80、90年代达到高峰，人们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让每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伴随着市场狂热和优绩狂热的，是各国政府对福利政策的削弱：政治家们强调个人努力的重要性，里根呼吁“让我们努力看看有多少人能够摆脱对福利的依赖，实现自力更生吧”，而克林顿则在1996年签署了法案限制福利政策。对市场竞争的推崇和对社会公正的忽视，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优绩狂热，并为社会分化埋下祸根。

除了现实的困境，还有另一种更深刻而隐秘的情绪正随着优绩主义滋生——那是撕裂了美国社会的、“精英”的傲慢与大众的受辱感。而部分名校博主们的言论背后，正是优绩主义的“羞辱政治”。

赢家叙事与羞辱政治

2024年底，有高校在发布该校最高层次奖学金的宣传推送时标题采用了”获奖人数/学生总数“的表述，引发巨大争议。

图源：该大学微信公众号

突出优秀无可指摘，但将广大“普通”学生视作分母，则挑动起人心弦：凭什么，同样认真学习、生活的学子，要变成面目模糊的“分母”，用来衬托“分子”们的优秀？鼓励优秀、催人上进的“优绩”，已经逐渐变成漠视沉默大多数、忽视成功背后复杂原因的优绩狂热。

这也许就是优绩主义真正令人厌恶之处——优胜者主导的、傲慢的赢家叙事。

当精英高校把普通学生化作分母，当名校博主晒出自己的“升学轨迹”，旁观者很容易将这些优绩竞赛中的成就完全归功于他们自身的努力上进，而崇尚优绩的社会氛围，又会进一步将“学历”和“精英”“成功”乃至优良的品格等同起来；与之相对的，大多数人只好默默地将“失败”归罪于自身——他们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能？

赢家们占据了话语场的中心，他们的故事被传颂、神化，他们是幸运的分子。哪怕抱怨、诉苦的同时，赢家也不忘炫耀自己所拥有的成就，并悄悄地将这一切视作自己努力和天赋的回报。机运、资源和家庭背景等原因，被有意无意地隐去了。

图片描述说明：书籍《精英的傲慢》，迈克尔·桑德尔著（图源：豆瓣网）

桑德尔、布鲁克斯等人不约而同地指出，优绩至上的观念之所以会加剧社会分化，以至于引发政治撕裂，原因之一在于优绩观念使得优胜者愈发傲慢，而失利者感到羞辱。

优绩主义塑造了以智力和努力为基础的等级制，又将“成功”与“失败”背后复杂的因素简化。然而，没有人愿意成为分母，也没有人认为自己低人一等，精英的傲慢激起的只能是撕裂。

桑德尔将这一机制总结为“羞辱政治”。对“不公”的控诉更多地来自对外在系统的愤怒，而“羞辱”，则混杂了“对胜利者的怨恨和挥之不去的自我怀疑”，这更加沉重。在美国，这表现为工人们一边面临失业和收入停滞的困扰，另一边他们曾赖以为生的体力工作，逐渐失去了社会认可与尊重，精英们反复渲染的学历叙事则意味着，“如果你不去念大学，如果你没在这个新经济中发展，那么你的失败就是你自己造成的。”

当名校博主炫耀着学历时，他无疑将自己的“成功”视作努力过后理所应得之物；而学生们的就业难，则在无形中被归诸于个人的懒惰和懈怠。“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论调，与“走出优绩”的名校博主其实别无二致。

在名校博主那里，“羞辱政治”有了一种新的形式：不被认可者对优绩崇拜的不满，被曲解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的嫉妒，“告别优绩”被塑造成一种文化特权，从而加固了这一系统。

羞辱与傲慢一体两面。对“名校生”来说，危险的并非表面的傲慢——很少有人会直白地表达优越感——而在于一种“虚假的自我意识”。相信这样的视频并不陌生：自媒体在名牌大学里寻找学生，让他们从学习方法谈到人生感悟，画面上标注着学生的分数和专业，配文里是“#学霸”“#分享”“#人生”的标签，评论区则都是追捧和崇拜。

当名校生被自媒体邀请对生活、社会乃至人生价值侃侃而谈并收获追捧时，似乎名校生不只在学业上优于他人，在能力、情感和品德上也高人一筹，他们对事物好像也因此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盛行于部分高校内部的，“a本b本”之类的名校标签，更透露出强烈的排他意识，和一种优越的自我认同——对这种“虚假的自我意识”，威廉·德雷谢维奇在《精英教育的劣势》中加以犀利批判：名校生们“并不比愚蠢、不聪明、甚至懒惰的人更有价值......他们的灵魂并不比别人更重要”。

赢家叙事背后，还隐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也即“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如前所述，撒切尔、里根等政治家深信自由市场，对福利国家带有怀疑，认为人们应该尽可能地“自力更生”，从而将优绩制和新自由主义紧密嫁接。而在极度重视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下，个人被认为应为自身的成功或失败负责，而结构性的不平等则被选择性地忽视。

打个比方，如果将人生比作长跑，方法论个人主义默认每个人的起点一致，最终取得的结果取决于个体的天赋或者努力。

图片描述说明：Neo- liberalism中文译作新自由主义（图源：观察者网）

不承认“不成功者”的社会里，一批又一批年轻心灵只能投身竞争。而当“成功”被完全归因于天赋或个人努力，失意者对自己产生贬斥与怀疑，怨恨傲慢的胜利者，怨恨自己，也怨恨“普通”。

我们看到了赢家叙事的根源：学历、成绩被内化为个人价值，形成虚假的自我意识；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引导着人们将成功或失败完全归诸于自己。

否认赢家叙事，不意味着否认优绩、否认上进和努力的意义，更不是不允许“赢家”诉苦——毕竟许多“赢家”，并非真的在社会中获得了政治或经济的特权和地位，他们同样面临着许多具体的困境。

优绩竞争将每个人卷入其中，而这个曾经许诺机会平等的制度，如今已经逐步走向“背离现实的意识形态”——智力、努力、学历已经失去其魔力，无法再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说，优绩制曾经用“美好前程”作为诱饵，那么现在参与其中的人或许不再是为了成为“精英”，而是出于跌落的恐惧。

项飙用“悬浮”描述当下的社会状态：“......疯狂震动翅膀只为在空中保持静止。不能放松，因为不能失去那个工作；继续比拼下去，赢得比赛的机会非常渺茫”。人们的努力和挣扎不是为了爬升，而是出于恐惧——每一个人都有跌落的可能。

没有人永远是赢家，也因此，赢家叙事会将人反噬。电影《天才枪手》里的经典台词“就算你不作弊，生活也会欺骗你”，现在或许可以被改写为，“就算在优绩制里爬到最高，生活也会欺骗你”。

图源：《天才枪手》

告别羞辱的可能性

当下，不论成功还是失败，优绩制中的每一个人都没那么容易抽身而出。

一厢情愿地否认现实存在的评价体系，有走向“何不食肉糜”的风险。对于绝大多数并无优渥家境和特权的青年来说，参与竞争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必须直面的现实——在无意义的内卷和必要的工作之间，并没有那么一条清晰的界线。

问题在于，在直面优绩主义这套现实秩序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被它吞噬。对于一边受苦于优绩制本身，一边又无法简单逃离的我们来说，能做的是什么呢？

承认“学历”并不必然意味着优秀。威廉·德雷谢维奇指出，“精英教育的劣势就是培养出来的精英过去现在一个样”，一个“聪明人”完全有可能是狭隘、自私、懦弱的，更何况，聪明”也从来不只体现在分数上。

有意识地拒绝炫耀。德雷谢维奇对此同样有犀利的批判，“对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识感到自豪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问题出现在名牌大学录取你后，所纵容的那种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在小红书主页写上“XX本”能吸引更多的流量，但这无疑是为优绩至上的堡垒添砖加瓦，而附上“升学轨迹”标签的“告别优绩”，在客观上也只是在强化这样的话语。

除了炫耀，一种截然相反的“羞辱政治”也值得警惕。在“告别优绩”的同时，一种声音开始污名化优绩系统中的个人，内耗、焦虑、紧绷，开始变成令人羞耻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