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回顾：那些年，我们看过的国庆献礼电影

国庆献礼片就像春晚，即使有可能槽点满满，也一定会吸引全国人民的关注。就拿今年来看，截至10月8日，2019年的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合计票房已突破48亿，超过了2017年国庆档整体票房，也收获了极高的口碑，分别斩获豆瓣评分8.0与7.0分，国庆献礼片再一次“大获丰收”。

作为庆祝共和国生日的文艺贺礼，国庆献礼片并非是这些年来才兴起的新手段。事实上，国庆献礼大片已然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走过了与时俱进的七十年。

往前倒数60年，1959年的国庆献礼片《五朵金花》也曾引起万人空巷式的热潮。这部讲述了白族青年阿鹏与金花在经历种种波折后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电影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彼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数量仅有33个。饰演女主角的杨丽坤更是凭借《五朵金花》和之后的《阿诗玛》一跃成为当时的国民女神。

《五朵金花》作为一部反映白族生活的喜剧片，有着轻松浪漫的情节，载歌载舞的场景，秀丽的风光，充分地体现了“内容好、风格好、声光好”的高标准。但同时，作为一部诞生于“大跃进”时期的国庆电影，时代气息也潜移默化地移植在了电影的各处细节中。在“以钢为纲”的工业方针下，社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而在电影情节中，“社里炼钢”则成为了最终推动男主阿鹏与女主角金花解开误会的关键情节。

电影的基调也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经济和社会面貌得到了明显改观，举国上下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劳动人民也充满了干劲。因此，《五朵金花》中处处都是高昂向上的情绪，即使是在男女主产生误会，作为主线的爱情情节到达低谷时，主人公的精神仍是饱满的，很快就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劳动之中。而女主金花即使知道了误会缘由，仍优先完成了白族节日庆典的举办，才去找情郎解开误会。

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爱情与个人政治道路的选择和思想境界的提升联系在了一起。影片中的五位金花与她们的伴侣不但是情投意合的爱人，更是工作上并肩的好伙伴。影片中的人物都为劳动人民，并未出现任何一个反派（即阶级敌人），只有一个个阴差阳错机缘巧合之下的误会和好心办坏事的“围观群众”。这在当时大多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电影中显得独树一帜。

1959 年前后是新中国历史上国家电影主管部门领导和创作者之间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之一，以夏衍为首的电影工作者们在1956年正式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将对祖国建设的满腔热情投入创作中，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数量高达18部，这一年也被电影史学家称为“难忘的一年”。但很快，这一局面即因大环境的变化而难以为继，1969年的献礼片也黯然无光，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改善。政治氛围的宽松再次给了电影创作者们高涨的创作热情，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献礼新片展映由此诞生。

在这一年的献礼片中，既有像过去那样的革命历史片，也有反映现实生活和文革的作品。创作者们并不刻意回避社会矛盾，而是对社会问题进行了反思，多了几分批判意识。更为突出的一点改变在于，经历过磨难之后的创作者们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对人的关注和尊重的重要性。在这一年的献礼片中，可以感受到对善良人性的肯定，虽然不能完全避免过去的对敌人的负面形象进行突出表现的做法，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已开始注重展现人物形象的多个侧面。

在国庆电影《小花》中，青年导演不但运用了新的电影语言，兄妹、母女等之间的生离死别及团聚和小花个人的成长也被置身于人民战争的背景之下，以两户人家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主题。除了过去常见的人物对信仰的坚定热情，更注重其细腻的感情和亲人之间的羁绊。如陈冲饰演的小花亲身母亲周医生，既可以看到她身上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革命信仰的坚定，又可以看到她作为一个母亲的柔情和对女儿的思念。革命者不再是过去那种“假大空”的形象，也有了作为普通人和人民群众一样的感情，显得更加接地气。

时光轮转10年后，相比于89年突飞猛进的经济改革形式而言，国家对文化和电影的管理及电影生产体制的变革，显得明显滞后。鸿篇巨制《开国大典》正是在一片争议中诞生。《他改变了世界》一书中提到导演李前宽在电影中将蒋介石描述成一个正常人而非过去影片中单纯的恶棍形象，导致审查人员不允许公映，除非他将蒋介石表现得更加凶残。坚持原本呈现方式的导演不但电影遭到搁置，自身更险些被扣上“亲蒋”的罪名。直到李前宽在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的帮助下，将影片为新上任的总书记江泽民等领导人播放并得到支持后，这部长达160多分钟的电影才得以面世，其中古月塑造的毛泽东、孙飞虎塑造的蒋介石等人物形象皆成为影史上的经典。

以《开国大典》为代表的献礼片以堪比历史纪录片的叙事重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岁月，无疑对树立起“新中国的建立来之不易”的观念和稳定当时的思想风潮起到了作为政治宣传工具应有的作用。同时，在领袖的形象塑造上，更加注重通过一些生动的小场景配合宏大叙事，不过分神化领袖，拉近观众与领袖的距离，建立起观众的心理认同感。

与1959年时的观众们相比，1999年的许多观众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新中国的初期建设，更不用说革命时的峥嵘岁月。至于曾经的英雄们，新一代的青年们也不再如老一辈那么熟悉。对于1999年的观众们而言，随着多年持续的经济高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娱乐才是绝大多数人观看电影的重要目的，电影界也由此开始了将商业电影引入献礼片生产的尝试。诸如1999年冯小宁执导的《黄河绝恋》中就能见到一些商业化的元素：凄美的跨国爱情故事、吃蝎子等民俗奇观、各种战争暴力场面，以及具有影响力的明星演员担任主演。这些都体现了影片在政治的自觉下努力达成艺术和商业双赢的尝试。

动画片《宝莲灯》作为99年的献礼片之一，不但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巅峰之作，也是国产动画的一座高峰。姜文、宁静、陈佩斯、徐帆等当红影星纷纷参与配音。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幕后配音演员阵容称得上是群星璀璨。

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庆献礼片大规模采用明星演员的趋势更加明显。2009年的《建国大业》，共有172位明星参演，上映时找出电影中明星的游戏甚至成为一个吸引观众进入电影院的重要原因。作为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又一标杆，《建国大业》通过大批量明星的参演，利用明星效应和票房号召力，将商业性发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如此华丽的大片阵容下，影片取得了4亿多的票房。

在票房和明星阵容的背后，是国产电影体制的极大变革。细数之前几十年的国庆献礼片，皆由北京、上海、八一等电影制片厂制作，“长影”在《五朵金花》中更是频频出现，甚至可以算得上最早的制片厂“广告”。而在进入21世纪以来，改革越来越深入，民营资本广泛深入地介入了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在出品公司中，我们见到的是中影集团、上海电影集团公司等富有新时代商业性质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主旋律电影更面临着好莱坞大片等蕴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商业影片的冲击，这就要求献礼片们不但要进行宏大叙事，更要能关注个体命运，通过具有亲切感的普通个体的叙事引发群众的共鸣，在对历史的想象和想象的历史中来构建符合现代人审美体验和情感诉求的影片。

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建国大业》相对于偏纪录片风格的《开国大典》在情感表现上更加细腻外露，情节上也在史实上进行了艺术性加工和合理想象，制造了更加明显的戏剧冲突，以达到吸引人的生动效果。如解放军解放上海后，影片特意安排了宋庆龄天亮后走出家门的情节，她看见一排排刚结束战斗躺在地上休息的解放军，为解放军严明的军纪和不打扰平民的精神所打动。宋庆龄主观视角中看到的景象和对宋庆龄表情的近景特写的切换，配合上煽情的音乐，既塑造了共产党军队的正面形象，又为宋庆龄答应去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做了铺垫，这是符合长期受电视剧影响熏陶、更加注重戏剧性和细节性的观众们的观影习惯的。

另一方面，随着观众对于人物认知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在对国民党一方人物的塑造上，影片独具一格地为陈坤饰演的蒋经国安排了整治上海经济却在四大家族内部腐败前无奈受挫的情节。抛开陈坤本身的颜值为角色增色不说，这确实是对过往扁平式人物的突破性呈现。联系蒋经国本人促进台湾经济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的成绩，这一不知真假的情节安排塑造了以往影片中作为蒋介石背景板的蒋经国不一样的银幕形象。

2019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入人心，中国的民族认同和爱国热情又有了新的诠释。从08年的奥运会到如今的世界杯，十年后的中国人更加地自信，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国家崛起的影响。像《我和我的祖国》这样聚焦大时代大事件下普通人与国家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故事，成了越来越多国庆电影的选择。在这样的故事呈现下，观众们感受到的不止是一代代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更是人民的命运如何与国家命运、与时代洪流汇聚在一起，从而更加珍惜如今的生活。沧桑巨变七十年，变的是献礼片们的表现形式，不变的是对祖国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