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塘约:当代农村集体 经济与乡村治理个案调查

2018-07-12来源:摘选自硕士生毕业论文

摘要

该新闻作品,重点呈现了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将土地流转回集体,调整产业结构,从而快速脱贫、实现小康的历程和实践经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行乡村振兴战略,总的要求是在农村地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本文通过深入塘约村的两次实地调研,重点呈现和分析了塘约村在“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村级集体经济方面以及党员管理、干部考核、村规民约等乡村治理方面的有益做法和实践,同时也看到了一些新出现的发展问题。此外,还通过对该地区大院村等地的调研,揭示了推广“塘约经验”时值得注意的现象。

作为“国家级二级贫困村”的塘约,在 2014 年夏遭遇两场洪水侵袭,洪灾之后情况更加困难。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塘约村进行了以土地确权登记、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到村集体合作社进行规模化、集约化运营等措施为核心的农村深化改革。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塘约村集体资产突破 200 万,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倍多,村容村貌也发生巨大变化。

序言

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浪潮中,靠体力活吃饭的农民工愈发有失业之虞,而市场也不会再给粗放分散的小农经营以更多的生存空间。农业还有没有前途?农村还是不是回得去的故乡?这个问题要予以解答,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空壳村”、公共服务设施凋敝、治理孱弱的困境也要得到解决。

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用三年多以来的发展实践,尝试着去回应上述问题。塘约村曾经是一个二类贫困村,与中西部地区很多农村一样,依靠着传统的粮食种植业过活,全村三千多人口中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外务工,村集体的资产不足 4 万元,基本上属于人力和集体经济上的双“空壳村”。2014 年夏一场洪水席卷,该村近乎陷入绝境。

穷则思变,这场洪水把塘约“逼上梁山”,该村党支部把村干部们组织起来,在市区两级政府的支持下,走出了一条土地流转到集体,全村抱团发展的道路。应该说塘约村各项自然禀赋均属一般,但通过释放土地流转、集中经营的红利,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开展合作社多元业务,在到 2016 年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该村就实现了村集体资产突破 200 万,人均年收入增长 1.5 倍,突破一万元。2017年 3 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到塘约村调研时,更是与村党总支订下了“塘约之约”,即在未来几年内,争取村集体经济达到 500 万元甚至更高,农民人均收入达到 2万元,实现集体收入和人均收入两大指标均翻番。

塘约村的发展故事,反映了广大农民脱贫求富的热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也是为了使农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定位,同时在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塘约村及其背后的众多中国农村,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正与这一论断相契合。

本文通过 2017 年夏秋的两次实地调研采访所获得资料,重点梳理塘约村在集体经济和基层治理方面的发展历史和经验。综合来看,该村曾经的困境不是孤例,那么它的成功经验对于其他农村而言也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笔者还在调研期间走访了同属安顺市平坝区的十字乡大院村、天龙镇高田村等地,将这些村的一些情况与塘约村相比对,希望藉此更加清楚地说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可行的出路。

第 1集体化:“变化和成效皆惊人”

1.寻找塘约

在 2016 年以前,贵州安顺市平坝区以外的人,很少知道“塘约”。

塘约之所以为人所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宏甲所著的《塘约道路》这本书。该书写成于 2016 年 10 月,甫一完稿就在贵州地区引起热议,当年 12 月份在北京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办了一场专门的研讨会,更使得这本书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会写塘约?在这本书第一章的最后一段,作者写道,“我在这里看到了:百姓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党的作用,人民的力量”,他还说,“我如果没有看到了也就罢了,看到了,不敢不写”。

打动王宏甲的,是塘约村在进行土地流转,重新走集体化的道路之后,“变化和成效皆惊人”。

曾是二级贫困村

塘约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其原本所在的平坝县,于 2015 年撤县改为市辖区。平坝因为“地多平旷”而得名,这在贵州群山环绕的地理特征之下是难得的发展优势,加之所在的安顺市位于贵州省中部,东边紧邻省会贵阳,沪昆高速公路、厦蓉高速、沪昆高铁等国家交通大动脉横贯全境,是省级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安顺市素有“西部黄金通道,黔中文化走廊”之称。

然而,对于塘约村而言,他们过去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些优势的存在而受益良多。在 2013 年,塘约村还是人均年收入不到 4000 元的省级二类贫困村。这是什么概念?按照贵州省的标准,贫困村分为一类、二类、三类三种,其中贫困发生率 在 31%-37.5%(含 31%)之间的为二类贫困村。

要摘掉贫困村的帽子,塘约需要实现“一降一达一超”的出列标准,即:

贫困村贫困发生率每年下降 4.3 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省平均数的 60%以上

当年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10 万元

现实是塘约村 921 户 3393 人,2013 年贫困人口有 645 人,人均年收入 3786元,村集体经济 3.92 万元 。相较之下,2014 年贵州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671 元 ,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0489 元 。由此可见,无论是上面三个中哪一个指标,塘约都不能满足,贫困的帽子算是稳稳地带上了。

这些数字的对比还不足以完全体现出塘约的困窘,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这些年塘约村“空了”。因为种地不挣钱,塘约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务工。他们到江苏、到浙江,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最多的时候,总人数三千多人的塘约,外出务工的人数超过千人。这几乎是塘约村的劳动主力,塘约成了“空心村”。基层干部通常会戏称,这样的村子就靠“386199”部队支撑着,即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塘约村的土地撂荒比例一度达到了总耕地面积的 1/3。光靠种粮,能解决吃饭,但是穿衣看病子女入学都需要钱,不去打工该怎么办?后来成为塘约村“金土地”合作社理事长的罗保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曾到无锡打工,和他同去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弟,那时候华西村的工厂风头正劲,他们在毛毯厂里做机器维修。

“村里面那时候都是泥巴路,很难走,去无锡打工的,有的夫妻俩一年能挣十几万,根本没人愿意回来”,罗保华回忆道。

后来,因为母亲年老需要人照顾,罗保华主动回来挑起家中重担,两个弟弟则留在了无锡继续发展。罗保华自己单干了几年之后,在 2015 年加入合作社,跑蔬菜销售业务,也见证了塘约面貌的蜕变。

毕竟,在安顺市扶贫办下达的通知中,平坝县乐平镇塘约村,出现在了 2015年安顺市计划出列贫困村名单中。塘约贫困村的帽子,在罗保华加入合作社的那一年,才终于摘掉了。

走在今日的塘约

在塘约村委办公楼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塘约的变化。广场的展板上有塘约在 2014 年以前的照片,画面中基本上是灰暗的水泥平房,在杂乱的庭院前是窄小泥泞的村路。现在的塘约,村民的住房外观进行了统一的装饰,墙体外表都涂上了淡黄或者粉红的颜料,红瓦下面的屋檐被白色的木格子包裹着。有的建筑采用的是罗马柱式的支撑结构,看起来堂皇大气,有的则采用了灰砖镶边,有着“徽式”建筑的婉约感。不知道这些建筑风格是自发的还是村里的规划,在一个区域内基本保持一致,所以整体看起来干净整洁、错落有致。

塘约村委办公楼坐落于“塘约三院”,即彭家院、李家院、杨家院的交汇处。在塘约村 10 个自然村寨中这三院是中心地区。它们在地理位置大概位于塘约村 5.7平方公里版图中的偏东南,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是塘约最活跃的地区。办公楼是一个三层小楼,外观是淡黄色,在一楼大门的上方嵌挂着“塘约社区服务中心”几个红字。进入大厅后,正对着的是楼梯,一二层的楼梯间是一个大的落地窗,使整个大厅都很明亮。

一楼从左到右依次有计生协办公室、接待办公室、综合改革和经济办公室、卫生服务室等,因为一楼的还有一个对外开放的便民服务大厅占据了很大的面积,所以二楼才是村委办公室的集中所在:有党支书办公室、党群活动室、村主任办公室、合作社办公室以及作为开大会的道德讲堂、综合培训中心等。办公楼的三楼有一个图书室、一个不大的食堂,还有一间小屋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在村里的住处。

站在塘约办公楼三楼的平台上,可以俯瞰塘约的核心区域。办公楼前,一个个停车位的白线一看就是新的,如同村里柏油路上的红黄线一样;不远处有一个圆形的群众广场,旁边有小型的塑胶篮球场,池塘上建有水泥材质的亭子,两三层的民居连成一片向远处延展;斜对面的山顶上“穷则思变”几个红色大字由钢架支撑着。而在这个办公楼的右侧十几米,塘约村新的综合服务楼正在建设。

塘约村的新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符合人们对于“美丽乡村”的想象,更何况是在本来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来到塘约村的人,面对这样的今昔对比,都会不禁想问,这里发生了?在塘约村里找人问,基本所有的人都会从 2014 年的洪水说起。塘约村的改革是从灾后重建开始的。

2.改革前传:面对洪水后的家园

2014 年 6 月 3 日,安顺市平坝县遭受暴雨袭击,降水量 3 小时达 187.7 毫米,受灾的居民说,“平坝好多年没有这么大的雨了”。事实上,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次暴雨是当地自 1957 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平坝县启动二级应急预案,当时初步统计,此次特大暴雨自然灾害造成全县直接经济损失近 15 亿元,2.3 万人口需要救助。塘约村也在受灾范围内。

在村里地势最低洼的白纸厂寨,寨子前面的土地整个被洪水淹没,暴雨在地上汇集成河,裹挟着泥土,像一条黄色的巨蟒般穿过村民的门窗、庭院,年久失修的危房摇摇欲坠,有的已经完全垮塌。“那场洪水真是大,就算村委会前面,李家院、彭家院的这个田地也都被淹了”,罗保华想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他提到的这块儿,还是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

市委书记:你这个村有前途

洪水发生之后,塘约村的村干部纷纷出动,到全村 10 个自然村寨里救灾,帮助受灾户建房。灾后第 2 天,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来了。这次到访,没有事前通知,周建琨一行径直前往塘约村受灾最严重的村寨。

塘约村村支书左文学当时正在别的村寨救灾,闻讯之后赶了过来。左文学记得当时村里路坏了,车子进不来,市领导们是踩着泥泞进来的。周建琨在受灾现场走访时,几个农户家的妇女听说市委周书记来了,也纷纷赶了过来,让书记帮帮她们。没有提别的,只是说先修路。村里男劳动力都外出务工了,现在洪水把路又冲垮了,她们以后没办法下地干活。

周建琨答应了。他在走之前,对左文学说:“你这个村有前途。”

之前,村里的人靠着传统农业勉强度日,现在一场洪水把家园摧毁得遍体鳞伤,许多农户变得一贫如洗,“是穷到底、困难到底了”,左文学想不明白,怎么会有前途?

周建琨之所以这样说,是看到了两点:第一,面对这样的灾情,塘约村反应及时,没死一个人,村干部纷纷战斗在救灾一线,这样的队伍有组织力;第二,妇女们要政府帮助,没有要钱要粮食,而是要修路,这样的百姓有心劲儿。

全村办成一个“合作社”

“你可以成立一个合作社,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把村民组织起来”,周建琨给左文学这样建议道,“政府永远只是帮,不是包”,要靠“群众的内生动力”。在塘约村日后的改革中,周建琨提出了很多关键的建议,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也把塘约村作为其扶贫工作的联系点。可以说因为洪水灾情视察这个偶然的机会,才使他和塘约村联结在一起。

左文学经过一番思考,在周建琨来塘约视察灾情的那天晚上,通知村支两委11 名干部,来村委会开会。

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成立合作社。对于这些出身庄稼汉的村干部而言,合作社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以中年人为主,也有年纪大的。在年轻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人民公社时期,在生产队里攒过工分。

新中国农村合作社的由来,是在 1951 年全国土改完成之后,农村地区因为小农经济的固有缺陷,又开始出现了土地集中、贫富差距显现等问题,农民之间自发的互助组织也开始出现。

之后的农村合作化进程,经历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村生产合作社——高级农村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些历史阶段。在 1958 年,急速推进的合作化步伐,因为脱离实际,给国民经济和群众生活带来了困难;而在 1983 年,随着撤销人民公社、设立乡镇的中央通知下达,“合作社”这一概念开始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

不过,村干部们联想到的,不是历史上的,而更多的是当下存在的“专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多是由大户、企业来承包,雇佣当地的农民作为劳动力。东部发达地区早已有之,贵州也出现了不少。

那么,塘约要成立什么样的合作社呢?

“我想好了,把全村办成一个合作社,把分下去的责任田全部集中起来,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左文学说的这番话,出乎大家的意料。

有人问,这是不是走老路?

左文学拿出自己的笔记本,他指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农民对承包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相关文字,“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土地可以进行流转,没有规定不允许村合作社把土地重新集中起来。

并且,该《决定》还提到“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这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举措。

塘约要成立的合作社区别于其他的“合作经济”,主要在于它是由村支两委领导,不是工商资本主导,涉及到的不是个别大户和部分村民,而是全村所有人的事。

所有人的事,就要由村民代表大会来决定。

塘约村洪灾之后的那个村委会上议定,召开全体村民代表大会,对成立合作社一事进行投票表决。

2014 年 6 月 8 号早上,塘约村这个注定要载入村史的会议召开了。左文学首先做报告,为村民代表介绍为什么成立合作社、成立什么样的合作社:

——“单打独斗没有出路”,塘约这么多年还是贫穷落后,一场洪水,更是雪上加霜,日子不能这么过下去了,抱团发展才有出路;

——成立合作社,全村土地集中起来,可以进行统一规划,开展农业生产,进行规模化运营,土地入股,每年分配本金保底,盈利了还有分红;

——周书记说,修路政府出材料费,村里出工出力,应该借此机会修一条连通十个村寨的“环村路”,修路会征用农户的承包地,流转之后便于协调;

——还需要强调的是,合作社的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当日后回忆起来,这次村民代表大会对塘约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调研走访中可以了解到,相比现在回顾发展历程时的激昂情绪,当时的村民代表乃至村干部心里都有许多疑虑。塘约在村委会成立了自己的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作为合作社早期的雏形开展工作,合作社是一步步成型的,总结来看自 2014 年到 2015

年都是探索试错居多。不过,面对洪水肆虐后的家园,彼时村民代表的共同想法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抱着无论如何都要试试看的态度,大会对成立村合作社的表决,全票通过。

3.改革第一步:土地确权

确权:唤醒沉睡的资源

村合作社成立了,土地流转中心也随之成立。不过,最难办的事情也来了。


按照规划,要实现土地流转,首先要进行土地确权,所谓确权就是要把集体所有和农户承包的土地权属、把农户之间的土地权属厘定清楚,然后登记造册。确权是流转的基础。但是,确权不是件容易事,土地四至不清、面积不明,违规占地、用地等现象的存在要求确权工作需要公信力和权威性。

有人提议,先做好老人的工作,目前村里还在种地的多是老人。“村里 60 岁以上的老人有 620 人”,曹友明说。曹友明是老资格的村干部了,他当过民办教师,做过生产大队会计,在村里德高望重。为了更好地组织老人,塘约村成立了“老年协会” ,曹友明被推选为会长,联合几个有名望的退休村干部、教师和寨老一起,协调土地确权工作。

经过培训的测量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指界,经过农户确认、结果公示之后,就会为农户颁发证书,建立登记薄。每每遇到有两家农户的土地因为年份久远、存在纠纷,或者曾经换地种植、现在纠缠不清的情况,老年协会的“老人志愿者”就会前往协调,解决矛盾,见证农户签字确认。

这次土地确权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就是耕地面积多出原来总面积的两倍还多!塘约村一直以来登记的耕地面积是 1572.5 亩,这次通过仪器测量和土法测算摸底之后,统计出来的面积数是 4862 亩。

土地确权,不仅解决了长久以来的遗留问题,摸清了塘约的“家底”,村民的资产性收入也因为土地面积的增加而翻倍。塘约村以前的土地撂荒比例一度达到百分之三十,但在确权之后,最先把土地流转的就是这些撂荒的土地,在外打工的人纷纷回来把土地入股合作社。

确权颁证,也是对农民的一次赋权。“唤醒农村沉睡资源”,需要对这些资源的相关权利进行界定和厘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塘约行动的背后是全国范围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缩影。

2015 年 11 月,平坝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正式运行,这是给塘约村农户颁发“不动产权证书”的机关,它的成立也代表着安顺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正式启动实施。于 2015 年 3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是本次不动产登记工作的法律支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制度”,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农村产权登记制度的完善,将解决“三农”产权不明、抵押品不足等问题,有利于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盘活农村存量资产。

具体到塘约的土地流转工作,越到后来村民的积极性越高,曹友明说:“后面流转的都看到好处了。当他们把承包地之间的田坎界挖掉时,那种高兴劲和土改时分到土地也差不多。”

“七权同确”攻坚战

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是“七权”之一,塘约要完成的是“七权同确”。

2014 年 10 月,塘约村被安顺市农委定为全市深化农村改革试点村,重点就是试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塘约村的农村产权集中表现为以下七种,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外,还有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财产权、小水利工程产权。

把这剩下的“六权”厘清楚,难度一点也不比土地确权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集体生产制度解体的多年以来,村民侵占集体资源的现象屡见不鲜,私自扩大宅基地面积、私搭乱建,开垦荒坡、圈划林地,占用集体沟渠等问题广泛存在,之前,村干部碍于情面,不愿管或者不敢管。时至今日,每一个都是既成事实,都有既得利益。

左文学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做好四种人的工作,“村委、党员、村民组组长和村民代表”。这些党员干部带头清退占有的集体权益,广大群众才能心服口服。

塘约村委会找到了前任村支书,他家里占用了荒坡进行耕种,还在占用了集体土地建房。老支书支持村里的工作,清退了占用的耕地 1.2 亩,而对于所建房屋,村委会考虑到拆除了不合适,于是按照每平米 50 元的价格让他们家支付 6000 元的补偿款,该块宅基地的使用权也正式转让给他们,获得了老支书及家人的同意。

其实,不只是七权同确工作,在塘约其他集体建设当中,村干部带头做表率都是工作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

“不同意拆就是那里干部不拆,我们就不拆,虽然我也是党员,但他还在村里面工作,他自己的不拆别人谁拆啊?”村民杨天华的说法代表了一定的群众心理。

杨天华提到的“他”是其堂兄杨天胜。洪水过后,塘约村要修复道路,并且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要修建一条环村公路,杨氏兄弟两家都有些室外建筑阻碍施工,需要拆除。杨天胜是村党委的委员,他带头拆了自家的牛圈和厕所,但有些该拆的地方还没有拆完,杨天华不乐意了,不让施工队拆自家的猪圈,和堂兄也争吵起来。

村主任彭远科、副主任丁振桐等人把两人拉开,进行劝导。彭远科对杨天胜说:“老百姓都拆完了,我们村干部还不如老百姓呢?”“现在塘约搞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怕碰坏我们的坛坛罐罐”。后来,在彭远科的主持下,杨氏兄弟两家妨碍施工的建筑都顺利拆除。

村干部贷款:获得启动资金

最早同意加入合作社的村民,其实对于发展前景还是充满担忧,纷纷要求先支付一年流转费用才行。“村民都怕万一赔了怎么办?”塘约村村主任彭远科说,“没办法,村里只能先把钱垫出来”。

可是,村集体资产不到 4 万元,根本无力支付土地流转费。找银行借款,村集体又因为一无担保,二无可抵押的资产,在银行吃了闭门羹。那是 2014 年的 12月,塘约村当时全村借款有 190 多笔,借款金额 894 万元,不良贷款却高达 109.96万元,不良贷款率 12.3%(古宇,2017)。这的确无法获得银行的信任。

最后找到农信社,给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由村委会的干部们以个人名义进行贷款,即由个人担保偿还,否则免谈。

11 名村干部又坐在一起开会,商议的结果是除了一名女同志外,其他 10 名干部每人少则 6 万,多则 10 万,向农信社贷款。

“回家都哄好自己的老婆”,彭远科对村干部们说,“你如果是普通村民那没关系,只要是村干部,这个时候就要有担当”。彭远科记得他当时给自己的妻子说贷款的事儿,妻子也是担忧地问,万一合作社赔了怎么办?彭远科回答,大不了我再去沿海打工。

就这样,塘约的村干部把借款的风险由个人承担了下来,终于从农信社贷来120 万元的启动资金,注入了合作社当中。

4.村社一体,合股联营

塘约对经济改革上的主要步骤的总结是以“三权”促“三变”,即在完成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的“确权”——查清权属关系之后,由不动产登记部门对农户进行颁证“赋权”,使得农户可以获得“易权”的能力,通过土地流转、财产抵押等形式获得流动资金或者资本性收入。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唤醒沉睡资源,提高经济活力,增加农民收入,是这个改革的最终落脚点。

全体村民“股东化”

在完成了资金筹措以后,塘约村的合作社终于在 2014 年底挂牌成立了,之后逐步进行全村的土地流转,到了 2017 年全村基本所有的耕地都入社统一经营。塘约村两委在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也加强与当地农信社的合作,进一步发挥村集体的信用担保作用,农信社为“土地流转中心”提供贷款支持,以及为村里的贫

困户以及其他农户办理小额贷款等业务,农信社方面将这一经验总结为“金土地运作模式”,塘约村也将合作社命名为“金土地”合作社。

通过在塘约村的走访、座谈以及资料汇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该合作社的概况:

第一,合作社的性质和管理体制。塘约村有一个说法是“村社一体,合股联营”,这说明塘约村的合作社在性质上是村集体所有的,可以说是村里的经济机构。在管理上,合作社设有理事会,有理事长一人;设有监事会,有会长一人,负责对合作社财务进行监督。

在合作社的管理体制上存在着合作社本身和村支两委两个主体。事实上,这两者确实是交织在一起的。村里的主要干部,像党总支书记左文学、村主任彭远科、副主任丁振桐等也同样是合作社的主要管理人员,而合作社的理事长罗保华、主要业务负责人等也需要参加村支两委例会并汇报工作,合作社监事会现任会长

曹友明,同时也负责村财务的监督。两者所不同之处在于,合作社各生产基地有专门的业务骨干,村支两委的其他村干部、村民小组长等人都有专职,并不会在合作社交叉任职。

第二,合作社的主要业务。合作社的业务涵盖了农业、建筑、交通运输、劳务输出、手工加工等多方面。为了多元增收和消化剩余劳动力,塘约在农业上开展蔬菜、水果、观光植被等种植业务,还在合作社设立了劳务输出公司、建筑公司、运输公司等,村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愿望自主选择就业。

第三,合作社的入股规则。农业是合作社的基础,正是土地的流转集中,才有了合作社的诞生。因此在农业方面,合作社的入股以土地为依据,按照土地质量和类型折价入股。

在贵州的地理环境中,耕地存在着水田旱地、平地坡地等区别,自古以来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区分。塘约村实行土地折价入股,水田每亩折价 700 元,旱地每亩折价 500 元,坡度 25 度以上的坡耕地是每亩折价 300 元,土地入股以后有保底的一个股金。后来村里又考虑到到年终分红的时候,不同价格的土地不好分红怎么办?最后,村里综合出了一个合理的价格,即 500 元一股。按照每家每户的入社土地总数来计算出一个总股数。

截止到 2017 年,合作社共募集股东 921 户、股权总数 5235,实现了全体村民“股东化”。

第四,合作社的利益分配规则。在收入的分配上,合作社采用“334”的原则,即合作社 30%,村集体 30%,广大老百姓分 40%,其中村集体分的 30%要抽出 20%作为风险防控基金以及金融担保基金使用。这个风险防控基金就是塘约村的“准备金”,以应对市场风险,用塘约村讲解员越确成的话说就是“类似于买了一份保险”。

第五,合作社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如果把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分为村干部和合作社专业管理人员两类,那么在塘约就规定了两种考核形式。前者的考核形式是百分制,即村民代表就其一年的工作情况进行打分,每分意味着 300 元,满分的话就能获得三万元的年终奖;后者的考核形式是保底提成制,在完成最低任务指标的前提下,超出的利润按照三七开的比例提成(合作社占三成、个人占七成)。

关于合作社对管理人员的奖惩措施,后面会有进一步详述。

村民“回巢”的新问题

村民变股民,从原来靠天吃饭的小农经营方式里解脱出来,每年可以获得资本性的收益,同时,村民还可以在合作社里务工,获得劳务收入。

在塘约蘑菇大棚里工作的陈阿姨,以前在平坝区打工,每月收入大概两千多元,合作社成立后,她家里土地流转给合作社,自己也在合作社打工,主要工作是采集蘑菇,完成每天的斤数要求后可以获得 120 元的收入,这样算下来和在平坝区打工差不多。但是陈阿姨认为还是合作社工作好一些,因为在外面打工住宿吃饭都要花钱,而现在住的是自家房子,吃的是自己后院种的菜,算下来要比打工合算。更重要的是,陈阿姨能够在家照顾家人,儿子媳妇都不会务农,在外面打工,她和老伴要带孙子。

陈阿姨的例子不是个别的,就像村民肖红所说:“听到村里面发展得好了我们就回来了,回来在合作社干,现在比较好,离家比较近,家里大事小事,娃娃读书啊这些统统能照顾过来,比外面强多了。”

塘约这几年来越来越优厚的发展条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回到塘约。2015年塘约村外出务工 250 多人,2016 年减少到 50 多人,现在的塘约村已基本没有外出务工的村民。

不过,村民的“回巢”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合作社的土地总共四千多亩,在新型的管理模式下只需要 150 个劳动力就足够了,剩余劳动力该如何化解?

这是塘约村在合作社中成了建筑公司、运输队等机构的初衷,讲解员越确成说:“合作社的目的是让农户多渠道的增收致富”,“年轻的劳动力,你让他去种地,他不会也没有兴趣。懂驾驶技术的人组织成运输队,发挥了特长。把懂建筑的组织在一起成立建筑队,比如农村搞建筑的有砌砖的、刮瓷的、做水电的、做木工的都可以参与到其中。”

“现在劳动力无形中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去从事二产或者三产,他的收益要比种地高几倍甚至几十倍。”

合作社带来的多渠道增收的举措,是塘约村脱贫的基础。王学英是村里的贫困户,丈夫几年前因病离世,给她留下了几万元的债务和 4 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一度对生活非常绝望。王学英加入建筑队工作,入社第一年就挣到了 7500 元,还依靠危房改造扶贫专项资金盖起来新房子。

谁的合作社?

面对塘约村的改革举措,外界并不都是叫好之声。有人把关注点聚焦到了合作社的股权上面,他们认为当初 11 名村干部以个人名义贷款成立了合作社,村干部在合作社当中会占有多少股份,合作社会不会成为干部们的合作社,而村民则沦为他们的打工仔?

笔者把这一问题抛给了村主任彭远科,彭远科听完回应道,“他们错了”。

彭远科说,当时让村干部个人贷款到村集体财务,“发展以后由村集体去还这个款,一旦我们发展不起来了,那我们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当问及自己家里有多少股份,彭远科说,除了林地之外,自家耕种的土地入股之后是 3 股多一点。彭远科家有旱地两亩多,水田一亩多。他说,村干部“和老百姓一样都是土地入股,没有资金入股什么的。”彭远科家 2016 年分红两千多块钱,询问另一名村干部——合作社理事长罗保华,他们家去年分红三千多元,也是按照自家的土地折算股份数分的。

“赵主任(赵勇,主管村财务)拿一个名单,每家多少股,股金是多少,每一个小组他去通知到哪一家去领取,大家过来找他签字画押,马上把多少钱都各自数清楚了,每年到年底的时候是这样的。”罗保华告诉笔者分红的过程。

由此可见,塘约村的村干部和村民一样,在合作社的股份都是以自家的土地亩数和质量为依据,并不存在特殊情况。讲解员越确成在回答来塘约村参观学习的调研团队时也曾说过,塘约村合作社只接受土地入股,不接受资金等形式。

为什么要这么做?

村书记左文学的一个观点也许能解答这个问题。他在多个场合说过,一个好社会不是要有多少富人,是要没有穷人。塘约村按照每家土地数入股,是因为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土地是按照人口数来平均分配的,这是一个公平的基础。一旦接纳资金入股,最后很有可能带来的是强者越强、富者越富,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而这显然不是塘约村抱团发展、将土地流转回集体的初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塘约,资金入股并非绝对不存在。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在一个展板中公示着塘约村 2016 年计生协合作社(即“金土地”合作社,是之前合作社受到镇计生协的帮扶,故以此作为过曾用名)帮扶一览表,其中显示对于独生子女家庭、双女结扎户、计生精准扶贫户采用入股分红的帮扶措施,除了家庭所属的土地入股之外,计生协合作社免费赠送 15 户独双户和 19 户贫困户每户 7500 元入股股金,镇计生协扶助独、双子女户 15 户入股合作社,每户 1000 元,贫困户计生户 10 户入股合作社每户 500 元。此外,合作社还受到镇政府扶持 50万元,镇计生协扶持 2 万元,用于建设农业生产基地。

这种政府部门扶贫性质的资金入股形式与塘约所提出的不接受资金入股显然是两个概念,后者指的是那种投资性的个人或者工商资本。在全国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多种形式的帮扶措施在各地展开,计生协部门在塘约的这一措施,类似于将扶持贫困户的资金直接注入到产业发展当中。

与此相类似的,笔者曾经在四川某地调研时,发现当地通过政府担保,使得贫困户可以获得信用社贷款,然后将贷款投入到外来公司投资的大型养猪场中,贫困户每年可以得到保本收入和分红。这种资金利用形式在一定程度既帮助了贫困户脱贫,也促进了当地产业的发展,具有相应的优势。不过,其背后也存在着资金风险等问题,篇幅所限,在此不过多讨论。

5.合作社的支柱产业

塘约村的“金土地”合作社自成立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业务探索,在农业种植上选择了以蔬菜水果种植为主,其他经济作物种植为辅的发展模式。

根据合作社 2017 年的总结资料得知,目前合作社种植的 1600 亩土地中,普通蔬菜种植有 600 亩,莲藕田 800 亩,经果林 200 亩。在合作社的固定资产中,观光棚、种植棚、分拣中心、冷冻物流场地等蔬菜种植相关的资产也占到了合作社总资产的 70%以上,可以说蔬菜瓜果种植是目前合作社的支柱产业和主要“家底”了。

多种经营,蔬菜“当家”

合作社理事长罗保华,一直负责着蔬菜销售的业务。他说,以前自家种蔬菜的时候,如何卖出去是他最发愁的问题。他曾经联系过广西的蔬菜批发商,但是商家听了之后根本不愿意来拉货,因为数量太小,装不满一车,不划算。在 2015年加入合作社之后,罗保华再一次联系了四川、广西及云南等地的客商,这一次拉菜的货车直接开到了田间地头,规模种植的效应让罗保华印象深刻。

在去菜地和客商交接算账的路上,罗保华指着一块香葱地告诉笔者:“这一块地能够卖 4000 元,一年三季能够卖一万二,除去人工费两千,其他成本一千,这块地能够挣七八千。本来村民种的大豆,后来也改种葱了。”这里有一个背景是种植小麦、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相比种植蔬菜等经济作物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利润差异。和一些村民交谈时得知,当地种植水稻等作物,一年到头来净收入只有一千多元,还不如外出务工半个月的收入,这也是塘约村一度土地撂荒比例达到 30%的原因。

利润高,是选择蔬菜种植的充分条件,塘约所在地区的土壤气候等自然禀赋则是能够选择这一产业的必要条件。作为蔬菜种植大户,唐从富自 2006 年开始从事农业种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据他介绍,贵州地区因为一年四季的温度普遍较高,蔬菜种植期很长,这样就有了和其他周边省市打时间差的空间,通过蔬菜上市阶段的调整,减少市场风险,获得更多的收益。

唐从富在 2017 年上半年也加入了合作社,主要负责蔬菜的种植生产工作,和罗保华一起成为了合作社种植业务的主要操盘手。

“老唐我们两个商量,地不要歇要轮换,那边卖了这边又上市,这样轮换。反正天天有菜卖,那边客户也提出不要断货”,罗保华说。据他介绍,在蔬菜上市的时候,每天至少能有五六千元的收入,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三万元。

根据合作社的财务管理规定,收入当天上交,罗保华会把每一笔蔬菜销售的收入记录在册,一份三联单,蔬菜基地负责人、村会计和他每人一联,各自留存。

“一年要卖那么多蔬菜,一出现问题别人说你徇私舞弊,我也不想搞这个钱花,我每天卖的我每天把它交掉。集体的东西不是私人的。”

合作社的蔬菜种植,经历了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从 2014 年的初创到 2015、2016 两年的扩大规模,许多以前观望的农户纷纷把土地流转到合作社。随着种植面积的进一步加大,罗保华告诉笔者:“今年的收益要好于去年,前段时间算了一些已经有一百多万了,现在地里还有价值两百万的蔬菜,还有两百亩的橄榄。”

“引进来”和“走出去”

塘约村合作社在发展中有两项值得关注的工作:第一是“引进来”,引进山东先进的蔬菜种植技术、羊肚菌种植产业、周边地区的莲藕采摘经验,促进自身产业的进步和发展;第二是“走出去”,通过成立蔬菜分拣中心和冷冻物流设备,塘约合作社聚集和整合周边资源,力图成为一个蔬菜周转、加工与包装中心,提高产品附加值,更好地走向市场。

在合作社成立之初,村支书左文学就带领着村干部们跑到贵阳农贸市场了解行情,联系销售渠道。此外,塘约村还重视先进技术和品种的引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项就是“塘约村科技农业示范园”和羊肚菌产业。

在塘约村村北地区,一个个白色塑料大棚连接成片,组成了棚内蔬菜种植区,而其中有一个钢架结构的大棚最为明显,在其上面“塘约村科技农业示范园”几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据展板上的说明显示,该示范园一期建设始于 2017 年,投资 710 万元,改建 10000 平方米观光大棚、新建 10000 平方米现代生产大棚、新建 2000 平方米高智能育苗大棚、新建 1600 平方米分拣中心等,园区通过与山东省寿光市绿巨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引进山东寿光先进的蔬菜种植技术及现代管理经验,以形成“塘约蔬菜”大园区。

山东寿光是全国闻名的蔬菜之乡,据在示范园工作的绿巨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冯树茂介绍,他们公司是由平坝区农业局介绍给塘约村的,技术人员由他们公司派来,园内的工作人员则在当地聘用。

步入示范园,可以看到有长势巨大的茄子、辣椒,体型如小树苗一般的西红柿枝蔓,无土栽培的香菜在塑料管道中层层架起直到棚顶。在育种区,几个女工将一盆盆种苗摆上架子,并把盆中的泥土压实,冯树茂一边指导着,一边向笔者介绍,目前示范园的主要工作一是负责绿色农业观光区的布置,二是做好蔬菜育种工作,为其他大棚和露天蔬菜种植提供优质种苗。

塘约村另一个重要的“引进来”,是羊肚菌产业。这一过程颇有些曲折。

当 2016 年 8 月村支书左文学联系曾永德的时候,这个羊肚菌产业的创业者婉拒了左文学的要求。曾永德是贵州神农高科有机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在贵州大学求学期间就研究菌菇,后来偶然发现贵州有野生的羊肚菌,在 2014 年下海创业(李卫红 等,2017)。羊肚菌虽然价值颇高,但是相应地对气候温度、水土条件也要求颇高,曾永德认为安顺地区不适合羊肚菌的种植,因此拒绝了左文学的请求。

左文学没有放弃,三天两头给曾永德打电话,终于说动他来塘约实地考察,并且在三天内给曾永德提供了塘约村五年来每年 10 月到次年 7 月的气象资料。这些举动打动了曾永德,他们团队在进行全面分析之后决定试种 200 亩。2017 年 3月,塘约的羊肚菌如期长成,以订单的形式售出,湿羊肚菌每斤售价能够达到 70至 180 元,单亩纯利润能够达到 2 万元。因此左文学说,种植羊肚菌,一亩的价值相当于 100 亩辣椒。

羊肚菌如此赚钱,各地得知后纷纷跟进,村主任彭远科介绍,塘约了解到遵义、重庆以及安顺的部分区县都开始种植羊肚菌,为了避免市场风险,在 2017 年冬就没有继续种植。彭远科说,搞农业就是这样,人无我有、人跟我转,大家都在种我们就不种了。

在“走出去”方面,围绕着蔬菜分拣中心,塘约在努力打造自己的蔬菜品牌。彭远科告诉笔者,最开始这一构想是受到市政府的推动,这两年塘约村蔬菜种植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把本村的土地充分利用了起来,还已经开始从邻村流转土地,比如大屯村流转到塘约合作社 600 亩土地。

上级政府提出塘约的蔬菜产业正在形成,“你们产业已经做到这一步了,应该建一个分拣中心,有个冷库,把它保鲜再输送出去,这是帮助产业布局的一个举措。”彭远科说,塘约“建蔬菜分拣中心,也就是把周边的村,甚至讲大一点我们整个镇的村,16 个村的种植业,拉到这个地方来,进行包装、分拣,走进市场”。

塘约还将成立一个蔬菜包装厂,作为分拣中心的一个产业链环节。在塘约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吴健称,分拣中心的第一步是中转,即把新光村、大尧村、大屯、小屯这些周边村子的蔬菜资源聚合起来,这一步在分拣中心的设备到位之后就开始进行。吴健说:“刚开始的时候能把本村的东西分拣了,但是中间肯定会遇到瓶颈,就是分拣的东西达不到要求,品种达不到要求、品质达不到要求等”,他预计用七八个月的时间解决这些问题,“第二步是我们要让他们来种菜,让他们按照要求、按照品种来种菜。”

技术为“王”,渠道“为后”

通过梳理塘约“金土地”合作社的业务发展情况可以看出,技术和渠道两个因素是其产业发展的重要硬件。没有技术,那么合作社的产量就难以提高,田间管理技术上不去,遇到病虫灾害后可能会损失巨大。没有渠道,则生产出来的产品销路不畅,蔬菜等经济作物不耐储存,一旦积压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技术和渠道两个因素,可以说是一个为“王”、一个为“后”,对于塘约村合作社这样背负着全村百姓经济利益的组织而言至关重要。

在技术上,塘约村合作社虽然不是专业技术合作社,但是村干部一方面积极寻求与农业企业的合作,如山东寿光的绿巨人农业科技公司、贵州神农高科公司等,引进他们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吸引有经验的种植户,如唐从富、肖红等人加入到合作社当中,成为业务骨干。这两点对于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在渠道上,合作社一方面成立蔬菜分拣中心,在市政府、区农业局的项目帮助下,进行周边蔬菜资源的整合,在蔬菜生产加工的产业链上占据了有利位置;另一方面,利用罗保华等专门负责销售的人员拓展销售渠道,蔬菜不仅销往省内,更覆盖到了西南多省,保证了销路通畅。

6.“坚决不吃大锅饭”

塘约村建立了“村社一体”的经营制度,全村只有一个合作社,合作社下面设立农业种植、建筑队、运输队、劳务输出中心等分支机构。村委副主任、合作社的法人代表丁振桐介绍,目前合作社主要管理的就是种植,其他机构中,建筑公司、水务公司还有一个旅游公司是已经注册的,运输队因为车辆属于队员私人所有因此并未注册为公司。这些子公司相对于合作社是独立的,财务独立核算,然后再由合作社来统一总算营收数额和利润。

塘约的合作社要建立的是农业种植的管理体系。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制度。在某种意义上,田地又成“公家”的了,会不会出现工作人员懈怠、偷懒、“吃大锅饭”的现象?

毋庸讳言,塘约的“村社一体”和“人民公社”是非常不同的。首先,塘约的土地是在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进行的自由流转,每家村民仍是土地承包权的主体;其次,塘约的合作社是集中经营,而非集体劳作,村民自由就业的权利并未受限,并且因为合作社所需劳动力有限,进入合作社还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塘约村两委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公司化”的合作社,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是他们对于合作社的定位,他们提出“坚决不吃大锅饭”,要实现人员管理的绩效考核。然而必须认识到的是,在熟人关系主导的乡村社会中,建立这样的体制并不容易。经济底子本来就薄的塘约是在“白手起家”,许多问题和矛盾在合作社开始出现了。

例会上的争论

每个星期的周四是“金土地”合作社召开例会的日子。在 2017 年 11 月初冬时节,笔者旁听了合作社的一次例会,观察到许多有意思的现象和问题。

在提出要旁听例会之后,塘约村的驻村干部王璐就告诉笔者,会议上可能会吵得很厉害。后来发现这合作社的例会的确“混乱”,这并不是说没有会场纪律和秩序,而是一方面例会确实在争论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具有鲜明的乡村特色。

例会开始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半,定在这个时间也是为了不耽误白天工作。来得早的人会先到办公楼二楼合作社理事会办公室里坐坐,互相闲聊一阵。这次例会,唐从富来得最早,在办公桌前往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负责蔬菜等种植生产任务,是会议上的主要汇报人。村主任彭远科、副主任丁振桐等人也来得较早,两人还在讨论最近的项目。村支书左文学来的时候,提着公文包,穿着西装、白衬衫,像是在外面刚开完会回来。在塘约村调研时,时常能在村委办公楼见到主任彭远科等人,很少见到左文学,由此可见村里两位主要领导的分工,村民小组长也有人说,村里“一般是彭主任在家,左支书出去,跑‘外交’。”

会议在被称为“小会议室”的党群活动室准时召开,在会议开始前不到十分钟,理事长罗保华就开始打电话催人到会了,按照规定,要求参会的人员有事要请假,无故迟到要罚款。参会的人员主要有村两委干部、合作社理事会管理人员、各生产基地管理人员,十七八个人围绕着会议室长桌坐了一圈,外围椅子上又坐了一圈。

例会有一个特殊的规矩:会议期间不允许接打电话,违者一次罚款 20 元。这次的会议上就出现了活生生的例子。会议开到将近一半的时候,一个基地管理骨干出去到二楼客厅中接水,同时接了一个电话,因为会议室的门没关上,正在讲话的左文学刚好听到了。他随即朝外大喊:“是哪个在接电话?”那名管理骨干进来之后说自己只是去倒杯水,没有接。

“我听到打电话了。你今天必须拿 20,公事公办,快快,拿出来。这是制度。”左文学对这个事情很坚持,他从身上掏出 20 元钱,说要是不交就我替你交。最后那个管理骨干把罚款交了。

例会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前半段时间是唐从富、罗保华两个人分别介绍了上一周蔬菜生产和销售的情况,后半段的时候,唐从富开始提出了几个问题。争论也在后半段出现。

总结来看,唐从富的主要观点是这几个方面:

第一是合作社工人的问题,他说,“讲不得人情,合作社不是养老的地方”,工人做得好的、尽心的,留下,懒惰、懈怠的,“该喊走的就喊走”(方言,就是辞退的意思),宁缺毋滥。如果被辞退的工人有意见,唐从富告诉各基地管理骨干们,“喊他来找支书、找村长。”

第二个是田间管理的问题。唐从富说现在合作社技术上跟上了,但是管理跟不上。有的基地怕花钱,在用水施肥上不舍得投入,唐从富认为“你们怕花钱,最后你们要花多的”,在生产投入上,只要“打条子”,相信村里都会出钱。另外,唐从富还提到各基地对他安排的工作要执行,“没有比我更新更有效的办法”,就要听从他的安排。还有一点就是要经常去地里查看作物生长状况,“三天之内一定要去看,不要只在路边边走,一定要进地里看”。

第三就是关于合作社基地管理人员评比的问题。唐从富建议大家把想法说出来,由村领导来统一形成一个意见。

唐从富所说的前两个问题大概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在说的时候会场上比较安静,没有不同意见,左文学、彭远科等人都在听着、记录着。到了评比问题的时候,有的基地骨干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个观点认为评比目前还不成熟,主要理由是各个基地种植的蔬菜品种不一样,按照产量数据来评比的话不公平,而且一些蔬菜种植的技术还不成熟,分配到不同的蔬菜品种也会影响到各基地的产量差异。

有关评比的问题在会场上引起了热议,即使在左文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之后,会场上还是分成了几个小的中心,邻近坐着的人在互相讨论,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甚至让人有嘈杂感。其实在此之外,会议的其他时间里也存在着一些现象:在一个人发言的时候经常会有其他人插话,邻近的人互相交谈也比较多,没有固定的发言次序等。

在乡村的熟人社会中,会议的氛围不是那么正式,参会的人说话发言也较为率直,这是一种乡土特色。当然,如果合作社的方向是公司化,那么这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公司”而言,塘约村合作社的会议秩序还处于初创阶段。

左文学说,对评比问题村里面的意见有三点:第一是考核基地管理人员的“负责程度、责任心”;第二是测算作物产量;第三个是看管理人员的执行能力、综合管理能力。他还强调这个问题在周五村支两委的大例会上还要继续讨论。对合作社而言,评比问题和唐从富在发言中提出的一系列管理问题,从汇总意见到制订出文本方案再到形成行之有效的制度,还需要很多工作去做。

年终总结:“大锅饭”与责任制的矛盾

唐从富在合作社的角色,类似于“职业经理人”。作为一个有着十几年从业经验的“种植大户”,唐从富在 2017 年 5 月加入了合作社。在一个月后,唐从富和笔者所在的实践队交谈时说,自己对合作社的发展方向有些个人想法,左书记就说让他写一个书面报告,这让他感到有些勉为其难,他想如果能有一个更有文化、写作好的人来写,由他来说、来修改是最好的。

在 2017 年的最后一天,唐从富在合作社工作了半年多之后,还是递交了一份《2017 年金土地合作社总结》。

在这份年终总结中,唐从富列出了合作社在“利益的分配制度”“管理制度”上存在的 12 个问题、销售方面存在的 4 点问题,以及给出了自己的 10 点意见。

在管理上,唐从富总结的问题主要在三个方面:人员管理、田间管理、后勤管理;在销售上则是:与生产基地的沟通和配合、渠道、主动性等问题。唐从富写到:

员工和管理人员缺乏强有力的管理制度和办法,有的基地因为管理人员问题导致员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员工之间拆台刁难

有的基地为了保产量,故意把产品拖大而影响蔬菜质量

管理人员过份注重成本,为节省成本而减少用药次数,在修枝打叶上也是如此

在投入方面不细化,管理粗发,特别表现在用肥、用药、除草上

后勤方面,资金和物资跟进缓慢

销售人员和基地管理人员信息不畅、沟通不够

没有强有力的销售渠道

存在等客商、求客商

总体来看,唐从富认为,合作社“大锅饭与责任制之间的矛盾同时存在”。他在总结中提到,合作社在 2017 年基本实现了“满栽满插”,加上市场价格不错,产品规模和销售情况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因为还存在管理和销售水平的问题,不能认为合作社的发展是简单的、乐观的。

做农业,“没有运气可言”。这是唐从富的一贯观点,他说自己的一些同行老是说种地就是今年市场行情好就赚钱、行情不好就不赚或者赔钱,唐从富不同意。十几年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他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案”。

唐从富曾经当过兵,1984 年的时候在中越边境老山前线驻守过 9 个月。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兴起前往南方闯荡的热潮,唐从富也去了广州,待了三个月就回来了。他对打工不习惯,他还想到,大家都往广州跑,家乡的土地没人种了,也有潜在的机会。回到家乡做了几年小生意,也种过烟草,2006 年的时候唐从富自己找到其他农户,流转了一些土地种植蔬菜,正式重新开始了他的“农民”生涯。

从 2006 年开始一直到 2009 年,一连几年唐从富都是亏损的,第一年就亏了三万多。“当时没技术,但是根本还是失败在经营理念上”,唐从富说,“就是听说什么东西赚钱就跟风,人人都在这么跟,就形成了产量过剩。”

在亏损那几年,唐从富说起自己有一次跑到一个小山上,看着山下高速公路上各种车子在你追我赶,他觉得自己“应该打破常规”,不能再跟风,“今年卖 5块钱的东西,明年死活不做了”。他认识到农业的两大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前者是不可抗力,而后者是可以通过努力去避免的。

唐从富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市场进行调查,把握市场行情。他认为就算“不能百分之百判断市场,但是要有 70%的把握”。“我们种什么,种了卖给谁,市场点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我们要判断的。”

他一边往专业大户的田里跑,观察、学习技术,一边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市场行情,对种什么作物、种那个品种会卖得好进行预判。功夫不负有心人,从 2008年下半年开始唐从富开始赚钱,此后除了 2014 年因为洪水肆虐把蔬菜都冲走了,造成了严重损失之外,2009 年到 2016 年期间他都是盈利的,市场低迷的时候也能保本。

唐从富开始农业种植以来没少“交学费”,但经过后来理念的转变、经验的积累能够扭亏为盈、进而发家致富,实属不易。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幸运的,相比之下,他见过自己的同乡把在外打工辛苦赚来的几万块钱投入到蔬菜种植中,结果因为那年西红柿泛滥,血本无归,他甚至还见过因此而负债累累,喝药自杀的。

一家一户、种植几十亩地的专业大户都面临着如此的市场风险,那么种植着上千亩土地的塘约村合作社,它的经营压力可想而知。唐从富说,这使他不仅需要了解本地的行情,还需要知道周边省市的种植情况,尤其是“贵州、云南、四川这三个地方气候特点基本上是相似的”,如果这几个省份的蔬菜都在一个时间点上市,那么外边的市场就很小,只能在本地市场自产自销,塘约村一个村就能产出上千万斤的蔬菜,“能吃完吗?能卖个好价钱吗?”

合作社也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数据显示,随着农村综合改革的推广,截至到 2016 年,平坝区共有 36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仅 2015 年就流转土地亩数就达到 54930 亩(胡丽华,2016)。

就像唐从富所说,平坝区乃至整个安顺市除了国家规定的产粮区以外,“基本上高山蔬菜都在种”。在这样的情况下,合作社想要脱颖而出、保证盈利,“没有杀手锏是不行的”。在唐从富看来,杀手锏就是对市场的判断,在销往广东、福建、四川、湖南等地的时候,这些省区的菜种不出来或者已经过季了,塘约能种得出来,“就打这个空档”。

合作社不是没有亏损的案例。在塘约邻近的大尧村,一个村民小组的鲍组长介绍,他们村的合作社搞了两年,也是种植蔬菜,亏损了 80 多万元,后来改成了种牧草。他说他们的蔬菜种植出来后,在销售方面不行,蔬菜价格也卖不上去,2016 年的时候连合作社工人的工资都支付不起。

市场经济的残酷性给了合作社很大的经营压力。两次访谈唐从富,他在最后都会说自己的压力比单干的时候大得多。他说以前自己不管盈亏如何,都能自己做主、自家承担,但是合作社是集体的,背后是全村的老百姓,他怕做不好,没法给大家交代。他更怕做不好了,别人说为什么以前他自己的时候能做好,是不是在合作社不尽心、不尽力?“这个就是砸我的招牌了”,唐从富说。

在年终总结的最后,基于半年多的合作社工作经历,唐从富给出了自己的改革意见:

建立完善的生产团队、销售团队、后勤保障团队

员工和管理人员采取计件奖罚和责任奖罚制度

完善生产和销售负责人员的奖罚机制

种植生产采用“成本倒逼”的模式

“总的来说,合作社作为企业,要实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唐从富在文末写到,“以上不管对与错,请村支两委批评指正,我虚心接受。”

管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观察塘约合作社目前的发展,能够发现成立合作社、完成土地流转似乎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一小段,合作社盘活了土地、人力、物力等沉睡资源不假,但是如何把整合的资源投入到市场竞争的大潮中,却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单说每年合作社分红费用(约 260 万)、管理人员工资报酬等各项硬性支出多达 400 多万,就带来了很大的盈利压力。

目前来看,蔬菜等农业种植是合作社的支柱产业,它的效益如何是决定合作社成败的关键。要向土地要效益,除了增加种植面积、加大技术投入之外,管理水平的提升必不可少。

笔者认为,塘约要改进的管理工作,第一点是合作社的独立性上。合作社与村支两委的管理关系是宏观体系,合作社毫无疑问是村集体的经济机构,左文学、彭远科、丁振桐等村干部也在其中任职,但是它也是独立的法人。合作社的权属,其名下的资产、生产经营设施都需要从以村支两委为代表的村集体中厘清开来。

正如唐从富在合作社例会上所说,“我现在有一个难题,我明明是合作社的管理人员,我要什么没得什么,我这个身份有点尴尬。”

他当时指的是有基地浇水不便,但是后勤上一直没解决,在年终总结中他也举例,机耕队找借口不犁地。合作社在调动物资和人员时存在障碍,其背后就是从属关系没有搞清楚。哪些资产是合作社的,归谁管理,有些还处于模糊状态。

合作社要解决的第二个管理问题是分工管理、团队组建。生产、销售和后勤三个方面,对应三个团队。

目前销售是罗保华负责,唐从富也会参与,但是要解决唐从富所提的“没有强有力的销售渠道”,“等客商、求客商”等问题,销售团队需要增强人员,扩充实力;

生产上,唐从富作为总负责人加上七个基地的负责人的队伍基本成形,按照唐从富的建议还要加入机耕队、植保团队(负责病虫害防治、施肥管理等工作)等细分队伍;

在后勤上,合作社的物资、种植档案、销售数据等,随着合作社规模的扩大,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团队负责,左文学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在例会上说 “合作社物资循环利用,不能又变成沉睡资源了”,档案管理“可以作为村里面行政干部的一个编制”。

最后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是人员管理,主要是奖惩制度上。彭远科介绍目前合作社的薪酬模式按照不同部门来划分:建筑队、运输队是员工拿劳务收入,管理人员除劳务收入外加项目总额 2%的管理费提成;农业种植是社员按天/按件领取劳务收入,管理人员在完成保底任务后获得工资(按照管理费/亩计算),超额完成部分按照个人 70%、合作社 30%来分成。

举例而言,比如种植香葱,一亩地要交三千斤,这是保底产量,完成以后该基地管理人员就有 40 元/亩的管理费,高于三千斤以外的要三七开,按照销售的市场价作为管理人的提成。

就农业种植的薪酬体系来说,“保底加提成”只是一个笼统的规则,其中还有许多要细化、合理化的地方,比如销售人员滞销造成的损失、基地管理人对社员计件工作监督不到位导致的无效种植(种植得过疏或过密等问题)。另外,对于像罗保华、唐从富这些的理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薪酬该如何定才能既不超出合作社承受能力,又不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管理这个软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塘约的“软肋”。左文学说,合作社是塘约的一个品牌,是脱贫攻坚这场战争里面的一个作品。这场合作社实践所带来的产业调整,其复杂程度、规模之大、压力之大是塘约村的村干部们、合作社的理事们都未曾经历过的。

“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左文学在例会上这样告诉众人。

7.未来蓝图

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一个地方想要富起来,没有多种产业的支撑是不行的。塘约在合作社开展了农业经营、建筑运输等经济活动之后,在加工制造、文化旅游等领域也开始了探索。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塘约获得了许多扶贫开发项目、对接了不少外部企业资源,同时充分利用本村的人力、组织优势,各项建设速度很快,发展前景广阔,不过一些潜在的问题也值得注意。

村办工厂:向“二产”进发

“招聘——作业员:男 6 名、女 14 名,年龄:18 周岁以上、45 周岁以下,学历:不限……”

走在塘约村,有些街道的墙上能够看到这样一则招聘启事,招聘单位名称写着:“贵州健乐欣科技有限公司·塘约村扶贫项目建材加工厂”,村里的人把它称为“电子厂”。2017 年 11 月,笔者前往调研的时候,这个加工厂厂房刚建好不久,在村西南的一个高地平台上,有一间大的厂房,里面的流水线尚未完全就位,预计将在 2018 年春季开工。

根据查到的信息,贵州健乐欣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一些电子产品、终端设备,旗下有子公司安顺健乐欣科技有限公司,开业时间为 2017 年 6 月,注册资本1000 万元,塘约村村干部介绍这个项目是区政府介绍引进的,这家新成立不久的公司在安顺多个区县进行了投资。

村主任彭远科希望在之后,这个电子厂能够为塘约村解决 50 个人的就业。彭远科认为,从 2014 年到 2016 年,塘约村的农业经营已经提高了一个档次,第一产业逐渐成形,现在要推向“二产”。“二产就是解决我们老百姓再增加劳务收入的问题”,彭远科说。

电子厂目前招聘 20 个人,保底工资 1500 元/月,每天 8 小时工作制,加班费 10 元/小时,招聘启事上说,前期一至二个月内实行计时工资,员工熟练后采用综合计件薪酬制,多劳多得。

电子厂是塘约走向“二产”的一个缩影。据村干部介绍,除此之外,塘约还在建设一个毛衣加工厂,厂房位置就在“穷则思变”标语牌所在的山岗下,挖掘机正在平整着土地;塘约还投资了 400 万元在蔬菜大棚区建设了蔬菜加工车间、分拣中心、包装厂,左文学称塘约要建设一个“中央厨房”,聘请厨师搭配菜品,然后通过线上销售直达消费者,消费者只需要所给的烹饪方法烹饪即可。

在彭远科的构想中,塘约村合作社今后第一二产业已经能够消化掉本村的劳动力:农业生产(包括土地种植、蔬菜包装在内)能够解决 200 个人就业,妇女创业中心(包括家政服务、电子厂等)能够解决 100 人左右,毛衣加工厂容纳 100多人,运输队有 120 人,建筑队有 600 人,这样算下来大概就是 1200 个就业岗位。而塘约 18 岁以上、55 岁以下的劳动力群体数量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数。

“我们这个村子人还不够用”,彭远科说,下一步再发展其他项目就需要从其他村招人了。

探索农旅结合的新路

在塘约未来的规划中,农旅结合是“重头戏”。所谓农旅结合,就是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农村旅游,比如农业观光、农家乐、民俗等。

开发旅游资源,对塘约而言是个新鲜事儿。村干部们有这个意识,就像丁振桐所说,塘约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而不是搞同质化的人造景点等。但是,光有想法没有经验不行,“我们光是有计划,但是不懂规划”,彭远科说,塘约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

在镇领导的引介下,塘约村和贵州中瑞阳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在 2016 年 12月合资成立了“贵州塘约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其中金土地专业合作社占股 51%,处于控股地位。

旅游运营公司成立以后,规划了塘约村村口的“寨门”建设,设计建造了塘约村史馆、塘约书屋、生态公厕、亭台水榭等,还设计塘约的标识 logo,给羊肚菌、塘约一些特产制作了外包装。

彭远科说,本来他们对于旅游公司的能力有所怀疑,刚开始看到村口“寨门”的效果图时觉得不怎么样,等到建设出来之后发现比预想的好,村里慢慢地信任了旅游公司的工作水平。关于进行旅游规划的重要性,彭远科有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说没有长期的规划,就会“穿新鞋走老路”,把资源浪费在重复建设上。 “我们总认为修一条路,硬化了就漂亮了,但打算按照旅游运营来做就达不到标准了”,彭远科认为塘约的优势是“花小钱做大事”,利用自己的建筑施工、运输能力,把 10 万块钱用出 20 万的效果,但是缺点在于没有规划设计能力,有了旅游公司之后,就可以少花冤枉钱。

旅游公司不仅仅是规划旅游,还扮演着塘约的“智囊团”。通过旅游公司联系到的深圳农盟德麦现代农业技术公司,和塘约金土地合作社在 2018 年共同出资组建了“贵州德麦塘约现代农业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双方签订了“塘约田园综合体项目框架协议”,预计从 2018 年到 2021 年,分三个阶段,建设贵州科技研发中心、校地产业项目、民族文化园、核心项目等四个部分,计划总投资 3.77 亿元。

“旅游公司不光是自己的人力资源,还有他们可以从其他部门,联系项目进来。”彭远科对于旅游公司这样评价道。

塘约之路能走多远?

塘约自 2016 年以来加速发展、多点出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虽然没有看到 2017 年合作社的具体营收数据,但是据村干部介绍,塘约村当年仅蔬菜销售额就达到 800 多万元,加上建筑队、运输队等合作社机构的贡献,整体营收达到了 1200 多万元。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塘约上马开工的项目热火朝天,一个宏大的发展蓝图也在眼前徐徐展开,但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有一些潜在的问题也难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担忧。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资金风险。上表所示的是塘约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所投资的部分项目,可以看到目前的计划投资金额已经达到了 2350 万元,已投入资金达到了 1085 万元,虽然这部分资金主要由区财政投入(据近年数据,平坝区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六项行动计划”等累计投资 7 亿元以上,并吸引社会资金 6 亿多元参与建设),塘约只是投工投劳或者压根不直接参与,比如丁振桐介绍塘约村很多项目建设都是政府直接发包的,不经过村里面,新村委办公楼——综合服务楼就是这样,承建方也是外面的公司。但是从这些建设项目可以看出改变村容村貌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之大。

在调研中曾有村里的老人告诉我们,他忧心塘约的发展前途,因为他认为塘约目前的成绩都是国家支持下才取得的,没有政府投入了以后就不行了。客观地讲,老人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塘约获得政府大力支持不假,但是前提是它通过土地确权流转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后塘约才成为了政府领导关注、改革示范点、项目资源倾斜的汇集之地。不过,这份担忧对塘约也有警示意义。

毕竟,塘约每年有 400 多万的硬性支出(包括全村 5235 股、每股 500 元的保底流转费用,合作社农业经营人员 150 人、每人每月 2000 元左右的劳务费用等,实际还要超过这个数字)。农业经营前期投入大,市场风险高,每年实现收支平衡面临着巨大压力。据了解,为了弥补各项投资缺口,塘约村目前已经有 200 多万元的银行贷款在账。

另一个要着力解决的是产业发展方向的问题。塘约目前一二三产业都在做,体现了其希望进一步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的初衷,但是发展需要主次急缓。笔者在参观了塘约村加工厂之后,认为这些加工厂就像招聘启事上所写,有着“扶贫项目”的意味,对于村民增收固然是锦上添花,但是作为村里发展的主业恐怕力不能及。

1958 年中共中央曾提出了发展农村工业的政策主张,毛泽东在人民公社的设想中也把农村办工业作为一项重要的产业政策,后来的一些“社队企业”发展成为乡镇企业,无意中成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道路中一大特色。但是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中,工业在转型升级,越来越高科技化、集中化、专业化,塘约的区位优势不足以支撑起大工业的发展,只能从事一些下游的、简单的流水线组装。这个前景会有多大,是不难想见的。

塘约的未来规划是农旅结合。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就可以看出旅游业的投资只会更大,塘约在尝试引进外来资本进行投入,但其规划的水上乐园、百亩荷塘观光等还需要长期建设。目前快要建成的、能见到实效的是农家乐、农家旅社、烧烤美食街等。通过走访农家乐户主,笔者了解到现阶段来到塘约游览、餐饮的多是来参观学习的考察团,中午生意会好一些,晚上住宿的人不多。可见,旅游项目还需要整体景观、设施的建设逐步完善才能走上正轨。

第 2“一个村庄也要活出精神来”

1.“榜样”——塘约村党总支

“一个人要活出精神来,一个村庄也要活出精神来,一个国家才有希望。”

这是《榜样 2》专题节目中对塘约村党总支的解说词,也是党总支书记左文学在片中总结的一句话。2017 年 9 月 28 日,这一节目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塘约村党总支带领村民奋发进取、脱贫致富的事迹入选年度共产党员榜样。在此之前的 5 月份,它还被贵州省委授予“全省脱贫攻坚改革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在塘约村委会办公楼大厅,“党建引领,改革推动,合股联营,村民自治”这几个字用红色塑料模版制作,挂在白墙上显得格外醒目。“党建引领”被塘约村放在了第一位,左文学自己还总结了一句话在塘约村流转很广,那就是“党员管全村,村民管党员”。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党员在全村发展中的作用,一个是村民的监督权利如何实现。

“网格化”管理,积分制考核

塘约在党建工作中,有两个特色之处:第一是网格化管理,第二是积分制考核。

陈刚是塘约村党总支副书记,作为平坝区委组织部的下派干部,他在塘约村主要协助做好党建工作。据他介绍,所谓“网格化管理”,就是全村建立三个党支部,党支部下面还分有 7 个党小组,管理全村 51 名党员。陈刚说,之所以不是在全村 11 个村民小组中每一个都成立党小组,而是将其中几个两两合并,也是考虑到党员的数量以及地区位置,更加便于加强联系和管理。

在塘约,村干部中基本都是党员,村民小组的组长们也多为党员担任,其他的无职务党员会根据其个人情况,在其所在的党小组内设岗定责。塘约有一个口号是“每个党员都必须成为一面旗帜”,陈刚说,“网格化”其实就是把党组织分得更细,每个党员身上的职责更明确,安排工作时效率更高,把每个人都调动起来。

党员的积分制考核是群众监督党员的方式,以期做到“党员合不合格,群众说了算”。

陈刚说,塘约村除了外派来挂职的党员以外,每一个本村党员都有一本《党员积分册》,积分册不在村委会,而在村民小组组委会,由村民小组每月开议事会时进行评分。每个月 10 分,全年 120 分,评分内容有学习教育、组织生活、履行职责、廉洁自律和遵纪守法等 5 类 40 多项,到了年底如果评分低于 60 分则为不合格,连续三年不合格,党总支将劝其退党。

评分不合格会被劝退党,这个举措在党员管理中可以说是比较严格的了。村民小组的组成人员是村民代表,塘约村规定每 15 户村民选举一名代表,这些代表平日里向村民传达政策、收集村民的意见,在村民小组、村委会议事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塘约走访的时候,笔者都会询问村民是否了解自己所选的村民代表是谁,是否了解村民小组会议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情况。有的比较了解,知道自己选的代表是谁;有的不清楚村民代表,但是称知道村民小组组长是谁;有的因为种种原因完全不了解或者不关心,不过也得说自己有问题会找像支书、村主任等村干部直接反映。

村民郭清平了解自己所选的村民代表,他说自己选的是陈德明。陈德明长期担任村民小组的组长,同时他还是村民代表和塘约村的护林员,家庭经济情况一般。郭清平说,他选陈德明的原因是觉得他为人公正、能够向上反映意见,并不看重陈德明是否能赚钱和其经济实力。

有了村民代表的监督,村小组对党员的考核就有了群众基础,再加上村党总支、镇党委对村里党员领导干部的考核,就构成了左文学所说的“三级考核”、“三方”监督。在村委会公示栏前,每个月党员评分都会更新,如果在年底加总之后得出不合格,也是无法更改的事实。

这样的考核数据公开化,无疑会给党员们带来压力,就像有的党员所说,如果考核不合格,不光是会被扣待遇,更会觉得丢人。

村干部考核:驾照式扣分

在塘约村委会党群活动室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塘约村历任村官简志”的展板。上面追溯了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 年以来至今的塘约村的主要村干部们。

第一位被记录在列的是毛作明,他于 1950 年至 1952 年担任塘约大队农会主席,在他之后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上还有:石仲奎,1956 年至 1966 年担任塘约大队大队支书;左俊榆,1967 年至 1995 年历任塘约大队副支书、村支书等职;孟性学,1993 年至 1998 年历任塘约村村委主任、支书等职。

塘约村在 2014 年进行改革以来的带头人左文学,于 2000 年至今先后担任塘约村村委主任、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搭过班子的有魏志勇(2005 年至 2013年担任村委主任)以及彭远科(2013 年至今担任村委会主任)。

回顾历任村干部,除了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变迁之外,同时也会让人不由得产生一个疑问:左文学还是那个左文学,他在 2000 年时候就担任了村干部,现任村主任彭远科也是在 2013 年就上任了,为什么塘约的变革要等到 2014 年才开始?

笔者对塘约村走上村社一体、抱团发展的道路之前的历史了解不多,不能妄下判断,如果要去尝试解答的话,那么,“穷则思变”和时代背景或许是塘约变革的两个主要因素。

穷则思变,指的是 2014 年 6 月的那场洪水,使得塘约几乎陷入“绝境”,地里的庄稼被毁了,本来就泥泞的道路更没法走了,左文学在市领导的提示和支持下也不再犹豫。他曾说自己以前连召开一个支部会议都要左想右想,原因无他,就是人不好召集,党员也要讨生活。在平坝区的另一个贫困村大院村,前支书李轶也告诉笔者,他们村党支部的工作以前同样如此,党员干部们大多在外务工,开会时候人来不齐。

在洪水后的救灾重建中,塘约村党支部成员冲锋在前,后来商议成立合作社搞土地流转、成立红白理事会整治滥办酒席等,一系列改革主要党支部成员都发挥着骨干角色。

2014 年才开始在村委会工作的丁振桐,以前在深圳打工,做过库管,后来成为合作社法人代表,担任村委副主任,主管文书、项目等工作;老支书孟性学,在 2014 年早已退休在家带孙子,左文学找到他,让他加入老年协会,协调土地流转时的村民矛盾,家人担心他的身体表示反对,他还是同意了,现在担任酒宴理事会理事长;曹友明,1975 年至 1979 年就担任过塘约大队会计,也是退休后重新出山,担任老年协会会长,协助完成土地流转确权的工作,现担任合作社监事会会长,又做起了财务监督的工作。

在党支部班子行动起来之后,塘约还得益于所处的时代背景:

其一,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此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关乎数千万贫困人口命运的脱贫攻坚战打响,“精准扶贫”更加注重“造血式”扶贫,通过各种措施调动干部群众的脱贫积极性,激发农村的内生动力;

其二,是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建立。同样是在 2013 年,李克强总理于 11月 20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经过一年多的征求意见、实地调研和立法起草,2014 年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通过并公布,并于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精准扶贫为塘约改革带来了政策支持,不动产登记为塘约的七权同确、土地流转创造了基础条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塘约党员干部们有了大展身手的舞台。

除了党员的积分制考核,塘约给村干部的也有绩效考核方式,他们称为“驾照式”扣分的年薪制,以及“定岗不定人”制度。“驾照式”扣分,指的是每个村干部每年有 100 积分,对应年薪 3 万元 ,评分由一家一户一个问卷评分;村支书、主任评分;村干部互评三部分构成,如果认为该干部工作有不到位的地方就会扣分,没扣一分年薪减 300 元,扣分没有下限。

如果一名村干部当年评分低于 50 分,则为不合格,就会在年底被辞退。一般的村干部任期为三年,在大部分农村,村干部只要当选一般都会任满三年。塘约打破这个惯例,只要是该干部工作表现不合格,一年期满就得离岗,这就是“定岗不定人”。

党员积分制考核、村干部“驾照式”扣分考核,再加上合作社的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构成了塘约的考核管理体系。

夯实“四梁八柱”

左文学、彭远科曾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么一个比方:一个村庄好比一栋房子,那么村干部就是其中的大梁、台柱。

塘约要让村干部发挥“顶梁柱”的作用,那么有两个问题就绕不过去:一个是队伍建设,一个是村务监督。

队伍建设里,党建和村干部分工负责是关键问题。

让“每一个党员都成为一面旗帜”绝非易事。塘约党总支积极地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自行编辑印发了党员经典读本、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手册等学习册子,在一名党员的学习手册上,笔者还看到了“再过两三年,要让塘约有一个大的变化”这样的笔记,可以看出党员的学习和工作的热情。

但是,因为党员队伍中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一些上了年纪、没有担任什么职务的党员存在边缘化的问题。有村民小组长反映,其所在的组委会,有的党员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处理矛盾、传达政策都是他小组长一个人在跑,党员之间的一些私人矛盾会影响到工作开展。

在党员的积分制考核上,因为党员担任村民代表的较多,有的既是村民代表还是村民小组组长,他们之间在互相评分的时候会不会有顾忌?这个制度的细节问题也需要以后加以考虑和完善。

此外,党员的“青黄不接”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目前塘约党总支党员以中老年为主,年轻党员少。左文学介绍,塘约村在 2017 年发展了 30 多名入党积极分子,以年轻人为主,要求是学历在高中以上、有公心,在合作社各部门也选拔了一百多名年轻人,进入六个不同行业培训学习。这些人将会是塘约未来党员干部的骨干和后备军。

俗话说,“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塘约改革之初,正是党员凝聚在一起,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一条路,在接下来的塘约致富行程中,进一步加强党建,成为更有战斗力的基层党组织也是势在必行的。

村干部的分工问题,左文学说要把每个干部责任到人,分工明确、充分调动起来。他告诉笔者,塘约现在非常重视村民小组长的作用,把一些常规的数据统计、通知传达等工作安排给村民小组长去做,这样村干部就能把精力放在全村的发展上。

村民小组长身上的担子重了,村里也开始制定出台了对小组长们的经济补贴方案。连同村干部的年薪制等激励措施,塘约这些涉及到利益分配的问题在村里难免出现议论。村里有钱了,但好处是不是都让村干部明里暗里拿走了?

村务监督的必要性随着塘约集体经济条件的好转愈发凸显。其实,早在塘约村合作社挂牌成立伊始,监事会就开始运行了。

“不通过(监督)程序,塘约村如果发展起来了,贪污腐败等问题出来了,干部搞垮几个,塘约就糟糕了。”参与制定财务监督规则的孟性学向笔者介绍,在塘约,财务监督很严,购买物资,一千元以内,村主任审批签字,一千到五千元,村支书审批签字,五千、一万元以上的村民代表大会需要通过,监事会核对发票和物资,通过了才入账。不通过的,孟性学说,“谁办的自己负责。”

2017 年底,中办、国办印发了在农村地区成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可见,随着村级集体经济的普遍复苏,更多的农村地区都会像塘约一样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村务监督规则。村干部作为撑起一个村的上梁下柱,也会有一个帮助其保持“正直”的外部制约力量。

2.村规民约:“红九条”与黑名单

村规民约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早已存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一书中,白鹿两家在祠堂里围绕着“乡约”的斗争让人印象深刻。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着“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农村处于乡绅和宗族长老共治的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首先发轫于城市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在多年的社会实践中逐步成熟,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地区村民委员会及村民自治制度也渐渐发展起来。

村民代表大会成为村民自治的“最高权力机关”,村规民约也为一个村“立法”,成为农村地区在国家法律和政府法规之外的重要补充规范。村规民约由村民起草、投票通过,能反映村民的集体意志。

塘约的村规民约,其中的核心内容被称为“红九条”。顾名思义,就是九条“红线”的意思。村干部说,以前的村规民约内容较多,没人能记得住,2015 年塘约村委会制定了九条反向性的规定,简单明了,让村民都能记住:

一、凡不参加公共事业建设者

二、不交卫生管理费者

三、滥办酒席铺张浪费者

四、贷款不守信用者

五、不按规划乱建房屋者

六、不配合村委会工作者

七、不执行村支两委重大决策者

八、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者

九、不管教未成年子女者

为了不让村规民约只是贴上了墙但落不了地,沦为一纸空文,塘约村的惩罚措施是“黑名单”。如果违反了“红九条”中的任一条或者多条,就会进入村委会的黑名单。后果是该户村民不能再享有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比如贫困户危房改造、建房指标、各项补贴等等,村委会也不再给该户村民办理任何证明文件。

黑名单的考察期是三个月,村民改正错误后,将被移出黑名单,一切恢复正常。

滥办酒席的“囚徒困境”

塘约制订“红九条”,首要的目的就是和当地滥办酒席的风气做斗争。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外人很难相信塘约这个地方以前滥办酒席到了有多么夸张的程度。除了婚丧嫁娶之外,当地流行着房子盖好了有“封顶酒”,生孩子有满月酒、百日宴,搬家有“乔迁酒”,还有升学酒、状元酒等名目,甚至连赌博输了都能办一场“落难酒”。

孟性学说:“在 2014 年以前,我们塘约村的酒基本上隔不了三天”。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地办理酒席?孟性学回答得直白,“办酒是为了敛财”。

当地的习俗,或者说是整个中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参加酒席需要随份子钱,只不过在近些年来份子钱的标准“水涨船高”,举办酒席的“人情往来”慢慢变成了“人情债”。

同样也是在贵州省,2016 年两会期间,有三个人大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映所在农村的滥办酒席风气(潘德鑫 等,2016)。其中全国人大代表、从江县大团村农民梁文同的说法是“以前盼、现在怕”——在 6、7 年前参加酒席还是高高兴兴的,但是现在酒席名目越来越多、礼金要得越来越高,自己已经害怕别人请客了。

塘约村的人把这个当成了一种临时“集资”的手段,办一场酒虽然花了不少钱,但是把份子钱收上来自己还能小赚一笔。久而久之,办酒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每个村民都背负着出份子钱的经济压力、耽误工作的时间成本,但是一旦轮到自己办酒席时又唯恐其他人不来。这就是一个“囚徒困境”,按照经济学分析,身在其中的人,遵守这个惯例能带来更大利益,最先打破规矩的人付出的代价最大。

孟性学讲到一个故事,塘约村有一个老党员,70 多岁了,每年吃酒需要花费一万二,平坝区委芦书记到他家里调研,问他家里这么贫困,哪里找这么多钱去吃酒?老人回答说,没办法,大家都去我不去没有面子,除了养猪养鸡、种玉米的钱,还要外借 8000 元。

农村作为一个熟人社会,人情往来对村民来说非常重要,老人担心自己家里有事别人不来帮忙,更加凸显了酒席泛滥的困局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因素、人情因素,也有着社会互助规则存在。

因为办酒席需要回乡帮忙,村民的工作也收到了很大影响,尤其是遇到婚事,农村地区会办两三天,而白事则要办七天。驻村干部刘斌介绍,以前乐平镇有煤矿,村里的男性劳动力多在煤矿上工作。以这些人为例,村里有白事的时候,这些矿工就要向矿上请假,时间长了就要找人代工,经济收入受到损失。

孟性学说,其实办事帮忙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他们聚在一起就是打牌、赌博,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浪费,加上村里以前的习俗是不管白事红事,每个来帮忙的人都要发整包烟、发一条毛巾之类的赠礼,这给办事的村民家里也带来了很大负担。

左文学曾算过一笔账,他说塘约村每年浪费在酒席吃喝上的钱有 3000 万。这个惊人的数字除了酒席本身的过度花费,最主要的是村民的误工成本,现在打工一天能有 100 元的收入,全村 900 户人家,按照孟性学所说的一年有三四百场酒席,有的白事一办五六天,最后合算下来就会是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

酒席还带来了铺张浪费和攀比风气,孟性学说,一户村民为母亲办丧事,光买六块钱一包的烟就花费了一万五千多元,这笔钱在塘约可以打好一栋房屋的地基了。“还说没房住、贫困,钱都用到这上面了,怎么不贫困啊?”孟性学说。

全村酒席统一办理

塘约村自 2015 年开始整治滥办酒席现象,首先就是明确规定从今往后能够办理的酒席种类就是结婚和丧事,即红事和白事,塘约为此成立的专门机构也成为“红白喜事理事会”(在村务公示牌中的正式名称为“酒宴理事会”)。其他名目繁多的乔迁酒、满月酒、剃头酒等,一律禁止办理。

塘约规定,结婚的酒席需要提前一周向村委会申报,村委会将向当地民政部门核实后批准;白事需要在当天告知村委会。为了彻底地解决滥办酒席、铺张浪费的痼疾,塘约提出成立专门的服务队,把红白事酒席全村统一办理。

酒席统一办理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标准统一,结婚酒不准超过三十桌,炒八个菜一个汤,每桌的成本不能超过 100 元;如果是白事,则不准超过四十桌,炒五个菜倒在一个大盆子里面,称为“一锅香”,不许上瓶子酒,不许发整包烟,毛巾等赠品也不能再发。红白事的礼金、份子钱都不准超过 100 元。

第二是操办统一,塘约村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服务队,购置了餐具、桌椅板凳,免费为办酒席村民提供服务。

“我们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就是酒席办理全部规范化。红白喜事服务队的服务费都是理事会的账,由村集体来出钱。”

孟性学向笔者介绍,“老百姓是按照菜单把菜买了、东西准备好,交给服务队,其他的不用管了。”什么时候吃饭由户主规定时间,服务队就把菜端上桌子了。

酒席服务队有十几个人,以前塘约还会请一些村民来帮忙洗碗、洗菜, 2017在年 6 月改为服务队“一条龙”服务,所有工作包揽。为此,村委会要支付服务队红事每场 1600 元、白事每场 3000 元的服务费,一年下来村里要花费十几万元,这还不包括置办餐具、桌椅等设备的投资。

问酒宴理事长孟性学,这样一来村里的财务压力大不大?

他说,压力大,但是这个改革要做,以前大家把劳动力耗在吃酒上面,不能去打工挣钱,摆脱贫困,“把账一算就明白了,老百姓的负担,办酒的也好,不办酒的也好,在经济上都节约了。”

黑名单的合法性

塘约整治滥办酒席之风,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的“移风易俗”了,即使遭到遏制的是“不良之风”,也会因为事物的惯性而受到一些抵制。

2015 年到 2016 年间是村委会和村民博弈最激烈的时期。有的村民心想自己这么多年给别家随出去了那么多份子钱,收不回来岂不是亏了?于是就绕过村里到镇里面或者区里面办酒。后来,塘约的这个做法被乐平镇采纳推广,镇里面成立了整治滥办酒席工作执法队,同时在该镇所属的 16 个村分别成立起了“红白喜事理事会”,相关办法参照塘约村的经验,最后形成镇里和村里上下联动,共同整治过度办酒的风气。

塘约的压力有所减缓,不过,就像孟性学所说,村里面在面对仍要办理红白事之外酒席的村民时,首先是以劝说、说理为主,“治理滥办酒席不是为了控制你,非不要你办,而是大家都要从贫困当中去解脱”,孟性学说,“传统习俗我们不改变,我们改变的就是铺张浪费的酒席。”

但是即使是允许办的红白事酒席,也会发生村委会和村民的矛盾。笔者在塘约了解到,村委会在整治滥办酒席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是一家村民办婚事,因为在外地挣了钱,所以想办得规模大一些、酒菜的标准不按照村里的“八菜一汤”,怕在来的朋友面前丢面子。村干部找该户村民做工作,劝说不动,村委会决定将其纳入黑名单,并且采取直接的强制手段。

孟性学称,像这户村民,因为在外面挣钱、生活,所以不需要什么国家优惠政策、也不需要村里办什么证明,对于这样的情况,塘约村认为公路、水电都是集体建设,如果不遵守村规,那么就不能享用这些便利。

面对停水停电、不让通行的“最后通牒”,该户村民选择了按照村规来办酒席,左文学当时告诉这个村民,结婚当天自己去陪客人,向他们解释塘约的举措,看会不会给主人丢面子。

黑名单的强力惩罚措施带给了塘约村委会以执行力。管理村文书工作的丁振桐介绍,在塘约村的黑名单,最多的时候有四户村民,其中一户是办搬家酒,被取消危房改造的指标;第二家是办状元酒;还有一户是没有交卫生清理费,取消低保,但考虑到其双腿残疾,在提交检讨之后考察一个月即恢复政策。还有一家是办婚宴酒席时,菜品数量超过标准了,这个到现在还没有认错态度。

谈及“红九条”与黑名单,左文学称村风民风的整治是塘约在合作社成立之后逐步意识到的。“把土地、把资源集中就能把这个村庄发展好?不是这么简单。”左文学说,他认为根本还是要理清一个村的“社会管理关系”。

除了滥办酒席这个大问题,村里还有垃圾乱丢、不孝顺父母、不管教子女等诸多现象,要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受益”,村规民约就是依据,它既有“规则”又包含“道德”,黑名单制度是其落实的保障。黑名单的合法性源自哪儿?孟性学说,来自于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

问题又回到了村民代表的代表性上,他们必须能够代表民意,并能够维护村民的合法利益。笔者认为,基层代表选举不管是说 15 户选一个代表就没问题了,代表身份的有效性和自身的能力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去判断,当然这个问题不光是塘约面临,在全国范围内也要不断摸索和完善基层代表制度。

作者:孙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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