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裔国际生决定来清华

导语：“国际生”是初入学时就被打上的身份标签，“华裔”指向无从回避的身份认同之路。在高等院校国际学生的“趋同化管理”被愈发重视的今天，我们采访了两位清华的华裔国际生，试图通过她们的挣扎与融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清华，中国的面孔加上外国的国籍，到底意味着什么？

噩梦

在武汉待了十个月后，丽莎回到了美国。她和家人围坐在家里的饭桌吃饭时，突然有些恍惚：回中国的经历像一场梦，自己好像从未离开过这里。

但变化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她更害羞了一些，并开始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习惯在说话时注意对方的表情和身体语言，比如后退、插手、斜眼看都表示“不同意”、“不舒服”。

美国的朋友十分惊讶：“你能看穿我们在想什么！（You are so good at reading people！）”

“为什么？”他们问。

“因为我必须得。”

回中国的经历是一场噩梦，12岁的丽莎这样相信。这看似违和，毕竟她有着黄皮肤、黑头发，笑起来眉眼弯弯，典型的中国人长相。

她是美籍华裔，父母在美国读完博士后定居，1999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生下她。6岁时，她和父母、哥哥搬到科罗拉多州，成为当地极少数华人家庭之一。小学同学们爱问她关于中国的问题，她不知该如何回答；她自觉跟中国没什么关系，但每当身边有人议论中国人，她又会感到受冒犯——这种矛盾让她自己也莫名其妙。

她与中国的联系，似乎仅限于留在中国的亲戚，还有科罗拉多州的华人社区每逢中国新年的聚餐：席间有很多中国菜，也会有烤面包；大家一起嗑瓜子、唱KTV，全是中文老歌，像罗大佑、费翔，还有《大海》，都是爸爸他们上大学时的流行歌。

她一直觉得自己“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直到11岁时因为父亲工作变动，全家回到武汉，她到一所寄宿制国际学校读初一。

为了更好地学习中文，她进入了中国学生的班级。刚开始，班里的同学很热情；几个月后新鲜感褪去，文化差异凸显。美国课堂鼓励学生说话“不要绕圈圈”，于是当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喜欢中国的卫生间”时，丽莎会回答“真的好脏”；每天早上有宿舍整洁度打分，她提醒一个室友要整理好自己的空间，室友误以为丽莎在责怪她。

类似事例很多，一来二去，丽莎成了同学口中“嚣张”的人，受到排挤。她能听懂同学在说什么，想解释“你们这样说我很伤心”或者“是误会”，但她中文口语不好，同学也不愿听。

“当时觉得，怎么形容这个（教室的）气氛？就是我是（单独的）一粒子，”她拿右手在空中点了一下。“大家都想离得远远的，”她又用手在“粒子”的远处比划了一个圈，“同时会说各种各样的东西（流言）。”

妈妈也不适应武汉的生活。她没什么朋友，因为不适应湿润的气候，还总是生病。十个月后，丽莎与家人一起回到了美国。

决定

武汉带来的变化“可怕”又让她好奇：“要是我在中国长大的话会怎么样？”

那十个月的“噩梦”里，丽莎一直想念着美国；回到美国后偶尔翻看那时的照片，她又发现，似乎有不少美好的回忆。

她挺喜欢武汉热闹的都市生活，周末可以和同学坐着大巴去购物中心——这是人生头一次的独立体验；不像美国的小城市地广人稀，走哪儿都得开车，要大人陪着，路上满眼的大草原、大农场，最高的楼才六层。

第一个真正的中国新年也是这段时间过的。大年三十在爷爷奶奶家，十个人紧紧地挤在一张长方桌旁边。在美国聚会时，每家带一两个菜才能装够一桌，但奶奶和姑姑两个人就做了满满一桌菜，这让她很佩服：菜品也比感恩节大餐丰富多了；第一次吃了皮蛋拌豆腐还有山药炒木耳，好吃，奶奶做的烧麦也好吃，肚子吃得滚圆。

她第一次见爸爸这么孩子气：放一串串的鞭炮，奶奶在那儿喊“你不要拿起来，放在地上点就行了”，他偏放到一根棍子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手套被烧出了个洞。

回美国后，初中同学们像小学同学一样，围着她问中国的问题。但她不像从前那样感到厌烦了，她更知道如何摒除偏见地回答。就像在中国学到的美国史和在美国学到的不一样，她体会到了教育和“视角（perspective）”的重要性：“要是每个人受到的教育能促进彼此从对方的角度看事情，就会更好地促成理解。”

电视上各国大使间的交流过于官方，她觉得别扭，她更想从“人性化”的层次上了解其他文化的人，“做真正的朋友”。于是高中的文化交流日，她专门做一张PPT，上面列出几大点“对中国的误解”。她自诩理想主义，“我觉得世界上每一种conflict（冲突）都起源于误会，是因为不够了解对方。”

“要是有机会的话，我肯定会回中国，我会做得更好。”丽莎想。她决定了解自己身上“中国人”的那一部分。

机会来了，她也抓住了。2017年，她通过了清华大学的考核，为此放弃美国大学的offer，抱着独立于父母、认识更多中国朋友的期望，成为了清华大学的一名国际生。

而对于2019级的加拿大国际生铭铭来说，她的身份就是“中国人”。她常说：“我是一个假加拿大人。”

她出生在加拿大，从小在北京长大。中考之前，她一直计划上一所国外的大学，直到她父母在了解学校信息时发现另一条路：作为国际生，在中国上的学校会更好。

于是在高中，她进入了专为国际生组建的班级，校服也与中国同学区分开。班上大部分是韩国同学，她不会韩语，难以融入，只能和少数经历相似的华裔同学在一块儿。她头一回感到自己成为了一个加拿大人，但这种感觉很奇怪：“在中国学生间，他们不把你当中国人看；在国际部，大家也不会把你当外国人看。”

“等我上了大学，就可以和小时候一样多和中国学生接触了。”她这样安慰自己。

第二人生

真正来到清华之后，铭铭却慢慢发现，自己与中国同学的宿舍相隔很远，课程也有差异，只好和身边的国际同学——主要还是华裔国际生——一起上课、吃饭。她现在最好的朋友，是一位泰国华裔国际生。

朋友圈里，中国同学吐槽着早晨丢的车钥匙、中午丢的小黄鸭、晚上丢的饭卡……她看着这些在班群里频频出现的名字，却始终无法将其与开学破冰会上的面孔们对应，只好犹豫着点个赞。

小组展示和社工组织是她为数不多的接触中国学生的机会，而她课程的同学大部分是国际学生，与中国同学组队变成难事；她的社工经历也基本局限在国际生社团。

丽莎则用“混乱”来形容自己刚到清华的时光。她要去学校办公室、医院、公安局办理手续，妈妈中途离开了，她中文不好，手机没有流量，遇到不懂的词只能翻纸质字典。

在清华三年，对于中美教育方式的差异，她深有体会。除了大一有汉语课和《中国概况》课，微积分、线性代数等基础课会单独分一个国际班之外，作为国际生，她其他的专业课及其考核方式都与中国同学相同。这与“趋同化管理”政策密切相关。

2018年，教育部出台《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提出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保障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健康发展和持续改进，推进中外学生管理和服务的趋同化，在同一课程中应当对中外学生采用相同的考试考核方式。

因为语言的障碍，中文的课程有时让她吃力。中国的课堂少有互动，她觉得枯燥，不像美国的老师会用更多有意思的故事或例子，学生也更加活跃。

她感到课业的压力：自己一学期要修9门课，而美国有朋友只修4门。小组作业的完成方式也显出不同：美国的小组注重组内讨论，而中国的是组长“分锅”。她将此与效率挂钩：这种方式做作业的速度才够快，才能应付每学期9门的课程量。而美国的4门课是考虑到很多学生在学习的同时还需要工作赚钱，实现独立。

按照规定，国际生不用参加军训，但需住在留学生公寓。丽莎是班里唯一的留学生，其他女生都住一块儿，还一起通过了军训。她觉得她们的感情挺紧密，初一的经历让她又生出了对“被排挤”的恐惧。她因此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跟同学交流的时候，她不会直接说自己的想法；别人不问，她也不会主动提起美国的事。

但她知道，这种“疏远”只是受到距离与相处时间的影响。事实上，同学们待她友好，她也很愿意跟她们交流。

在清华

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学生学者中心官网的数据，目前，有来自128个国家的1227名国际本科生及1638名国际研究生在清华攻读学位。

铭铭住在国际生公寓单人间，她非常希望自己能与中国同学住在一起，但这似乎很难实现。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实行对留学生的趋同管理，面临现实阻力。这个问题可能长期尴尬地存在。”报道称，国内很多学校的本科生是4人间或6人间，留学生是单间或双人间。趋同管理，要么是留学生和我国本科生住一样的4人间，要么是我国学生也住单间或双人间。前者留学生不愿意，后者要求大学推进后勤社会化改革。

丽莎虽然也羡慕住在一起的中国同学，但总体上，她已经完全适应了中国的生活。上大学以来，她回美国两次，都特别想念北京作为大城市的便利：支付宝、微信支付、外卖……她喜欢大城市的热闹，而她所在的美国小城，晚上九点街上就空无一人了。那种安静让她不安。

但她仍更愿意与国际生同学玩。她的两个国际生朋友，有次女生节被班级同学忘了，没有收到礼物，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她听。她思考过国际生难以融入中国学生的现象，也问过身边的国际生同学，最终把原因之一归结于接触时间少：虽然上课在一块儿，但军训、住宿不在一起。她认为，以兴趣为导向的社团是目前最好的融合方式。

文化差异也会产生影响：在美国，大学生更喜欢在空闲时间运动，或逛吧、聚会，而中国同学似乎偏爱独自看剧打发时间，“我们可能就玩不到一块儿”。

在她的观察中，中国学生对国际学生抱有偏见，觉得他们不努力。

这让她想到在美国看到的对华裔的“stereotype（刻板印象）”——华裔是学习好、体育差、内向的书呆子。她知道很多华裔同学，又想满足父母的期望，又不想符合刻板印象，于是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学习、体育、社会活动各方面都要优秀。

这是一对有点好笑的矛盾：在美国，所有人都觉得她很勤奋，因为她是华裔；但回到中国，她被中国学生认为不努力，因为她是华裔。

在清华待了三年，丽莎偶尔会想象，要是自己在美国读了大学会是怎样。这不是后悔，“我在中国从开始到现在体验的东西，我都很高兴能够体验过，包括不是那么好的经验。”

曾经让她备受困扰的“中国人+美国人”的双重身份，现在让她享受：“我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东西。我感到很幸福。”

她觉得在中国很舒服，没有人会因为她的亚裔长相看她。她现在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被不同人说有东北、南方或香港口音；偶尔卡壳，会蹦出几个英文单词。

11岁时在武汉过的年，仍然是她至今体验过的唯一一次中国新年。她还记得，那时她对爷爷奶奶说“我爱你”，他们惊讶地愣了一下，随后才显得高兴。她对这平淡的反应感到疑惑，偷偷问爸爸原因。爸爸说，在中国，亲人间往往不说“我爱你”。她觉得可惜，“因为有时候，能说出来就是幸运的事。”于是她劝爸爸妈妈，要常对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表达情感。

她知道，妈妈也曾跟姥姥姥爷说这三个字，老人家愣了一下，但是最后，他们又感动又开心。

（文中丽莎、铭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