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见：最先冲出草原的那匹马

踏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三学生张樱洁方才发现，这里并没有草原，也没有随处可见的马；。除了街道边的路牌、广告牌上标有蒙汉双语外，这座城市在外观上并无特殊之处。；但细细观察下来，似乎也有不同，这里的节奏很慢，公园里溜圈儿的、街上走路的人都很从容。

“从我们落脚处的窗向外望去，是一片五六层高的建筑群。听本地人说，这片楼房是七八十年代时所建。再眺望得远些，有了一些高楼、大厦。高与低杂错相间，似乎隔得很近，也似乎很远，就如同潜藏在这座城市里慢慢发酵的种种变化一般，风平浪静之下，是在新与旧之间的艰难挣扎。”她在田野手记中这样写着。

2018年8月，包括张樱洁在内的六名清华大学本科生，分别从北京、河南、重庆、湖南等地出发，离家前往呼和浩特，对“内蒙古地区蒙古文图书出版转型之路”展开调研。

蒙古文图书出版是出版蒙古文字为载体的图书的行业，作为我国民族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内蒙古自治区为代表的学习、使用蒙古文字的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我国蒙古文图书出版业取得长足发展，古籍、教科书、民间文学、辞书、科技图书等出版工作在数量质量上取得一定成绩。目前，内蒙古地区有包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在内的7家蒙古文出版社，1家蒙古语音像出版社，49家蒙古文期刊和19家蒙古文报纸，为内蒙古成为国际蒙古学研究中心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面临文化产业化发展、数字出版技术更新，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文图书出版也面临着人才短缺、技术亟待发展的困局，创新变革道路漫漫。“现实很残酷，在纸媒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的历史阶段，蒙文期刊面临着比普通纸媒更艰难的市场环境。体制上、思维上、政策上的陈旧包袱使得他们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脚步沉重。”实践第一天走访调研结束后，张樱洁由衷地感叹道。

转型困境中的新旧交替

沿着新华大街直走，先拐进一个五六十米深的巷子，再穿过一个已将一半场地租给培训机构的大院，便可看到一栋在蓝天下红得喜气洋洋的小楼，这就是调研的第一站了。二楼是内蒙古画报社，三四层是文苑报刊社。，支队与画报社社长、文苑报刊社副总经理、新华报业中心主任等人进行了交流。

“不怕你们笑话，刚开始我们做新华融媒时连注册头条新闻账户都不会。”新华报业中心主任说。长期浸润在纸媒环境中的传统编辑人员面对崭新的媒体环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虽然他们显示出了强烈的“求生欲”，但实现的效果似乎是不尽人意的。汉文纸媒尚且如此，蒙文期刊的发展就更是举步维艰了。

内蒙古画报社的社长直言：蒙文画报应由政府完全扶持，以此来保护蒙文，保护蒙古族文化。

土木系大一学生马文欣说，乍一听，只觉这想法有些“退步”，可听了社长的解释，才明白其中有许多无奈。除了新媒体的冲击，蒙文使用的大环境也在逐渐缩小，蒙文刊物目前无法依靠市场寻得出路。而身为事业单位又由企业集团管理的尴尬身份也使得蒙文画报社无法争取到足够的国家扶助资金。

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二本科生毕诗尧走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六楼的图文设计公司，迎接的是骑马赶来的Batman。“这是我同事画的，下面的那一幅画是他用左手画的，”宝哥（化名）出来招呼我们，白色的Gonzales，反带鸭舌帽，黑框眼镜折射了灯光，把年轻写在了他的脸上。“对的没错，他就是想说，我用左手画得都比你们好。”

设计公司主要对书籍进行排版、设计与制作，三项工作都有各自的办公区域；在出版社里终审通过的书籍，会在这里经过进一步加工，最后交付印刷样书。

宝哥在公司主要负责图文的设计和制作。他说，在图书设计的过程中，受工作流程和审美习惯的影响，设计师自主发挥余地较小，部分蒙文书籍的封面、排版仍然在延续十几年甚而几十年前的设计方式，这也使公司里的年轻一代生发对创新的渴望。

放眼望去，工作台上的灭霸手套、案旁的游戏海报、墙上的草藤牛头，还有一张“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私房钱指路牌”，他的工作空间充满逗趣。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二学生毕诗尧说，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积极生活、热爱工作的蒙古族青年。或许正是这样热爱设计、热爱生活的的人，才能让从上一代人的马背上传承下来的蒙古文化，得以光辉再现。

新人张扬着青春的活力，“老人”们在做最后的弘扬。

信息制作中心的主任朱莽烈是这里的老编辑了，他从父亲的手中继承了编辑这项事业。他身上有着这个年纪的稳重踏实，又有着年轻人的活力和理想。

计算机出身的他，向支队成员述了出版社的三大信息工程。从蒙文书籍的录入、在线阅读到搜索引擎、数据库的建立，为我们构建了蒙文出版数字化的伟大蓝图。他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眼中饱含着对这项工程的热爱与期待。他也毫不避讳指出了三大工程实现的种种困难：人才、体制、技术、资金……。但他一直在重复一句话：只要一步一步地去做，哪怕要很长时间，也总会做到的，这一步走了总比没走要好，总是要前进的。

这使毕诗尧十分感动，他说：“在随后的参观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努力的成果：在线检阅蒙文的搜索引擎已经基本成型，蒙文书籍录入一期工程也已经完成。当然，工程要最终完成，任务量很大，也困难，但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他们一直在路上。”

数字出版：被吃掉的第一只螃蟹

生物系大二学生杨友琦最关注的，还是数字出版的技术发展现状。

“互联网上，生长在烟雨南国的人们艳羡着这片一马平川的土地。而现实中，在城镇化、现代化与消费文明的冲击下，蒙古族自身的文化生态却步履维艰。蒙文受众的锐减，首当其冲的即是蒙文出版业。进退维谷，唯革新以求出路。达尔恒教育出版发展有限公司便是率先吃螃蟹的那批人。”杨友琦说。

成立于2003年，隶属于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创世之初的公司定位仅是出版社编辑服务。腾飞十五年，公司在基础任务之余，更是积极承担社会业务。目前，公司年纯利润可达500至600万，位列呼市十佳上税企业，其盈利额要胜于自治区大多数出版机构。

在谈及公司奇迹背后的原因时，除了一套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达尔恒公司副总经理认为离不开对印刷技术革新的重视。

2007年前后，在国内计算机直接制版（CTP）技术仅局限于经济发达地区部分省报和中央报社印刷厂使用时，达尔恒公司即在自治区内率先引进CTP装备，并依托数字印刷技术发展了按需印刷业务。目前，公司的蒙文排版技术位列全国前三甲。

传统胶片印刷技术类似于以前胶片冲洗照片的流程与操作，较为繁琐。须先进行胶片感光与冲洗，再将影像投射到金属板上，水油分离，并用酒精润板，最后才是印刷。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已不再生产该技术设备。而在超额使用一倍时间后，公司最后一台胶片印刷机也将于今年退役。

“按需印刷技术最大的优点在于个性化。”杨友琦回忆道，“这来自于其简便的印刷步骤。个性化的印刷可以满足数字化时代定点专送和数字共享的需求。如规定了座位的门票，几排几座几号不同，使用传统印刷方式不太合算。而按需印刷则可以实现这样的需求。”

传统胶片印刷技术往往适用于一千册以上的印刷。对于蒙文图书而言，在纸质图书和蒙语受众式微的数字化时代，过多的印刷量仅仅意为着不必要的库存。出于经济成本的考量，大多数出版社不愿出版此类图书。而按需印刷技术的应用，给予了蒙文图书崭新的活力。

同时，一些短版、断版的蒙文图书与璀璨的蒙古文古籍也因按需印刷技术得以重新发挥其文化积累的重要功能，古老的民族文化在崭新科技的包装下更是得以重生。

“然而即便身处边境之地，科技的进步，依旧永远与国家的发展捆绑在一起。”杨友琦说，他发觉，在发达国家，减少了人员和库存等，单本印刷成本按需印刷并不比传统胶片印刷上升很多，而我国却不同——目前，达尔恒教育出版发展公司的按需印刷全部由德国和日本两国高价进口，由于按需印刷设备寿命短，在印刷同时还需支付昂贵的供应商服务费，使得盈利状况大打折扣；同时，受规模化等因素制约，达尔恒公司设备的进口价往往较高，在国内印刷业竞争中艰难生存；而一般印刷公司采用的按需印刷提价，在自治区日益减少的蒙文受众背景下亦不适用，无疑加剧了公司的困境。

“内蒙古，这个身处整体经济落后区域却早在2012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的西部大省，在黑金陶冶下夺下GDP增速辉煌的七连冠后，却面临着挤水分、降负债带来的全面失速。人才的流失，更是自治区长远发展的隐痛。没有经济的长跑，文化的繁荣无从谈起。”杨友琦在实践报告中沉重地写下。

蒙文教育：风中失落的民族语言

在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三本科生徐亦鸣心中，失落的蒙文教育是此次实践的重要收获之一 。

官方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年末常住人口2520万，其中城镇人口1542万，乡村人口978万，城镇化率由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55.50%上升至61.19%。当随牧而居的田园牧歌成为回荡楼宇间的空响，民族教育的开展更是困难重重。

更多的蒙古族家长谋求子女更好的学历而放弃了母语教育。而相应的，原有的蒙古族学校也纷纷改为汉族学校或蒙汉合校。可即便在原本以蒙古族人口为主的阿拉善盟地区，所谓蒙汉合校的蒙语授课学生在全体学生中却仅占8%。走出教室，是失落的蒙语语言故地。

“尽管在街头见惯了标着蒙文的店铺，在达尔恒印刷公司第一次见到蒙文教材时，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惊异。”徐亦鸣说，“曾经熟读过的高考武器被翻译成竖版蒙文，辅以同样的封面配色。理化公式悉数旋转了九十度；由于行距大和竖版表达的缘故，页数也平添不少。熟悉与陌生掺杂，亲切与怪异交织，是蒙文教材给我的第一感受。”

在内蒙古人民教育出版社，支队与汉文教材编辑的座谈是围绕教材出版进行的。据编辑介绍，内蒙古出版社出版的蒙文教材针对蒙语授课的学校发行，其中语言类学科是蒙语授课的语文课和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课。其他科目为翻译教材，翻译对象多为人教版教材。

蒙语授课？这个新鲜事让徐亦鸣的脑海中涌现处许多问号，好奇背后的原因与落实的情况。

随着现代技术水平与文化传播的高速发展，以汉语、汉字为载体的传播方式日益加快步伐，走进蒙古族地区更深入的角落。所过之处，游牧民族的土壤被翻起，草籽滚在路边，奶茶在日光下晾凉，广播喇叭响声阵阵，旅游团攒动的人头涌入，各式口音的汉语在草原上空喧嚷，高原红与黑剑眉的色逐渐黯淡，唇间呢喃的调调跌落在风中。徐亦鸣说，草原与天空之间且已如此，车水马龙中可想而知。

蒙语授课的方式，本是蒙族师生交流的便捷途径；在蒙语式微的背景下，也不得不成为了强制保护的手段。蒙语学校中，除了汉语课的任何场合都必须使用蒙语交流；为了与庞大体量的汉语传播媒介抗衡，汉语课也推迟一年、从小学二年级才开始成为正式学习科目。

内蒙古地区的自编汉文教材的编辑们心中，也不止一次产生过“文化沙漠”的危机感。“在编写教材时，保护、弘扬本土文化是目的之一。”他们说，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适龄阅读的乡土篇目少、素材枯竭是常态，适合低年级阅读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

为此，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蒙授汉文教材编辑们抱着“人多力量大”的想法，多次与一线教师联系，试图以多方搜寻的方式积攒更多乡土篇目，并在教材配套的练习题中设置对蒙古族传统知识、相关风俗的考查题目，以此对教材缺陷进行有限的弥补。

在蒙语教材加大翻译、丰富内容的另一面，是配套资源的建设与补充。徐亦鸣说，值得关注的是漠尼自主研发的独立图书电商平台“大e洋”。

漠尼公司是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下属的多媒体技术公司，以蒙文图书数字化、图书电商平台、动漫与音乐为主要业务领域。据工作人员演示介绍，“大e洋”平台有蒙汉两版，目前使用量较大的是蒙文版，主要针对蒙文图书的线上销售，用户可以直接选择购买教育社的正版图书。

除了图书的数字化与在线销售，漠尼还致力于开发蒙文图书资源的“共享工程”，针对各种平台对电子文档的不同差异，进行大量蒙文图书资源的集成与传接。工作人员告诉支队成员，“以教辅为例，目前市面上针对蒙语教材的教辅资料只有有限的几家，单靠图书能获得的信息量非常少。依靠网络和更广泛的共享，我们能将更多信息进行有效传播，从而达到开拓眼界的目的。”

“不学好汉语，就永远走不出内蒙古。”“蒙语的语言环境越来越差了。”“不要总绕在蒙文的文化圈子里。”“蒙语状态整体在坍缩退化。”诸多貌似矛盾的话语在耳畔回响，也在众多向往多彩世界的稚嫩心灵中盘桓冲撞。

实践的最后一天，6名支队成员齐聚一桌，他们深感，“保护抑或自封，前进抑或侵蚀，接纳抑或迷失，探索抑或背离，这条路上的许多尝试无法用对错定义，也无法以优劣区分。唯有尝试，唯有坚持。”

“正如那位老编辑所说，动起来是最重要的，千万别停住了脚步。”张樱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