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共产主义大厦

你任找安化楼里的一个人聊聊这栋楼的历史，他都必对你说一句：这可是当年北京最高的楼。

五十年代末搬进来的徐林友会直接笃定地告诉你，当时这片儿可没有再高的了。住在三层的、画家赵洪武的八十多岁的外甥会说，这楼那时候牛气啊，净是小孩儿跑里面乘电梯玩，六十年代谁见过电梯！在九层的一家国际旅行社的老板就是当年这群孩子之一。他从小在这广渠门一带长大，最爱在周末的时候和一帮孩子来楼里探险，坐电梯到九层能直接看到天安门——天安门离安化楼直线距离倒也不到四公里，现在可是被层叠的高楼挡得严严实实。而已经九十二岁的徐钦敏则会清楚记得，在这栋楼之前，北京最高的建筑是北京饭店——解放战争时叶剑英元帅和傅作义谈判的地方。

这幢九层大厦一点点往上垒的时候，每逢上下班，街对面总是有半路歇脚的工人们停下自行车，一边观赏这栋楼，一边交头接耳地猜测谁能住进来。多的时候，停下的自行车能有上百辆。当年谁见过这么高的楼呢，可不是稀罕得很。

徐钦敏最爱回忆这段往事。他甚至还要考一考你: 你可知道没有机器，这么高的楼是怎么盖起来的？他个子不高，还有点年轻时精悍的样子，带着点苏浙口音，一双略泛灰蓝的眼睛直直盯着你，不像是在开玩笑。等你愣住个三四秒，终于说出一句“不知道”，他才用略带失望又意料之中的口气继续说下去：都是人力背上去的。这周围的脚手架就搭得像山区的盘山公路一样，工人把砖头码在背后的板子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一点点建起这座摩天大厦。

“艰难得很啊。不过当时所有人都有股建设共产主义的热火。”他似乎有点讲到激动处了。

“现在人类一切战争、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是私有制。”一字一顿，用力得很，“共产主义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讲这话的时候，徐钦敏一点也不像个九十二岁的老人。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甚至似乎想将周围冬日稀薄的阳光，也震得颤一颤。

安化楼的居民们都记得，这座如今在周围林立的高楼间显得矮小而寒酸的建筑，可是当年人们口耳相传的“共产主义大厦”。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正火热的时候，北京共建起了三栋八九层高的单体苏联式建筑，作为城市的公社试点，崇文区的安化楼就是其中之一。半个多世纪过去，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早已被拆了，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也在2007年被列入了《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居民都陆续搬离，只有这安化楼还依然充满烟火气地坚守着。说是坚守，这栋房管所下辖的楼，也跟他的绝大部分住户一样，到了风烛残年的年纪。岁月使他添了一身的毛病，也少了年轻时的傲气。原先的四部电梯关停了两部，楼梯上垃圾成垢。一层大厅常年停放着的五十辆自行车，有四十辆都积攒上了厚厚的尘埃，而那些自行车中间立着的两根大柱子，五六十年前引人羡艳夸耀的朱红色，如今也褪得斑斑驳驳。

所以现在每当有人跟你说起“这可是当年北京最高的楼”，后面总要跟着一句，“现在哪儿都比这栋楼高”。

唯独徐钦敏不会这么跟你讲。他要是跟你讲安化楼，会从他十三岁在抗日战争中潜入日本鬼子的驻地当卧底开始讲起，讲到他打完日本人，国民党，和朝鲜战场上的美国人，再以五十年代新中国的人们“上厕所没有手纸而只能拿树棍或者树叶来擦屁股”这样的困难处境作结。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使得新动工的“共产主义大厦”难免被赋以天堂式的冀望。在最初设计时的构想里，这座大厦要配备活动室、歌舞厅、幼儿园、电影放映室，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让所有人都可痛快吃上大锅饭的公共厨房。

你现在哪怕只是进安化楼随便逛逛，那公共厨房也一定会给你留下极深的印象。这厨房每层都有，中间一个，东西两头各一个，每个厨房里都并排放着十几个炉灶，沿着窗边的长长水池上，每个水龙头都配备一个水表。只是，若不是碰巧遇到有人在这做饭，你很难想象这些厨房至今还有人用——煤气灶的四周粘着未及时清理而凝固僵硬并被煤气熏黑的菜叶，空置的醋罐儿随处摆放，厚厚的油渍和灰尘使它早不见当年剔透的光泽。厨房的墙壁是最一丝不苟的记录者，半世纪的油烟、不知何时人们泼过的酱油印，和被火烧过的烫痕都在它身上留下痕迹。甚至厨房门外的告示都是用毛笔写的，纸已经破破烂烂，勉强可辨认出“煤气……不要惊慌”的字样。

但它确实是仍在被使用的。你要是正好赶上饭点走过，可能会碰上刚从厨房里做完饭的老太太一边擦手一边走出来，顺便叮嘱你一句：“厨房的灯坏了，你们可别碰，会触电。”也可能碰上稍年轻点儿，五十岁上下的大妈炒菜炒得咣咣响，而她的脾气也跟这热火朝天的炉灶一样火爆：“你们年轻人怎么老爱来这儿啊？来这么多人也没人解决问题！”

看着眼前的公共厨房，你很难将他和徐钦敏回忆里的黄金岁月联系起来。他仍乐意活在那个“有说有笑，有谈有闹”的明亮宽敞的大厨房里，谁家今儿做饺子，他也可吃上一口。没人遇到过这种生活，谁都觉得有趣。共产主义的生活样板不过是与自家相距十步的距离，他们被这理想紧紧包围，这样的生活怎么不好呢？

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持续多久，样板是会被轻易打碎的。十年文革动乱使得这公共厨房天然成为集中批斗的场所。等人们的生活恢复正常，他们也很快用起了电饭煲和电磁炉，而只在自己家里做饭了。热闹了没几年的的厨房再度遭到冷落，人们重又紧紧关上自家房门，回到门背后狭小而隔绝的生活空间里。只有需要做油烟大的菜品的时候，居民才会回到这里，噼里啪啦炒上一阵。

徐钦敏怀念六十年代被共产主义光辉笼罩的那短暂几年，一如怀念他在诸多抗战中的英雄事迹，他解放战争时打倒过的地主，和他一直念叨的公有制的美好理想。他也常常会疑惑：之前都说要过没有剥削的日子，所以地主的财产都被剥夺了。但是现在很多大资本家，甚至比那时候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还要厉害许多，怎么反而被表扬呢？

“那我以前做的事情，是对还是不对啊？”

“这树都脱皮了，就跟人似的。老了，都完了。”

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徐钦敏这么时常回忆过去。对于这栋楼的其他大部分老人来说，时代早就变了。遥远的岁月既没有流转回去的可能，他们也甚无此愿望。譬如当徐钦敏在那安化楼墙根处大声发表那句关于共产主义的言论时，周围虽也人来人往，但扭头看看他的，却一个都没有。

说起来，这栋安化楼的背面墙根处，如今已经成为居民新的聚居地。早年这块空地上还有专门建设的室内活动室，楼前也有给人们歇脚的小花园，但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加速建设，这些都被陆续拆掉了。留给他们的，只剩这么一个露天的场所。幸而寒冷的冬日里，这里有阳光而无风，所以每到下午一两点，陆陆续续就有退休的老人们下楼来到这里，消磨掉午饭后至晚饭前无所事事的几个小时。

他们少的时候能有一二十人，多的时候，五六十人聚在一起也是常有的情形。先来的人总是端出一张棋盘开始下象棋，后来的人便在周围观战。下棋的人会格外讲一个气势，这气势表现在落子一定得响。有时棋子已经被移到位了，拿棋子的手也一定会再抬起来，“啪”地把棋子用力敲下去。看棋的人也不讲什么观棋不语的礼数，伸长着脖子七嘴八舌。他们有的会自带板凳——冬天坐着嫌冷，就随手拿个塑料泡沫板垫着；有的直接坐在楼后半人高的台阶上；有的干脆站着，站在地上或者那台阶上的都有，还有拄着拐杖倚着的。这一盘棋周围，倒有了一番高低错落的情致。这一块并不宽阔的背风处，常常能同时开四五盘棋，每一盘棋总有十几人观战。一下午的时间，下棋的人一轮轮地换，但棋局却总是保持着络绎不绝的热闹。

也有落单的。你要是下午四点左右来，有时能看见一位姓石的八十多岁的老人，拿着小孩子用来画儿童画的水彩笔，在一张薄薄的四方木板上画棋盘。你见着他拿着尺子反复比照，先描点再连线，甚至连象棋盘上“兵”和“炮”所在位置该有的四角花纹都会仔仔细细描画出来。但他有时也会失手，一不小心线连歪了，手边又没有湿布来擦，那张板子就被扔在一边，换一张木板继续。问他为什么要画棋盘，他说因为这儿棋盘总是不够啊。确实，人们总是在傍晚棋局散场后就把棋盘扔在这里，已经丢了好几张了。老石周围的人见有人看他，会上前来拍拍跟你说：这人以前可是画家，是大学老师！老石自己却连连否认，问了也不肯多讲话，不知到底是不是画家。

也有根本不与这象棋发生任何干连的。你经常会看到两个总是沉默相对的老人，一个裹着军大衣，因为嫌系扣子麻烦，便用一条围巾把大衣在胸前扎住。另一个有着显眼的花白络腮胡子，应是好久没修理了，模样像是八十年代电视剧里的鲁智深年老后的样子。你若是靠近这俩人，向他们问些什么，那个裹着军大衣的人只会大声爽朗地回答你：“我俩都是聋子！他也聋我也聋！”那位络腮胡子爷爷则一言不发，只嘴巴始终保持着不停咀嚼的动作。

不只安化楼的居民会聚在这里，周围社区里的退休老人也都常常过来。安化楼后头的安化北里，就有一个同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和徐钦敏常常碰面，但两个人从不聊起往事。“你也吃了白薯，我也吃了，都知道还聊什么呢？”他会在没人聊天的时候一个人看着安化楼背面那棵树，念念自语：“这树都脱皮了，就跟人似的。老了，都完了。”

这块背风处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完成曾经构想中的活动室未既的使命——将人民群众吸引起来，集合起来，以进行集体的感情建设。只是现在，它所集合的人相较以前而言有限多了。楼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都得上班，有钱或者有儿女照应的老人也都早早搬离，这里只剩些退休的，无处可去的人。

“你不收就算了，我上别的地儿去！”

等到天色渐晚，这些老人也就三三两两地回家了。他们穿过的长长楼道因为没有采光，也不曾安电灯，所以即使在白日也极为晦暗。偶尔走过一家门口，你得等到看见身边有一点零星的烟头火星了，才发现原来门口站着一个吸烟的人，不由得吓一大跳。

一进房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块两米长一米宽的走廊。这窄小的走廊连着三个门——两个分别通往两个居室，大的二十平米左右，小的十平米，另外一个门通往卫生间。这个两居室的屋子没有客厅，没有浴室，更没有厨房。当年分配进安化楼居住的家庭里，运气好的，能一家独占这两居室，但也有大量的住户得两家分这一间房，至今仍挤挤挨挨地住着。

住这样的房子有一个好处——在北京三环飞涨的房价里，它仍然保持着每平米每月两块钱的租金。前几年住这栋楼的三百多户人家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搬离，将空出来的房间转租给了外地打工的人，租金每月可达三千元。但安化楼是房管所的公房，楼里的居民并没有产权和转租权。近两年，楼里正式贴出公告，禁止居民出租房屋，违者没收居住权。原先搬出去的老住户又渐渐搬回来，回到这每平米两块钱的狭小空间，而选择将他们另外的住所出租。至于这栋楼里现在还有没有租房子的人，没人愿意说清楚，但一出电梯的楼道墙壁上，仍然贴着“求租房，联系电话×××”的小纸条。即使真的有外地人住在这里，老住户们也并不会多干涉。他们深切理解这些人来北京打工的不易。这栋曾经代表工人阶级地位最高峰的建筑，总不能现在将那些贫苦的外地工人全然拒之门外。

不过对于老住户来说，即便只是如此微薄的租金，他们也渐渐难再找到地方去缴纳了。住在六楼的一位七十多岁的大爷前段时间想去把过去一整年的租金交掉——他的家连带上建筑面积总共五十多平米，一年一共是一千二百多块钱——但他跑去银行，银行的年轻人却不认这笔账。“我说我交房费，那小年轻说，房费？什么房费？没听说过啊。我说你不收就算了，我上别的地儿去！”这位大爷沿着那街问了一溜的银行，最后其余银行一概不收，只有工商银行肯收下。

银行似乎是渐渐将这栋楼遗忘了，邮局也是。八十年代搬进来的岳老师年轻时在附近的一所小学里教语文，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看戏曲频道的习惯，每日也必读《中国电视报》。他为此特地在一楼收报刊的地方为自己家单独安了一个小邮筒，用油性笔写上“岳老师 中国电视报”的字样，下面还接着一句“谢谢您”。但是最近他常常收不到报纸。他揣摩，应该是邮局新来的邮差找不到这栋楼了，因此好几次只能自己去邮局取。

这个靠近大楼后门的，大约三四平米的方寸地儿，墙上共钉着二十三只邮筒，另外还有一家以一个挂在门把手上的纸袋代替。其余没有专门邮箱的人家，报纸或邮件就统一放进一个敞开的，被隔成九个狭长空间的纸箱。不过不知道这些人家是不怎么订报纸还是其他缘故，这个纸箱总是空着，或是被塞进一些废弃的小玩意。

岳老师总觉得人们现在对于报纸或者信件过于草率了些，以前这儿可是由李姨专门管着的。喏，李姨就坐在那邮筒旁的椅子上，有报纸来了就统一收发，还给送到家家户户。李姨啊，她也是楼一建成就搬进来了，年轻时是安化楼的街道办主任，退休了就每天在这儿帮大家义务干活。这位安化楼的“活地图”可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也没有谁她不认识。就连附近的公安局分局，“那不也随便趟嘛”。

李姨今年也八十七了。年岁过大，儿女们不再让她干活，但她曾经坐过的那把椅子仍然摆在报刊处。这把椅子的坐垫和靠背都是法兰绒的，香槟色的背景上绣着繁复的牡丹花样式，周边还镶了老旧的铜色铆钉。每到下午三四点，斜照的阳光透过安化楼的后门射进来，就正好洒在这把椅子上，映得它金灿灿的，透出一股迟暮的尊严，一如它曾经的主人。

除了银行和邮局，房管所或居委会，也渐渐地不爱管这里了。进了这楼，你乍一看还会惊讶宣传栏里怎么贴了那么多的告示，仔细一瞧，落款日期处都赫然写着2012年，或者2008年。甚至连这栋楼的居民自己也常常忘了自己。门口贴的春联，横批依然是“蛇年大吉”；三楼东头原先的楼层办公室门上，贴着的是沾满灰的1990年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熊猫盼盼；就连楼道也是堆积了不少居民房间里摆不下的杂物柜、破纸箱，或者一沓沓的旧书，他们并不急着收拾它们——居委会倒是每年来清理楼道一次，但是清理的时候收起来，清理完了再放出来就是。过去的岁月就这么摆在家门口好了。

时间在这栋楼内流逝地速度并不均匀。走得快的地方，你能瞧见未上锁的ofo共享单车，走得慢的地方，日子还停滞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甚至六十年前。只有转通下水道的人是遗忘的例外，他们频繁光顾这里，乐此不疲地在墙壁上印下密密麻麻的小广告。

“这屋顶的花儿真好看”

这栋停滞的楼，在这广渠门一带，可算是个怪类了。

安化楼的西侧高高耸起14层的环境大厦，楼下新开的徽菜馆正在热火朝天地试营业；南侧是占地快四千平米的体育馆，馆里经常传来附近的中学举办运动会的大喇叭声；东侧和再往南点是两个新型的住宅小区，尤其是那南边的“保利蔷薇”，是这片居民总不离口的时髦住所，底层满满当当开着按摩店、宠物店、酒吧和琴行。

而安化楼的北边，经过一座不到百步的天桥穿过马路，对面就是建筑设计现代感极强的东城二幼，不规则突出的墙体上装饰着颜色、大小不一的圆角矩形，底层的院子里，常见有穿着小恐龙样式羽绒服的，或者戴着有毛绒小球的帽子的三四岁小孩跑来跑去。在那幼儿园的西边，16层的名为“富贵城”的高档小区也与安化楼隔街相望，地下的购物商场打满“精锐教育”“哈佛北大精英创立”等之类幼儿教育的广告。幼儿园的东边则是一溜排开的日料店、火锅店等，经常见到年轻情侣手挽手走过。安化楼，这栋曾经代表最先进的理想的建筑，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不得不显得过于年老，迟缓。

但这种格格不入反而成了新生代渴盼与众不同的网红们所追求的“复古感”的代名词。安化楼的门口就正对着一个地铁站，去年夏天，楼里的居民们经常见到穿着红格子吊带裙或者灯笼袖白衬衫的，戴着金丝框眼镜或者小兔耳朵帽子的女孩子们从这地铁站里走出来，她们身后还往往跟着背着重重设备的摄影师。安化楼在不久前被小红书上的博主推荐为网红人像拍照地，推荐语里写着，“适合拍情绪点的照片，也适合反差的萌感”。从那以后，以各式打扮进进出出的组合，在那个夏秋季节络绎不绝，与这栋破败的楼本身形成鲜明的对照。

楼里的居民大多对此是十分反感的。三楼那位总在曾经的居委会办公室待着的大妈还能心平气和地劝你：大家要相互理解，人家老在你家门口晃悠照相，你也不乐意呀。要是你碰上楼里脾气火爆的大爷，就不是道一句歉就能逃脱的了。微博上去安化楼拍照的博主口口相传的经验里，这里的大爷会“举着大勺逼问来意”。这可不，有一次，一个小伙子想要脱了上衣站在人家门口拍照，房间里的人一出来吓了一跳，直接拨打了110。

现在安化楼一进门就能看见柱子上贴着的公告：“尊敬的摄影专业的同学和各位摄影爱好者们：本楼乃私人宅楼，未经允许私自闯入不听劝阻者，居民有权采取正当防卫行为。”但这并不能阻拦那少许心意格外坚决的“摄影爱好者”们继续潜入这里。为此，自大楼建成以来就一直开放的九层天台如今也被新安上的大门锁住入口，在那天台上种了几十年菜的老奶奶，也不得不放弃自己心爱的小菜园。

但也并不是所有年轻人与这栋楼的碰撞，都充满如此浓烈的火药味。在附近一家私立幼儿园上班的二十五岁的小郑，就常在午休的时候，来安化楼的九层歇脚。人民公社时期九层通体的大会议厅，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到来被改成隔间的小办公室，以四五万一年的价格租出商用。她的母亲就在九层的国际旅行社工作，已经从山西来北京二十多年了。

你要是碰巧遇到小郑，她可能会指着天花板对你说：“这屋顶的花儿真好看。”那屋顶的花纹也并不是什么惊天的刻画，不过是由一些有着浅浅纹路的顶砖拼接而成，九十年代的装修设计常有的模样。

这安化楼的破败在小郑眼里并不十分为其减分。部分是因为商用的地盘相较楼下确实干净整洁一些，但更多是因为，长年累月的相伴反而让这栋楼在小郑的眼里磨得越发可爱。“我觉得这栋楼特别接地气，老古一点。现代人家庭装修不都流行复古么？但是……好像跟这个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她有点不好意思。每次下楼，小郑甚至都会放弃坐电梯，而选择沿着九层的楼梯步行而下。她告诉你，这楼梯的台阶可不是一样高的，而是有的高些有的低些。

她把自己对安化楼的“过分渲染”解释为“住习惯了就对楼有了感情”。你算算，哪怕一天只来这一个小时，一周五天，日积月累待在这里，不也有感情的吗？她母亲的老板就在她歇脚的房间对面的办公室办公，因为害怕影响公司形象，旅行社另有门店，这安化楼九层只处理一切不需要与客户打交道的事务。你若跟这位老板聊半小时，他能跟你提五遍“市场经济”，并笃信这栋楼的去留由拆掉这栋楼的市场收益来决定。但是对小郑来说，如果她有一天真再也见不到这栋楼，她可是会留恋的。

小郑拿着一个月两千多的工资，没有五险一金，时常满嘴喊累，也觉得北京生活不太方便。但她还是要留在北京，仿佛这个外地来的瘦弱女孩儿，与北京这座城市，与广渠门这个安化楼，感受到了某种微妙的共振。

但是小郑的留恋与共振也就到此为止了，身份、年龄、家乡等隔阂并不会促使她与这栋楼发生更深切地交流，正如她就算时常会心疼楼下的老人们，但也并不会上前攀谈一样。渐渐地，楼下的人也不再上来，甚至连九层的一家开了十年的刻字社也没听说过。就连外卖小哥进入安化楼的电梯，也大多只熟练地按下“9”的按钮。“九层”，这个曾经包含人们的共同理想的地点，如今早已成了一个与楼下截然不同的隔绝世界。

“这楼再脏再破，我不会讨厌它”

这楼里也还有一些其他常客。

五年前，四十岁左右的韩女士从安徽千里迢迢赶来北京，接下她弟弟经营的安化楼一层的“开心食品店”——当年的合作社小卖部，一直做到现在。她白天在安化楼后头的东城二幼分园当生活老师，只有晚上和周末才开店。绕过狭窄的店内竖立着的饮料货架，你就能看到她的一张铝制的上下铺床，上铺堆满了一箱箱矿泉水；一个电饭煲和一个电磁炉，她或许正在熬一锅粥当晚饭；一条尚未织完的粉红色毛线围巾，毛线针仍然在上面交叉着；还有一个铁桶，代替水池接着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她每天就住在这店内，几年前儿子也在这住着，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上不了高中，最近也回老家去了。

小卖部的门被推开，是楼上相熟的刘大爷。“有你包裹啦！快递员一敲门，我一瞅这啥呀。待会让你阿姨给你送下来。”小卖部的门又被关上了，她眼角笑开的纹路还没消散。这位大爷在她刚搬来，还并不相熟的时候，就借给她儿子上学需要的房产证，平日里还把她儿子当做自己孙子一样疼。为此，她一直觉得北京人特好，就算她要一直在这里上班到大年二十九，并为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发愁，她还是顶喜欢北京。

还有拾破烂的贾大妈，来北京也十多年了。常年在安化楼附近转悠，使她和楼里的居民都熟络起来，楼下下棋的大爷们见到她，也会问候一句：“您又来啦！”与她个子差不多高的一袋子纸皮儿，能卖三四块钱。她一天一共能卖一两百，挣个几十元。下午闲着的时候，她也爱在墙根处和楼下的居民打打牌，唠唠嗑。

还有三楼原来用作居委会的活动室里，舞蹈队、合唱队、模特队轮流来排练，为的是给社区的人表演。这些队里的人都是附近五六十岁的老太太，有的还能看出年轻时的曼妙芳姿，如今都穿着一袭黑衣，拿着银边亮闪闪的水蓝色花绢，排练着一曲《开门红》。

还有总在晚饭时分来送晚报的邮差大叔，若是遇到不知道订什么报纸好的老住户，他会大声推荐一句：“您订个《法制日报》吧！”他骑个自行车晃晃悠悠的，车后座左右各挎着一个绿色大邮包，里面满满当当的报纸总让人担心会翻落出来。

天色有点晚了，邮差大叔送完了一圈的报纸，居委会的舞蹈队老太太们也都散场回家了。小卖部的韩女士打开电视机，准备着一边吃今晚熬的银耳粥一边看她喜爱的家庭电视剧，小郑的老板也从九楼旅行社下班，一边下楼一边闻着楼下的厨房里飘上来的饭菜香。安化楼对面的幼儿园，小孩早早地被园门口排队的爷爷奶奶们接走，而幼儿园周围的饭菜馆，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招牌也渐次亮了起来。安化楼墙根背风处下棋的老大爷们，不一会儿人也就稀落了。此时残存的一点夕阳还温柔打在安化楼旧粉色的墙体上，映出一些归家的幢幢人影，但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人影也就没了，夕阳也终于黯淡下去。

徐钦敏也回到了他8.7平米的家，拉一下灯绳，顶上挂着的灯管闪了五秒才亮起来——这甚至不是那两居室的一间，而是曾经安化楼最边上的楼层办公室，为此，他得给你解释三遍，“不是组织不给我房子，是给的房子儿子要住”。他家的墙壁上挂了八张他年轻时的黑白相片，窗台上摆着他十几年前过世的老伴儿留着的鱼缸，勉强放置在床和书桌中间的椅子上，有一张他还没读完的报纸——他最近每日都要了解中美贸易战进展怎么样了。

但他现在没空读报纸，他也要做晚饭。厨房里现在就他一个人，他慢悠悠地看了周围一眼，跟你说：“你觉得我现在很悲惨吗？我不这么觉得。这楼再脏再破，我不会讨厌它，因为几十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就像生你的母亲再丑，你也不会厌恶，因为她是你的母亲。”

徐钦敏将食材倒进锅里——他今晚要做豆腐炒平菇，还有炖一盘排骨。他一个人生活，吃饭，做这一顿，能够他吃上两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