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故事之家庭养老记

第1章 选择

老龄化几乎是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难题。如今，中国的老龄化难题似乎比其他国家更加严峻一些——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2亿60岁以上的老人让“养老”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有养老敬老的传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虽然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开始建立起来，但是受到经济条件、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未富先老”的客观现状决定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尚需时日，因而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除了外部的因素，中国的老人的传统观念也成为家庭养老备受青睐的原因。

1.1 养儿防老

“积谷防饥，养儿防老”是中国流传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刘翠霄，2005)，它是人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农业社会下人们为未来买的人格化的保险(陈志武，2006)。这种观点曾经是人口出生性别失衡的重要原因，在农村尤其根深蒂固(于长永，2012)。随着社会的发展，养儿防老是否还能和家庭养老画上等号?

为儿再做“拼命郎”

66岁的黄友正是江苏省兴化市万朱村的一个农民，他和祖辈们都生活在这个村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但黄友正和很多村民一样有“重男轻女”的情结，所以生了两个女儿以后，黄友正冒着罚款的风险坚定地追生了儿子。

对黄友正来说，养儿不仅是完成延续香火、传宗接代的神圣使命，从长远看，还可以防老。在中国，养老一直以来更多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嫁娶习俗和家庭结构决定了大部分时候儿子是给老人养老送终的最佳人选。

有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之后，黄友正没有继续生养。他说，经历了饥荒和贫穷的年代，他的九个兄弟姐妹只活下来四个，失明的父亲和体弱的母亲几乎是讨着饭将他们兄弟姐妹四人养大的。过怕了人多吃不饱的穷日子，黄友正说:“有一个儿子就行了，多几个儿子‘负担’不起。”

对于“负担”，黄友正解释说:“有儿子，就要给儿子娶老婆吧?娶老婆就要给彩礼、盖房子吧?这些都要钱啊!”

在黄友正生活的村子，民间嫁娶花费不菲。一个成年男子娶亲所需要付出的彩礼、金银首饰、酒水费用大约三十万。除此之外，男方家里还需要准备婚房。婚房这项支出就多少不等了，有的人家是在村里新盖两层小楼，有的是在市区购买商品房，有的十几二十万，有的三十五十万，甚至更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16年年底，我国内地男性人口约70815万，女性人口67456万，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3359万。社会学家周孝正认为，农村男多女少，嫁娶资源的失衡，带来了“稀缺资源”的身价抬升。

“这是风俗，是行情，你拿不出钱，人家姑娘根本不会考虑嫁到你家。”黄友正说，“没儿子会被人看不起。有儿子娶不到老婆，更会被人看不起!”

风俗，常常用它的社会性和顽固性左右人的行为和想法。身在其中，大多时候只能遵守，否则，就会受到来自周围无形的压力。在节节攀高的嫁娶花费面前，不少农民毕生积蓄都难以覆盖。儿子成家了，老人的生活没有变得轻松，他们反而过起了负债累累的日子(张贺，2017)。

五年前，黄友正为儿子娶亲、修新房总共花费了将近五十万，其中包括他所有的积蓄近二十五万，还有跟亲戚朋友借的约二十五万。当时他61岁，虽然已经过了所谓的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农民没有退休年龄可言。在这个可以安度晚年的年纪，他的还债生活刚刚开始。

黄友正有七亩地，一小半种小麦、一大半种蔬菜。种粮食耗费的精力少，收入也少。种时兴蔬菜卖价高，但施肥、除草、出售等环节费时费力。黄友正的老伴因为常年蹲着干农活，小腿神经坏死，已经不能做重活，黄友正是家里干农活的主力。

七亩地每年的收入大约在四万多元，刨去家庭用度和人情开支等费用，每年的结余不到三万元。按这个进度，老两口不生病、没有额外开销，要还清为儿子娶媳妇欠下的25万外债，需要将近10年。

为了多攒钱早日还债，黄友正尽量用一天干完两天的活。冬天天黑得早，为了赶工，他有时会打着手电在地里干活。“跟人家矿工带着探照灯下矿似的。”黄友正说。攒下的那一天，黄友正便到附近的工地做小工。如果去造房施工队做浇筑工人，从早上七点左右工作到下午六七点，每天可以赚130元。

有一次，他白天去运沙船上挑了15吨沙，晚上又接着去另一家替人挑硫磺，因为太过劳累直接晕倒了被送到医院。医生叮嘱他休息几天，可他第二天一早便继续下地干活了。

在村子里，像黄友正这样的老人不在少数。在传统观念的巨大惯性作用下，在思考养老生活时，老人总把相当大的指望放在自己的儿女身上(风笑天，1992)。但是，儿子们在发挥“防老”的作用之前，往往先给老人们的生活增加了重重的负担。一个儿子、一场婚事，不少家庭因此背上沉重的债务，更有甚者因婚致贫。

“为了儿子，花光了养老钱，还负了债，以后的养老怎么办?”黄友正说:“真到我老得不能动了，儿子自然要养老子。”

儿女有别

在农村，像黄友正这样的家庭，为子女嫁娶欠下的债通常会算在父母身上。婚礼之后，彩礼、金银首饰成为新媳妇的个人财产，年轻一辈的收入也基本都归小家庭，婚礼产生的债务和大家庭的开销则一般都归父母。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事情，因而黄友正的二十五万债务得靠他们老两口攒钱还清。在村里，如果哪个年轻媳妇主动拿出部分彩礼供老人还债，那必定迅速成为街头巷尾的村民称赞的对象。

这五六年，黄友正省吃俭用，靠着种地和做小工的收入，已经还清了大部分的债。如今，他还欠着五万元，其中大女儿家三万元，二女儿家两万元。

黄友正的大女儿、大女婿都在女婿姐姐的船上打工，二女婿在船厂做电焊工。两个女儿一直都帮带着弟弟。结婚后，黄友正的儿子儿媳经大女婿的介绍一直在大女婿姐姐的运输船上打工。2013年的年底，黄友正的儿媳怀孕，儿子儿媳小两口回到家里待产。总得说来，两个女儿对娘家照顾有加。

“自己女儿的钱是不是可以不用还了?”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黄友正忙说道，“别人的钱能不还，女儿的钱也不能不还。”

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在婚姻上都是“从夫居”。女儿一旦出嫁，主要的身份就是别人家的媳妇，从此以后是夫家的家庭成员，要和丈夫一起照顾丈夫的父亲母亲。

黄友正数十年浸染在这样的文化中，对他来说，女儿出嫁多年，已经是“外家人”。他为儿子筹措结婚钱的时候，两个女儿解囊相助，分别借给他几万块钱，帮他解了燃眉之急。但这数万元钱，也有女婿的份，如果不还，黄友正怕女儿在婆家被“瞧不起”。一个“硬气”的娘家是农村女性在婆家受人尊重的基础，也是女性受委屈时永远的靠山。为了尽快攒够五万块钱，种地之余，黄友正仍然会想办法做些小工。

黄友正两个女儿出嫁时的陪嫁都只值万把块钱，这与他为儿子结婚准备的数十万元差距悬殊。作为50年代生人，黄友正和很多同龄人一样，认为儿女有别。儿子可以继承父母的承包地、家产，也有义务赡养老人。女儿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因此在陪嫁上父母也是酌情准备，给或者不给，给多或者给少，都没有约定。女儿出嫁后，女儿女婿需要按礼俗在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回娘家送价值数千元的“节礼”，在父母生病时适当参与照顾便算是尽了做女儿的本分。

谈话期间，黄友正掏出一包“大前门”，点了一根抽起来。这样的香烟，他一天得抽半包到一包。女儿女婿送节礼送了一条“红南京”，黄友正说没必要抽这么好的烟，就拿着“红南京”去小卖部换了三条“大前门”。相比之下，儿子很少给他买烟抽，逢年过节也很少有什么“表示”。

黄友正的儿子儿媳结婚后住着新房，除了彩礼、首饰，办喜酒时收回的份子钱也都被儿子儿媳收着了，小两口手上少说有三十万。小两口从大姐夫亲戚的船上回来待产后，家里小到粮油米面、大到人情份子钱，一应用度基本都由黄友正开支。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在干摇机器打水、拔葱这些农活时，黄友正越来越力不从心。干活的速度慢了，小工的活也不好找了，再加上家里的开支更大了，攒钱的速度就更慢了。

“能不能先跟儿子转些钱还给女儿?”这事情儿子不愿意，黄友正也不愿意，他说他的一切以后都是儿子的，他还能干几年，攒下几万块钱问题不大。跟儿子开口，儿媳妇未必乐意给，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没必要给儿子“添麻烦”。

被问及何时能够攒够钱还给女儿女婿时，黄友正沉默了几秒钟，说:“如果我能年轻个十岁就好了。”

养老生活

在农村，老人养老一般会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独立阶段，老人在经济和生活上都能够自理，只要没有重大疾病的困扰，儿子们一般不会给予经济上的贴补，只在生活上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伴随着身体的老化和劳动能力的丧失，老人们会逐渐从独立阶段过渡到依赖儿子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下，老人的财产逐渐转移给儿子，由儿子照顾，这种照顾多半集中在照顾饮食起居，通常老人会选择跟儿子就近居住，实在行动不方便才会选择住在一处。之后便是第三阶段——卧床阶段，当老人没有行动能力时，儿子就需要承担起老人的全部花销并负责饮食起居。在第二和第三阶段，如果是多子家庭，一般都会实行轮流照顾制，有些是老人单独居住，子女轮流送饭，有些则是老人按一定的周期轮流居住到各个家庭中。最后一个阶段便是丧葬阶段，老人离世，由儿子完成安葬事宜。

因为经济上的负担，一直到66岁，黄友正都还在奔忙。在养老问题上也处在“独立阶段”，和老伴两个人在经济和生活上都能够自理，但是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黄友正养老的压力越来越大。经济上，等到还完债务，老两口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必须依赖儿子供养。生活上，他身体还算不错，但是老伴积劳成疾，一旦他自己也倒下，照顾两位老人将成为儿子沉重的负担。而且，再过几年，孙辈正是上学的年纪，他不确定儿子是否有时间照顾他们。

为了化解养老风险，有效的应对方法之一就是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世界各国纷纷在为城镇居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后，陆续为农村居民也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工业化的需要，国家采取以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在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后，由于社会经济不够发达及家庭养老功能还能得以维持等原因，农村一直没有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变化，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家庭养老负担沉重，我国才开始探索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

2009年以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逐渐在全国各地试点，改变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现状(张川川，2014)。新农保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结合的筹资模式，规定制度实施时，已经年满60周岁、并且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可以不用缴费，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是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

制度落实到黄友正所在的村子时，他刚好60岁。儿子儿媳参保后，他和老伴便开始免缴费领取基础养老金，最初是每人每月55元。每年将近一千五百元的养老金收入成为老两口基本的生活保障，加上女儿女婿偶尔孝敬的节礼钱，老两口一年也能有个两三千的养老钱。

如今，黄友正老两口和儿子儿媳居住在为儿子结婚新盖的二层小楼里，但是黄友正说这并非长久之计。亲子关系表面的和谐离不开经济上的支援。他觉得在生活能自理、有赚钱能力时，他的同住可以为儿子儿媳分担经济支出，一旦这种经济支持中断了，他在和儿子儿媳的关系中就太过被动了。

“一儿养不得娘，久病床前无孝子。”黄友正这么说。

除了新房，黄家的祖辈还在村里留下来三间老屋。因为黄友正弟兄不多，加上大家都分得了宅基地，老屋便因为破旧常年空置。等债都还清了，不太干得动力气活了，黄友正打算把老屋收拾出来和老伴居住，免得因为年老体弱又失去了赚钱能力，招惹儿子儿媳的嫌弃。这种主动的分离，是村里不少老人的选择。政策的红利让黄友正未来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两个女儿偶尔的照顾让他未来不至于太孤立无助。等到哪天真卧床不起了，就该轮到儿子来完成他的身后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