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梦

来美实习进入了第三周。由于《中国日报》在华盛顿的记者很少（只有一个首席记者，一个分社经理和一个摄影记者），而此处又是各大新闻事件集中之地，所以我这个实习生的到来可以说是给他们添了一个帮手。记得第一次和首席记者陈老师见面，他就跟我说会把我当作正式员工对待，鼓励我积极主动地找新闻，因为他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来照看我。如今，三周过去，陈老师的话应验了：分社经理会时不时找些与中国有关的活动（音乐会、汉语演讲比赛、画展等等）带我或让我自己去参加，然后写报道；陈老师也会把自己分身乏术而应付不过来的新闻托付给我去参与报道。这就造成我原本预期的不会很紧张的工作节奏成了谬判，几乎每天参加论坛、发布会，进行采访，然后整理录音，写稿，有时甚至要工作到深夜，还颇有些职业记者的样子呢。这周五下班前，陈老师跟我说：“仙来，最近你挺忙的，下周后半段如果事情不多，你可以休息一下，我们这里其实也挺灵活的。”我想，累是累了点，但这也许正是我所需要的，三个月的时间其实很短，真要好好利用，多多体验。而且，看见自己的文章在报纸上注销，总还是有点成就感的！

说到体验，我觉得除了日常的采访——出席各种活动，采访各色人物——能有很多体验以外，更特别的是，在华盛顿有很多智库机构，去听他们的研讨和讲座是极好的学习机会。用陈老师的话说，在华盛顿听三个月的讲座甚至可能比在国内读个国家关系的学位收获都大，因为这里确实是相关研究的最前沿。

这周我参加了两次智库的活动。一个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全球安全论坛，其中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致辞谈新形势下的美国国防政策，还有一个专题讨论关于中美经济关系，讨论者中有1991年到1995年期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另一个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举办的关于中国梦的讲座。需要指出的是，这场关于中国梦的讲座是陈老师建议我去听的，当我问他是否要写一篇报道的时候，他说：“这个演讲者我知道的，有点来者不善，他的东西我们的报道里可能用不上，所以你就去听听，了解一下就好了。”我想，这到底是怎样一个“来者不善”的人？他都会说些什么？听听一些不同的声音岂不也很有意思？所以，下面就写一写我在这次讲座中的见闻，重点在于记录，因为我想做的是如实地展现一个美国学者是怎样理解“中国梦”这个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并推广的概念的。

这场讲座的嘉宾名叫Willam H. Callahan, 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国际关系系的教授，虽然在英国任教，但从讲话可以听出来他是个美国人，而且自言在2005年到2007年在威尔逊中心从事研究工作。这次讲座他讲的是他关于中国梦研究的新书《中国梦：20种对未来的想象》（China Dream: 20 Visions of the Future）。在讲座的一开始，威廉教授强调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这一概念的场合——党的十八大结束以后和其他六名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一起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时候。在他看来，习近平在参观完反映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屈辱和抗争历史的展览后，在新一代中国最高全领导集体的陪同下提出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的“中国梦”，这显示了一种极其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如果考虑到这样的情境，你就会发现它绝不是个空洞的口号，而是经过多年酝酿的产物。”威廉说道。他同时反对一些新闻记者的观点认为说“中国梦”是一个全新的词汇，而在过去的五年左右时间里，很多人——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和官员——都提到过中国梦。他认为这种对于中国梦的讨论源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发展造成的价值观危机（value crisis）和道德真空（moral vacuum）。“让我很好奇的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看上去没有一个是高兴的，虽然从外部看中国的崛起很惊人，但是从内部的争论可以看出人们对现实极度不满。”威廉在这里特意用中文提到了“忧患”这个词，然后把它解释成patriotic worrying, 他认为这种忧患意识是中国梦产生的思想基础。“无论是经济学者、政治学者、传媒学者、国际关系学者都在讨论patriotic worrying, 他们都觉得有一些事情不对劲，而且他们作为学者有责任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在威廉看来，习近平的“中国梦”试图在推广一种单一的中国梦，而事实上对现实充满忧虑和期待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未来有不同的设想，他们以各自的中国梦为工具来抨击对现实的不满。这就使单一的中国梦的概念不仅在外部遇到“美国梦”的挑战，在内部也面临难以统一的诉求。所以威廉说他的书的一项工作就是从不同方面展示中国内部对中国梦的讨论和争辩。这一方面包括不同行业的人，比如军人、学者、经济发展机构、社会研究机构等等，另一方面也包括政治领域的不同派别，从极左派到中间派再到右派。他通过研究这些人（他称作“大众未来学家”pop futurologist）关于中国未来的种种设想，不是要总结出他自己关于中国未来的预测，而是去了解当下中国的各种争论和政治的走向。

威廉的另外一个观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在强调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一个国家梦，而事实上中国梦是个人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梦。讲到这里，他打出了一张反映歌手选秀比赛“中国梦之声”的图片。他一方面说这展现了中国梦作为个人的梦想，表明一个人有一定天赋加上勤奋努力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另一方面又说“中国梦之声”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机构的宣传攻势（propaganda campaign）的一部分。“除了向党员干部发放宣传手册中外，我们还可以组织歌唱比赛，也可以举办夏令营，也可以资助科研项目来推广中国梦。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作为党国一体的国家（a party state）使民众信服一种特别的中国梦的方式——这样的中国梦既是个体的梦想也是国家的梦想。”

威廉说，他通过对“中国梦”的研究，试图探索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影响机制。许多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将中国舆论分为官方舆论和异见舆论，而且认为中国的学者有时不被允许研究和分析他们想研究和分析的东西。威廉却认为近四五年来，各种媒体——网络，报纸，电视访谈节目——中出现了很多公共空间让学者们谈论自己关于未来的看法，使得这些学者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不能在更自由的环境中成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创造了‘公民知识分子’（citizen intellectuals）这个词。他们没有完全的自由，要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讲话，如一个小说家说的，他们有90%的自由。”话虽这么说，威廉却并不关注那10%被审查掉的不能自由表达的内容，而是关注90%可以说的内容，并去探索这些公民知识分子是怎样影响决策层的。“在之前，中国的事情都是在闭门的秘密会议上确定的，学者们没有太多的影响力，做决策都是政府官员的事情。但是在过去的五到十年，新的国内外事物决策的参与者孕育了出来，他们不仅要透过秘密会议影响领导人的决策，也透过电视和社交媒体来影响中国的政策，透过这种方式阐述自己对未来的看法，拉拢公共舆论。这个现象让我很兴奋，虽然在西方争执中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在中国，这是很新的而且很令人激动。”引用艾青1941年在延安写的《毛泽东》一诗中的“一个新的口号决定一个新的方向”，威廉说：“这就是我所关注的——口号如‘中国模式’、‘中国梦’、‘中国道路’者不仅仅是口号，它们确实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

接下来，威廉总结了四种在习近平之前提出的关于中国梦的描述，他称之为“前官方的中国梦”。第一个是军事的之梦，强调中国梦是中国要拥有强大的军队，在此他举出了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大校2010年出2013年再版的《中国梦》一书。第二个是新左派的中国梦，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让国有企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他们极力批评公民社会，说公民社会是西方颠覆中国团结的阴谋。但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像胡鞍钢等中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利用公共舆论，使用网络去批评公民社会，他们呼吁中国要建立一种‘人民社会’（popular society）,其中没有介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区域。”第三个是儒家的中国梦，这是一种作为世界梦想的中国梦。在这里他举出了哲学家赵汀阳的“天下”理论和一种中国在中心、其他国家在边缘的等级世界，中国作为一个道德楷模应该以德治国。“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观点不仅仅是哲学家所持有的，而在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官员那里也得到了响应。所以或许我能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就是中国对于未来世界的看法，他们不喜欢联合国的体制。虽然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更喜欢一种等级的体制而不是平等的体制。”第四个是自由派的中国梦。“‘自由派’在中国是一个语意模糊（fuzzy）的概念，它通常是指呼吁法治和更多自由的人。最著名的自由派的出版物可能就是在中国南方的广州的《南方周末》”这里威廉提到了《南方周末》2010年（军队提出中国梦的同一年）开始评选的“中国梦想者大奖”（China Dreamer Awards）——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办的奖励给五到十名“中国梦想者”的年度颁奖大典。在威廉的书中，他提到了第一个“中国梦想者”龙应台以及她在2010年的颁奖典礼上的《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龙应台把自己的中国梦阐释为“一种与‘国家中心’（state-centered）不同的中国梦，强调个人而不是党和国家（party-state）的中国梦”。“有趣的是，龙女士一年半之前被任命为台湾的‘文化部长’。人们在公共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之间轮流转换，这在我看来是很有趣的事情。这是我这本书里关注的另一个点，就是人们如何从异见人士转变到公共知识分子，进而变成政府官员。”

作为一预测未来的人（futurologist），威廉通过对20到25个中国梦或中国梦想者探究，试图总结“中国梦”演进的普遍趋势。第一种趋势是关于人们展望未来的方式（the methods of howpeople think about the future）。他把研究限定了三个时间区间：1970年代，即毛泽东的革命时代；1990年代，即中国的开放和民族主义的崛起；2010年代，即中国更系统地迈向全球化。威廉发现，在这三个阶段，人们展望未来的方式是有所变化的。刚开始是用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的方法，到了九十年代是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的方法，而到了现在是从科学分析到了以道德和文化的角度来讨论政治问题。“即使是我知道的最坚定的社会科学学者现在也开始讨论价值观的问题，对于价值观的讨论有很大程度的增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第二个趋势是关于身份的。威廉认为，现在中国的思潮，不仅是从社会主义变到了民族主义，更确切的是从社会主义变到了国家主义（statism）。“我所谈到的这些关于价值观的讨论都是文化价值观，他们在提倡某些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比如一个强大的等级森严的国家重视团结和稳定。”第三个趋势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在1970年代，人们还保有革命的国家主义（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m），到了1990年代就变成强调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在，威廉认为，学者的关注点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很容易理解的国家利益转变到了他所称的“中国特殊性”（Chinese exceptionalism）。“就像‘美国特殊性’一样，他们认为中国有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和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方式，这些事外国人不能或者很难理解的。”威廉引用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的观点说，中国的学者——尤其是左派学者——有一种“集体右转”（collectiveright turn）的趋势，他们从强调平等变为强调一个强力国家。

谈到中国梦和美国梦的比较，威廉总结说，美国梦和中国梦的区别就在于美国个人（American individual）和中国国家（Chinese nation）的区别，美国梦强调的是自由与繁荣（freedom and prosperity），而中国梦强调的是秩序与繁荣（order and prosperity）。在威廉看来，美国梦在很多中国的著作里被很狭隘地解释成“粗鄙的物质主义”（crass materialism），梦想富有和成功，是更多关于生活的质和量的追求。“这种对美国梦狭隘的物质主义解释在中国和美国都存在，而且在中国的政治精英中间颇具影响。”威廉说，在写这本关于中国梦的书的准备阶段，他仔细研究了美国梦，发现真正的美国梦与粗鄙的物质主义是有细微差别（nuanced）的。“如果你回溯几个世纪的历史，就会发现在第一批移民到来的时候，美国梦是关于信仰自由的，后来又是关于政治平等和独立斗争的。从那时开始，这种自由与平等的美国梦就一直被反复唤起，直到50年前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

与美国梦通常被用来抨击美国现状类似，威廉认为如今的中国梦也成为人们表达对现实不满的批评工具。他在这里又回到了之前提到的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他发现不仅是文人在使用忧患的概念，在军队中，比如刘明福大校和罗援少将在考虑中国未来的时候也反复强调对爱国主义缺失的忧患（patriotic worrying）。威廉又举出《南方周末》2013年的新年社论来证明“中国梦”反过来被人们用来抨击领导层的观点。“《南方周末》的中国梦是一个宪政梦，而不是习近平的强大国家和党国体制的中国梦……虽然很可惜的是，这篇社论被审查掉了，但是对我来讲很有意思的是它激发了中国关于宪政和法治的讨论并且一直持续至今，尤其是在过去的这个夏天，中国媒体上出现了关于中国是否需要宪政的热烈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证明了中国梦的概念在中国内部也成为一个批评性的工具。”

与此同时，威廉感觉到，中国梦的概念作为一种批评性的工具在将来不会持续很久。“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当共产党把一个观点发展成一个口号以后，它事实上扼杀了那个观点作为批评工具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胡锦涛在2004年到2005年间提出的‘和谐’的概念，我觉得从那时起，严肃的学者们（serious scholars）就很少在谈论这个概念了，这其实是很令人惋惜的，因为和谐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所以，事实上，过去几年，‘和谐’变成了愚弄的对象（object of ridicule），我们看到了网络上‘和谐’、‘河蟹’频出，致使它一方面成为一种空洞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成为讽刺的对象，但这种讽刺又不是严肃地指向政治，表达中国该向何处去。”

“我有一种担心，中国梦的概念也会成为讽刺的对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南方周末》对中国梦的讽刺。有人说，就像‘和谐世界’一样，‘中国梦’也会最终变成一个‘僵尸概念’（zombie concept）。我猜他们说的僵尸就是无处不在但是空洞而无头脑的东西。这恰恰是很发生在多和谐概念身上的事情，他们无处不在却几乎空洞无意。我很担心中国梦也会变成这样的‘僵尸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