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者之死

在百度指数里搜索“霍金”，一条平如死者心电图曲线的折线在3月14日当天狂飙到顶，并在之后两天迅速回落，继续呈现死者心电图曲线状。大众对于此事的热情无疑是短暂的——“哪个十八线小明星出个轨，热度保持的时间都比这个长”。

霍金可以说是一个“科普者”。他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将前沿物理学带进大众的生活。他撰写的《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曾点燃无数人的科学梦想，销售超过九百万本，可以说，他在公众领域的影响力几乎可与爱因斯坦媲美。这或许也是他的逝世能够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应的原因：我们缺乏这样一个科学偶像，缺乏将科学带入普通人生活的科普者。我们情不自禁地为伟人的逝去而惶恐：霍金走了，谁是下一个引路人？

如今关于霍金的话题正在迅速沉寂，而关于科普的话题更是从未被提起。在中国，这位举足轻重的科普者死去了，而他的继任者似乎姗姗来迟。

“科普”在中国是个并不如何为人熟知的词汇。“科研”受人尊敬，“科学”威严正确，但那都是离我们的生活很远的东西。全球科技创新公司3M发起的一项“科学现状指数”调查显示：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非常积极，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中国人普遍更相信科学。但同时，中国人也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对科学的无谓”：43%的中国人认为，即使没有科学，日常生活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而在全球，这一比例为38%。

这或许正反应了当下令人尴尬的现状：一方面，科学的界线本就不大分明，父母辈的朋友圈里“伪科学”大行其道，年轻人则大多更关注方舟子的撕逼成功与否；而另一方面，人们——年轻人与中老年人都包括在内——对科学的态度是“无所谓”，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也不会花费珍贵的时间去了解。虽然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自己是不信科学的“蒙昧者”，但假如和他们谈起科学理论，他们又会以茫然和怀疑来明确地拒绝。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自古以来，中国的主流思想都是“入世”与“致用”，讲究做每件事都要有相应的回报，就连读书都不是为了纯粹的“博学”，而是图一个“书中自有黄金屋”。但科普这件事情，在许多人眼中，是一件纯然“无用”的事。我们大可以四处宣扬科学理论，可是这类科普全然敌不过一句极为质朴、毫无恶意的问句：

“我知道这个有什么用？”

这是个无解的问题。科普当然是有作用的：我们借以广阔视野，开放思维，更深入的了解世界，进而理解生命——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它无法让你的工资上涨，无法让你升职，无法使你脱胎换骨。于是它在很多人眼中就是“无用”的。有人说，科普在中国缺乏植根的土壤，这一观点或许太过偏激，但并非毫无依据。

但在中国，科普所面临的困境绝不仅仅局限于此。使人无能为力的，还有优秀科普者的缺乏。“科研”或“科学”与“科普”之间，差了不止一个银河系。科研工作者写出的文章，大抵资料翔实、数据精当，可普通人应当是不愿意看的。须知把复杂变为简单，要比把简单变为复杂难得多。在一个大众对于科学问题缺乏兴趣的时代，好的科普要能引起普通人的求知欲。然而，由于缺乏一个权威机构，也由于“民科”与谣言的泛滥，当今社会连基础的“正确科普”也很难实现，更别提深入浅出、趣味盎然的科普了。中国的科普工作从始至终都缺乏一个明确的责任体：我们没有独立的科学传播机构，我们的学校不设立科普类课程。在我的印象里，我见得最多的“科普文章”大多来自于我妈的朋友圈。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科普主体，本该负起责任的各方在互相扯皮；而另一个方面，由于科普市场的巨大空缺，人人又都想来分一杯羹。身为科普受众的一个普通人，首先要在信息爆炸的传媒中剔除伪科学与鸡汤文，筛选出真正的科普作品，而后还要保证自己能读下去其中干巴巴的解释，最后还不敢保证能不能完全搞懂——这对于受众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于是我们就面临着当前的尴尬处境：能接受中国科普作品的人群大多不需要被科普，需要被科普的人群大多看不懂中国的科普作品。

霍金的去世，使得我们失去了一位有力的科普者。诚然，《时间简史》也并不是毫无门槛的读物，他的理论也不免颇多晦涩之处。但放眼当下的中国，又有多少人能引起大众对于科学的兴趣呢？霍金留下了一个空位，而它到现在还没有被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