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装:关于身体的政治学

2019-05-27来源:清新时报


她把台灯的灯绳用力向下拉。一次,两次,三次。明亮,黑暗,明亮。

这双拉灯绳的手与正希(化名)的齐腰长发稍显不协调——骨节分明,是一双典型的男性的手。长发、女装、化妆,它们本身并不是限制“正希们”做自己的条条框框。而肩宽、喉结、面部的骨骼特征,甚至是自己的性器官——女装下的这些潜在的不协调因素,才是他们真正在意和不满的地方。

仍然是这双手,它们拿起桌子上的透明杯子。在灯光下,杯子的每一个细节都一览无余——它的材质、形状、大小。正希说,灯和杯子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被制造出来的,但是人不一样,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体。人们可以通过一套固定的标准来检测这个杯子是否合格,是否满足我们对于一个杯子的期待。“那么人呢?穿着是否得体、衣服的美丑、什么性别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我们遵守这些标准,也是为了满足他人对我们的期待。那我们自己在选择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他们希望让人们看到主动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

“每一次行动,都是将光明带到世界上来的一个尝试。”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在2010年发布的ICD-10(国际疾病分类第10次修订本)中,异装癖被称为“恋物性异装症”,表现对异性衣着特别喜爱,反复出现穿戴异性服饰的强烈欲望并付诸行动。引发异装行为的原因有很多,cosplay(角色扮演)、性别焦虑症(即性别认同障碍),或者仅仅是喜欢。

而作为异装的跨性别者,正希认为,异装,是身体的政治。它如同男人剪去辫子、女人去掉裹脚布一般,从身体的角度出发,逐渐瓦解着“男人应该有的样子,女人应该有的样子”这样一种性别标准。异装者幻想,除了男人成为男人样、女人成为女人样的两极,还应有一条中间道路。

“女装大佬”,这是Nikka(化名)经常从社交媒体上或者陌生人群中得到的评价。在二次元的圈子中,Nikka戴着假发,化着妆,穿着裙子和高跟鞋,成为圈外人眼中的女装大佬。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只是清华大学里一个身形瘦小的普通工科男,沉默寡言。在以工科男的身份生活时,Nikka只敢穿着打扮略偏中性,甚至不敢穿着裙子出门。

“虽然现在社会的包容度提高了,但是大众还是会觉得我们是异样的。有很多人觉得我们是同性恋,是变态。”Nikka说,只有在漫展等特殊场合下,自己才会以女装的方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下。平日里,他也会认真学习化妆,学习女性服装搭配。但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在亲密的人面前,他才会展现出这样的自己。

在女装之前,Nikka就被诊断出轻度抑郁症,但他并没有接受药物治疗。随后不久,由于对二次元中一些女性角色的喜爱,Nikka接触到女装群体。他发现,只有在完全沉浸到研究女性妆容和服饰的时候,自己才会得到平常难以拥有的满足感和成就感。Nikka称这是一种“绝对热爱”,女装让他成功将二次元中的角色带入现实,而这个角色的现实映射就是他自己。

然而,并非女装圈子中的所有人都和Nikka一样,可以在寻找到自己的绝对热爱之后,一直坚持女装。商陆(化名)是Nikka在女装圈里认识的朋友,但在他们认识不久后,商陆就退出了这个圈子。

商陆说,退出的最主要原因是父母的不接受。“我的父母很传统,他们比较排斥cosplay这方面的内容。男生穿裙子在他们看来是无法容忍的做法。”

2013年,商陆在参加Comiday成都同人祭的时候看到了一位长相可爱的二次元少女,在上前索要合照时,商陆才听出来“她”拥有男生的嗓音。这个经历让他对二次元女装逐渐产生了兴趣,他也主动通过贴吧、论坛等途径了解并加入女装圈。2014年初,商陆网购了一件女仆装,在同学面前试穿时,同学们都评价他“穿上裙子之后,不说话基本看不出来是个男生”。商陆对此甚是满意,因此决定把这件衣服带回成都参加当年的Comiday同人祭。

回到成都,商陆将这件女仆装精心叠好放在自己的桌子上防止衣服褶皱,却被进入房间打扫卫生的母亲发现。“我妈跟我爸说起了这件衣服。我记得当时已经是快要睡觉的时间了,我爸穿着睡衣就闯进来,暴跳如雷,也不问我为什么,睡衣都没有换就拿着那件衣服下楼,把它丢进了小区的垃圾桶里。”

退出女装圈后,商陆仍然每年都参加漫展。每当在漫展上看到身着女性角色服饰的男生,他都表示很羡慕。商陆的脸型、身材等都十分适合女装,但是对于他来说,能够坦然接受周围人尤其是亲人的看法,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上拿女装大佬这个词开玩笑,他们就只是起哄、调侃,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女装。”商陆提起他人的评论时,语速加快,略显激动。在他和Nikka所处的群体看来,女装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讲究搭配与合乎时宜。但是大多数外人眼中的女装大佬,是为了博人眼球而穿上夸张的女装,违和感很强。依靠女装走红的抖音网红“阿纯”身高一米九一,拥有典型的男性相貌,但是凭借层层滤镜和夸张的妆容姿态,阿纯博得了上亿点赞量和千万粉丝。这是Nikka和圈内朋友最厌恶的女装人群,却得到了公众最多的关注度。Nikka直言:“不希望被这种人代表。”

但即便不被大多数人理解,Nikka仍坚持着自己所热爱的女装。幸运的是,他的父母和周围的朋友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态度,“《世说新语》里有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这就是我与自己斗争后的结果。”




与抑郁伴生的花朵


与Nikka和商陆相同的是,正希也是一个异装者。而与他们不同的是,正希属于MtF(Male to Female, 即生理性别为男性,性别认同为女性,由男性转变为女性的跨性别者)群体,而她也因此将女装作为自己日常的装扮。

在同学眼中,她长发及腰,偏爱深色长裙,唯一困扰他们的是“一开始不知道该叫她‘学长’还是‘学姐’”,所以更多时候,他们会直接称呼她为“你”。

2015年9月进入清华,2016年1月开始再也没有去过理发店,2017年7月被确诊为抑郁症,同月剪了刘海,发型也从扎起来的马尾变成了披肩发,2018年8月被重新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更换药物——正希精准记忆了每一个关键期的时间点。在这些时间点之间,“我一次次地去尝试、去选择,最后我就变成了现在这种女性的样子”。

成为MtF是正希自己选择与培育的结果。大一到大二期间,正希经历了漫长的抑郁期,她至今不能确定,这种抑郁情绪的来源是否与当时自己对于性别的“探索”有关。“如果抑郁情绪并不严重,那么我们对于性别方面的焦虑就可能不会那么紧迫,或者说对于性别的探索不会为我们带来很多烦恼。但是如果一个MtF同时患有抑郁,那么他/她在性别方面的焦虑就会很严重。”

在性别焦虑与抑郁伴生的情况下,她只能独自摸索一种更适合自己、更能被自己接受的生活。于是在大三交换期间,正希选择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更改自己的性别属性,以女性的身份找到生活的最舒适状态。MtF,绽放成为与抑郁伴生的花朵。

“一个人穿衣服,好看与否、合乎时宜与否,评判的标准都是他人的视角。”正希说,令异装者产生苦恼的,往往不是异装本身,而是如何让别人接受。女人为了获得穿裤子的权利,争取了一百多年。在那段时间里,人们振臂高呼你可自由信仰,亦可自由着装。而轮到男性穿裙子时,人们又开始对男性有所期望,希望他们阳刚、有担当、成为顶天立地的硬汉,称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子,从而建立起性别定式。

而正希们用异装来证明自己不是被动接受这种性别规则的客体。“异装对现行性别标准制造了一种混乱,而人们只有经历了这种混乱之后,才会发现可供我们选择的范围扩大了。它不再是固定的’男人’或者’女人’两个点,而是这两点之间的一条线。”在这条线上选择的时候,人们才更容易知道什么样的自己是最有魅力的,是让人愉悦的,并且不会给他人带来困扰。

关于异装或者MtF这类性别革命的理想状态,正希说:“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绽放。但是绽放不是以男人或是女人为前提,而是你先绽放出一个样子,这个样子恰好是男人样或是女人样。”





缓解痛苦的行动


异装似乎成为了性别革命者最简单易行的尝试之一。而对于MtF来说,异装更类似于一种被动行为。“就像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这就会带给他/她很多负面情绪。于是他/她化妆、整容,想要缓解这种情绪。”正希认为,女装作为一种手段,与心理帮助和医疗帮助一样,根本目的都是减轻人们的痛苦。而讨厌自己的身体、希望自己可以被女性对待……所有这些先天或后天的因素,都可能成为他们痛苦的来源。

“你知道吗?这就像买彩票一样,有些人就是会意外中奖,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

无论是Nikka们的主动异装,抑或是正希们的被动异装,都是在试图与自己内心所恐惧的东西和解。就像有的人特别害怕虫子,有的人见到血就会晕一样,异装者的恐惧,来源于对自己性别的不认同。普通的恐惧症可以通过暴露疗法,校正病人对恐怖、焦虑刺激的错误认识,使其习惯性恐怖、焦虑的反应得到治疗或缓解。但目前仍没有有效的医学手段,可以用来扭转跨性别群体的性别认识。因此,除了心理帮助外,HRT(激素替代疗法)或者SRS(性别重置手术)仍是缓解跨性别群体心理焦虑和痛苦的主要手段。

在北京,一个MtF需要先在北医六院拿到易性症的证明,然后医生才能开雌激素和孕激素,进行HRT治疗。而SRS则是一般意义上的变性手术,需要获得家长签字,即使年满18岁,也需要亲属的签字。

HRT是化学上的改变,SRS是生理上的改变。这样的改变,能够让跨性别群体在别人眼中成为女性,并获取社会对于女性的对待。

相对于完全得不到帮助、只能自己摸索的异装群体来说,正希们能够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改变自己的身体,已经足够幸运。例如药娘(通过激素药物改变内分泌的人),例如能够获得家长认同的“家长党”——只有一个很稀缺的群体,才会被冠以一个名字。

因此,异装成为了大多数人采取的、用于“成为女性”所最不需要门槛的手段。而过于少数的身份,让他们不断吸引身边的同类,最终成为一个群体。




一个很艰难的群体


“这群人聚集起来,是因为没能获得足够的、良好的医疗帮助,大家才会抱团取暖。”

正希认为,类似MtF、异装与抑郁症患者交流群这样的群体,是一个恶性平台。 “我们就像需要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的抑郁症患者一样,但是因为大家没有钱买药、得不到治疗,就只能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像一群患难朋友,在这里找到了和自己一样独特的同伴。”但这样的非医疗帮助,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只能提供每一个社会个体都需要的陪伴,关怀和支持——在这样的群体里,这些往往是稀缺资源。

同样的,Nikka所在的女装圈,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这个群体完全采取邀请制,只能通过熟人介绍进群,群里每天交流的也都是女装的话题。“可能有一些人知道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但是没机会进来。我们必须看到女装的真人或者照片,才会邀请他们进群。”

而这个女装圈也更像是一个爱好交流群。他们完全不会劝说任何人去女装,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尝试女装,他们乐意提供指导的。大家会在群里讨论衣服在哪里买,哪家店又出了新的好看衣服,有些人想买新衣服了,就会在群里咨询一下关于尺码和搭配的事情。

“我们很少分享被别人不友好对待的负面经历,大多数情况下,会分享我们受到的赞赏。”Nikka说,这个群体已经够边缘、够脆弱了,大家得不到外界的帮助,只能内部相互扶持。外界的嘲笑和抨击,可能会成为让这群人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没有人愿意将危险因素带入这个群体的乌托邦之中。

这些小圈子,是正希眼中的“政治团体”。“小”,就意味着这些圈子只能作为边缘和旁支存在。这些群体,像一个会撒娇孩子。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他们不应该在父母的边界撒娇。因此他们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制造出一种可控的撒娇。这种“撒娇”,不会惹怒作为正统的性别标准思想,“但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渴望最终解构这种标准。”

然而,这些群体目前并不寄希望于通过获取存在感来改变现状,当下,仅仅想要被社会所接纳和包容都不可企及。“我们没有这种议价能力。这个群体过于脆弱,因此大家都不愿意讨论如何才能被社会接受。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接受手术,更改自己的性别,然后就再也不用考虑社会要怎么看他们。”


让他们自由生长


异装是否应该被干预?在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珉看来,如果异装者自己不觉得痛苦,他很享受,他乐在其中,他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那么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就不会对他做出诊断和干预治疗。

“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理解异装,是因为整个社会在文明发展的进程当中,形成了一些对男性角色的期望和对女性的期望。”而樊富珉认为,社会的接纳程度还不够高,对于男性穿着女装和女性穿着男装的接纳程度也不一样,这就造成了公众对异装现象尤其是女装的偏激态度。这种不理解产生了社会疏离,使少数群体边缘化。

在2013年出版的精神疾病统计诊断手册第五版(DSM-5)中,性别焦虑症作为一个新的定义用于替代性别认同障碍,标志着跨性别的去病化。“按照统计学的标准,要通过正态分布来判断是否是小概率事件。”而异装、对自己的生理性别产生不适感,这类事情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只是发生概率极小,因此称之为“异常”。

樊富珉说,对于异装、性别焦虑等问题,国内治疗乱象很严重,很多医疗机构不具备诊断资格和能力。而拥有诊断资格的北医六院、安定医院等医疗机构,仍将心理问题作为疾病诊断。“心理疾病不像其他疾病一样具有客观指标,比如体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可以诊断一个病人发烧。”她说,心理疾病的诊断指标大多数需要靠患者的自我描述,这就要求医生非常仔细地去了解一个患者,了解患者所说的东西,在了解之后才能做出诊断。因此国内外对心理疾病诊断的争议仍然很大。

而对于涉及到性别认同、需要借助激素或手术帮助的问题,医生往往会建议他们先缓解抑郁倾向。因为一个人在抑郁期做出的选择,不一定是最合适他们、最理智的选择。

心理医生了解这些现象,但他们无权做出医学诊断。他们只能通过引导,让少数群体自己判断怎么样做会生活得更好。“生活有多少种可能性?每一种做法会带来什么后果?什么样的后果是你能够接受的?怎么样做能让你少一点痛苦?这些都是自己选择的。”樊富珉说,对于异装这一类少数群体,心理医生通常只能起到安抚情绪的作用。只有让他们自己反复尝试与选择,才能真正解决自己内心的纠结与焦虑。

在西方古老的绘画中,每一个天使都是穿着裙子的男性。异装作为突破规范的典型,是一小群人率先摆脱了周围的性别定式,从而去尝试一些与常规标准不同的东西。异装比政治先行一步,让这个边缘群体得以拥抱自己的独特,自由发声。但这条“中间道路”,至今仍遍布荆棘。

陈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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