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为指导，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选择、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活动，出版对历史负责、对人民有益、对社会文明进步有推动作用的出版物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出版的论述和著作条文，更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革命领袖的全部革命历程和他们的新闻出版实践活动中。

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国优秀传统出版文化相结合

在对人类思想成果和现实出版情况考察研究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得以形成，其要点有：其一，出版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也是人类积累知识、探索真理的基本方式；其二，没有出版自由就没有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其三，革命者毕生都要投身于写作和出版，以唤起无产者联合起来为真理而斗争；其四，掌握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一定要掌握精神生产资料，以保障人民的出版言论自由。

中国出版文化历史悠久，造纸术和印刷术被世界公认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所以中国出版业为人类出版作出巨大贡献，被载入联合国和英、美学者编写出版的《人类文明史》《中国科技史》《思想史》等著作中。

党的一大形成的出版观包括以下几点。其一，坚持传播真理，以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为主要任务。其二，坚持党性原则，一切书籍、时报、刊物、标语和传单的出版都要受党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中央和地方），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其三，要进行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工作，编辑工农教材和宣传小册子，重点放在武装工农和唤起民众投身革命上。其四，利用多种出版方式，公开出版（租界和国民政府管辖下）要丰富内容，面向大众；地下出版（军阀统治区）要用隐蔽、秘密手段展开斗争，争取出版自由权，壮大革命宣传的力量。其五，要编印口语化、通俗化、问答式、歌谣式的小册子，亦可采用文学的科学的出版物宣传革命。其六，向工农灌输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社会观及集体主义人生观，工人阶级和群众的教育始终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多为他们出版读物。

以上所述，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国传统出版“典以存史”“书以载道”“文以化人”的基本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国红色革命出版实践相结合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中，出版始终是革命、建设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重要工作。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出版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武器的思想，结合旧中国文化专制的现实，革命首先是从办报、办刊开始，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革命。其二，坚持和发展了为工人阶级争出版自由权的斗争，与反动军阀、国民党政府进行坚决斗争。其三，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出版党性原则和列宁关于一切出版机构都是党的机构的思想，完善了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其四，坚持和发展了以出版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为主的出版导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出版、译介、学习、宣传的重点。其五，坚持和发展了列宁有关人民出版工作的论述和工作性指示，奠定了党的出版工作的基本制度。

经过艰苦斗争夺回的出版阵地和人民的出版自由权，如何用、如何办、如何管？这是摆在列宁面前的划时代问题。于是，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实际，提出了人民出版的一系列原则和管理思想，设计了社会主义出版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成为我党出版事业的基本制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核心思想。

其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出版工作，用列宁的话说，生产图书、报刊与生产机关枪、炮弹一样重要，都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所必须的。其二，出版事业总的方向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要尽量让人民群众读书。其三，建立权威的国家出版机构，实施对出版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其四，明确图书出版的重点和多样性的原则。出版业要适应人民群众读书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需要。其五，列宁亲自制定了出版业务的规范和具体制度。

三、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当代技术革命条件下多业态出版发展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从来都是认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历史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下进行的，生产力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中国的出版业发展历程更是具有此鲜明特征，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文化史、科技史。新石器时代，我们祖先就有了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意识，文字发明之前就用岩画、石刻、洞窟留下当时的动物、植物形象和自己打猎、祭祀等生活场景。文字发明后，他们就用甲骨、金石、钟鼎、布帛、竹简、木牍书写历史和记录天文地理。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印刷出版就发展起来，绵延两千多年，留下了大量经文和历史典籍，铸就了中华文化的辉煌。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21世纪初，互联网技术、电子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兴起，人类的记录传播技术面临颠覆性革命。面对新技术催生的出版新业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又一次实现了在中国的新飞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回答了中国出版的历史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指引中国出版强国的建设。其主要核心内容有以下四点。

其一，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技术变了，业态变了，生产、经营、服务的方式变了，但马克思出版观的指导地位没有变，党管出版的原则没有变，人民出版的宗旨没有变，出版业的使命没有变，且要长期坚持不动摇。而变化中形成的新时代中国出版的新理念，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

其二， “两个结合”，开拓主题。中国出版百年来的主题在传统文化和马列经典之间游弋，在出版领域，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曾被误解或忽视、削弱。究其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出版文化的主流、主线、主题一直被反复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彻底阐明了“两个结合”的新思想，拓展了中国主题出版的领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其三，融合发展，创新业态。面对印刷出版、电子出版、互联网出版、数字出版、智能出版多业态、多形态出版市场的竞争发展，必须以新的出版观加以指导，因为这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未经历的事情。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时回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出版技术之变提出的新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发展。

其四，数字技术，网络平台。在新技术革命的大势下，文化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成为战略方向，网络大平台已成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党中央及时洞察大势，明确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执政关；没有文化数字化、文化产业化，就没有现代化。所以“十四五”规划及重点出版项目多围绕出版数字化和产业化布局，重点技术项目都是放在数字新基建和打造出版、阅读服务全国性、全球性大平台上，为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创造物质技术条件。同时，出版的数字化、数据化、平台化也正在为智能出版、元宇宙出版奠定基础。中国出版的这些新发展、新经验、新思想、新理念，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而且为全人类的出版事业引领了新的方向，这也是出版大国对人类文明的新贡献。

近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对典籍出版、出版文化传承等又作了许多指示，深化了出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现代文明记录的重要载体和见证的认识。他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以预见，在这些战略思想指引下，中国出版业必定能再创辉煌，作出历史性的新贡献，在实践中继续谱写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新篇章。

作者简介：柳斌杰，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原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出版促进会名誉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出版。

（本文摘自《编辑之友》柳斌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拟近期刊登，阅读全文或学术引用请参见《编辑之友》纸质版或《编辑之友》同期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