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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
初见眷村:都市中的“异类”
2015年夏天,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本科生田扶摇拿到了《宝岛一村》的剧本,那是他第一次知道“台湾眷村”的存在。作为剧中男主角朱保全的表演者,田扶摇在网上查阅起眷村的资料。
了解后,他“瞬间爱上了这部戏”。
田扶摇出演话剧《宝岛一村》的现场
台湾眷村是指1949年起至1960年代,国民政府为了安排被迫自中国大陆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在整个台湾,散落着879个眷村,它们或隐匿与闹市之中,或早已变成一张黑白照片。不论现在如何,在当时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中,眷村中有太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而田扶摇饰演的朱保全一家,也是眷村中的一份子。二十年前,他们在空地上搭起了顶棚便成了家;二十年后,他们依旧住在这里,还养出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整天吵着要到台北去、到城里去。
的确,如《宝岛一村》中的儿子一样,眷村走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如宋楚瑜、龙应台、郭台铭、邓丽君、林青霞……
台北在多数人脑海中的图景都是高耸入云的101大厦,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穿梭其间的捷运与公车和步履匆匆的行人。
但在台北市中心的101大厦周围,却有一片低矮的平房。
斑驳的牆民、狭窄的巷道,疏离地仰视着不远处在熠熠闪光的大楼玻璃窗。建筑的门牌上写着“四四南村”。
四四南村是一座保存至今的眷村。它见证台北的大楼拔地而起,最终与这个现代都市渐行渐远。
歌手邓丽君是眷村走出来的名人
四四南村旁的餐厅中,一位矮小精壮的老人走进了进来,他弯腰朝左边的人行了个礼,转过身满脸笑容对右边的人作揖致敬,整个餐厅的客人都认识他,他是这里的“里长”张天智。
在圆桌前落座,张天智用山东方言和左边的老人闲谈几句,又用带着河南腔调的普通话张罗大家点菜。拿出一瓶杜康,几杯白酒下肚,他有些兴奋,平日里铿锵有力的声音有些颤抖,面对来自大陆的晚辈,
他谈起了习近平主席,说到激动处放下酒杯,伸出大拇指“我们作为中国人,骄傲!”
如果你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台湾”和“身份认同”,会出现325条结果。有关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的讨论从未停止。2016年,台湾竞争力论坛公布的、台湾民众身份认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为61%。而在同一年,根据岛内泛蓝媒体(政治立场上反对台湾独立的阵营)《联合报》民调显示,有11%左右参与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10%参与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观点并不“主流”。
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
如果是在台北的街头,张天智这样大声的宣言会引来周围人的眼光。一桌的老人却习以为常,没人反驳。
这些老人儿时都曾住在四四南村,随着眷村改造,同年的伙伴早已各奔东西。在花甲之年,又不约而同回到眷村叙旧。
一条漂泊四十年的小舟
如果说那些跟随着国民党部队迁来台湾,第一批在眷村扎根的人们是“眷村一代”的话,那王桂英应该算是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眷村二代”。住在台北市文山区万芳社区的她,面对着周围陌生的面孔与紧闭的防盗门,总怀念儿时眷村的人情味。她时常会想起七十年前的日子,那时候的南村还没被高楼大厦包围,每天清晨站在巷子口就能看到不远处的阳明山,笼罩着一层薄雾。各家小院,鸡犬相闻。
1949年对于桂英家来说不太寻常。这一年,一艘载满第四十四兵工厂工作人员及家属的船在基隆港停靠时,船上有桂英的父母,他们落脚于这片土地。同年,桂英在四四南村出生。“眷村一代”或许还能依靠记忆保留着对大陆的记忆,但小小的桂英从此
只能从父辈口中去想象、建构自己从未谋面的故乡。
初来台北的一家人,在河边砍些竹子,编成篱笆,灌上水泥便围成一个家。平时,隔壁家的小孩子淘气敲墙,大人们便会隔着屋子大喊:“别敲啦!墙要倒啦!”一切都是暂时的,没人在意这不坚固的墙。巷子口有个大喇叭,播音员精神饱满地一遍遍朗诵:“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眷村老照片
同一年,6岁的陈炳(火章)离开南京,和父母一起搭上了去台湾的船。每到春节,炳(火章)和眷村的伙伴们都换上新衣服,在巷子里串来串去,偷偷去抓挂在各家门口的香肠吃。大人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们去闹。傍晚,当他推开家里的门时,发现母亲坐在床边抹眼泪。
“妈妈你怎么了?”
“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少打听。”
他感到不解。门外的鞭炮声震天响,小伙伴在巷子里嬉闹招呼他。他转身跑了出去 ,也就暂时忘记了这码事。
直到很多年后,戒严结束,他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京剧“四郎探母”,看到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的时候,他泪流满面。那一刻他才明白儿时母亲的眼泪。他想起,儿时的春节,巷子里冷冷清清,大人们互道“新年好”却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太阳落山,广播里绍兴戏曲调悠长,吴侬软语中,听者的思绪飘向对岸,记忆中的乡音在耳畔回响。
京剧《四郎探母》
回忆总是带有柔光的滤镜,七十年后,他再回想眷村的春节,早已不是孩童视角的欢乐氛围,而是父亲母亲压抑着的愁容。他才恍然想起,劈哩啪啦的鞭炮声,麻将碰撞的清脆响,是低压空气中为数不多的宣泄出口。
人们见面互道过年好也是有气无力的。
-“今年初几了?”
-“大年初一”
-“哦,过年了?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 ”
这种对话只能发生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50年代的眷村,
没有人敢公开说「想家」这两个字。
如果被军队管理者听到, 会被叫去问话:「你是不是和匪区还有联系?」人们只好关起门来悄悄落泪。
桂英的妈妈惦记著家里的母亲,费尽周折托人寄信到安徽老家,三十年了,却从没收到过回信。
每当看到对岸“打倒黑五类”的消息在报纸上印出,她脑海里都是自己家花瓶瓷器被打碎的场景。直到1992年,桂英一家终于联系到安徽的家人。才知道,三十年间,安徽的家人也一直没放弃给第四十四兵工厂的他们写信,只是那些信件都被管理者扣下、扔进垃圾桶,家书中一字一泪的情愫也早已无从追寻。
眷村的日子是艰苦的。天智至今记得母亲去世前早已严重变形的双手和痛苦的表情。来到台湾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靠给别人洗衣服维生,即便是冬天,双手也浸泡在冰冷的水中。他心疼母亲,痛恨战争带来的苦难。每当提起战争,他的声音马上提高八度:
“战争!绝对不能有!他的后果你是无法想像的⋯⋯”。
然后叹一口气,
“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懂⋯⋯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当时的苦难啊”。
共同经历的苦难构成了他们集体记忆,让眷村成为一个相依为命的团体,小孩子也因此格外听话。桂英说:“那时候村里有选举,父母让我们投谁我们就会投谁,因为父母肯定不会害我们呀,可是现在的小孩就没有那么听话了。”
现在的四四南村 图片来自网络
“反攻大陆”的口号喊了多年,但眷村的人却逐渐明白,回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于是他们开始在脚下安家。眷村的大门也逐渐被打开。
每周日的时候,眷村的父亲们都会骑着脚踏车去几公里外的集市买菜。懂事的桂英偶尔会跟着一起。摊位前,父亲用普通话询问价格,对方没有回应。追问了一遍,买菜的人才爱搭不理的回应了一句,转过头和附近的人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聊了起来。
年幼的桂英还不懂台语,但她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眷村外面的世界并不简单。有时候气急了,大人们会自己去河里抓鱼,“本省人要么不愿意卖给我们,要么就是故意卖得贵”。
刚进入国中的炳(火章)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课上,老师用国语讲著中国地理,他在地图上看到了自己的“祖籍”。一下课,班上的同学便用台语嬉笑著,他听不懂也插不上话。有个男生靠近他,说了一句台语,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就甩了他一巴掌,然后扬长而去。后来,他才知道对方敌意的来源——自己就是他们口中的“外省人”。
年轻气盛的他召集了眷村的男孩子,和班上的本省孩子打架。有一次被警察抓住,警察一听到他们的大陆口音,就说“又是你们这些眷村子弟闹事了?让你老爸领回去打一顿”,放走了他们。而那些本省孩子,则被留下来接受处罚。那时的台北,警察、教师等公职大多被1949年来台的外省人垄断,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占据主导。儿时的不愉快在眷村孩子心中留下了阴影,他们只记得欺负自己的本省同学,却不知道那位同学愤怒的来源。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感到不安,便更加珍惜眷村篱笆的保护,也对父母口中的“故乡”充满了想像。
同是在眷村长大的高凯兴(化名)却有着不一样的回忆,他喜欢“本省人”。作为一个在台南长大的外省人,他是班里为数不多不会台语的人。而他在国中最好的朋友却是台南当地的孩子。有一次,他去朋友家里玩,看到墙上挂着同学父亲的黑白照片,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很多年后,他才从朋友口中得知,那位父亲死于二二八事件。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用“转型正义”反思那段历史,当外省人与本省人对历史各执一词的时候。高凯兴却更同情本省人,“当外省人喊着台湾人逼我们跳海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矛盾的先后顺序?很多外省第一、二代民众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好处。但打压闽南语、客家话,公职只限外省人……国民党的这些行为,才是省籍矛盾的开端。不要陷入被害者的集体情绪,就忘记理智和知识。”
尽管身份证上,祖籍一栏让本省与外省泾渭分明,但封闭的眷村还是逐渐被打开。如今台湾本地的太太嫁给村里的军人,在眷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在几十年前这还是足以让整个家族“蒙羞”的事情。戴嘉莹的爷爷和父亲是台湾的本省人,她却是在上海长大的,现在在上海的台商子女学校就读。她听爸爸说,那时候只有穷苦人家或者台湾原住民会把女儿嫁给外省人,所以当她爸爸的堂姐想要和一位外省军官结婚的时候,整个家族都极力反对。在她看来,老一辈的台湾本省人会把眷村看成一个很强势的外来政权下的产物,但在青年一代中,这样的隔阂和对立已经渐渐消解,如今已经很少有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分别了。
眷村里的房屋 图片来自网络
课本里的“故乡”
桂英的儿子没有在眷村生活过,但她会带着儿子“回娘家”转转,也会告诉自己的孙女,“我们是从安徽过来的哟,你要知道你是中国人⋯⋯”儿子听到了,就会说:“我们是台湾人,台湾人就行了,在哪里出生就是哪里人⋯⋯”每到这个时候,桂英都会叹气,而炳(火章)则会激动地教育儿子一番。
类似的场景也经常在陈佩怡(化名)家出现。今年在台湾政治大学读大一的佩怡家住桃园,爷爷是曾经住在“陆光二村”的空军。当被问到爷爷的祖籍的时候,她一脸疑惑:“我记得是河南?还是湖南?要么就是湖北⋯⋯我没去过爷爷的祖籍。”
国中时候迷恋上盗墓笔记的她问妈妈:你知道长沙在哪里吗?妈妈脱口而出:“湖南”,然后转过头一脸惊讶地问:“你们国中地理没学过吗?”妈妈回忆起自己的高中时代,课本对中国地理介绍得格外详细,她能指出中国每个省份的位置,而历史课本中,“台湾历史”就是“中国历史”。
在1987年“解严”后,伴随着“台湾本土化”(又称“去中国化”)意识的兴起,台湾经历了数次课本改革,增定《认识台湾》为必修课程,将“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离出来。2000年民进党开始执政后,又进行了数次改革,推动“去中国化”的进程。
佩怡平时也总能听到同学间一些抱怨:“我们为什么要学中国地理?知道中国哪个城市在哪个省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佩怡也有点疑惑:“三皇五帝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呀。”有关“故乡”的想像,只停留在国中课本里抒发乡愁的诗句中。
眷村的一些老人开始感到担忧:“毕竟,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同为眷村子弟的高凯兴却不以为然:“世界的文化、历史都是流动的、不断混合的,没有所谓源出的问题。世界之所以有趣,就在于它的多样性。所有不同文化都可以独立,各自蓬勃发展有什麽不好?”
台湾历史课本
现实中的“彼岸”
桂英和炳(火章)每周都会看一个叫做“大陆寻奇”的节目,长城的巍峨、黄山的雄伟都让他们心驰神往,对秦始皇的历史也兴味盎然。桂英至今也没有去过大陆,但却通过电视和网络的窗口对大陆的成就如数家珍,“只要是大陆的节目我都爱看”。军人出身的炳(火章)尤其喜欢看大陆的阅兵式,说到激动处,甚至模仿著踢起了正步。佩怡的爷爷在听到她用口风琴练习国歌的时候,会突然冲过来抱住她说,“妹妹真棒!”
自幼热爱历史的炳(火章)回忆起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历史甚至会不禁落泪,曾经上过战场的他一直有着“强国梦”。他常感叹:“现在的台湾年轻人怎么少了民族性?”桂英也对电视中抒发爱国之情的大陆小学生赞不绝口。而佩怡和她的同学们却不能理解大陆青年的“民族主义”狂热。
台湾民众反对“去中国化运动”
2016年初,“周子瑜事件”的新闻在两岸都引起了热议。当周子瑜一身黑衣站在镜头面前道歉,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时候,佩怡感叹:“子瑜好可怜⋯⋯”。那时候,她和同学们在准备大学学测(大学入学考试),尽管如此,文科班的同学还是义愤填膺地讨论起这件事。正值台湾大选,佩怡的一个学姐原本没有想参与投票,可却因为这个事件,跑去投民进党。
佩怡没有投票权,她知道“爷爷是蓝色,爸爸也跟着是”,至于自己,“我只会觉得,我们家是支持蓝的,但我不一定要支持国民党。”由于周围同学普遍是“绿色”的,她也不太愿意和他们讲父辈的观点。佩怡曾到深圳旅游,因为不熟悉情况,一周无法连接Facebook(脸书),这使她第一次意识到,“我们是有共同的历史”,但在很多方面,两岸情况不一样,比如一些制度设计、比如社会文化。
同样在台湾长大的李健辉(化名),曾在大陆从事基层社会研究。他认为:“国族认同”和“统一独立”是两个问题,而人们总是习惯混为一谈。“当你问我是不是中国人的时候,更多是文化上的一种认同;而统独问题,则是现实利益的考量。”
2008年,他第一次来到大陆,提着行李在人潮涌动的火车站候车室排队等候进站。有人告诉他“30元可以到vip候车室等车。“30元可以到vip候车室等车。”他看到vip房间里的人坐着喝茶,而房间外的人甚至挤不到一个位置,也没有人按顺序排队。事实上,“插队”这个现象也成为一些大陆游客饱受诟病的原因。学习政治学的他,并不想将其归结为“素质低”,而是认为“这件小事背后是两岸管理模式上的差异。”
眷村美食
罗大佑有一首歌叫“亚细亚的孤儿”,如果说台湾岛是太平洋上的孤儿,那眷村也曾宛如台湾岛中的一座孤城。苦难的曾经让城中的人无比紧密的拥抱彼此,外面的炮火逼迫他们紧闭城门。随著时间的流逝,城门打开,有人选择回到祖籍,有人选择学习台语,有人渴望强大的后盾,有人希望独立地生活。每种选择都源于自身的成长经验和受到的教育,是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也是政治操作的冰山一角。
如今,四四南村的遗址早已变成公民会馆,一群咿呀学语的幼儿在屋子里玩耍。也许未来,他会听祖父讲起那段在大江大河中漂泊岁月,但那段历史永远无法成为他的切身之痛,他记忆中的故乡是凤梨酥和日月潭,而不再是饮不到的长江水。他将如何看待往事,又将如何走向未来,他耳边有东方的叮咛,也有西风的浸润,不知道他将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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