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医院旁边卖假发的男人

“总监，有客人预约了您的理发，已经在外面等很久了。”

“让他等会儿。”

“总监”是一位56岁的中年男人，头发几乎花白，剃成中间厚两边薄的短寸，也不显得过于苍老。皮肤很白，皱纹很少，薄薄的嘴唇，张口有浓重的河南口音。深色高领毛衣，乍一看像一条睡裤的花色休闲裤，裤脚有破洞和流苏，是年轻人流行的款式。他叫王峰，在北京肿瘤医院东边50米经营一家假发义乳店，也帮人理发。

这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狂风席卷下，肿瘤医院门外几棵光秃秃的树瑟瑟发抖，一棵树上系着一根红色布条，虽然有些褪色，但在满目灰蒙蒙的景象中仍然亮眼。

在我打开出租车门准备下车时，司机望着后视镜对我说：“小姑娘新年快乐，都会好起来的！”

医院西门的小路上，出门散步的病人和家属多聚集在这里，一个头发染成绿色的年轻女孩子推着一位坐在轮椅里的病人慢慢遛弯儿，病人带着毛线帽、厚口罩、几层棉衣外面搭着一条毛毯，“全副武装”以至于看不到脸也看不出年纪和性别。

小路的另一边，王峰的假发义乳店已经开了30年了。进门是与天花板齐高的橱窗和柜子，摆满黑色或深棕色的假发，短发居多，角落也有几顶柔顺飘逸的长发，在上午阳光的照射下，闪烁出油亮的光泽。王峰反复向我强调：“这都是真的头发，绝不掺杂一根纤维，这么多年没变过的。”这里的假发并非用塑料纤维制成的色彩斑斓的“装饰物”，而是力求无限逼真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多为接近普通人发色的黑色或深棕色，需要按照客人的头型量身定制，并且可以自主设计发型。

往里走是理发区域，一般选购并定制了假发的顾客都需要在这里修剪，也有即将化疗的顾客来到这里剃头。一位顾客坐在靠里的座位上摆弄着自己的长发，理发小哥声音温柔：“想剪个什么样子？”“剪短，不要剃，剪好看一点。”客人看上去有点不好意思，又补充一句，“这不要化疗了嘛，想着最后剪一个好看的样子。”王峰拍拍小哥的肩膀，提示了一句：“扁头的话，后面多留些别削薄。”

王峰招呼我走进最里面的走廊，背光的走廊在白天也阴沉灰暗。走廊上排满宿舍和仓库，中间有一间门口挂着“义乳”的牌子。屋里有一盆巨大的人造向日葵，背后是满柜子的义乳。“就从创业讲起吧。”王峰首先提起创业，也总是反复提起创业。

“商机”

1989年的夏天，北京火车站混杂着人的汗味、长途汽车的尾气味和“北京的烟囱味儿”。王峰在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群中徘徊了整整三天，因为“没有一技之长”难以找到工作和落脚之处。“当时我中专毕业后已经在河南老家的粮食局工作了，但还是想来北京闯一闯，就把工作辞了。”提起三十年前的选择，王峰难掩骄傲的神色，“一下北京火车站，那么多人，真的你没见过有那么多人，我就觉得我要在这里做点什么。”

最终让王峰决定停下脚步的是一家美容美发学校，因为校长承诺“一个月包会”。王峰深知校长的话半真半假，但在回头已不见退路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相信。一个月后，王峰没有学会理发，但他还是离开了学校，带着“这也没啥难的”的信心和“我肯定能闯出点名堂”的野心。

王峰的第一家理发店开在通州的边缘，他雇了一个专业的理发师傅，自己身兼店长和学徒。讲起创业阶段的一路坎坷，王峰总会语气加快，上身前倾，眼里有光，“别人有饭吃，不可能我就没饭吃。”后来，王峰的理发店越开越大，一路向西，从通州到朝阳区，直到1999年落脚在海淀。

在北京创业的最初十年，王峰没有回过家，几乎断绝了与家人的一切联系。王峰不知道，当他在通州为沉重的房租每天成盒地抽烟时，当他为偷学到女师傅的手艺而窃喜时，当他终于攒够了开新店的资金时，他的父母在河南老家相继离世。“母亲是得癌症走的，因为没有钱治病。”1999年，王峰从侄子嘴里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这一年，他终于打算回家过年。

“我觉得我都把店开在这儿了，就好像有资本回去了，也敢见人了。”王峰说。尽管在老家亲戚的眼里，理发是个“下九流”的勾当，赚得再多，总不如坐在粮食局里上班体面。

“您自己觉得呢？”“人家其实说得对，理发这种毕竟是个伺候人的，挺低贱的，就不是很高尚。你看人家当个老师当个官儿多高尚啊，大家看你都得高看一眼。”

阔别十年的第一顿年夜饭，称不上团圆。没有了父母的王峰，过年在哥哥姐姐家各住了几天。除了过年例行的走亲戚外，王峰经常到曾经工作过的粮食局遛弯儿。“以前一起工作的同事都下岗了，说明我当时辞职是对的，现在赚的也比他们多，吃的穿的都比他们好些。”

王峰还清楚地记得：“粮食局大院的墙都破了，墙皮也掉了，里面都是杂草，大概是搬了地方。”

“还记得在姐姐家的年夜饭吃了什么吗？”

“不记得了，太久远了。”

回到北京的王峰迎来了第一位患癌症的顾客，为他修剪了假发，在朋友的提醒下发现“这是一个商机”。2010年，王峰卖起了假发，为了满足顾客对“逼真”的要求，十年来，他坚持从全国采购质量上乘的真人头发用以制作假发，因此售价也多在千元以上。

“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早年间下海的商人。”王峰的店员私下悄悄告诉我。

砰、砰。

店员第一次敲门进来，“总监，有客人预约了您的理发，已经在外面等很久了。”

“让他等会儿。”

店门右手边摆着一个中号帽子架——王峰的店也兼卖帽子——每一个走进店里的客人几乎都戴着这样的棉帽，从后颈到鬓角遮得严严实实。到店的女顾客居多，身后常常跟着一个男人，或一言不发坐在角落里，看自己的妻子试戴不同的假发，或频繁地在女人身后踱步，重复着“蛮好的”、“还不错”。

当她们坐在镜子前摘下帽子，塞满假发和顾客的小店总会陷入短暂的沉默，又很快地恢复忙碌和喧哗。若隐若现的黑色发茬下是发青的头皮，凹凸不平，鼓包或伤疤都暴露无遗，在白炽灯的照射下显得有些刺眼。“你脸型不错的，戴这种短发会很合适。”王峰和他的店员从不会主动询问顾客买假发的原因，有些事不言而明。

很多顾客把这里当作情绪发泄的出口，几面镜子见证了无数在外人面前努力掩饰的不堪和泪水。“王老师我跟你讲哦，我今天跑了三家医院了，好不容易在这儿挂了个专家号。”从清晨六点开始在朝阳海淀来回奔波辗转的李阿姨时至傍晚还要再来一趟假发店——“儿子明天家长会”。王峰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安慰她：“你其实没什么皱纹，戴个假发，就不会再有人觉得你是奶奶了。”

“小美女来啦！”王峰的热情招呼下，一阵爽朗的笑声闯进店里。

王峰口中的“小美女”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穿一条皮质短裙，假发也是流行的波波头样式。“你今天脸色很好看，搽点口红衬得更有精神了。”“最近是不是又胖了些？吃得蛮好的吧。”同样年轻的女店员们大声地打着招呼，像许久未见的闺蜜，见面的第一道程序总是互相夸奖。“是呀，已经到最后一期（化疗）了。”“小美女”声音里充满希望。

她的身后，是一个专门摆放定制完成的假发的柜子，每一顶假发上都贴着顾客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放在高处或边缘的是许久没有人来取的假发，但王峰和他的店员们很少打电话催促或询问。一顶放在最上面的长发格外引人注目，大波浪里还有挑染的彩色，悄悄留下主人爱美的秘密。

王峰告诉我，店里最小的客人只有四五岁，甚至还分不清假发和真发的区别，一戴上假发就高兴得跳起来：“妈妈你看！我终于长头发啦！”年纪最大的客人已达百岁，七八十岁的也有几位，“这些都属于抗癌英雄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癌症病人都是“抗癌英雄”，更多的是凭着本能拼命“活着”的普通人，身体和心理都早已伤痕累累。

很多病人都会频繁和王峰提起一个出奇相似的细节——在街上假发被大风吹掉的瞬间。“一个司机帮我捡起来了，我当时就决心一定要活下去。”“化疗那么多次我都没掉过眼泪，那次在大街上哭了半小时。”

顾客们常常在病愈后联系他，充满敬意和感谢地称呼他为“王老师”，讲述自己抗癌路上的点点滴滴，隔着手机屏幕，王峰感到自己慢慢“融入”了他们。“他们会给我寄很多特产，有的还邀请我去旅游，你知道吗？就跟当官似的，当官儿的都不一定能这样。”王峰有自己的评价体系。

接待了愈来愈多的癌症顾客之后，王峰开始频繁做一个相似的梦，梦里母亲常常出现，也不说话，只是远远看着自己。王峰觉得自己是被母亲“绑架”着成为怀着善心拯救病人的慈善家“王老师”。

“那您比较喜欢大家叫您总监还是王老师呢？”

“王老师。”

“我只是个做生意的”

宋女士今年59岁，手机里还留着许多自己在检查出病情之前的照片——大眼睛、高鼻梁、头发乌黑浓密，画着合适的淡妆，有些80年代港星的味道。

因为化疗，宋女士头发几乎掉光，头顶的头发尤其稀疏，并且已经全白。但她并没有剃掉，甚至仍然留着齐肩的长发，尽管店员一再劝说剪短会好看些，宋女士只是固执地坚持：“我喜欢长发，我一直是长发。”

“你看这是我去年旅游的照片，他们都说我不像快六十的人，跟我儿子站一块儿跟姐弟似的。”宋阿姨细瘦的手指很慢地滑动着手机相册，不时望着我的眼睛，似乎期待听到一句夸奖。当听到我那句诚恳的“阿姨您真的很漂亮”时，又总会埋下头低声说：“都是得病以前的了，一得了这个病就没有样子了。”再抬起头时，她的眼睛已是通红且噙满泪水。

“你五官很好看的，戴哪种假发都可以的。”王峰对她说。

“你看王老师这个人，太会说话了，一顶假发那么贵，是可以赚不少钱哈。”宋女士趴在我耳边小声说。

“您眼睛真漂亮。”

“这个假发只有您戴好看。”

“您剪哪种刘海都不会难看的。”

······

宋阿姨在假发店的短短三小时，听到了来自王峰、店员、其他顾客的十余次赞美。

离开假发店的时候，宋阿姨是笑着的，戴着一顶价格不菲的长发。

王峰深知一顶假发对一个癌症病人的意义，对于这些每天与疼痛和死神博弈的人而言，爱美也是一种力量。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在冰冷的医疗器械里毫无尊严地延长生命，他们想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走在街上。

“大多数的顾客的要求都是，希望假发和自己以前的发型一样。”

十年前，王峰常常想着早点退休回家养老，这些年却没再动过这个念头了。也是在这些年，媒体开始频繁采访王峰，他总是重复着相似的话，得体，有礼。

“我以前不相信雷锋的，感觉都是人们编的。”当昔日那个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变成了头发花白的“王老师”，王峰“现在明白像这样的人太多了”。“高尚”是他评价一个工作或一个人常用的词语，官员是“高尚”的，老师是“高尚”的，雷锋是“高尚”的，理发师是不“高尚”的，但为病人做假发似乎是“高尚”的。

“我不知道，我好像也没那么高尚，是他们（顾客）帮了我，我只是个做生意的。”

2010年，为了假发的“商机”，王峰关闭了六家理发店，占当时所有店面的一半；2019年，因为赔钱，王峰又关闭了七八家店面，只剩十家勉强盈利。尽管常常入不敷出，王峰的店门口仍然贴着一张告示——“家庭条件特别困难的可以直接联系店长，酌情低价出售假发或提供工作”，后面附着王峰的手机号。

店员再次敲门进来，“总监，那个客人说他专门从外地坐飞机过来的，希望能见您一面。”

“让他再等会儿，这儿有事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