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工具

自2016年中央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以来，包括中国特色新闻学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成为学界热点。在当前的研究中，有几种现象值得重视：一是表态型研究，仅仅从政治立场上表示支持中国特色新闻学，但并不深究其学理基础；二是表述型研究，仅仅把领导人讲话乃至马恩经典作家文章再次组接来阐释中国特色新闻学，但并不结合新的媒介环境和舆论格局；三是表象型研究，仅仅以一些中国特有的新闻现象来填充中国特色新闻学框架，但其内在的逻辑性并不强。这三类研究现象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是可以的，但要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大厦，仅仅这样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构还不够坚实，即便在中国学术界内部也会受到一些批评，更遑论与世界对话的普遍意义。

推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构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而要实现这一任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掌握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理论工具，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互动中，突出问题感与规律性，循序渐进，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大厦自然而然就会建设起来。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自觉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提出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源于中国新闻实践发展的积累，这一实践与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不同，因而用单一的西方新闻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与此同时，新闻舆论工作在国家全局工作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国际关系与全球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乃至成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因而迫切需要有一套完整的自主的理论体系来解释并指导新闻实践。

与新闻实践及国家发展的现状相对照，中国的新闻学发展还存在明显的“三个落后”现象。一是新闻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与国家经济实力在世界居于领先位置相比，中国的新闻传播能力与新闻话语权在全球还居于比较落后的位置，中国的发展实绩、发展道路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与解释。从全球范围看，尽管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份额，尽管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希望形成全球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但中国对全球发展的贡献度没有在全球舆论场中得到相应的美誉度。在国际传播体系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中国新闻实践、新闻理论发展的相对缓慢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是新闻理论落后于新闻实践。当代新闻实践的突出特征是新技术对新闻传播活动带来的强大改变，新闻传播的技术化已经成为大趋势。但不容忽视的是，传统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人才储备具有鲜明的文科化特征，对新技术的敏感程度与研究能力都远远不够。这导致高校新闻学科还是更多局限于传统的文科内容占主导的新闻理论与新闻教学。与此同时，当代新闻传播的个人化特征也越来越突出，传统新闻传播中的机构行为与当代新闻传播中的个人行为共同组成当代新闻传播格局，而后者的活跃度、引导力愈发强劲。但是，传统新闻理论以研究机构新闻传播行为为主，其理论还不能很好地对个人化新闻传播行为作出解释和预测。

三是中国新闻学理论落后于西方新闻学理论。当代大众传播学的发源地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新闻学、传播学理论的引入，中国新闻学的理论体系中更多地吸纳了其成果，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但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原创性内容特别是学理内容、方法建设却没有充分发展，因而出现了中国新闻学研究中普遍使用西方理论观点的现象，以至于在高校学生的新闻学研究中，更多地使用议程设置、框架理论等西方经典理论来解读中国新闻实践，甚至与以中国新闻实践去印证这些西方理论观点，而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使用有限。在中国新闻学界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对话中，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理论成果，也缺乏相应的国际学界影响力，难以展现新闻领域的“理论中的中国”“学术中的中国”。

这些问题的积累带来中国新闻学理论供给与需求的严重不平衡。在日趋复杂的当代中国思潮和全球舆论格局中，中国面临极大的理论挑战，对许多中国独有的实践有“做法”无“说法”，对“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定义模糊化、标签化、污名化，对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重视不够、办法不多。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现实需求中，中国新闻学的理论自觉日趋强烈，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设逐渐成为学界、业界的热点。事实上，中央对新闻舆论工作愈发重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愈发成功，西方的新闻实践愈发出现矛盾，中国学术界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共同意识愈发浓郁，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发展的特征与动力。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体系需要建构在坚实的理论基石上。这一理论体系要坚持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具体来看，源于新闻实践进行新闻理论创新，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实践、具有全球视野的新闻理论体系。建构这一理论体系，有效的理论工具包括：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媒介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构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理论工具。认识论是关于认识本质与规律的方法论，是人类获得真理的基本依据，有科学的认识论才有科学的理论。近代西方哲学以认识论为研究重心，摆脱了神学对人的认识活动的束缚，强调了理性的重要性。但与之并来的问题是关于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带来了认识论上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黑格尔就是以精神化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以绝对精神作为逻辑起点与世界终极。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现了对以往的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机械唯物论的超越，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一认识论所阐发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推动认识论实现了根本变革，形成了科学的认识工具，也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最基本的认识工具。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是以现实实践维度来认识世界。观念是现实的产物，意识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幽默地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在马克思看来，语言是实践的产物。“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在批评青年黑格尔派脱离现实的认识时，马克思指出：“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2]

新闻活动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就不能仅仅是“词句的活动”，“词句”源于“现实”，是主客观关系的体现。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分析新闻活动，关键是要准确把握“实践”的内涵。新闻活动要准确报道现实，不能脱离实际存在进行“主观想象”，也不能直观反映进行“有闻必录”，而是要在主体对客体的对象性的、关系性的活动中进行检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3]因而，离开实践讨论新闻的客观性、思维的真理性都是经院哲学的表现，也都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

在新闻活动中，事实是第一性的，报道是第二性的。报道外界的过程就是认识外界的过程，第一阶段是感性认识阶段，对报道对象进行采访，获取一手的信息，了解事情的基本情况；第二阶段是理性认识阶段，对采访资料进行消化吸收，按照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素、新闻价值的基本原则与新闻写作的基本规范进行选择与表达。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分析新闻活动，既要反对脱离感性认识阶段的主观主义报道，也要反对脱离理性认识阶段的客观主义报道。事实上，在新闻活动中，既有报道的选择性，不论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个人进行新闻报道，都有其选择事实的尺度；同时，也有事实的客观性，不论是机构媒体报道还是社交媒体报道，任何报道都要追求或宣称自己的报道是依据客观事实的。“在这个过程中，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价值是新闻的灵魂。”“新闻是真实与价值的统一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条核心原理。基于这一原理，新闻工作既要把握‘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的真实观，也要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人民观”。[4]

当然，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到达理性认识阶段还没有完结，还要将这一理性认识转化为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因而，新闻报道的质量还要以该报道带来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价，能够反映整体真实、促进社会进步的报道才是高质量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供了分析新闻与权力关系的理论工具。进入信息社会，传播成为社会运行的核心力量之一。从一定程度上看，传播即利益，传播即权力，传播即生活。那么，什么是当代传播背后的力量呢？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从新闻传播行为的深层次政治经济关系来分析，可以更透彻地看到其支配力量及其运行，可以更全面地看到国家、市场、社会三个权力场域之间的互动。“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 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 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5]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代新闻传播具有突出的超越国界的全球化特征，任何一国的新闻同时也是国际的新闻，同样，任何国际的新闻也可以引爆国内的舆论，因此，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以政治经济学方法来分析传播行为，就形成了“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这一“有关全球传播的整体性理论和实践框架”。“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的当代发展，这一研究取向聚焦权力这一核心概念，以挑战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本质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为己任，将传播、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互动过程中来分析，强调社会体系的动态转型与历史性演变过程以及传播与文化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6]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媒体市场化的推动，资本、跨国资本在中国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主导性越来越强，分析这些新闻传播活动背后的资本力量及其关系，可以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冲突有更深刻的把握。事实上，一些全球性、垄断性的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具有强大的平台权力，平台成为新的社会权力中心，其传播渠道成为当代社会新闻传播的主要出口，而选择性赋权更是带来公共空间治理权的私有化。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需要更加整体性的视角、批判性的视角和建设性的视角，而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无疑提供了具有探索性的积极的理论工具。换言之，这种理论工具的价值不仅在于批判，也在于建设。批判西方的新闻理论、新闻观念、新闻哲学，建设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的新闻理论、新闻观念、新闻哲学。其目标是“超越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我们/他们、东方/西方、结构/主体等等）以及世界是由一种‘内外二元体’（inside/outside binary）构成的本体论立场，以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关系理性’为基础，构建有关世界秩序新的认知体系。”[7]

文化研究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构

文化研究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供了分析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理论工具。在对唯物史论的理解中，常常会存在一种简单化、庸俗化的取向，即认为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唯一因素，甚至经济基础自行创造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在历史进程中完全是被动的、消极的。恩格斯在晚年曾对此有着清晰的批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基础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尽管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8]

在简化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中，包括新闻舆论在内的上层建筑的产生是被动的，作用是有限的，这显然与现实情况中观念与认识的产生机理是违背的，而在当代世界中，社交媒体引发的新闻舆论发挥的巨大的乃至颠覆政权的作用更是无法用这种线性的经济决定论来解释。从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来看，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有利益认同而没有价值认同的现象依然不在少数，在国际合作中，仅仅依靠商业合同无法自然产生舆论认同、观念认同的问题依然突出。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极具启发性的思想资源。“葛兰西是第一个直接关注上层建筑问题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9]葛兰西的思想体系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以至于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葛兰西“是1917年以来西方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其最大贡献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10]

文化领导权理论[①]是葛兰西政治理论的核心。“文化”指的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领导权”指的是以非暴力为特征的吸引力和权威性。在葛兰西的研究中，对资产阶级的执政经验和无产阶级的执政教训进行了反思，重点是统治阶级如何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获得人民群众的自愿的、集体的认同。

葛兰西认为，“人民群众在世界观转变方面比较缓慢”，统治阶级在新旧世界观的转换中要研究其传播规律。“新世界观的传播过程有其政治的原因，但是，形式的要素，逻辑上的融贯一致性的要素，权威性的要素以及组织的要素，在不论是由单个的个人还是一定规模的集团确定了总的方向之后，就立即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出非常重要的作用。”[11]

葛兰西认为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对于实现全社会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作用。“要努力培养出一种新型的直接从群众中产生出来，而还同群众保持着联系的知识分子精英，就像以前，变成女服胸衣上的鲸骨制品。”[12]显然，新闻舆论工作者就是当代有影响力的“有机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

葛兰西开创并强调了文化研究的独立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文化研究在欧洲兴起，也出现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伯明翰学派这样的理论重镇。这些研究将文化视为符号、媒介、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关注其产生机理以及社会影响，特别是能否成为社会粘合剂。而在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的理论阐释与发展预测中，文化研究表现出了很强的解释力和洞察力。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等都成为文化研究中重要的理论组成，也可以帮助解释新闻传播行为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位置、运行与影响。

新闻传播是当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事实上，新闻传播活动自身已经不仅是单纯的信息活动，也成为文化活动。前者追求真实性，后者追求娱乐性。在视频内容日趋获得高点击率的当代新闻传播中，新闻的文化产品属性日趋显现，好看、好玩的新闻才是有传播力的新闻，而有文化感的新闻才是有持续影响力的好新闻。

在当代中国，新闻舆论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国内舆论场关乎人民群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国际舆论场关乎中国的国家形象与“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化进程的实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规律性所在。与此同时，全球化、个人化、技术化的舆论场的引导难度与挑战性也越来越大，当前新闻舆论环境的复杂性、风险性与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采用文化理论来分析新的新闻传播活动的必要性所在。

媒介理论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构

媒介理论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供了分析新闻与技术关系的理论工具。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数字媒介，媒介在当代传播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作为极具洞见的理论观点，穿越半个世纪成为传播学经典理论之一，至今，当“手机成为人体器官”的普遍现象出现，这一理论依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事实上，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技术广泛应用的大背景下，当代传播的媒介性、物质性、技术性已经成为突出特征。

“麦克卢汉、基特勒和克莱默尔的媒介思想体现了近50年来研究人、媒介和技术关系的重要理论范式转折。这些理论范式由原本以技术为核心、强调技术的决定力量的视角，转向以媒介本体为核心的视角。”[13]技术变迁改变媒介形态，媒介形态改变内容呈现，内容呈现改变受众行为，媒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关键性作用愈发明显。从当代社会来看，虽然看报纸、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但看新闻的需求依然不变，只是看新闻的媒介从报纸、电视转变成为了手机等移动终端。媒介的快速发展使得自身成为新闻传播活动中最具活力的自变量。

 “媒介将传播的信息转换成符合媒介自身条件的数据结构。这种经过变形而转成的媒介符码构成了媒介的结构性内容，它们不仅传播信息，而且同时塑造、决定甚至最终构成了它们所传播的那些东西。”[14]媒介的这种关键性作用往往并没有得到充分显现和认知，甚至会出现“日用而不知”的隐匿。受众沉浸在内容中而不是媒介中，但忘却了媒介的能动性作用和结构性力量。在当下的屏幕阅读、平面传播、智能推送中尤其如此。

值得关注的是，技术的先进度越高，媒介的透明度越低，信息的真实度、客观度也越低。这是媒介的另一种“隐匿”。具体来看，随着技术的发展，媒介的选择性呈现能力与主观性加工能力更强，新闻图片与新闻视频都可以“制作”出来，媒介呈现的“真实感”不代表事实的“真实感”。而算法技术带来的精准推送行为更是让新闻呈现的世界图景趋向单一化、封闭化和固定化，新闻推送的“规模化”不代表事实呈现的“全景化”，“海量信息”不代表“非常真实”。后真相时代的出现表明：从“客观的真实”到“媒介的真实”再到“想象的真实”的距离越来越大。其重要原因在于，媒介对“想象的真实”的建构力量前所未有的强大，技术性符号取代客观性事实成为认识社会的依据。

从当代新闻传播实践特别是智能传播趋势来看，技术化驱动依然在不断加快，机器人新闻主播可以替代真人新闻主播，机器人写稿可以完成部分专业新闻稿件，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媒介理论是不可替代的重要的理论工具，可以帮助理解新闻传播活动中人与机器的关系、人性与技术的关系，更好地处理技术的先进性与伦理性的平衡，更好地推动媒介技术发展的价值引领。

中国的新闻传播已经进入全媒体时代，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全面应用，移动互联网成为新闻传播主渠道，媒体智能化成为新闻传播新趋势，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等全流程中，用主流价值主导“主流算法”，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实践与理论探索中崭新的课题。

掌握科学的理论工具，建构坚实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构不是封闭的过程而是开放的过程，不是纯粹理思辨的过程而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日积月累的过程，保持对新鲜实践的敏感性与多元理论的包容性，追求理论的原创性和普遍性，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就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①] “文化领导权”中的“领导权”的意大利文是egemonia，英文是hegemony，国内也有译为“文化霸权”，本文依据其内涵，认为以非强制性的“领导权”来表述更贴切。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8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6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55

[4] 胡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理性、批判性与实践性[J].新闻与写作，2018(08):7-11

[5]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J].现代传播,2002(01):34-37.

[6] 赵月枝.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涵义[J].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01):115-134

[7] 赵月枝.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涵义[J].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01):115-134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695-696

[9] 阿兰·斯威伍德.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M].黄世权，桂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5

[10]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M].吕增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297-299

[11]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丽，张跣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391

[12]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丽，张跣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394

[13] 吴璟薇，曾国华，吴余劲.人类、技术与媒介主体性——麦克卢汉、基特勒与克莱默尔媒介理论评析[J].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01):3-17

[14] 西皮尔·克莱默尔.作为文化技术的媒介：从书写平面到数字接口[J].吴余劲，叶蒨，吴璟薇译.全球传媒学刊.201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