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 | 胡钰：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性

胡钰

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无根之萍，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理论瑰宝”，既有着“仁义礼智信”的文化积淀，也有着“人民新闻学”的革命传统，是亟待被学理化研究、系统性总结的“理论富矿”，需要当代中国新闻学者以主体性、实践性的眼光加以思考。在这一知识体系建构进程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成为关键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因此，离开实践讨论新闻学知识体系建构都是经院哲学。新闻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新闻的客观性及新闻学的真理性都只能在实践中检验。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过度西方化、专门化、特殊化的术语与理论，都是思想远离现实的表现，只能让理论苍白而无生命力。

西方新闻实践产生了西方新闻学，中国新闻实践也应产生中国新闻学。尽管不同国家的新闻实践有着许多属于行业的共同行为与准则，因而有着许多共同适用的基本理论，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实践不能用西方新闻学完全解释，只能靠中国新闻学来解释与指导。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是理论合理性与有效性的依据。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该也只能在中国新闻实践中证明自己的真理性、现实性和此岸性。

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要牢牢把握实践性，避免主观性与片面性。一方面，立足中国实践，避免“中”气不足。中华文化五千年源远流长，中国共产党百余年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新闻界仁人志士群星璀璨，新闻实践与思想无比丰厚，中国新闻学界应有这样的气魄和情怀来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升，而非只用西方知识体系反向格义，削足适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学术自主意识与能力的滋养与拘囿是并存的，换言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既可以从西方理论中获得营养，又会由于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而限制了自身的多样性与独立性。

另一方面，立足全球实践，避免“特”字过度。要防止强调国别特色，限制理论的普适性，引来对其真理性的质疑。事实上，基于数字媒介的当代新闻传播活动的突出特点是传播范围的国别界限日益模糊，一国的新闻就是世界的新闻，世界的新闻也是一国的新闻。因此，在进行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时，需要避免“世界—中国”二元论引发的对立倾向。中国的新闻理论为什么不能是世界的新闻理论？在西方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日益出现矛盾的当代世界，在面对国际新闻传播中虚假信息弥漫、极端情绪弥漫的全球性挑战中，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有放眼全球的格局，有与其他国家新闻理论对话的功力，更重要的是，有解决世界新闻传播困境与难题的理论勇气。

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的积累是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本依据，对于自身独特实践的梳理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工作。在百年新闻实践进程的梳理中，有许多重要的实践探索应该予以重点关注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的新闻实践日趋成熟，即便处在劣势地位与战争状态，中国共产党依然能够突破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严重围剿，传递中国革命声音。一方面，积极建构自己的新闻传播体系，不论是报纸还是通讯社，都非常活跃，“试看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另一方面，善于广交四方朋友，通过埃德加·斯诺等国际记者、各方友人对外传播自己的声音。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进程是以新闻工作为重要武器的，报刊成为“批判的武器”，与武装斗争这一“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双轮驱动”。

甘惜分曾提出，“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是我国新闻史上重大事件，也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在他看来，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提出报纸不只是报道消息更要推动本地工作，因而把本地重要新闻放在第一位。“这一特异独行的新闻思想开阔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新境界，言前人之所未言，是具有独创性的新闻思想。这一思想立刻在所有解放区的新闻工作中被贯彻执行了。直到今天，这一思想仍不失其意义。”[2]

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传播中严重的失衡状态与数字媒介发展带来的新舆论生态，中央对新闻事业重要性与规律性的认识日趋深入，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新闻思想。提出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对新闻事业的地位给与了崭新的、充分的肯定；提出全媒体时代的重要论断，体现在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和全效媒体上；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基于这些新闻思想，在媒体融合发展与国际新闻传播等方面，推动了一系列开拓性的新闻实践。

不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提供了极其鲜活的研究对象，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闻理念，花大气力去梳理本土的这些实践并基于这些实践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不是单纯地去移植西方新闻理论来嫁接在自己的实践上，这才是推动中国特色新闻学发展的不二法门。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中国新闻工作中，新闻内参成为极有中国特色的实践亮点，值得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去深入挖掘。正是通过新闻内参这一特殊的制度设计，实现了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社会效果的统一。这一实践体现了新闻媒体作为社会进步的有机参与者、积极推动者而不是独立旁观者的姿态，不是媒介中心主义，不求媒介独立利益，而是以自身的努力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在实践中，新闻内参既反映了问题，针对性地告知决策者，推动问题解决，又不会激发社会恐慌、引发社会矛盾等过度反应。从实际效果看，新闻内参在“最小化负外部效应”的前提下，推动了大量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实践亮点与理论对象。

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坚持“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把握新技术，放眼全世界”的理念。“中国土”体现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主体性，“新技术”和“全世界”体现了当代新闻传播实践的技术驱动特质与全球传播现实，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则是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新闻学基于当代全球新闻实践特别是中国新闻实践，让思维回到现实，让语言回到生活，让行动回到人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表现出特有的内涵，具体包括：人民性新闻立场，有机性新闻参与，正向性新闻效果，伦理性新闻技术，人文性新闻文化。

人民性新闻立场体现了新闻活动的社会目的，有机性新闻参与体现了新闻活动的社会角色，正向性新闻效果体现了新闻活动的社会效果，伦理性新闻技术体现了新闻活动的社会治理，人文性新闻文化体现了新闻活动的社会价值。简言之，中国特色新闻学是社会主义的新闻学，不是资本主义的、商业主义的、技术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新闻学。

中国新闻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体现了鲜明的人民利益方向与辩证统一方法。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有机构成，不是独立于社会大众的存在，更不是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下的政府反对派，而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是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在新闻活动中，既要使用新技术又要把握伦理性，既要参与市场化又要把握人文感，既要保障个人媒介使用权又要把握信息传播规范性，而这些要求都是为了实现马克思所言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学说，以新闻活动切实服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不能把新闻活动作为少数人的情绪出口或牟利工具。

在中国，新闻活动是作为整体性的社会活动中的有机组成而存在，这种“有机性”是理解新闻媒体、新闻记者角色与作用的关键，也正是源于这种“有机性”，内在地、逻辑地产生了“导向性”。范敬宜在谈到如何认识国家发展时曾提出，“作为新闻记者，既要做坐船的人，又要做看船的人；既要是一个山外人，又要是一个山中人。把两种视角结合起来也许能够比较全面地看问题。既不是只看到庐山的雄伟，而看不到山上的乱草；也不是因为看到乱草，而看不到它的雄伟。别人可以随意议论，不负责任；我们作为媒体、喉舌，一定要有正确的看法。”[3]这段话很形象地说明了新闻活动的有机性和导向性，新闻媒体是“山外人”与“山中人”的统一体，要能把握大局，重要的是，新闻媒体要成为社会动态的负责任的传播者。

在最丰富的具体中才能得到最深刻的抽象，在最独特的实践中才能得到最自主的理论。中国新闻实践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为中国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坚实的现实支撑，保持对这种实践活动的清醒的历史自觉，就能培养坚定的理论自觉，提升理论建构的自主意识。在深入挖掘、梳理、提炼鲜活的实践进程中，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会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逐渐形成，这一体系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也会为推动世界新闻学与新闻实践、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中国贡献。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