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

饮不到的长江水：台湾眷村人的大江大海

初见眷村：都市中的“异类”

2015年夏天，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本科生田扶摇拿到了《宝岛一村》的剧本，那是他第一次知道“台湾眷村”的存在。作为剧中男主角朱保全的表演者，田扶摇在网上查阅起眷村的资料。

了解后，他“瞬间爱上了这部戏”。

田扶摇出演话剧《宝岛一村》的现场

台湾眷村是指1949年起至1960年代，国民政府为了安排被迫自中国大陆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在整个台湾，散落着879个眷村，它们或隐匿与闹市之中，或早已变成一张黑白照片。不论现在如何，在当时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中，眷村中有太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而田扶摇饰演的朱保全一家，也是眷村中的一份子。二十年前，他们在空地上搭起了顶棚便成了家；二十年后，他们依旧住在这里，还养出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整天吵着要到台北去、到城里去。

的确，如《宝岛一村》中的儿子一样，眷村走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如宋楚瑜、龙应台、郭台铭、邓丽君、林青霞……

台北在多数人脑海中的图景都是高耸入云的101大厦，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穿梭其间的捷运与公车和步履匆匆的行人。

但在台北市中心的101大厦周围，却有一片低矮的平房。斑驳的牆民、狭窄的巷道，疏离地仰视着不远处在熠熠闪光的大楼玻璃窗。建筑的门牌上写着“四四南村”。

四四南村是一座保存至今的眷村。它见证台北的大楼拔地而起，最终与这个现代都市渐行渐远。

歌手邓丽君是眷村走出来的名人

四四南村旁的餐厅中，一位矮小精壮的老人走进了进来，他弯腰朝左边的人行了个礼，转过身满脸笑容对右边的人作揖致敬，整个餐厅的客人都认识他，他是这里的“里长”张天智。

在圆桌前落座，张天智用山东方言和左边的老人闲谈几句，又用带着河南腔调的普通话张罗大家点菜。拿出一瓶杜康，几杯白酒下肚，他有些兴奋，平日里铿锵有力的声音有些颤抖，面对来自大陆的晚辈，他谈起了习近平主席，说到激动处放下酒杯，伸出大拇指“我们作为中国人，骄傲！”

如果你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台湾”和“身份认同”，会出现325条结果。有关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的讨论从未停止。2016年，台湾竞争力论坛公布的、台湾民众身份认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为61%。而在同一年，根据岛内泛蓝媒体（政治立场上反对台湾独立的阵营）《联合报》民调显示，有11%左右参与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10%参与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观点并不“主流”。

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

如果是在台北的街头，张天智这样大声的宣言会引来周围人的眼光。一桌的老人却习以为常，没人反驳。

这些老人儿时都曾住在四四南村，随着眷村改造，同年的伙伴早已各奔东西。在花甲之年，又不约而同回到眷村叙旧。

一条漂泊四十年的小舟

如果说那些跟随着国民党部队迁来台湾，第一批在眷村扎根的人们是“眷村一代”的话，那王桂英应该算是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眷村二代”。住在台北市文山区万芳社区的她，面对着周围陌生的面孔与紧闭的防盗门，总怀念儿时眷村的人情味。她时常会想起七十年前的日子，那时候的南村还没被高楼大厦包围，每天清晨站在巷子口就能看到不远处的阳明山，笼罩着一层薄雾。各家小院，鸡犬相闻。

1949年对于桂英家来说不太寻常。这一年，一艘载满第四十四兵工厂工作人员及家属的船在基隆港停靠时，船上有桂英的父母，他们落脚于这片土地。同年，桂英在四四南村出生。“眷村一代”或许还能依靠记忆保留着对大陆的记忆，但小小的桂英从此只能从父辈口中去想象、建构自己从未谋面的故乡。

初来台北的一家人，在河边砍些竹子，编成篱笆，灌上水泥便围成一个家。平时，隔壁家的小孩子淘气敲墙，大人们便会隔着屋子大喊：“别敲啦！墙要倒啦！”一切都是暂时的，没人在意这不坚固的墙。巷子口有个大喇叭，播音员精神饱满地一遍遍朗诵：“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