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人在香港: 软红香土异乡人

2018-07-11来源:摘选自硕士生毕业论文

摘要

本文聚焦在香港生活的内地人这一群体。作者通过为期四个月的体验式采访,深入香港寻访各行各业的内地人,试图通过他们的故事窥探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的发展与变化,为之增添一笔脚注。


引言


在香港这个岛上生活过的人,很少人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为所有人都是移民,只不过在不同时段移民而来。因为是这样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的聚集地,它很容易使得一个只在这儿生活过一年或生活过九年的人觉得:嘿,这是我的香港。所以它有一种开放的、开阔的、包容的力量在,使得很多的外人一不小心就留下来了。

——龙应台


20178月的一天,我拖着行李箱从双层巴士上走下,迎面被滚滚的热浪裹挟。

在我眼前铺开的,是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740 多万人聚居于此。这是一个空气里交织着粤语、英语、普通话、闽南语、马来语的国际大都会,不同肤色的人们如沙丁鱼般穿梭在熙攘的街头。

正如龙应台所说,香港是一波又一波移民的聚集地。在其众多的移民构成中,内地人无异是最特殊的一群。内地人与香港人同根同源,却因历史等诸多原因又与香港人不甚相同。他们共同保留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烙印,但又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体现出文化价值观上的深刻差异。

世界金融中心、东方之珠、购物天堂……香港以其自由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健全的社会制度与法治,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内地人聚集于此。他们怀着对这个现代、浪漫国际化大都市的憧憬来到这里学习、工作和生活。数据显示,2007 年至2016年十年间,持单程证赴香港定居的内地人总数累计约达 44.6 万。这其中还不包括每年赴港就读或短期工作的内地人。

每个身在此间打拼的内地人都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但与此同时,也承受起钢筋水泥森林中的压力和疏离。繁华的香港并非全然是奶与蜜之地,高不可攀的房价、逼仄的居住环境、固化的产业结构、快节奏与高压力的工作方式,都是璀璨香港的另一面。除此之外,近年来在香港社会愈演愈烈的针对内地人的歧视与争论,也加深了内地人与香港人之间的裂痕。这些都使得部分内地人心生动摇,在两地之间纠结不定,其中亦不乏主动洄游至内地者。

引言

然而,即便如此,每年仍不断地有内地人涌入这个东方之珠,希望在这片包容开放的土地上落地生根,最终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随着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并赶超,这些内地人为什么还选择来到香港?曾经来到香港的内地人又经历过什么?他们会选择继续留下还是洄游至内地?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我带着这些问题开始寻访在这里生活的内地人。我好奇,又忍不住想象,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这个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的香港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这里,又发生过怎样精彩的故事?

1 客从何处来

1.1 赴港深造

谋学,是诸多内地人通往并留在香港的重要途径。在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的求学时代,这些学子们背上行囊,一路南下,踏上了通往异乡的旅途。

1.1.1 十八岁的选择

2009年夏天,距离高考填报提前批及第一批次志愿截止时间还有半小时,正盯着天花板发呆的孙雨濛突然被爸爸从床上薅起来。

你要不把提前批志愿改成香港中文大学吧。

听到爸爸的建议,孙雨濛一头雾水。当年我高考估分很低,所以一表(即第一批次)也报低了。当时,孙雨濛第一批次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提前批次填报的是清华大学日语系。对于香港中文大学,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概念也没有。

彼时,港校正逐渐在内地建立口碑,争夺内地优质本科生源。这一切源于 1998年香港赛马会资助首批数十名中国内地应届高考生到香港就读。1999 年开始,香港特区政府允许内地学生来港就读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赴港读书就此成为香港与内地连结的一种方式。

之后几年,港校与清华、北大等内地高校的白热化人才争夺战常见诸报端。在当年提前批报考香港中文大学的黑龙江考生中,高考成绩排在孙雨濛前面的共有 23 个人。后来,他们全部要求退档。当时在黑龙江,大家可能对香港中文大学还不是特别了解,或者不愿意支付四年那么高昂的学费。

孙雨濛没有填报奖学金类专业,于是,在前   23 个人退档后,一个自费的名额就这样掉到了他头上。

所以当时不是因为想去香港,而是为了解决高考报考的问题,又恰好有这么个机会,就去了。

在得知要去香港读本科后,孙雨濛忐忑了很久。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我从没想过这辈子会有机会说粤语,我也不爱看港片,对香港全无了解。然而未曾想,他即将要去到这个完全陌生、社会制度完全不一样的南方城市上学。

那一年,香港中文大学共录取三百六十余名内地学生,约占该校当年录取总人数的 5%,孙雨濛所在的经济系则有八名内地学生。

在做了一暑假的思想准备后,孙雨濛调整好了状态,慢慢对香港有了期待。到了香港,他的第一反应是:哇真繁华!和之前想象的一样。

站在星光大道,孙雨濛远眺对面港岛上林立的高楼大厦。我那时候就想,要是以后能到那片高楼里工作,哪怕是做清洁工,是不是都很牛了呢。

在孙雨濛的记忆中,香港是个友好的地方。他回忆起当时在街上问路,香港人那时还很热情,会停下来热心地给你指路,普通话讲得不好还会费劲地跟你解释,生怕你找错了路。

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孙雨濛开始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四年的本科生涯,2013 年毕业后继续在中文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九年前的这个无心插柳的决定,让孙雨濛至今回想起来都认为是非常有远见的选择。

不同于孙雨濛,同样通过高考入读香港中文大学的付莎莎有着十分明确的目标,她在读高中时便已打算赴港读本科。选学校、分析报考形势、准备报考材料和面试,在埋头备战高考的同时,她也像个申请留学的大学生一样,有计划地进行着每一步。

当时最想去的是香港大学,但是面试后没有被录取,就来了港中文。付莎莎略微羞涩地笑着说。

你挺有远见的,自己做了这个决定。我对她说。

没有吧,我只是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港校国际化的视野与平台是她所向往的,她也一直很想去香港学习生活。2011年,付莎莎被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录取。但当时她最想读的本是中文系,没想到中文系的招录名额已满,她只好被调剂到经济系。

我真的没想到会从中文系调剂到经济系。付莎莎坦言,因为一直都很喜欢文学,直到大三上学期,她都还有转系的念头。不过后来迫于在香港找工作、生存的压力,她最终放弃了这个梦想。没想到现在做了与文学完全不搭边的金融,人生真是变幻莫测。

与这些十八岁的少年相似的还有刘沂铭。在香港学习的内地本科生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交换生。作为加深两地了解、密切两地联系的重要载体,两地高校每年都会互派交换生进行为期一学期或者一学年的交换学习。

刘沂铭就是其中一员。2015 1 月,正在读大二的刘沂铭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交换生赴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传播系交换一学期。但在来香港交换前,她对香港完全没有概念——没有看过香港电影,也没有听过粤语歌,脑海里更没有设想过香港什么样。

当时是正好看到学院有这样一个交换通知,觉得是个走出来看看的好机会,一定要抓住,所以就来了,没有想太多。

结果,第一次来香港的刘沂铭就被光荣遣返因为不清楚香港的入境流程,没有拿粉签去办理签注,就在过关口岸被拦下来了。

于是,本应是在香港度过的第一晚,刘沂铭却和父母带着一堆行李箱坐在罗湖口岸啃着冷面包。香港在那头,我在这头。刘沂铭哈哈大笑。

不过幸运的是,香港城市大学为她办理了延缓入学。一周后她终于到校,同为内地人的室友非常贴心地带她办理各种手续。一开始对香港是很怵的,觉得生活会很艰难。但来了以后感觉学校的行政流程很清楚、不拖沓,室友也挺热心,顿时就放松了许多。

同样,也是这样一次无心插柳的交换,冥冥中改变了刘沂铭对未来的规划,让她萌生了想要在香港攻读博士的想法。2017 年本科毕业后,她再次赴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传播系攻读硕士学位,并在为来年申请博士做准备。

1.1.2 毕业离境

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的数据显示,2001 年,来港就读的内地学生只有约 1000人,之后每年不断增长。到 2016 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1.89 万。不同于孙雨濛和付莎莎,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本科毕业后赴港读硕的学生。

2008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旨在吸引在港就读的非本地学生留港工作及在海外就读的香港学生回到香港就业。该就业安排没有配额限制,也不限行业,打破了毕业即离境的限制。这意味着,只要在香港修读全日制课程并取得相应学位,就有机会留在香港工作。

时间短、离家近、费用较欧洲美洲便宜、性价比高,是众多学生选择赴港读研的不二原因。毕业后的他们也成为留港内地人中的主力军。到   2016 年,通过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签证留港工作的人数达到了9289人。

2008年,王小旎进入香港浸会大学,攻读国际新闻专业财经新闻方向。当时我们本科一整个班几乎都去香港读研究生了,人特别多。王小旎说。

然而,第一次来香港时,王小旎差点失望。乘坐港铁东铁线从罗湖口岸出发,经过上水、粉岭等数站,王小旎和父母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到达香港浸会大学所在站——九龙塘。在地铁上,王小旎看着窗粉签是对香港入境事务处颁发的入境凭证的俗称。内地学生需要拿粉签去户口所在地的出入境管理中心办理多次往返有效的逗留签注(D 签)。在第一次进入香港时,同时出示粉签和港澳通行证才能成功入境。

外群山起伏,到处都是矮小破旧的平房。这真的是香港么?怎么和电影里的不一样,像个破破的小农村。后来她才知道,当时她坐地铁经过的地段属于新界,即香港的郊区。还好扳回来了一点。王小旎笑着说。不过,这也为她之后感受香港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埋下了伏笔。

王小旎就读香港浸会大学期间曾在《南华早报》实习,因缘际会,实习还未结束,她便被报社领导推荐到一家新投资成立的财经类媒体。没有海投简历,没有送礼找关系。王小旎就这样顺利地找到了工作,留在了香港。

一开始来读研并没有想过要留在香港工作。主要是因为研究生第一年新鲜劲儿还没过,既然签证政策允许,我就想着可以留在香港先找找工作,没想到后来一切都挺顺利的,就这样留下来了。王小旎说。

一年多后,因投资策略调整该媒体解散,王小旎随后抓住了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招聘机会,成功跳槽,一干就是 6 年。 2018 年时,到她已经在香港呆了近十年。

同样在香港呆了十年的还有来自黑龙江的赵磊。2008 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赵磊赴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并在毕业后顺利留港从事金融。他是网络社区港漂圈的创始人,这个曾在他工作之余为在港内地人分享好玩资讯的微博账号现已成为他全职经营的创业项目。

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政策之惠,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在香港留下。在新鲜感和未知的刺激下,迎接人生不同的可能。

2014年,杨晓嫣从武汉大学毕业,赴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她爱旅游、美妆和美食,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在毕业前,她已经是武汉大学小有名气的网红来香港是因为读书性价比高,一年就可以拿到学位,并且我个人比较喜欢香港,东西文化交汇。我其实不太喜欢过于西式的地方。

然而,留在香港工作并非杨晓嫣的初衷。我很喜欢时尚杂志,所以想从事与时尚相关的工作,北京在这方面机会比较多。在一年的硕士学业结束后,杨晓嫣先到了北京找工作,但过程并不是十分顺利。在拒掉了一份带有北京户口的国企工作后,杨晓嫣又来到上海,最终如愿以偿入职了一家时尚杂志。

但后来我发现在那里工作能学到的东西非常有限。三四个月后,工作室琐碎的杂活儿令她感到失望。一次,她在朋友圈偶然发现有个朋友在香港卖保险,便萌生了兴趣。

当时也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但看这朋友做得挺有趣的,所以也想试试。香港保险业和内地不太一样,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也很想学点新东西。于是她辞掉了上海的工作,重新回到香港。

根据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杨晓嫣仍可以留港寻找工作。她很快考下保险从业牌照,通过保险公司考核,正式走上了保险从业者的道路。虽然长了张娃娃脸,但杨晓嫣留着干净利索的短发,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也很洋气。她的朋友圈永远都是丰富多彩的内容:旅游、美妆、美食、健身,甚至普及保险知识。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书时,她也顺带做起了代购。如今,代购的收入已经能满足她一个月不工作时的正常生活开销。

虽然一开始没有想过要留在香港工作,但我在香港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行业,这令我非常开心。杨晓嫣说。我挺喜欢也挺适应香港的生活的,虽然节奏快,但总给人激情,丰富多彩。

1.2 “专才优才

谋学之外,还有部分人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等各种方式引入香港,成为在这里生根发芽的内地人。

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其前身是2001年推出的输入内地专业人才计划。当时,输入内地专业人才计划只适用于资讯科技与金融服务这两个行业,在第一年成功地吸引了453 名内地专才,但这并不能满足香港日益增加的市场需求。

于是,2003 年,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取代输入内地专业人才计划成为吸收内地人才来港就业的新政策。该计划没有预定配额,由市场需要决定,不再受行业类别限制,可携眷迁港,唯一条件是申请人必须在来港前获得雇主聘约。

何潇铭便是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入港工作的一员。何潇铭是广西人,本科毕业于中南大学,最初就职于深圳某国企。何潇铭的先生是香港本地人,因为签证政策的关系,她无法直接在香港工作。正因如此,她常年奔波于香港、深圳两地——住在香港,工作在深圳。截止2015年底,每天像何潇铭一样往返于港深各口岸之间的跨境上班族人数多达4.76万,其中居于香港的约有 2.15万。

在深圳工作时,何潇铭每天乘坐粤港跨境巴士往返于两地,单程花费一两个小时和约四五十元交通费。在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的那段时间,粤港跨境巴士还专门推出了乘车优惠。

在港就读的非本地应届毕业生可在毕业证书所载日期的六个月内向香港入境事务处递交在港就业申请,即可留港12个月寻找工作。

2012年,在拿到香港某金融公司的聘请后,何潇铭随即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申请赴港,结束了常年往返香港深圳两地的日子,与先生安居在香港。

近些年,像何潇铭这样被直接引入香港工作的内地专才越来越多。在我所接触到的人中,他们有的被引入香港公立医院做医生,有的被引入政府、企业、研究所驻香港办事机构工作,还有的被引入香港各大艺术团。2016 年,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直接赴港工作的内地人数达到10404人,一度超过了内地毕业生留港工作的人数。与我见面时,何潇铭穿着红色的毛呢大衣,青春靓丽,热情地让我称呼她为“Rainy。她现在是香港天使投资金基金的项目总监,负责一些初创项目的投资、整合及并购工作。

除了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外,香港特区政府还锦上添花地推出了优秀人才计划优秀人才计划2006年推行,是香港特区政府为了吸引优秀的外地人才或高技术人才来香港定居所推行的政策,借以提升香港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其中不乏为人熟知的各路文艺界明星,如朗朗、汤唯、周迅等。2016 年,共有273人通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留港。与其他入境计划相比,优才计划是标准更高、筛选更为严格的一项入境计划,但并非普通人所不能及。这也要视香港特区政府的市场需求而定。


专才优才,凸显了香港特区政府对人才的渴望,也为从内地人才输送至港的提供了广阔的渠道。

1.3 因为爱情

除了谋学、谋生外,留港的内地人中还有另一个群体,他(她)们为了爱情奔赴异乡,在幸福浪漫和柴米油盐的交织中开始婚姻生活。

跨境婚姻体现了内地人与香港人之间的另一种可能性:回归20年间,内地与香港跨境婚姻宗数已累积逾 48.8 万,约等于现时香港家庭住户总数的 20%

然而,根据签证政策规定,来自香港与内地的双方在注册结婚后只能先拿双程证,来自内地的一方要等五年拿到单程证才能在香港工作。拿到单程证后,在香港连续居住满七年才能拿到永久居民身份证,成为一名法律意义上的香港人。

优才计划的评定有两种制度,一是成就计分制,适用于在各行各业拥有突出成就的人,如诺奖得主、明星、奥运冠军等。二是综合积分制,适用于大多数普通人,达到评分标准以上即可参与申请。

签证政策无疑为婚恋中的内地、香港双方提出了难题,像何潇铭一样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成功赴港工作、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的只占少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想要同时保留两个人的工作又不影响婚姻幸福,实在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站在十字路口,林楚放弃了原本在广州的工作,跟随丈夫定居香港。林楚是北方女孩,却爱听粤语歌,爱看港片和TVB港剧,高考后的她来到千里之外的广州读大学。大三时,一名香港交换生来到她所在的班级。林楚注意到这个陌生的同学总是提早到教室坐在最后一排,很少与同班同学搭话。一次,林楚鼓起勇气主动与他聊天,这才知道他是香港来的交换生。

后来,俩人擦出爱情的火花,并一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2015年,俩人在中环红棉路婚姻登记处注册结婚。那一年,像他们这样的内地与香港跨境婚姻有约2.3万宗。

这可能就是冥冥之中天注定吧,我也不知道我一个北方人,为什么鬼使神差地对香港这么感兴趣,最后竟然还嫁到了香港。

不过,这桩婚事曾遭到林楚举家强烈反对。去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你和香港人有共同语言吗……”林楚倒背如流地数出这些话,耳朵都听起茧了。

但这并没有动摇林楚结婚的决心,这份决心也一直支撑着她后来辞职前往香港定居。

结婚后,林楚与丈夫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因为丈夫工作繁忙,大多数时候,都是林楚往返广州与香港。聚少离多一度成为他们矛盾和争吵的导火索。这种状态持续两年后,俩人决定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想花费十几万元学费在香港读硕士然后再找工作留下来,其他两种你说的内地人才入境计划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能指望。面对余下三年时间的两地分居生活,思前想后,林楚最终还是决定辞职直接到香港。

起初,林楚做起了代购,为家庭分担一部分开支。有了孩子之后,她成为了全职太太。香港狭小逼仄的居住环境众人皆知,林楚一家三口人住在45平米的房子里,但这在香港已经算不错了。这是我当初不太愿意来香港的原因。不过因为他(先生)是本地人,让他和我去广州定居比较难,我们也不可能回北方。住房方面习惯就好了。

林楚加入了好几个微信群,群里都是像她一样因为结婚来到香港的人。她们分享着育儿、代购、兼职或者工作资讯。群里不断有新人加进来,以林楚当年纠结过的相同问题询问着群里的过来人

林楚坦言,家里的条件在香港并不算富裕,尤其在全靠丈夫一人挣钱时。原本做得火热的代购也因为孩子被搁置了下来。等孩子上幼稚园就好了,并且再过两三年,我也能在香港工作了。

像林楚这样的内地女性嫁给香港男性的婚姻是人们对于跨境婚姻的普遍印象。但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香港女性嫁给内地男性的数量也持续攀升。2001 年,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的婚姻只有 2369 宗,占当年跨境婚姻的 11.4%,但到了2016年,这一数字增长为7626(约占当年跨境婚姻的 33.3%)。

2   这里是东方之珠

2.1 不只是购物天堂

高低错落的街头招牌、拔地而起的高楼林宇,昭显着这座都市的复古与时尚。

如果仅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到香港,第一感受难免围绕着金融中心购物天堂等标签而生。大型商场里光洁的瓷砖,导购小姐笔挺的身姿、精致的职装与陈列在橱窗里的奢侈商品交相辉映,令人产生消费的冲动与欲望。然而,除却买买买”“吃吃吃”“逛逛逛,这里还有一个游客难以感知的香港,只有生活在此处的人才能细心体会。

目光所及之处,有琳琅的士多(即 Store,商铺、杂货店)、餐厅、私家诊所与说着欢迎光临 7-11 便利店;步行 3 分钟以内,必有能满足出行需求的巴士站或港铁站;节奏不一的红绿交通指示灯贴心地为视障群体提供辅助;公共场所一定有电梯或斜梯方便残障人士或提大件行李的旅人出行。在健全的医疗体系和丰厚的政府医疗补贴之下,个人只需 100 港币,就能在香港公立医院看病、买药甚至做手术,享受全套的医疗服务。与便利高效相伴的是社会的规范与秩序。严禁吸烟,最高罚款 5000 港元“XXX 即属违法”——这些街头巷尾的警告不亲切却十分有效。走在香港街头,基本不会见到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和乱穿马路的现象。扶手电梯上的人们,会默契地空出左边的通道,留给着急赶路的陌生人。

双层巴士和港铁的每节车厢都留有一排爱心专座”   随时等候着需要它的人。大多数人宁愿在拥挤的车厢站着,也不会去侵占这个也许他人更需要的位置。

我在香港每次提行李箱出行,上下巴士时从来没有自己提过。刘沂铭说。我接触到的大部分香港人,尤其是年纪稍大点的,他们都会主动帮我提。他们真的会主动留意身边的人需不需要帮助。留门、留电梯这种很小的细节就不用说了。

唔该是最常听到的词,每个人都非常客气礼貌。问路是绝大部分内地人来香港后的必经体验。眼花缭乱的繁体路牌、大同小异的街道布景,一不留神,便找不到北。当他们硬着头皮用普通话寻人问路时,五米之内总会有人停下来耐心地帮助你。 刘沂铭说,”“所以后来我也不再怕问路了。

尽管正式来香港后吃的第一顿让刘沂铭大失所望——“我在学校点了一份焗饭,吃了第一口觉得腻到恶心,太难吃了。接下来那一周,我几乎吃遍了超市货架上所有的泡面。

香港的饮食以粤菜和茶点为主,口味清淡且偏甜,对于喜欢吃辣的湖北人刘沂铭来说,的确需要时间适应。但这并不妨碍她爱上香港,她很快地在香港找到了自己爱吃的火锅、鸡公煲和麻辣烫。

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多元的地方:既有最传统的粤式茶楼,又有经过本土化的四川火锅店;既有弥漫着冬阴功香味的东南亚餐馆,又有重庆大厦里最地道的印度咖喱。如果吃厌了街头小巷的肠粉和云吞面,你可以去高档的五星级米其林餐厅尝试最新潮的菜品。香港的饮食就像它的人口构成一样混合多元,包罗万象。

作为东北人的孙雨濛在香港同样很快地适应了生活。入学第一天,香港中文大学内地生联合会给新生召开新生营,英文叫做orientation camp,简称“Ocamp”。联合会把新生们分组,由一个学长(组爸)和一个学姐(组妈)带队参加各种游戏活动,快速地帮内地新生熟悉香港环境。

所以从入学起我们就不是孤独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识了很多内地同学。可以说同级的三百多内地本科同学里,毕业以后能认识三分之二。孙雨濛说。

在孙雨濛眼里,香港基础设施完善,地铁四通八达,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从校内不论去哪儿,坐校巴再转地铁都已足够。作为购物天堂的香港,买买买更不在话下。不过男孩子并没有那么强的购物欲望。要买什么超市基本都有,实在不行坐地铁出去买就好了,非常方便。气候上,孙雨濛原本在北方干冷天气里常犯的鼻炎,到了南方湿热的环境下竟有了好转。

倒是冬天湿冷有点不习惯,穿着哈尔滨的衣服在香港冻得半死,没暖气嘛。

当我问及语言障碍时,孙雨濛告诉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内地生第一学期必修粤语,因为有些课是要用粤语上的。

这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历史有关。香港中文大学之所以叫中文大学,是因为那些老教授建校的时候,觉得当时的香港应该有一所中文授课的大学,所以中大自建校起在这方面是有特色的,但是他们的中文主要是指粤语。所以粤语成了中大内地本科生的必修。孙雨濛说。

我进而了解到,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前,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只有一所大学——以全英文授课的香港大学。1963年,三所由内地来港学者创办的书院合并建立了香港中文大学,以中文和英文为教学语言,具有反殖民意义。

不过,光在课堂上学习的粤语并不足以帮助这些外来的学生们更好地融入这个异乡社会。语言需要慢慢克服,还好我自己能厚着脸皮去讲。在本地室友的帮助下,孙雨濛听了一些香港的栋笃笑(即香港脱口秀)。所以两个月后基本就能听懂粤语,三个月后交流没问题。

在我采访的所有对象里,几乎很少有人和我提到在香港生活方面的不适。在这座混合多元、开放包容的城市中,水土不服被无限地缩小,也淡褪了人们些许的思乡之情。

2.2 港式教育

在香港生活的内地人大部分都在香港念过书,沿袭了西方教育制度的香港高校让他们体验了教育的另一种模式。

在香港浸会大学读硕士时,王小旎被安排出国交流一周。尽管学制只有一年,但学院仍会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出国交流和去彭博社、BBC 等国际媒体实习工作的机会,筛选标准按成绩排名和在校表现来定。这让我觉得非常国际化,也非常公平。

而对于那些更早前往香港念书的学生们来说,在港式教育的浸染下,他们也如小鹿乱撞般摸索着自己的道路,培养起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去香港交换之前我压根没想过出去看看这件事情,也不知道以后要干嘛。香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考的基础,让我知道了西方教育、逻辑思维、批判性思考是什么样的,也知道了自己究竟差在哪里。

虽然已经时隔两年,但刘沂铭仍然记得,她本科期间产出的第一篇像模像样的论文就是在香港城市大学交换时完成的。在香港做交换生,免不了与外国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一起合作。结果我发现他们写论文的方式和我完全不一样,并不是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也不是去知网上摘几篇参考文献。香港城市大学提交作业的系统自带查重功能,十分严格。

老师能清楚地看到学生的作业重复率为多少,哪些部分重复偏多。可当时大二的我什么都不知道,非常被动。刘沂铭上的那节课名为危机公关,组里有一个澳洲同学。她接受过很专业的学术训练,所以强调我们提出的论点必须要有论据,不能空穴来风,上下句之间一定要有逻辑联系,引用格式清晰规范。

这个过程对于前来交换的刘沂铭来说是十分痛苦的。她本来也想过上朋友圈里那种在香港吃吃吃、玩玩玩、发风景照的好日子。这种跨越是很艰难的。每次修改到我这部分时,澳洲同学都要停下来问我每句话的出处,在我这里花费的时间是最长的。

一次作业,小组要模拟医院面对突发危机事件人流量爆满时的情境,并为之提供对策。刘沂铭天马行空地给出了一套方案,没有做任何资料分析和预调研。

这个医院实际的病床有多少?每天的人流量有多少?有多大可能性会出现病床不够的情况?澳洲同学的三连问,让刘沂铭哑口无言。后来澳洲同学手把手地教她怎么找数据,怎么分析资料。直到期末展示前的一个小时,小组成员还在修改方案。

她很绝望。第一她看不懂我在写什么,第二她看不懂我的前后逻辑关系,第三因为我口语比较差所以我解释不清楚。不过幸运地是,小组最后顺利完成了展示,还一起开心地吃了一顿大餐。

刘沂铭并非只学会了规范地写论文。这次作业后,她意识到许多问题不能只是空谈,而是真的需要思考解决的可能性,哪怕只是一个作业。课堂上,老师努力引导他们思考并设计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但刘沂铭业已形成的学习思维却将她束缚在了自己的小世界里。

然而,并不是每一次都能遇到这样靠谱的小伙伴。因为与另一个组的英国同学合作不顺,刘沂铭被晾在一边,只能满眼羡慕地看着同组的香港同学用流利的英文和英国同学谈笑风生。

这些学习上的经历,深深触动了她。从香港交换回去后,她开始坚持阅读英文文献,并有意识地思考各种社会问题。本科毕业后,她又一次来到香港城市大学。现在很多人可能觉得来香港学习不如在内地,好像就是买个文凭,但我不这么看。我前后两次来香港的心态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是完全懵懂的,但第二次是有目标的,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这就是我最大的成长。

对于在香港学习的内地学生来说,港校就像一个大熔炉,东西方文化交织于此,传统与国际交汇于此。大师的讲座、国际前沿的理论、学术观点的争鸣,这些都不断激发着他们的思考与活力,更新着他们观察世界的视角。

而孙雨濛对于当年这个无心插柳的选择,表现得更加肯定。很值得,香港给了我包容、独立的思维,这一点是内地大学很难让学生得到的。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或许会在高中就准备出国留学去美国吧。

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内地学生与形形色色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一起学习、生活。这种多元与混合也在不经意间对他们的成长产生影响。

大学四年,孙雨濛有过四个室友,他们分别来自韩国、美国、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每个室友都有不同的脾性、文化习惯和政治立场,也让孙雨濛学会了包容和理解。他反复向我提起他大一时的本地室友。

他是个眼界比较开放的人,爱交友。他带着我熟悉香港,带着我听香港的脱口秀。这个人让我了解了很多香港的俗语和新闻焦点,也带我认识了很多香港本地人和外国朋友,了解了很多香港人正在关注的事情,还有对内地的看法,还会带我去香港的小吃铺吃煲仔饭什么的,很多事情,打开了我的眼界。

如今,仍有不少的内地学子被香港丰硕的学术资源和开阔的国际视野所吸引,络绎不绝地前来。对于他们来说,香港也许是异乡,而这小小的异乡令他们了解到了更大的世界。

2.3 通向财富之路

站在尖沙咀星光大道向港岛远眺,位于中环的   IFC(国际金融中心)大楼耀眼瞩目,这是香港的著名地标,也是其作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标志。香港拥有自由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良好的融资环境和交易环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流通场,国际游资的自由港、集散地,也是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中介。

2018年英国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香港名列第三,与 2017 年、2016年的排名持平。

发达成熟的市场环境刺激了行业的薪资水平和对人才的需求。正因如此,留在香港的内地人中,大多都从事着金融和贸易行业。他们的高额工资一直被外界所艳羡。投资银行按不同岗位来算,月薪大概4万到10万不等,基金公司月薪大概2万到6万,银行管培生大概2万到3万,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大概 1.5 ……“那你的工资呢?我问付莎莎。

我的工资能让我现在住得起红磡月租两万的一居室吧。我不太喜欢和别人合租,所以就一个人住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工作日早晚高峰时的中环,到处都是穿着西装革履的金融白领,他们容貌精致且精神焕发,步履都是快节奏的。在竞争激烈的香港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激发着每个人努力奋斗的意愿。

吸引这些金融白领的不仅仅有高薪。完善的行业自律和政策法规,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平台,极具专业能力的金融同行,再借力香港本身的金融地位,任何一个心怀金融梦的人都能在这一方天地里驰骋。成长速度非常快,就算以后跳槽回内地,也是非常吃香的。付莎莎说。

何潇铭来港前在深圳的一家国企工作,因为经常要谈合作事项,免不了应酬喝酒,接待地方领导。但是来到香港之后,她几乎没有再参加过应酬。顶多是关系好的朋友在谈完事后小叙一下。

她提到,在内地办事习惯讲人情、看面子。比如说有时你明明对一个方案不太满意,但是碍于人情和面子,我们之前合作过、是老朋友,这次就算你做的不好,我们也会看在老板的面子上、过往的人情上和你合作,最后用你的方案。

但在香港不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大家只讲专业,不太讲人情。这也让我感到比较轻松简单吧,少了那么多头疼的人际关系要处理。在这座商业观点和职场文化偏西式的商业城市里,尊重并保护原则是被奉为圭臬的。

除了金融业之外,另一个行业也在香港方兴正艾,那就是保险业。陈萍是这个行业里的先行者。陈萍本是2005年通过直系亲属投资入境的方式携儿子从福建来到香港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是指让那些把资金带来香港,但不会在港参与经营任何业务的人士(即资本——投资者)来香港居留。不过,该计划已于 2015 1 月停止施行。

刚来香港时,陈萍一片雄心壮志,看到香港火热的地产行业和金融市场,她把手里的积蓄全部投入其中,想要大挣一笔。不料却碰上2007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香港金融市场受到波及。陈萍因此亏得一塌糊涂,家底都掏空了。

那时候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想着要不要回福建老家算了,不过觉得回去又没面子。我们福建人有一句话叫爱拼才会赢,还是留在香港继续谋出路吧。

在内地时,陈萍曾在中国人寿等保险公司工作,在经历了金融风暴后,她决定在香港操起老本行,踏踏实实工作赚钱。那时香港的保险业还没什么发展,我做这行的时候完全没想到它会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火热成这个样子。

在香港,保险更像是一种投资。香港的保险业拥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和体系,在保障范围、理赔、保费、保额、回报率和医疗水平上远超内地及台湾。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人赴港买保险产品。根据香港保监局发布的信息显示,内地访客购买的约 95%都是医疗或保障类型的保险产品,例如危疾(重疾)、医疗、终身人寿、定期人寿及年金等保险。2017 年,内地访客新造保单保费达到 508 亿港元。

除了内地人,有不少台湾人也会专门过来我们这里买保险。如今的陈萍在香港英国保诚保险公司担任项目经理,工作之余她还投资了多个房产和跨境医疗项目。保险业的蓬勃发展也拉动了保险从业者的人数。短短几年,香港的保险从业者已从几千人扩大到了一万多人,学历从本科覆盖至博士不等。我们团队里就有好几个博士。陈萍说。

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上个月还在我朋友圈里做电台主播的同学,下个月竟然来我们公司做起了保险。同样在保诚保险公司工作的杨晓嫣说。

我的同事已经在香港买了两套房了,也就是赚了两千万。杨晓嫣笑言自己相比之下是个不那么上进的人,客户有一定量就好,不要求太多。她想起签出的第一个保单是由自己的妈妈买的,顿时哈哈大笑。而我朋友圈刚做保险的那个朋友第一单就签了一百万。

行业的红利会吸引更多的分羹人,现在大量的从业者涌入,再想一下子挣到那么多钱也很困难了。杨晓嫣说。好在她对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和收入十分满意。每年假期,她都会例行带父母出国旅游。她说自己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看到父母炫耀般地在朋友圈晒旅游时的照片,就像个孩子一样。

能有时间用我自己赚的钱带父母出国旅游,这是我之前怎么都不会想到能在25岁实现的事情。杨晓嫣说。

2.4 “有问题找港漂圈’”

初来香港的内地人都会熟悉一个名叫港漂圈的网络社区——一个专门为在港内地人提供和分享资讯及帮助的组织,目前在微博上拥有21万粉丝。

2011年,新浪微博刚问世不久,工作之余的赵磊注册了一个名叫港漂圈的新浪微博账号,在上面分享各种香港的趣闻和资讯。之所以叫港漂圈是因为赵磊当时读到《人民日报》上有关港漂的一篇报道,这个与北漂相仿的词令他感到既新鲜又有趣。

当时大家都只知道北漂北漂是指到北京打拼的人,港漂大概就是指我们吧,从内地来到香港打拼的人。赵磊说。

赵磊的微博消息一经分享,很快聚集起一帮粉丝。大家在微博上讨论、分享和求助,这让他萌生了可以把它作成一个平台的想法。

就这样,以在香港,有问题找港漂圈’”为口号,赵磊成立了社交网络平台港漂圈,为在港或即将赴港的内地人提供找工作、租房、二手转卖、在港生活小贴士等实用资讯,短时间内粉丝增长到几万人,积累了大量人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港漂圈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2013 5 月,港漂圈的微博粉丝数量已达十几万,赵磊于是决定辞去原本在湾仔的金融工作,和3 名同是 80 后的好友将港漂圈作为创业项目,全职投入运营。

香港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自由公平竞争。只要你肯努力奋斗,就会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目前,港漂圈增设了网站和微信公号,除了原有的功能性资讯外,还举办过免费广东话培训班、爬山、品酒、单身青年聚会等活动。人气带动商机,越来越多的香港公司为开拓内地市场,想要招揽拥有内地和香港双重背景的内地人,于是也越来越频繁地在港漂圈网站上投放广告。地产商、网络供应商纷至沓来,成为其常期合作的广告客户。

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港漂圈公司的办公地点从赵磊的家里迁到了朋友的办公室,最后又迁到了位于红磡近一千呎(约93平方米)的新办公室中,人员也从最初创业的三元老发展到目前的数十人。

陈萍和赵磊相识于一次酒会活动,在得知赵磊运营有这样一个网络社区项目时,陈萍觉得非常有意义,想要给予支持。二人商量后,决定先发起一次免费的粤语培训班。

我有幸与众多的港漂们一起参与了这次粤语培训班。第一次活动是欢迎午宴,去之前我和朋友甚至有点疑心这是传销组织。因为不仅有免费的粤语培训,还会免费请我们吃大餐,可是天下哪有掉馅饼的事?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港漂圈馅饼不是骗人的。

港漂圈粤语学习班的授课老师均是香港本地人,也都是陈萍的好朋友。他们每周末下午都会义务前来教大家粤语,入乡随俗,学习粤语能帮助你们更好地融入香港社会。一位授课老师说。在学习粤语的过程中,他们还组织大家体验皮划艇、徒步登山、观看演出。这一切,均是无偿的。

我也曾是个港漂,知道独自离家在外不容易,想着大家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能帮一个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算是做善事给自己积福。陈萍说。

港漂圈粤语班的学习中,我也的确快速完成了进阶,能够慢慢听懂香港人简单的日常交流,并且有机会去到游客少去的海岛上领略美景。这一切都帮助我更从容地在这个社会里自处。当在餐厅坐下时,我也会不自觉地对递来茶水的服务员轻声说一句唔该

除了港漂圈,在香港的内地人也会自发地组织起各种,为彼此提供资讯和帮助。本来独在异乡为异客,但因为有这样一个一个的在香港的内地人连在一起,也减少了他们身处异乡的孤独感。

苏轼《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陵宫》诗云:半白不羞垂领发,软红犹恋性车尘。自注:前辈戏语:西湖风月,不如京华软红香土。’”“软红香土因故被用来形容都市的繁华。

此小岛外表多风光,可哀的是有人仍住陋巷……小岛中路本多康庄,可哀的是有人仍是绝望。”1981 年,香港电视剧《前路》的主题曲——《东方之珠》中这样唱到。健全的社会法治、丰厚的社会福利、国际化的视野与平台、自由的文化环境……这是生活在香港的内地人乐于向外人所道的。然而在美丽香港的背后,他们也体会到了香港最真实的一面。


3.1 房价贵如油,物价高上天

2017年,在香港民建联(民主建港协进联盟)第五年举办的香港年度汉字评选活动中,字在十个候选汉字中胜出,以4246 票当选为2017 香港年度汉字

这似乎是对香港万物皆贵的一种印证。当提到物价、房价时,我的采访对象们都会无奈地会心一笑。在香港,与高收入相伴的是高支出。高于内地两三倍的公共交通费用和蔬菜瓜果价格,动辄五六十港币(约为人民币四五十元)的街头速食快餐。学校食堂也并不便宜,一顿节省的午饭大概要花三十港币(约为人民币25 元)左右。

对于王小旎来说,第一次经过香港新界时看到的那些低矮的小农房还历历在目。作为记者,她比普通人更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也让她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香港的贫富差距。

她至今对一件事印象深刻。那时她刚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两三年,要对香港的贫困问题做一个内部调研形式的采访。他们来到九龙半岛西北部的深水埗,打算采访一些住在当地的老人。深水埗是香港最老旧的社区之一,建筑风貌大多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照片里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有林立的食肆、古庙和市集,如今已经显得十分残旧。过去,这里是繁忙的深水码头、二手货品的集散地和工业中心。而现在,它是香港最贫穷的地方,居住在此地的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数全港最低,老年人口比率(15.7%)却高于全港平均值。

王小旎即将要采访的这些老人们就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里。所谓劏房,类似于内地的隔断房,将原本狭小的房间再隔出几间来。毕业第一年,为了离公司上班近并节省费用,王小旎和另一个同学也租住过劏房。

然而当她走进劏房时,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劏房的大门像屠宰场冷冻室的柜门一样,一打开,涌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一个劏房三四十平米,狭小逼仄,却挤满了十几位老人。每个老人都住在胶囊一样小的房子里。王小旎说。她告诉我,香港还曾有过笼屋”——每间床位被铁丝网团团围住,就像笼子一样,人住在里面如困兽一般。不过已经被特区政府取缔了。

这个东西你真的要亲眼看到才会有震撼。王小旎回想起来仍忍不住慨。

当时我们去访问的那个老头,他整个屋子就两三平米,一生所有的积蓄都在那儿。他的小地方没有窗户,只有头顶上有一个。老人说他每天下午两三点必须到街上吸两口空气,不然会被憋死。可当时我在那儿采访,才十分钟,我就已经透不过气来了,我必须要出去一趟。

说实话,我之前一直觉得我刚毕业第一年住的那个劏房已经是极限了。因为隔音效果差,其实就相当于和好几个人挤在一块儿。可那一瞬间王小旎才发现,在香港原来还有这么贫穷的人。平时我们采访接触的都是高大上的官员、资本家,月薪十好几万、年薪千万的,突然看到底层社会还有这么贫穷的人,感觉两极分化是非常严重的。当时我们给了他几个买月饼的券,他非常感激,连连向我们鞠躬,这个事情对我的触动特别大。

老一辈的这些人,因为历史原因或者战乱,陆陆续续地来到这里,所有的亲人都找不到了,一辈子就呆在这里,可能死了都不会有人知道。

根据香港扶贫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香港贫穷人口约为99.58万人,贫穷率约为 14.7%。香港人口结构的持续老龄化对社会整体的贫穷数字造成了上升压力。在香港,65岁及以上长者的贫穷率高达31.6%——这意味着大约每 3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人贫穷。

长期以来,自力更生自己顾自己的观念影响着香港社会福利政策的走向,所以香港至今未设立覆盖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如今的香港人,退休后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个人储蓄,以及自 2000 年开始实施的、由私人机构管理的强积金。对于贫穷老人,政府会在审查资产后发放津贴或综合援助金。

而香港的房价则是本地人和在港内地人的另一个不可言说的痛。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劏房,王小旎在 2009 年毕业时需要支付三千多港币才能租住。中介非常凶,没少欺负我们,第一年人生地不熟吃了很多亏。随着香港房价的不断上涨,租金也水涨船高。如今,在香港月租一个普通单间基本需要支付四千到七千港币。而这样一个价格的单间也只有八九平米的面积,逼仄狭小,没有阳台,在湿热的香港就更别想让衣物晾晒到太阳。

为了节省房费,租客们往往会选择将客厅腾出来住人——这是香港租房的常见模式。这样一来,原本三居室的房子可以住四个人,住在客厅的那个人被大家称为厅长。尽管如此,现在住在客厅的刘沂铭每个月也需要支付五千港币。这样一比,本科交换时住的宿舍虽然不大,但简直就是天堂。房租的高低决定了生活的质量和空间,睡在客厅难免受到各种打扰,但她也只能默默忍受。以后一定不会再为了省钱住客厅的。

香港是全球公认的房价最难以负担的城市。《全球房价负担能力调查 2018》根据报告显示,在包括伦敦、旧金山、悉尼等全球92个主要的城市中,香港连续8年占据房价最难以负担这个头衔。

2018年,香港房价的中位数倍数为19.4,这意味着一个普通香港家庭不吃不喝不纳税,也需要超过19年的时间才能在香港买一套房。这个数字远超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悉尼以及温哥华,这两座城市的房价中位数倍数分别为12.912.6

香港的房价也影响着在港内地人的去留和行业选择。从事媒体行业8年的王小旎于2017年年底选择了辞职,转行去了一家金融公司。而她两年前就申请并获批了香港永久居民资格,但考虑到在香港置业难和注销内地户口的问题,王小旎一直拖延着没有去正式换领身份。

告别了从业八年的媒体,还是挺感慨的。但毕竟要在香港买房子,现在至少得一千万(港币)左右,真的很难。在香港,与房价、物价、工资成正比的还有加班时间。在盛行精英文化的香港,金融、律师、投行、咨询等被认为是高薪的万金油行业。然而对于付莎莎来说,金融业高额的工资并不能补偿她长期处于高压力下以及熬夜睡眠不足所造成的身体亏空,本科毕业快三年的她至今已经换了三份工作。

我实在受不了每天凌晨两三点下班,第二天早上八九点上班的工作节奏了。

但我的很多同事都很拼,可以做到每天凌晨三四点下班,第二天早上再精神抖擞的来上班,我确实做不到。与我的采访约在周末下午两点尖沙咀的星巴克,见面时付莎莎刚起床不久,手里啃着面包。如果周末没事,我会在家睡一整天。与我聊天时,她仍显得很疲惫。


3.2 最熟悉的陌生人

因为这座城市所携带的移民基因,香港对待他乡来客总是友好的,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尽地主之谊。在繁华熙攘的商场、档次稍高的餐厅,接待人员总是彬彬有礼,对不论何种口音的客人全都予以同等的礼待。

但在王小旎心中,这种礼待是陌生的,恰恰是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城市加速机械化的原因之一。这并不代表他们认可我们是自己人。”“内地餐馆在香港开得越来越多,而餐馆里大多还是内地人。所以内地人并没有融入香港人的圈子,我们仍是自己一个圈子。

在香港生活多年的王小旎对香港人的社会性格有着自己的感受。香港人的界限感是很强的,公私分明。我们公司有个香港本地人,工作效率高,非常专业,但是下班后你找不到他。王小旎说。不会像在内地一样,同事间下班后一起聚个餐,搭个便车。在这里,下班就是各回各家了。我们是我们,你们是你们。这种跨文化交际中的cultural shock(文化休克)在在港内地人的生活中难以避免。

对于何潇铭来说,嫁入香港后的亲戚关系变得很简单,大家平常没事不会走亲戚串门,联系比较少,不像内地一样有那么多的亲戚。”“这有好也有不好,整体关系比较淡,一般有事才会联系,不如在内地那么亲热。何潇铭说。

每次出门旅行,何潇铭都会琢磨给亲朋好友带点礼物,但先生告诉她,什么都不用带。这最初令何潇铭很不适应,但几次之后,她也习惯了旅行时不再带礼物给家人。这种若隐若现的界限感和区别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在象牙塔里也十分明显。

孙雨濛明白,入乡随俗,去了香港就应该和本地人打交道,但他觉得最不习惯的就是融入本地同学的圈子很难,主要还是文化上的差异吧,本来一个外来人想融入一个新圈子就有难度,再加上表达方式、政治认同等等都有隔阂,最后就发现比较难以融入。

孙雨濛选择了主动出击并顺其自然。尝试过几次后,他发现实在融不进去,就此作罢。刚入学时,孙雨濛的宿舍楼里也会开“ocamp”(即前文所提新生营),但那时候他还不会讲广东话,香港同学说什么他也听不懂。后来就算懂了广东话,也很难get到他们的点。反正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内地生有自己的。他们的方式比较疯狂,有点太嗨了。反正那种感觉我说不上来,但就是不一样。

在香港的大学里,没有班级的概念,大家自由选课,选到一门课就在一起上。学校、学院、学系、宿舍等都会组织各种活动,但没有哪个活动是要求学生一定参加的,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自由。但这种自由也造成了同学间的疏离,他们的交集仅限于课堂作业。

不过最后,孙雨濛在踢足球中找到了与本地学生的交集。因为喜欢足球,他在宿舍和学系都组织了足球队,认识了一些本地同学。但除此以外交往不多,也不深。

孙雨濛的记忆里,仍然是参加内地生的活动多一些,参与组织过两届内地生歌唱比赛,反正确实是比较喜欢跟内地生玩。”“比较难忘的是和一群在一个宿舍楼的内地同学处的很好,大家那时候周五晚上一起嗨一起打牌,一起唱通宵 KTV,在天台上欢度中秋唱《江南 style……干过很多有意思的傻事。

而刘沂铭则对香港同学的作息习惯表示震惊:香港人好像和我隔了两小时差一样。晚上12点过了宿舍楼还灯火通明,80%的宿舍都亮着灯,有时甚至可以听到开party的声音。交换一学期后,我也从规律的作息变成了每晚凌晨三四点才睡觉。

令刘沂铭不习惯的正是属于香港学生的舍堂文化舍堂是港校宿舍为学生提供的共同生活玩娱的场所,在即将卸下一天的疲惫之时,香港学生便开始在舍堂开展各类歌舞桌游竞技活动,喧闹嘈杂声不绝于耳,有时甚至不过午夜不罢休。若遇迎新、毕业等重大节日,则会不眠不休,尽情狂欢。对于习惯了三点一线规律作息的内地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冲击。当我提到印象中的香港学生大都比较积极主动参与活动、热情交友时,付莎莎犹疑地摇了摇头,向我提起香港中文大学的宿位问题。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港校一直无法满足所有本科生的宿位需求,但都优先为内地生提供四年宿位保障。本地学生则需要靠赚取积分来争取宿位。做义工、组织或参加社团活动、担任宿舍管理员,都是赚取宿舍积分的办法。

内地学生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拥有四年宿位,确实是有问题的,会让本地学生心理不平衡,内地学生在参与校园活动方面也因此没有那么积极主动。自2016”年起,香港中文大学校委会便取消了给内地生提供四年宿位的制度。内地新生的宿位保障由四年变成三年,剩下一年需自行外租。

但本地学生做了这么多,也不能说明他们就真的很热爱义工、很热衷和内地学生交朋友,大多时候其实是为了赚积分。付莎莎无奈地笑了笑。大家还是各有各的圈子,我也不会去刻意融入他们。

孙雨濛、付莎莎和刘沂铭都告诉我,他们和本科时认识的香港本地同学都已没有联系。大家就像是生命中的过客,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不得不承认,无论内地人在香港呆多久,似乎都难以完全融入这里的文化和生活。你在看《人民的名义》 他们在聊港片,《玛嘉烈与大卫》   你在刷微博看新闻,;他们在用 FacebookInstagram;你在关注内地的快速发展以及如火如荼的创业形势,他们关心的还是最近香港楼价是涨了还是跌了。即便你的身体离开了内地,你的精神世界却仍然不停地从内地汲取养分。这样的矛盾似乎一直常伴着在香港的内地人。香港终究是友好而陌生的。


3.3 傲慢与偏见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香港人非常踊跃地捐款。但是2016年,我带着一个怀孕的朋友在香港乘坐地铁,竟然没有一个人让座。不知道是不是听到我们讲普通话的原因。当我问及香港近几年来的变化时,陈萍感慨道。

在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的趋势下,两地的矛盾也逐渐凸显。内地基金涌入香港房地产市场,使得原本就高不可攀的香港房价愈发水涨船高;对内地自由行的开放,使得赴港游客暴增;奢侈品店和连锁店能吸引内地客消费,许多本地人开的独立小店却因此难以生存。许多内地人来港享受香港公共服务(如双非孕妇赴港产子),有的疯狂购买生活必需品(如奶粉、纸尿布),也有水货客来做生意。这些都大大影响了香港人的正常生活。每到节假日,香港的百货商场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箱买买买的代购,天气一热,熙攘的人群就像真的沙丁鱼般黏黏糊糊地挤在一起。

不仅如此,大量内地学生与内地人才来香港取得学位与工作机会,也给香港本地年轻人增添了更多压力。在香港高校面向内地招生以前,港生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主人,港校是本地化十足的学府。

所有的这些,在香港人民的不满与抱怨声中演变成反对水货客” “反对、双非孕妇’”反对内地游客的口号,甚至升级成蝗虫论的骂战,被港独者据为理由。这导致中国内地入境香港访客在2015年、2016年持续下跌,也直接影响了香港零售业。

香港与内地,似乎拉开了一条口子。不可否认,部分来港的内地游客确实存在不当行为,例如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闯红绿灯、插队,甚至放纵小孩随地大小便,这些两地媒体报道中所提到的内地客无视公共纪律破坏市容市态的做法无不令香港市民憎恶嫌弃。但对于一些在港生活的内地人来说,这种傲慢与偏见似乎更像是与内地人三个字伴生而来的刻板印象,似乎内地就等于粗俗

王小旎至今仍记得那件令她一想起来就生气的事儿。那是在2016年的一天,上出租车后的王小旎发现自己没带钱包,情急之中下意识地用普通话和司机解释,麻烦他帮忙兜回去,车钱照付。到家取好钱包时,司机并没有先行离开。于是她又坐着这辆车前往目的地。

第二次回去的路上有点堵车,司机师傅竟开始不耐烦地用广东话骂骂咧咧。在香港工作八九年的王小旎早就对粤语烂熟于心,但她默默装作没有听见。

他当时用粤语骂前面都是大陆车堵住了路,可我看了一下,前面全部都是香港车牌。那时我想他可能是对我是大陆人不满。

就这样,司机骂骂咧咧了一路。到快下车时,王小旎听到他骂出了一个非常难听的词:索嗨(粤语里骂人的脏话)。我当时忘了录音,也一直忍着,想着反正要下车了赶紧走就是。我找他要发票,没想到他说没有,我质问他怎么可能没有,没想到他直接让我滚,还继续骂我是大陆嗨”“我当时整个人愣在那儿了,但也确定了他就是针对我大陆人的身份。”“没有录音证据,所以我没办法走司法通道举报他。因为这个事我还专门找了特区政府旅游局,好几天才平复了心情。王小旎回忆时语气仍有点激动。

我在这里呆了八年,就因为我讲普通话就遭受歧视。这其实是一件很小的小事,但是一旦经历,你就会觉得没有和这个城市融到一块儿。它在你心上划开了一道口子,它始终不是你的家。

因为讲普通话而受到差别对待的事情时有发生。杨晓嫣说她逛商场时最讨厌人家问她是不是刷银联卡。在香港,人们大多使用VisaMasterCard信用卡,而银联卡则是导购们辨别内地客的标识之一。每次她们用略奇怪的语气问我时,我就会掏出钱包里的Visa白金信用卡。

这种生活中的小细节常常冲击着内地人的心理,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他们这毕竟是在异乡。不过对于像付莎莎一样的内地人来说,他们选择性地忽视了这种傲慢与偏见。不想玻璃心,并且那些新闻都挺无聊的。我舅舅经常在微信群里转香港怎么怎么仇视内地人了,情况危险的好像我走在香港就会被打一样。

对于他们来说,尽管都曾或多或少遇到过傲慢与偏见,但远远没有媒体渲染的那么严重,大部分香港人还是热情而友好的。出门说普通话并不会被甩白眼;茶餐厅的阿姨态度不好也不只是针对内地人;而拖着箱子的水货客其实很多都是香港本地人,并非内地人。

半晌她又补充道,每天上班已经很累了,大家其实没多少心情管这些,我现在很少看新闻。作为东方之珠,香港拥有世界金融中心地位,拥有光辉的电影历史,也以其廉洁、法治享誉世界。这一切塑造了香港身份的光辉与荣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内地经济与社会迅速腾飞,不断缩小着与香港的差距。在北京、上海GDP陆续超过香港后,2017 年,深圳也以2.24万亿GDP首次超过香港的GDP水平。然而,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并没有更新内地在部分香港人心中的形象。文化认同上的本质差异,也使得两地之间始终有一层隔阂存在。

刘沂铭在做小组作业时,发现同组的两个本地同学非常偏信香港媒体所报道的关于内地的负面新闻。就是那些非常显而易见的fake news假新闻)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相信。(他们也没有去过大陆,却和同组的澳洲同学讲,说有个人在中国旅游,第二天醒来在宾馆发现自己的内脏被切了。我当时非常想反驳,但是英语不好,不知道怎么反驳,只能干着急。”“那时候澳洲同学正好要去北京玩,被吓得不行。结果从北京回来后说那里的东西很好吃,还和我说她吃了煎饼果子。刘沂铭回想起来哭笑不得。

港校里的一些本地同学,私下会半戏谑式的把内地生称为“NDS” “内地生(拼音的缩写),这样一个拼音化缩的字母,正代表了一种生硬的疏离和傲慢。这种疏离和傲慢也体现在本地学生对内地学生的认同上。2015 年,香港大学内地学生叶璐珊参与竞选学生会,遭到香港本地学生抵制,这件事将内地学生和本地学生拉到两个对立面,在当时引发两地热议。

孙雨濛也有同感。从社交媒体、苹果日报,包括平时他们对大陆的看法,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没有真正去大陆了解过就人云亦云,可能这点内地生比他们要好得多,因为我们在两个环境下都生活了好多年,看问题会更包容更客观。大陆现在发展这么快,但是香港人的眼光还是局限在大陆和大陆人的负面。

这让我想起有次在学粤语时,授课的本地女老师正兴致勃勃地教大家香港的社交礼仪。内地人啊,聊天时比较爱打听对方的收入、婚恋情况,这在香港都是个人隐私,我们都避免的……”话音未落,讲台下有位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内地女生立即反驳。老师,我们大陆人现在也不问了,您说的那是几十年前。讲台下的内地学生们相互点头示意,似乎在为捍卫住了某样东西而欣喜。下课时,这个岭南大学的女生讲起她和同宿舍楼的本地同学发生冲突的事情。

凌晨两点,香港本地同学仍在宿舍楼里兴奋地开着party,她生气地出门制止。已经凌晨两点了,你们能不能尊重人不要这么吵闹?”“我们要是不尊重人的话,就不会在这里和你讲普通话了。女生一下子愣住,本想继续理论,但看着对方人多势众,只好带着满腔的愤怒与委屈,默默地关上了宿舍门。


3.4 “民主与面包

20151月,刘沂铭刚到香港城市大学时,香港占中的余波还未完全消散。从电梯到宿舍门口,到处都贴着黄纸黑字的我要真普选的标语,墙边摆放着长长的一列黄雨伞。我当时进门都是怕的,我真的很怕被打哈哈。刘沂铭半开玩笑着说。

在香港,参加游行集会需要在政府实名登记。我当时和两个参加了占中的本地同学细细聊过这个问题。他们说他们其实也不知道占中具体要做什么,但是他们觉得身边的人去了,自己也应当去参加签名。学期交换结束,刘沂铭从香港返回武汉。当在电视里看到央视关于占中的新闻报道时,感觉就像从新闻现场刚回来一样,恍若隔世。她说。

在香港各大高校内,大多设置有一面民主墙,旨在供在校学生表达自由意见、发表自由声音。20179月,中大一位内地女生撕掉民主墙上贴满的宣称独立的海报,并与本地同学发生争执。这一情景被人拍下发至互联网,又一次引发了两地激烈的争论。我们很多同学虽然不太认同她在民主墙撕海报的方式,但是她敢于站出来为内地生发声,我觉得她还是挺厉害的。孙雨濛说。

在香港高校里,学生们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与参与程度比较高。孙雨濛也主动向我提起了占中事件。对于他来说,占中是他在香港经历过的最难忘的事。香港中文大学有一条主步行路叫百万大道”   每年中大的毕业典礼都会在这里举办。这里是学校的核心地带,经常会搞活动,但是很少成为政治集会的场所。孙雨濛说。

但在占中事件发生后,学校的百万大道上挤满了人,堆满了黄雨伞,很多参加集会的同学轮班去台上拿着话筒,讲香港应该怎么争取真普选。我就在大道旁看着这一切,目睹着这场政治风暴,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其实我还是能理解香港人的感受的,憧憬了那么多年的普选。但是这些学生后来的做法显然变了味道,在学生与政府政改小组辩论的直播里,时任政务司司长、今天的特首林郑月娥说你们不能用违反基本法的方式来争取普选,学生当时就说我们不会遵守恶法。这让我意识到,香港人争取民主的同时是可以破坏法治的。我们在校园里也会接到一些传单,说服我们用罢课堵路、破坏设施的方式来胁迫政府。如果用破坏法治的方式争取民主,他们这种方式哪里还有公义可言呢?所以我明白,香港的民主倒向了破坏性的民粹做主。

孙雨濛很认真地和我谈了他对”“占中的看法。这场初衷为民主的运动在香港掀起轩然大波,也给香港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香港学者当时的介绍,占中给香港造成的经济损失保守估计约有3500亿港元,波及旅游、餐饮、保险、金融等诸多行业。自占中以来,内地自由行日减 200 团,酒店入住率跌八成半,零售额和GDP显著下滑。占中者们非法霸占道路,也阻碍了巴士、出租车甚至消防、救护车的达到时间。

一批香港零售业、果菜业、冰鲜禽兽业的商贩聚集于铜锣湾,占领中环谴责的示威者阻塞了交通要道,给他们造成重大损失。

这些占中的人堵了别人的路,也影响别人做生意。在那段时间里,何潇铭要花比平常多两倍的时间才能到达位于中环的公司。所以你会看到后来,支持占中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影响了大家正常的生活、工作、赚钱。

何潇铭从来不会与公司的香港同事谈论这些事情,在家也从来不会与先生或者亲戚聊起。大家基本都不谈的。有时听到电视里的相关报道,尽管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表情和反应,但这并不影响大家在饭桌上其乐融融。

20141215日,这场为时两个月的非法占中行动也最终宣告落幕。


4 香港还是那么

26年前,艾敬的一首《我的1997》风靡大江南北,一句香港香港怎么那么香更是脍炙人口。26年过去,这颗璀璨的东方之珠风光依旧,但也在时代的浪涛中露出疲惫的身影。与此同时,内地经济开始有了飞速发展,这让身处香港的内地人有了不同的选择。


4.1 等待三颗星

根据香港入境处的规定,凡在香港连续居住满7年的居民方可获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拿到香港护照。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俗称三颗星,因其上注有“***”的标记而得名。

从本科开始起算,付莎莎已经在香港快呆满七个年头。2018年秋天,她就要去申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这就像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拿了身份之后再去哪儿就等以后再说吧,现在没有想这么多。付莎莎说。

162个国家免签,在港买房享受与本地人一样的低税率——这是内地人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后的最大优势所在,也是与香港居民身份证最本质的不同。从拿到香港永居权的那一刻起,这些内地人就从身份上变成了香港人,享受与所有香港本地人一样的权利与福利,拥有特区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对于许多内地人来说,拿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策略,尽管香港不一定是最终的归宿。既然能拿,为什么不拿呢?又没有坏处。付莎莎说。

四年,是在港内地人的一个分水岭。要离开的人其实提早就会离开了,但只要是呆满四年的,一般都会选择继续留下来。这已是杨晓嫣在香港的第四个头,她选择越过这个分水岭,继续留下。因为实在是很喜欢香港,这里很好,离家也比较近。

对于林楚来说,这段等待的路更长,在未来三年内拿到单程证后,她还要再在香港连续生活七年才能拿到永久居民身份。何潇铭也是一样,尽管已结婚多年,她也要等两年后才能拿到永久居民身份。

他们也并非单纯为了这三颗星和一本深蓝色的护照继续留在这里。完善的法治、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国际化的教育……是香港仍然吸引他们的地方。

去年11月,刘沂铭在学校卫生间不小心遗失了钱包,慌乱之中去保安处求助。

在保安的帮助下,她来到警务处报警备案。拿到报案单的一瞬间,还在读书的她突然冒出了想要留在这个城市的念头。

主要是丢了一堆证件,钱包里面其实只有两百港币。但警察还是给我备了案,给了我报案单,真的是事无巨细。就像电影的阿sir一样,很帅也很负责。刘沂铭笑着说,不知道能不能申请上博士。虽然以后去哪儿还是个未知数,但那一瞬间真的很想留在这里。

对于早已经拿到香港永居身份的陈萍和赵磊来说,他们已经把香港当成了第二个家,在这里安家置业,抚养子女。赵磊目前正在从事新的电商创业项目,希望能在香港挖掘更多互联网的机会,陈萍也在不断地开发内地与国外的新投资项目。


4.2 我是香港人吗?

王小旎在2015年申请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并获得批准。然而她事后才了解到,领取这个永久居民身份的同时也要注销内地身份证和户籍。

那一刻,突然很舍不得,因为注销之后就再也加不回去了。

犹豫再三,她向特区入境处提出了延缓办理永居身份,并得到允许。如今,两年多过去,她仍然没有去换领这个永居身份。

香港特区护照对内地人在出国免签和在港买房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是我一年也没时间出多少次国,这么多国家的免签真的有意义吗?再说买房,不论是否免税,我现在其实都买不起,都得要一千万。所以这个身份对于我来说,价值并没有那么大。

而理性分析的背后,王小旎更迈不过去的是心理这道关。你说,拿了这个身份,我就是香港人吗?

就像所有身处异乡的人一样,身份认同始终是一个解不开又绕不过去的难题。在香港,我也有自认为融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比如在菜市场、公园和本地街坊聊天儿,用粤语采访然后对方把你当做自己人,和你聊很多。

近些年,在港的内地人逐渐增多,普通话的普及率也呈几何式地飞速增长。走在百货商场,漂亮的导购员会面带微笑地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哪怕是街头巷尾的小商贩,也都能用蹩脚的普通话与你聊一两句。

但并不是说香港人会讲普通话就是认同你的文化或者喜欢你,我的感受是他们骨子里还是不认同我们的,讲普通话也只是为了挣钱,毕竟文化上有本质的出入。与本地人结婚的话,这种分歧会稍微好一些。因为我现在会广东话,所以有时候也会捉弄一下他们。去一个专柜买东西,那些柜姐和我讲普通话,我就反过来讲粤语,她们就会很惊讶地:啊原来是自己人!

在香港,讲粤语会更容易被当做是自己人这是很微妙的一种感觉。

所以一旦呆久了,尤其对于那些已经拿到香港永居身份的内地人来说,复杂就复杂在,到底是把自己当做香港人还是内地人?王小旎说。

拿到永居身份后,你会觉得你是香港人吗?我将这个问题询问了我的所有采访对象,他们都给了我否定的答案。

当然不会啦,我只会介绍我是生活在香港的广西人。何潇铭笑着说。虽然嫁到了香港,但是两地的生活差别仍然较为明显,先生不太会讲普通话,她一般也与他讲粤语。不过也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香港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她说。


4.3 再见,罗湖桥

2015年研究生毕业后,孙雨濛选择回到北京,放弃了呆满六年的香港。这是一个比较出人意料的决定,因为只差一年,他就可以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难道不可惜吗?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因为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占中,结合这么多年的经历,感觉我这个内地生在这里没有归属感。而且香港的住房条件确实太差了,三十多平米一家四口住。我喜欢弹钢琴,我至少不会居住在一个连钢琴都放不下的地方。而且能感觉到,香港变得闭塞了,不是我眼中开放的地方了。

大三时,孙雨濛曾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换过一年,之后便一直很向往去美国读博士。所以我很早就决定离开香港。但最后博士没申请上,反倒申到了中国银行总行的工作,觉得也还不错就来了。

但这并非代表孙雨濛不喜欢香港。香港比起内地有两大特色,一是民主,一是法治。我最喜欢香港的法治,法治真的能解决问题,约束不良行为的发生。其实香港的精神我觉得概括起来就是专业精神,这是一个中性词,有好有坏。每个人都是一个专业的employee(即雇员),所以每个人工作都很勤奋,社会发展的也确实不错,但下班也确实很晚。每个人又都是专业的公民,这使得大家都遵纪守法,宣扬社会公德,极端痛恨不公不义,但又使大家过度发声,无论你专业与否。这样一来,对的声音也有可能被垃圾言论所掩盖。尤其香港有一种民主至上的传统,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又比较软弱。但是法治是这个社会公义声音中最嘹亮的一个,因为法治可以规范,大家还都会遵守。

香港的法治还好依旧健在,给社会很多规范,看那些香港法院的判词,有理有据,还会去解释社会上的一些争拗,比如对梁游辱国宣誓的判决,就非常让人信服,还解释了人大释法在这次事件的影响,所以我非常推崇香港的法治精神,这是香港依然具有吸引力的原因。

但怎么说呢,占中事件某种程度上打碎了我对民主的信心吧,转而推崇中国的体制模式。中国模式并非没有问题,但是它确实发展的很好,不仅有事实可以佐证,它的方法论在香港政治经济学界也有很多推崇的声音。反观美国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英国的退欧保守主义,其实走上了很多倒退的道路。再加上香港的专业精神和公民精神也影响了我,让我觉得自己应该努力去改变社会,多多参与政治。

从南到北,这已是孙雨濛来到北京工作的第三年。2015 7 月,他到北京参加中国银行总行的培训。当时的北京,人们已经满大街地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方式,但在香港还暂未开通。在港呆了多年的孙雨濛早已习惯八达通和信用卡,没有用过移动支付。有一天跟新同事们出去吃饭,一个女生抢着买了单,随行的同事们纷纷把钱还给了人家。第二天上课,孙雨濛从口袋掏出皱巴巴的五十一元纸币——两张二十的,一张十块,一张一块——递给那个女生,没想到对方死活不要。后来有人告诉孙雨濛,你给她发个微信红包就行

孙雨濛半信半疑地转了个五十一元的微信红包,没想到对方真的接收了。那个时候我才真的感觉到移动支付的强大,它可以改良人们沟通的方式,也感觉到一个闭塞的环境真的可能让人跟不上潮流。

香港人还是更安土重迁一些,读书在香港,工作也是在香港,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想法去另外一个环境生活,和很多大陆人的生活不一样,可能你不是北京人,但你就来到北京读书,来闯荡见世面,香港没有这个环境,这样的氛围会使得香港闭塞。他说。

如果整体上问我是回大陆工作还是去香港,还是香港吧,可以积攒几年经验再回大陆。但是中总行这个工作我觉得视野也很开阔,所以我就来北京了。

既然去意已决我就没想过拿永居身份,它对我意义不大,我不是那么需要免签的人,也没那么热衷于出国旅游。孙雨濛说。

如今,随着内地一线城市的经济发展,许多内地人也像孙雨濛一样洄游至内地。深圳市政府对人才落户、买房、创业提供大力资金补贴,吸引了内地乃至香港本地人到深圳工作和定居,广州、惠州、佛山等广东省城市也都是他们选择的热门地点。

与之相对应的,是2016年内地来港定居未满7年人数较10 年前锐减5万,数量约为16.6万人。

离开的那天,孙雨濛乘坐港铁东铁线,看着熟悉的地铁站牌从眼前一个个闪过。最终达到罗湖站的时候,他突然无限感慨。回首这六年岁月,在软红香土的异乡,有他最怀念的青春时光。


当年他是从罗湖来的,后来又是从罗湖走的。

时光一晃,香港回归也已是二十年前的旧事,这片土地依然寸土寸金,人来人往。这种停车暂借问的感觉,也似乎从来没变。

再见,罗湖桥。

 


作者:何欣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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