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

在两个世界中冒险：学术妈妈的自我修养

作者：郭艺博赵钰婷

当妈以后，清月的时间表总要细致到小时计算——

8点，宝宝起床，吃奶；10点，宝宝吃米糊；12点，宝宝吃奶，需要哄他入睡；14点，宝宝睡醒，吃水果；16点以后，宝宝交替着吃米糊和吃奶；21点，宝宝吃维生素，准备入睡……如果不需要上课，光是照顾宝宝就能占据清月的整个白天。

虽然家里请了阿姨帮忙，但在这种情况下写论文，最多半个小时，清月就会被打断一次。每当阿姨给宝宝准备食物的时候，清月就得自己看着孩子。只有到了晚上，宝宝入睡以后，她才觉得“世界终于属于自己了”。所以，在大多数人都进入梦乡的凌晨，她的“学术之旅”才得以展开。这个时候，世界是安静的，时间是自己的。清月说，有时候她甚至会因为思路的顺畅，而在无声的黑暗中兴奋起来。

白天到来得很快，投入在写作当中的人往往难以觉察时间的快速流逝。清月能做的，只有打起精神迎接新一天的工作——做妈妈，也做学术。

如此周而复始。

做学术，做妈妈

清月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

入职以来，“非升即走”的绩效要求就像一道压在头顶的紧箍咒——若不能在六年内晋升副教授，就必须要离开清华。这是学校2016年的改革新政。而绩效考核是综合全面的，除了各占40%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成果之外，还有20%的公共服务（即行政工作等）。

因为怀孕生子，清月可以申请延长至七年，但压力并未因此减轻多少。

孕期的清月从未耽误过一节课，她挺着肚子站在讲台上的形象让学生们印象深刻。她的学生图图说：“老师上课的热情，一开始根本让你注意不到她怀孕了。”直到第四次课，图图突然发现清月小腹隆起，才意识到她怀着孕。“她都怀孕了，还天天这么卖力地上课。”图图感叹道。

站在讲台上的清月往往心情愉悦，激情澎湃，连语速都不自觉地加快许多；直到站着讲完两个半小时，才感觉到自己“严重缺氧”。下课后，清月往往连饭都没有力气吃，只能先到办公室躺着休息半小时，之后才勉强能起来吃点东西。

这门课程的最后一周，清月坐在教室第一排，眼睛紧紧盯着讲台上的一波又一波同学。她微微侧头听每个小组做海报作业展示，时不时地在纸上做记录，然后抬起头继续望向讲台上的同学们，眼神热切而专注。

怀孕第八个月，清月的肚子已经很大了，以至于第一排的桌椅必须留出较大的空隙，才能容清月落座。她坐在硬硬的座椅上听了很久，狭小的空间和腰部袭来的酸痛迫使她起身。清月一只手扶着腰，慢慢地从过道走向教室后面，另一只手则轻轻地揉着腰侧。她站在教室后方的空间挪着步子走动，认真地听完了剩下所有同学的汇报。每一组同学都得到了清月细致的点评。下课时已是晚上9:50, 清月匆忙回家收整，尽量赶在12点前休息。

而第二天上午9:50，清月仍会准时出现在教室里，精神抖擞地连着讲两个半小时，用同样的热情面对她教授的另一门课程。

教学任务对清月的身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相比之下，呕吐、晕眩、孕期抑郁等孕期反应，竟没给她留下深刻印象：“那个时候有好多事情要做啊，每天忙着教课、写论文、写教案、带班，天天有论文在后面催，什么腰疼腿肿、什么呼吸不畅，什么孕后期情绪不佳，都没时间想了！”

预产期快到时，医院给清月打电话，让她尽早办理住院。清月的第一反应是：“能晚一点去吗？给我一天时间，这篇论文快写完了。” 医生答复，当然不行了。

生完小孩，坐月子的第三周，清月就开始熬夜写课题、写基金申请书等等材料。很多生了孩子的朋友劝她，坐月子期间写论文对身体不好，容易落下眼睛干涩等后遗症。

但清月的回答永远是：“我这也是没办法。”

立秋那天深夜，清月看到窗外秋风中摇曳的树影，想要停下手头的论文，用自己最爱的古琴弹一曲《秋风辞》。然而，看着熟睡中的孩子，担心吵醒宝宝的她只好轻叹一声：“罢了罢了。”

做妈妈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何况还要兼顾学术。但还好，写论文、做研究，至少是清月的兴趣爱好之一。然而她也明白，学术全然不是一件仅和兴趣有关的事。于她而言，这是工作，也是考核。

清月说，压力和指标都是无形的，没有人规定自己今天必须完成什么。但是，六年“非升即走”的长期指标摆在那里，“你必须完成”。

“把孩子生出来”仅仅是开始

格林的孩子刚满一周岁，是在疫情期间出生的。

这意味着，格林不仅需要进行严格的自我防护，也需要注意孩子的防护。同时，孩子的陪护也成了问题。一般情况下，会有很多家属前来陪护，轮换着帮忙照顾产妇和婴儿。然而，疫情期间，格林只能由爱人陪同。

一对完全不会带孩子的新手父母，就这么在孩子的哭声中，一点一点摸索着育儿方法，在医院里度过了一段特殊的时光。

然而，格林说，“把孩子生出来”仅仅是个开始，后续的挑战更是层出不穷。”

“小孩子就是‘猫一天，狗一天’。”对格林来说，孩子的每一天都不一样，自己的每天也不一样。可能有一天孩子特别乖，睡得特别好，格林晚上可以做很多工作；但也可能有一天孩子不停地闹，她得在凌晨四点钟爬起来，一直哄孩子。她不再有固定的日程表，而是根据自己的工作和孩子的状态进行机动安排。

格林不得不承认一个“悲催”的事实：生育后，自己的学术产出明显降低。“生孩子一定会对女性的事业产生消极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要坦然接受这一事实。问题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去寻找生发点。”而这个生发点，对格林来说，是培养在时间的空隙灵活处理很多问题的能力，也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现和自我提高。

在此之前，格林看过一个对剑桥大学古典学系女性学者Mary Beard的访谈。彼尔德有不止一个孩子，但学术产出依旧卓著。她的经验是，在孩子太小、自己在家的时候，没有较长的时间用来写复杂的大部头著作，就可以写书评投给报刊杂志。学术期刊的发表周期十分漫长，而为报刊杂志写作则可以很快看到成果；这或许可以给人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我还在延续工作，且工作受到了关注”。

现在，格林已经习惯了把时间分成小块，来处理用短时的工作。而如果需要长时间投入的话，她就会去办公室，或者等孩子晚上入睡后再做。

另外，在见缝插针做学术工作的同时，她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如何照顾孩子，如何了解、培养和引导孩子。“学习育儿知识，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知识结构的重构。原来曾经有一个那么广大的领域，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但现在又必须去抓紧学习。”她说。

格林在学习育儿知识中找到了乐趣：她关注了很多育儿公众号，充分利用网络时代信息碎片化的特点，快速浏览并获取资讯。格林觉得，这个时候，她作为学术工作者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她具有快速处理大量文献的能力，因此也能够触类旁通，从海量育儿信息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她还可以在碎片信息之外，用上做研究的很多方法，系统性地阅读许多育儿理论书籍。当母亲的确对女性的学术生涯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也有学者因为生养小孩，进入孩童的生活世界，得以探索新的事物，并开始对原本不会接触到或感兴趣的领域进行思考，最后转化为自己的研究主题。

格林有做城市规划研究的同事，在生孩子后开始了对“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相关研究。

“当你蹲下，把自己想象成身高一米多的孩子，就会发现环境特别不友好、不舒服。” 但在以前，她们可能不会思考小孩子视角下的城市是怎样的，也不会进行相关研究。

学术妈妈背后的男人们

经济管理学院的教师郝洁是两个学龄孩子的母亲。回忆起两次顺产经历，郝洁还能清晰描述产程中的痛楚，但让她记忆更深刻的则是创造生命的过程。“我想生产的过程对所有女性都是一个万分疼痛的过程，对我这样怕疼的人更是如此。但奇怪的是疼归疼，当我在经历第二次产程时却特别感动，甚至有一些享受，享受一个期待已久的生命从自己身体里分娩的神圣时光。”

郝洁的学术研究方向包括女性职业发展。她提到，在现实中女性想要成为高校教师，最年轻也要二十七、八岁。这些高校青年女教师们从学习、工作，直到遇上对的人，都经历了相对较长的时间。等到她们真正稳定下来、决定还是要孩子的时候，往往是她们在生理能力范围内“不得不生”的时候。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怀孕生子其实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三十岁以后的孕妇，需要做更多项的指标检测，也经历着骨盆状况的变化。所以，即便大多数高校青年女教师面临着晋升压力，也还是会选择在这个年龄段内生育。

李昕就是如此。

博士毕业、刚开始工作时，李昕就想着赶紧把孩子生了。她的想法很简单：“我当时的思想比较传统，觉得自己总归要结婚生子，认为这是一个理所应当的过程。”

李昕的孩子在2010年出生，恰好是学校“非升即走”制度真正落地之前。而随着制度的落地，高校对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李昕觉得，这将会让教师对“是否选择生育”产生更大的焦虑。

因此，学术妈妈们的丈夫在育儿劳动中的参与，就显得更加重要。

李昕看到，有一些男性教师把所有身心都投入到科研之中，几乎顾不上自己的家庭。有些学术成果卓著的男老师，到自己的孩子快要中考的时候，才发现孩子的成绩实在太差，根本不可能考进优质高中。那个时候，他们表现得很挫败、很沮丧，但“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不只是丧偶式育儿，甚至是丧儿式生存。”李昕觉得对那些人来说，家庭只是他们的附庸。他们每天早晨去实验室工作，到深夜披星戴月地回家。“很多新闻报道会去歌颂他们的伟大，为国家科技进步作出的贡献，但是我有时候在想，谁会考虑到他们的老婆和孩子呢？”天体物理学研究员Andy Casey发现，在天体物理学领域中，疫情对男女性学者造成的影响似乎是不一样的。他分析了提交给天体物理学“预印本服务器”的论文数量，将2020年1月至4月的数据与往年同期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女性学者的论文产出减少了50%。因为女性学者在天体物理学领域本来就是少数群体，所以编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下降趋势。

李昕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学者因疫情居家时，比男性学者花费了更多时间在带娃上。

学者Rafnsdóttir和Heijstra在访谈冰岛的学术父母时也发现，同样的工作弹性，对于不同性别的学者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女性学者比男性学者更容易因弹性而受困于家务和育儿。

清月的丈夫也是科研工作者，她和丈夫在育儿上没有特别明确的分工。二人商议决定，轮流照顾孩子，并见缝插针地处理工作，在深夜一起写论文。清月先写论文到2点，这段时间由丈夫陪宝宝睡觉，丈夫睡醒后，从2点开始写论文，这时清月就接替起陪宝宝睡觉的任务。

2021年的除夕夜，清月一家在赶论文中迎来零点的钟声。事实上，不只是除夕，整个寒假的每一天他们都处于这种忙碌之中。对他们来说，假期和休息根本没关系，反倒是用来集中精力写论文的好时机。只有一次，清月实在牙疼得厉害，就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去看医生，回来后也是赶忙继续写论文。

她了解到，如果母亲的角色缺失，很容易给幼儿造成不安，长期发展下去，孩子容易形成“痴迷型依恋”或是“疏离型依恋”的心理。孩子在长大后处理亲密关系时，就会对伴侣过分地、没有安全感地依赖，或者是难以信任和依赖对方。

“女性在育儿工作中的角色，无论是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是不能被替代的。”清月说，“所以有时候说母亲更多地承担照顾工作，这也是婴幼儿的需求决定的，妈妈们确实没有办法做‘甩手掌柜’。”

格林也是和丈夫共同抚养孩子，她的丈夫是在高校任教的“学术爸爸”。格林感慨道：“很多人把夫妻称作‘战友’，你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就真的能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在紧急情况下，两个人就是处于相互打配合的状态。”

生是生，育是育。在郝洁看来，一个负责任的母亲会理性且温暖地看待生育问题，而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也会非常珍惜养育孩子的过程，包括从小宝宝时候的吃喝拉撒睡到学龄期间的德智体美劳。换句话说，一个好的爸爸并不会因为没有经历分娩过程而忽视养育质量，一个好的妈妈也不会因为肉体上分娩了孩子而把后面的所有工作都甩给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