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匡恺：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非自愿失业和传播抗逆力过程的纵向分析

我们将在“清华传媒评论”公众号定期推出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撰写的论文，期待与学界、业界同仁共同讨论切磋，推动新闻传播学发展。本期推荐 匡恺副教授所著《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非自愿失业和传播抗逆力过程的纵向分析》，本文原载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23年8月刊。

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

非自愿失业和传播抗逆力过程的纵向分析

匡   恺

本研究探讨了在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的一组失业成年人的传播抗逆力过程、求职自我效能和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基于传播抗逆力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resilience; Buzzanell, 2010, 2019)，研究测试了四种模型，探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播抗逆力过程是如何与求职自我效能和幸福感相关的。参与者（N=595）在2021年2月描述了他们的失业经历，并完成了关于传播抗逆力过程、求职自我效能和幸福感（感知压力、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测量，2个月和4个月之后他们再次完成了这些测量。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考虑了个体间关联后，传播抗逆力与求职自我效能、感知压力和心理健康之间随着时间推移存在显著的个体内相互关系。研究结果对传播抗逆力理论、未来的传播学研究方向具有理论意义，也为支持和帮助不同类型的求职者提供了实际意义。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非自愿失业是指员工因企业裁员、重组或关闭等原因被解雇或下岗，也可能是由于员工的健康问题或其孩子缺少托管而被迫与雇主分离(Brand, 2015)。数百万美国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经历了非自愿失业，而非自愿失业会威胁到经济、人际关系和个人福祉(Brand, 2015；Holmstrom et al., 2015)。尽管存在较大的困难和挑战，但有许多研究表明，通过传播形成的抗逆力有助于缓解失业的负面影响(e.g., Afifi et al., 2018; Beck, 2016)。

根据传播抗逆力理论，当人们“在物质环境和社会话语中，通过语言、互动、网络以及对身份和认同的关注，重新整合并积极构建他们的新常态”时，抗逆力就会产生(Buzzanell, 2019, p. 68)。该理论认为，当非自愿失业等干扰事件发生时，抗逆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五个过程的实施而产生，包括塑造常态、确认身份锚、维护和利用关系网络、构建替代逻辑、淡化负面情绪并注重有效行动。此外，该理论区分了抗逆力实施过程和预期性抗逆力，前者强调个体内经历的适应和转变过程，后者强调稳定的个体间差异（例如，具有较高预期性抗逆力的人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实施抗逆力过程）。但大量相关的研究仅在一个时间点收集数据(Chernichky-Karcher et al., 2019；Kuang et al., 2023；Lillie et al., 2021；Venetis et al., 2020；Wilson et al., 2021)，没有区分个体间和个体内的传播抗逆力过程。

求职自我效能是指一个人“自我报告的成功完成特定求职活动和获得就业的信心”(Kanfer et al., 2001, p. 840)。许多研究都间接反映了人们参与传播抗逆力过程的程度与求职自我效能的紧密关联(e.g., Holmstrom et al., 2015; Shebib et al., 2020)。此外，实施抗逆力过程也会反映在人们的幸福感指标上，包括感知压力、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先前诸多横断面研究已经证实过这一点(e.g., Wilson et al., 2021)，然而，这种关联还没有被纵向研究过。 

综上论述，本研究运用纵向面板调查，提出了在三个数据波段内，个体内的抗逆力过程与求职自我效能以及幸福感之间可能的四种竞争模型，包括（1）抗逆力效应模型。该模型假设随着时间推移，实施抗逆力过程会影响其他相关因素；（2）交互模型。该模型假设抗逆力的实施过程和相关因素都将预测对方的未来情况；（3）反向效应模型。该模型假设随着时间推移，其他相关因素会影响抗逆力实施过程；（4）零模型。该模型假设抗逆力的实施过程和相关因素都无法预测对方的未来情况。

二、研究设计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设和问题：

H1:在个体内水平上，在控制了以下这些变量的当前情况和个体间关联后，参与者在非自愿失业后实施抗逆力过程将预测他们未来的：(a)求职自我效能，(b)感知压力，(c)心理健康，和(d)生活满意度，而相反的路径(例如，第一波压力到第二波抗逆力过程)将在统计上不显著。（对应抗逆力效应模型）

H2:在个体内水平上，在控制了以下这些变量的当前情况和个体间关联后，非自愿失业的人实施抗逆力过程的程度将与(a)求职自我效能，(b)感知压力，(c)心理健康和(d)生活满意度产生相互关系，这样每一个因素(例如，抗逆力过程和感知压力)将预测其他因素的未来情况。（对应交互模型）

H3:在个体内水平上，在控制了当前报告的抗逆力过程和个体间关联后，(a)求职自我效能，(b)感知压力，(c)心理健康和(d)生活满意度将预测未来抗逆力过程的实施程度，而相反的路径(例如，第一波抗逆力过程到第二波感知压力)将在统计上不显著。（对应反向效应模型）

H4:在个体内水平上，虽然参与者的抗逆力过程的实施将与他们的(a)求职自我效能，(b)感知压力，(c)心理健康，和(d)生活满意度在横断面上相关联，但是一旦当前的报告和个体间关联得到控制，任何一个因素都无法预测另一个因素的未来情况。（对应零模型）

RQ1:在交互模型中，个体内的时滞路径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差异幅度是否显著不同（例如，第一波至第二波与第二波至第三波）？

本研究总计招募了872名满足条件的成年人，研究历时6个月，共收集了三波数据，每波数据间隔2个月，第一波数据收集于2021年2月下旬开始，第三波数据收集于2021年8月初结束。最终，至少完成了两波数据收集的参与者（595名）被保留为最终样本。通过审查重复的IP地址等方式，研究去除了每一波中的无效数据。

参与者在三波调查中都需要完成传播抗逆力过程量表（CRPS; Wilson et al., 2021）、求职自我效能感量表（Holmstrom et al., 2015）、感知压力量表(PSS-10；Cohen, 1994；Lee, 2012)、心理健康量表(MHI-5；Berwick et al., 1991)和生活满意度量表(Diener et al., 1985)的填写。在第一波调查中，参与者首先需要回答关于自己非自愿失业的开放式问题。研究计算了每一波中所有量表的McDonald omega信度系数(Hayes & Coutts, 2020)以证明其可靠性。

三、研究发现

初步分析表明，研究参与者和退出研究的参与者（即缺失数据）之间几乎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所有模型都满足纵向结构方程建模的标准。此外，通过检查每个变量跨波的组内相关系数（ICCs)，发现研究变量中约62-77% 的变化主要是由个体间差异造成的（23-38% 的变化源于个体内随时间的变化），这表明存在足够的个体内变化来运行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RI-CLPM; Hamaker et al., 2015; Mulder & Hamaker, 2021)。

研究使用AMOS 26 进行了模型测试，运用完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对潜变量进行了一系列 RI-CLPM 分析，自回归和交叉滞后路径能够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一个变量（例如抗逆力过程）的变化如何预测其本身和其他变量（例如求职自我效能）的变化。基于上述研究假设和问题，本研究对比了五个模型，模型A即抗逆力效应模型，添加了抗逆力过程对另一个变量的滞后效应（c1 和 c2 路径）；模型 B 即交互模型，不仅估计了抗逆力过程对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还估计了求职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指数对后续抗逆力过程的影响（c1 和 c2 以及 d1 和 d2） 路径）；模型C 在模型B上增加了对滞后效应的等式约束；模型 D即反向效应模型，估计了幸福感和求职自我效能感对抗逆力过程的滞后效应，但反之则不然（即，只有 d1 和 d2 路径）；模型 E 即零模型，不包括任何交叉滞后关联，仅估计自回归和横断面关联。其他社会人口统计信息变量以及参与者是否在第二波和第三波中找到了工作是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的，最终模型仅保留显著的协变量。模型拟合是通过评估绝对指标（卡方检验、CFI 和 RMSEA）、简约指标（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和增值拟合指数（2；Hu & Bentler，1995）的组合来进行比较。

图1  自回归、交叉滞后面板模型  

BR = 抗逆力过程的个体间差异；BY = 求职自我效能感/幸福感的个体间差异；WR = 每一波的抗逆力过程的个体内差异；WY = 求职自我效能感/幸福感的个体内差异；Rel. Sta.= 关系状态; Job Sta.= 职业状态。

表1   跨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Wave 1 only = 只完成了第一波调查的参与者；Wave 1 = 完成了第一波，并至少完成了另外一波调查的参与者；Total Wave 1 = 所有完成了第一波调查的参与者；Waves 2 and 3 = 完成了这两个特定波次调查的参与者；CRPS = 传播抗逆力过程量表；PSS = 感知压力量表; SWL = 生活满意度；MHS = 心理健康症状；JSSE = 求职自我效能。

对于求职自我效能感，所有模型均显示出可接受的拟合度，模型 B、C 和 D 的拟合效果更优（见表2）。结果支持H2a，即在个体内水平上，当一个人报告在第一波中参与了更多的抗逆力过程（相对于他们自己的个人平均水平）时，他们也在第二波中报告了更高的求职自我效能感（相对于他们的个人平均水平），这进一步预测了第三波中更强的抗逆力表现。同样的，当一个人在第一波中报告了更高的求职自我效能感（相对于他们的个人平均水平）时，他们在第二波中就报告了更高的抗逆力（相对于个人平均水平），这又预示着在第三波中更高的求职自我效能感。抗逆力过程和求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联在个体间差异层面比在个体内层面更强，尽管两个层面的关联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2   竞争交叉滞后模型的比较——求职自我效能

图2  传播抗逆力过程与求职自我效能的交互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对于感知压力，所有模型均显示出可接受的拟合度，模型C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其他模型。结果支持H2b，即在个体内水平上，更多的抗逆力过程（相对于个人的平均水平）将预测未来更少的压力（相对于他们自己的平均水平），反之亦然（图3）。感知压力与抗逆力过程的关联完全发生在个体内层面而不是个体间差异水平上。

图3  传播抗逆力过程与感知压力的交互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对于心理健康，所有模型均显示出良好的拟合度，模型 C 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其他模型。结果支持H2c，即在个体内水平上，在第一波（相对于平均水平）更多地实施抗逆力过程可以预测第二波的心理健康症状（相对于平均水平）减少，相应的，在第三波中抗逆力过程的实施会进一步增加。而当一个人在第一波中报告心理健康症状增加较多（相对于其个人平均水平）时，他们在第二波中也报告了较低的抗逆力，这进而又预测了第三波心理健康症状的加重。抗逆力过程和心理健康似乎在个体间和个体内水平上都存在关联。

对于生活满意度，所有模型均显示出良好的拟合度，模型 B、C 和 D 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其他模型。结果支持H3d，即在个体内水平上，对生活的满意度（相对于个人的平均水平）能够预测未来的抗逆力程度（相对于个人的平均水平更高），然而从抗逆力过程到生活满意度（c1 和 c2）的路径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抗逆力程度和对生活的满意度主要与个体内差异相关，而不是个体间差异。

四、研究结论

本研究收集了三波纵向数据，跟踪人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对失业时的传播抗逆力过程、求职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使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区分了传播抗逆力过程和相关变量之间的个体间和个体内的关联。与此前的传播抗逆力理论研究一致，本研究表明抗逆力过程与个人的幸福感、创伤后学习和调整之间存在积极关系(e.g., Kuang et al., 2023; Lillie et al., 2021; Venetis et al., 2020)，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在个体内水平上，实施传播抗逆力过程和其他大多数相关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本研究将传播抗逆力理论从社会建构主义拓展到后实证主义框架，主要有四个理论贡献。第一，本研究是第一个探索人们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实施抗逆力过程的定量研究；第二，本研究通过清楚地阐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传播抗逆力理论假设相一致的个体内关联模型，增强了传播抗逆力理论的“可证伪性”；第三，本研究对传播抗逆力理论中的抗逆力过程进行了“关键概念的重新定义和重新操作”(DeAndrea & Holbert, 2017, p. 217)，纵向研究设计区分了抗逆力过程的个体内和个体间的差异，从概念上凸显了传播抗逆力理论之间的区别；第四，本研究阐释的个体内抗逆力过程的波动如何与不同结果相关的模式、以及在个体内和个体间发生的不同结果的关联比例，为定量研究“生成假设提供了基础”(p. 217)，并为未来的定性研究提供了方向。

在实际意义上，研究强调了在非自愿失业的背景下，采取干预措施促进抗逆力的发挥并增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无论个体间的差异如何，帮助人们参与抗逆力过程的干预措施都可以提高他们的求职自我效能，减轻他们的压力，并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此外，需要更加关注在社交网络/大的结构体系中资源相对较少的失业个体。

尽管研究存在部分局限性，但本研究首次探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播抗逆力过程和相关概念之间的个体内和个体间关联，三波数据和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分析的使用是超越横断面研究设计的重大进步，除了提供支持传播抗逆力理论核心假设的经验证据外，本研究关于个体内和个体间的抗逆力和福祉的潜在良性循环的研究结果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

本文原载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23年8月刊，

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译｜黄   恩

排版｜杨东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