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超人的意志——读《罪与罚》想到的

十九世纪的俄国，废除了农奴制后，翻身的平民俯下身子亲吻贵族的鞋。在百无聊赖的酒馆里，拉斯柯尔尼科夫拿起油腻的酒杯，掺着马尔美拉多夫对生活的抱怨，喝下苦涩的凉啤酒。不久，他拿起斧子，毫无怜悯的击碎了老太婆伊凡诺芙娜的头骨。

这几乎是《罪与罚》前半部分的所有情节。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听完一通对生活的抱怨后，想到了穷困潦倒的自己：在好似一口橱柜的房间中蜗居，用简陋的配餐果腹，靠母亲和妹妹省下的钱勉强度日。他决心不要成为马尔美拉多夫一样的失败者，在他的头脑中，这样的想法逐渐明晰：世界上有不平凡的“超人”，也有无奇的“庸人”，“超人”有权利昧着良心去逾越障碍——在他为了实现理想的时候——踏过尸体和废墟，于破坏与毁灭中建立新的秩序。那么如果认定自己是不平凡者，杀死“庸人”应该就是情理之中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理论，与同时代尼采的“超人”哲学不谋而合。动荡晦暗的十九世纪，被煤灰和蒸汽模糊的欧洲世界也好，被慈禧太后的鼻烟笼罩的中国大陆也罢，混乱和无序中，似乎正迫切需要一股力量，扭转一切荒诞可笑的现实，创造崭新的、温热的历史。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眼里，那些懒散的、空虚的平凡人不可能发挥作用，上帝又已死，世界于是需要“超人”。

纵览历史，好像确实每一次革命，都归功在某些个体的名下：一统中国的是秦皇汉武、成吉思汗，变法的是商鞅、王安石，连开天的、造人的都说成是盘古、女娲的神力；更不必说凯撒、耶稣、穆罕默德、拿破仑，比起中国人，外国人更喜欢超人、英雄和神。我们望向这些涌现出来的名字，似乎可以看到这些名字上幻化出人形，谁能相信，这些平庸的脸下面，居然是超人的灵魂！

历史是超人的意志。从这些闪耀的明星的事迹，以及后辈对他们争先恐后的怀缅来看，似乎是正确的说法。可是，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超人和庸人的分别，为了给一切既成现实寻找一个合理而又诗一样的说法，整个社会处心积虑的，在攒动的人头中选择了一个出头的人，在变革上冠以他的名字。这样，人类的历史便会是成为传奇样的故事。

人们喜欢传奇，这是无可非议的。最初人们创造自己的神，不仅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更多的是出于对权威的渴望。如果有一个非己的权威，那么就不必多加思考和自我规范，凡是以权威为典范，便万事大吉。所以，如果能够在人流中选择一个合适的代表，或者说，让他作为历史事件的始作俑者，便可以撇清和历史的关系，自顾自的活着。如果说，这世界上真的有庸人，大概他们都怀有这样的利己想法。

不可否认，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而且很多时候，这种差异还足够显著。而这种差异往往体现在某种天赋上，比如智力、出生环境等等。这样的差异大多情况下可以导致学术造诣的深浅，这与我所说的历史不算一回事。所以，“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撼动地球”的说法，终究还是一个科学原理的形象说法，如果有人真的想象自己可以撼动地球，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

不过，还是可以发现，这些英雄人物的共同特点：他们都顺应了其他不起眼的平凡人的想法。或者说，英雄们代表的是这些平凡人物的普遍意志，被压抑着的普遍意志，正如同多米诺骨牌，每个人看似都一如既往，然而只需要一点风吹草动，便会引起巨大的反响。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超人”是第一张骨牌，仅是有助推的作用罢了。一旦，这些被挑选出的“超人”违背了宏大的发展潮流，他们就会粉身碎骨。更不必说那些凭空生出有违普遍意志，又妄想它形成气候的人了，不过笑话而已。

恩格斯对历史的产生有一段非常深刻的阐释：“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但是，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对合力都有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因而，这个世界上可能根本就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不平凡的人”。历史的创造，更不可能只是某些特别的人的功绩。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做出的决定，都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历史的轨迹，尽管这种影响是不可预期的、更可能是不符合预期的。正如同巴西的蝴蝶不过扇动一下翅膀，墨西哥就迎来了一场飓风；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天涯海角未曾谋面，但是却各自成就了各自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