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范敬宜新闻学子奖获奖者葛书润在颁奖仪式上的发言

范老是苏州人，和我是同乡。

感谢六年前填报志愿时“想学新闻、想做新闻”的简单念头，让我从苏州来到北京，并有幸在此时此地，与这位令人骄傲的同乡在产生关联。

进入新闻学院六年了，从本科到直博，我没有停止过新闻的写作。每一个岔路口，做新闻带来的成就感和价值感，让我的选择不会那么犯难。

有时我会想，在这个时代，“做新闻”对一名学生而言意味着什么？在一次次循环往复中，什么流经我们，什么塑造我们？

首先，我觉得做新闻是一种训练自我的习惯。发现新闻，就要与脑海中的成规和直觉宣战；采写新闻，要与陌生的知识领域、复杂的社会现实相逢。

正如范老对《人民日报》记者们的提醒：“眼睛不要总盯着报社那0.2平方公里，而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 

我忘不掉和伙伴们用大数据为武汉的求助者、上海封控中的老人画像，我们和他们相隔遥遥，但通过数据，这些困境和需求次第浮现、逐渐清晰。

每次写作都像一个流动的课堂，“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逼迫我一点点克服自己的无知与无能。

做新闻也是一种气味的共享。六年前，学新闻是小城女孩懒得解释的秘密，但当我开始学习新闻、生产新闻，便像长出触角的蚂蚁，寻找到更多志趣相同的同辈人，也被范老这样的前辈所感召、关怀。

同行者中，我要特别感谢人大新闻学院的RUC新闻坊，这个小小的公众号不仅为我们提供了面向公众写作的平台，也成为了某种心灵的属地。

作为主编，我总是能听到一句句热切的：这个我们能做吗？

新冠疫情中国内各媒体的发声情况如何？高考替考在我国普遍吗？卫生巾为什么这么贵？疫情中的语言是否被“污染”了？流调信息公开的边界在哪里？………讨论中，最迫切的问题、最强烈的情绪得以涌现，形成新闻选题，被进一步调查思考。

我要感谢人大新闻学院的所有老师。尤其是我的导师蔡雯，在我的博士阶段仍鼓励我继续实践、不要脱离新闻生产的场域，告诉我 “此事躬行”对新闻研究的重要意义。感谢新闻坊的指导老师方洁，是她启迪我打开对“做新闻”的想象，并示范了新闻如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最后，做新闻能帮助一个人更快地锚定自身，因为每次我们都必须向自己提问：我为谁而发声、为谁代言？以什么立场？

“年轻人都以为历史是从自己开始的”，气盛之时，太容易对遥远的事物津津乐道、对近在咫尺的东西视而不见。而滚滚的信息洪流里，仍有人面临着被曲解、被失声的命运。

诚如契诃夫所言，那些真正沉默的人“毫无声息地在活着动着，到了过于痛苦的时候，反而只吹一声口哨。”

做新闻让我有机会听到这样的“口哨声”，或许是在外卖骑手的后座上，或许是在爬梳性侵、家暴、拐卖等司法案例时，或许是在听新冠康复者讲述遭受的歧视时。

这些时刻让我知道，这个看似喧闹的、深度媒介化的社会，依旧存在着沉默的腹地，依旧有许多受苦的人，等待着被发现、被书写。

新闻是容易让人在极年轻时就尝到甜头的行业，一篇爆款就能获得“全世界聆听我”的美妙幻觉。但在被赋权之后何以安身，却是一件需要持续思考的事情。

范老曾提出做新闻需“三贴近”，鼓励记者 “去寻找那个和群众生活贴得最近的角度”。他去视察北京的外地人口聚居区后感慨：“回来七天，我的鞋上还有腥臭味，其生存环境可想而知”，于是“戚然良久，忧心不释”。

他说过：贴近群众“难就难在不容易冲破框子，放下架子……只有平易，才能近人。”

这些话在今天听来更觉真切，它不断提示着我们，应当与谁站在一起。

我听过很多关于这一行的唱衰，自己也曾失落和怀疑，但时至今日，我能够确信，如果不是学新闻和做新闻，我可能已经变得麻木、盲信、惰于思考、面目可憎。我没对新闻有什么贡献，但是新闻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

新闻是一门古老的手艺，无论业态如何“敞开”或“转向”，我想，它所凝结的对真相的追寻、对世界的探问、对人的关怀，仍持续散发光热，凝结成朴素的念头，吸引着万千学子们投入到这份事业中来——其中就包括六年前的我，以及未来的每一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