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栏外的徐师傅：北京太冷，回我们南方去

“双十一”过后同学在快递点取件（图片来自作者）

“干力气活，也要干一门，喜欢一门”

清华大学紫荆公寓14号楼北侧小树林边，徐师傅站在校园围栏外的申通快递取件点，在十一月末的冷风中搓着手，隔着围栏为难地看着面前要取快递的俄罗斯女生。因为语言不通，他只能笨拙地指着女生的手机：“我，看看。”

得到了看取件通知短信的允许后，他根据取件号麻利地找到了女生的快递，可盒子太大无法从围栏的缝隙中递出。他小心翼翼地一手托着盒子越过围栏顶部，另一只手伸到围栏外稳稳地接住，递到女生手里。女生笑着说“Thank you”时，他结结巴巴地用“外国人的语调”回应：“不客气。”

望着女生走远，徐师傅长舒一口气，挠了挠头，咧开嘴笑起来：“每次碰到这种外国人取快递，嘿，还真麻烦。”

申通快递员徐克林今年48岁，身着灰蓝色的工装外套，黑裤子的裤脚沾满了尘土。高大健壮的他皱纹不多，看起来并不像位年近五旬的人，只有些许灰白的发茬从宝蓝色、画着超级马里奥图案的棒球帽下露出来，泄露了年龄。他的家乡是江西景德镇，说话时却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那是长期在浙江打工留下的烙印。

在快递点工作了两个多月的他，已然适应了这份繁忙的工作。他清楚地记得不久前刚刚过去的“双十一”盛况——纸箱把狭小的快递点挤得满满当当，几乎无处落脚，面前排队的人什么时候都不见少，一串串数字编号源源不断地被念出来。询问快递编号、寻找物件、核对信息、交付物品，这一套流程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忙忙碌碌间天色亮了又黑。

“哪有时间吃午饭？”徐克林摇摇头。吃饭时间是取快递的学生最多的时候，为学生们服务完，快递员才能吃饭，一般是两点左右，有时候更晚。每天忙碌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购物狂欢节之际还会增加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双十一”过后同学在快递点取件（图片来自作者）

除去庞大的工作量，发送取件通知短信对于不擅长使用手机的徐克林来说又是一大挑战。徐克林晃晃手指，白色手套的指腹部分沾满灰尘：“再年轻个几年就好啦，年龄大了，手指不怎么灵活，那（发短信）就只能让他们年轻人来干。”他不好意思地笑一笑，指指蹲在角落里的另一个申通快递员，那个小伙子正沉迷于手机游戏，头也没抬。

“打了这么多年的工，我总觉得，干力气活也要有这个习惯：干一门，喜欢一门，那就会好一点，要有那种耐性。”徐克林语气坚定地说，随即又低下头：“可是对于这种要用手机的工作……还是有点打退堂鼓。”尽管如此，他仍在尽力适应这份工作，完成自己分内的任务，给同学们带来便利的服务。

天光未亮时开始工作，清冷月色下收工，重复无数次的取货、分类、编号、发短信、取快递，这是徐克林的一天。

“要是一家人能在一起就好了”

十七八岁就离开家乡外出打工的徐师傅，在来北京前已有丰富的打工经历，从义乌到温州，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与汗水。人力三轮车一蹬就是六七年，在工地时用双肩将两袋总重两百斤的水泥挑上五楼，这些辛劳的工作在徐师傅看来并不算什么，因为那时还时值壮年，身体扛得住。

“我就是干力气活的人，我喜欢干活。” 他认真地说。

嘴上说着喜欢，这些打工经历却也让徐克林饱尝了辛劳与孤独。加班加点的通宵赶货是常态，比这更难熬的是异乡人的孤单。徐克林回忆道，早年打工时信息不通，只能写信，信件又慢，有时候一两个月才能寄到家，一年难得写两封信。老乡见不到几个，语言也不通。前些年徐克林在福建打工，当地人普遍讲闽南语，让身为外地人的他颇为头疼，过了好久才能应付日常交流。

说到这，徐克林又显露出他乐观的天性，笑着说：“闽南歌我现在也会唱不少呢！”

干这些体力活，虽然出的力气多，但得到的报酬是与付出相匹配的。徐克林扳着手指计算起来：“原来一天工作七八个小时，就有三四百块钱，少了我都不干的，一个月赚个七八千也是轻轻松松。”转而想到现在，徐克林赧然笑了：“现在呢，一天只有一百一十块钱，一个月三千五百块，可房租一个月都要五千多。”

这些数字牢牢刻在徐克林心里，悬殊的差距让他深觉处在北京的不易。

徐克林在租住的家中（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来北京嘛，主要是为了跟老婆孩子在一起。”提起家庭，徐克林露出笑容。目前，他和妻儿租住在北京海淀区学清路某小区的两居室里，房子七十多平米，足够一家人住，基本的水电设施也都齐全，只是房租对他们来说实在昂贵。现年二十三岁的儿子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读研究生，徐克林在2017年下半年决定和妻子一起来到北京，边打工边陪伴儿子，妻子负责照顾孩子起居，他则找了一份快递员的工作。

只是，微薄的工资支撑不起高昂的花销，生活的负担还是落在儿子身上。目前小徐在学业之余做起了微商，一个月去韩国代购三四次，能为家庭带来不错的收入，徐克林也会帮儿子打包、写运货单、送快递等。但微商少不了要在微信上与客户反复沟通，儿子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越来越多。

徐克林苦笑一下，讲述起儿子的情况，这也是大多数微商工作者的日常：用两个手机，有无数个微信好友与响个不停的消息提示音，每晚回复客户到很晚，一两点钟才能休息。学业与工作的冲突难以避免。徐克林摇摇头：“他原来成绩很好的，现在……也不行了。”

作为父母，最担心的还是这样晨昏颠倒的超额工作会让儿子身体吃不消。妻子担心儿子的健康状况，经常催促儿子早些睡觉，约定好十二点必须睡。可儿子嘴里应着，仍是到深夜两点多才能休息，为此母子俩甚至发生过不少争吵。“做父母的，只希望孩子身体好就行，就怕儿子身体累垮。可这也是没有办法。”徐克林长叹一口气说。

徐克林转过身去，在一个废弃的纸箱中找到了一张他一直带着的儿子的“名片”。那只是一张薄薄的、与大拇指一般大小的不粘胶贴画，上面印着一个微信二维码，旁边写着“学生党代购”的字样。“他现在好友太多啦，你可能加不上。”徐克林说，语气中有骄傲，也隐含担忧。

徐克林与女儿（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除了研究生儿子外，徐师傅还有一个小女儿在家乡上小学，一家人平均一年才能团聚一次。因为担心学籍问题，他一直没有将女儿接来北京，只是暑假时带孩子来北京玩了一个月。

“把孩子接来北京太难了，我们都不（敢）想的。”徐克林摆摆手。高昂的学费暂且不提，学校也很难接收外地务工者的子女。教育得不到保证，徐克林便放弃了一家人在一起的念头。

只是，嘴上说着“不想”，心里却仍然期许着一家人团聚的场景：“能带来的话，一家人在一起也更好了，也能生存下去。”他把头扭向一边，望着远方，嘴角浮起笑意。

“北京太难留了，我还是想回南方去”

11月18日大兴发生火灾后，许多地区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不少快递公司进行了相应的整改，有一些甚至暂停收件。徐克林所在的申通快递据说也要搬迁公司。徐克林表示，他不知道公司上层的消息，只能直观感觉到最近不能发货，收货也少了很多，下午甚至没有货来，取货的车也只能白跑一趟。

“干快递太不稳定了。”徐克林说着，低头笑了起来：“这么一看，这个活……确实没什么干头。”儿子做微商，更使他对此深有体会，赶上不能发货的时候，儿子的生意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当问及未来的打算时，他脸上浮现起无奈。“找不到别的活干了。北京工作太难找了。”他说。在找到这份快递员的工作之前，他也找过一份在工地上干活的工作，只是干了一个多月就收工了，工资也与在南方时比起来大大缩水。

徐克林称，在北京能找到的工作大多是送快递、送外卖之类的，都免不了用手机，这让他很为难。妻子与儿子都劝他找一份轻松的工作，比如门卫，可徐克林自己并不愿意。除去工资因素外，他仍希望尽自己的力去做工作。“我喜欢干活，（如果）没什么可干的我也不太喜欢，也不甘心、做不来兴头。想干活。有活干，哪里没有力气使呢？”

生活中的徐克林（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偶尔工作不忙碌的时候，徐克林也有自己的娱乐消遣。“老徐这个人实在，乐于分享，也认识了不少朋友。” 徐克林的妻子王女士说。他爱和朋友们喝酒、打牌，却很少有悠闲的时间，偶尔买彩票，也舍不得花太多钱在上面。

徐克林说，身边熟识的和自己一样的外来打工者，没有人觉得在北京生存容易。他重视家庭，是留是走全交给妻子和儿子决定，“看他们怎么商量。”但在他的心底，南方才是理想的地方。那里舒适宜居的环境、相比北京较低的物价，都让他无比怀念。

“我还是想回我们南方去。”徐克林叹一口气，他看向远方，那是遥远的南方，一个能给他归属感、让他说出“我们”的地方。

后记

十二月的第一天，徐克林辞去了申通快递员的工作。在电话里，他解释说，辞职的原因主要是申通公司发展状况越来越不景气，时不时发生丢货、滞留货物等影响信誉的情况，作为员工，他有些失去信心，更加坚定了不做快递员的想法。

目前他仍在一边给儿子的生意帮忙，一边寻找新工作，只是不知未来到底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