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对记者从事基层采访工作的一点感悟与思考

我永远无法忘记汪达庆老人塞给我两个桃子时的情形。

在花石乡大湾村，我和几位同学一道步入了这位77岁独居哑巴老人的家中。看着眼前破败阴暗的土屋，听到他咿咿呀呀努力回应着我们的询问，再想到他无依无靠、孤身一人的凄凉处境，我不禁心中一酸，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也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笔者和汪达庆老人

而汪爷爷则拉着我的手，咧着嘴使劲冲着我笑，眼角的皱纹一直延伸到了下巴。接着，他又嗯嗯啊啊地叫着，从地上拿了两个桃子塞到了我的手里，还使劲地挥了两下手。“不要哭啊孩子，谢谢你们来看我，拿上这两个桃子路上吃。”我试着解读大爷的内心活动。

可是，这真的是老人心中当下的想法吗？恐怕没有人知道。在外人看来，他也许是不幸的，膝下无子，老伴也在前几年离世，家中户口本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但他又似乎是幸福的，当他对着习主席的画像竖起大拇指时，眼神中的骄傲和赞许溢于言表，似乎总书记的来访就在昨天。

在离开大湾村后的几天里，情感与理性的天平一直在我心中摇摆不定。作为一个一直在城市中生活的年轻人，我很同情汪达庆老人的遭遇和处境，然而作为一名以记录当下为职责的新闻工作者，我深知自己应当站在客观的角度，用精准的文字原原本本地向读者呈现他的生活，而不是用泪水代替观察和交流。在汪达庆家发生的这一幕，对于其他同学来说，或许是一个适合加以描写的互动场景，但是对我而言，却是一次督促我思考作为记者该如何从事基层采访工作的契机。

在来到安徽金寨进行国情调研之前，我也曾有过不少的采访经历，但由囿于报道题材或者其他客观因素的限制，我的采访对象往往局限于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或者身边的亲戚朋友。在这些采访中，我会表现出极强的目的性，提问也仅仅是为了获取他们对某件事物的观点以及了解他们与之有关的经历。通常，这样的交流直来直往，说明来意后就开始层层提问，提取到需要的信息后便可以一声谢谢作结，从此“相忘于江湖”。但在本次调研中，直接的信息获取已经不能满足我建构整个新闻故事的需要。每一天，我们会在路上遇到形形色色的当地居民，他们或是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发光发热，或是有着不为人知的坎坷经历，这些众生相都是我们挖掘故事、产出报道的重要源泉。我们甚至需要在和受访对象短短不到半小时的交谈中，尽可能地深入他的生活，捕捉足以贴合报道主题的细节，进一步勾勒出他的形象、性格和人生经历的大致轮廓，为之后的写作奠定框架。

笔者正在采访天堂寨风景区保洁员黄守江

在接近一周的调研时间里，我陆续采访了数位生活在六安的普通百姓，从博物馆馆员到高新科技企业的管理人员，再从乡镇经营超市和农家乐的个体户到国家5A级风景区的保洁员。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一次次眼神的交流，无形中拉近了我和受访对象间心与心的距离。然而，每当深夜交稿之后，我都会陷入沉思，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和经历丰满了我的报道，但我的文章是否能够真正写出他们的所思所想，立场和角度是否不偏不倚，新闻故事结束之后我与这些受访者的关系又该何去何从。在此，我想就这些问题谈谈我的两点看法。

首先，记者需要伸长感性的触角，不断开拓、增强感受的敏锐力。值得报道的新闻点并不会自己浮上来。在基层采访过程中，我们作为记者不仅随时需要打开新闻眼和新闻耳，还要带着平日的积累和成型的新闻价值判断，后者有时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心中有物，才会有在现场的敏感捕捉。这就要求我们带着放大镜去观察采访现场的一切所见所闻，在细节中不断延展新闻的价值主题。然而，并不是每个“看见”或“听见”都会变成报道。如何从虚中听出实，从浅中看见深，更是对我们新闻专业能力和作风的挑战。只有贴近了、沉下去了，才能看到表象背后人所共通的、朴素的期盼，而它们正是当下我们新闻人需要真切触摸的社会纹理。

其次，记者需要理性提问，同时尊重生命形态的多样性。作为一个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要妥当拿捏自己的情感，要理性地提问和追问，就事论事，不将人物模式化。记得柴静曾在其所著的《看见》一书中这样写道：“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记者则要向公众负责。因此，记者要站在公众的立场上提问，不论采访对象的身份地位，一视同仁。只有记者的问题合乎理性，立场客观，受访者才会向我们打开心门，诉说疾苦。

经过此番国情调研的历练，我相信自己会在今后的记者工作中始终坚守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努力写出更多接地气、传民情、表民意的好文章！

白紫微

2017-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