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要反对“女性堕落论”？

11月18日，在2018学习力大会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谈到“衡量和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时，打了一个并不恰当的比喻：“就像女生挑选男生的标准决定了这个国家男人的方向。”而在随后的阐释中，俞敏洪提出了一个更大胆、更激进的观点：“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性就是这个原因，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这一论断迅速引起轩然大波。在近乎一边倒的抨击声中，俞敏洪也快速做出了反应。在当天晚间，俞敏洪在个人微博账号上发文道歉，并试图“补救”自己之前的言论：“我想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一个国家的女性的水平，就代表了国家的水平。……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

遗憾的是，这份与其之前的发言一样充满逻辑漏洞的道歉声明并未得到被冒犯的中国女性的原谅。而令人更难以容忍的是，在各类相关报道与评论下，不乏一些“这只是无心之失”“个人意见不应受到苛责”，甚至于“俞老师错在说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之类的观点。似乎俞敏洪才是真理斗士，而汹涌的反对者与批评声则成了禁锢言论自由的迫害人。

但最大的问题恰在于此。

“无心之失”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就是不假思索的轻蔑与歧视；当意见领袖肆意发表诸如此类无知而自大的“个人意见”时，也应当意识到其后将产生的反击与骂名；而假如俞敏洪的观点正是很多人内心所想的话，这只能代表在有关平等与尊重的教育上，我们仍任重道远。

自古以来，中国就流传着“红颜祸水”的古老论断。似乎但凡是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定然有一个过分美丽的女人在其中担当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诸如妺喜之于夏、妲己之于商，诸如褒姒亡西周，贵妃乱盛唐。直到不甘于这种命运的花蕊夫人写下《述国亡诗》，反抗千百年来都被女性一力担起的灭国骂名：“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声小小的呼告随即湮没在道学先生们对“红颜祸水”亘古不绝的批判声里。如此直至民国，才有鲁迅先生代那些永久的缄默者发言：“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的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绝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不幸的是，鲁迅先生所斥责的“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人”，如今仍然存在——且仍然堂而皇之地“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历史于此表现出了惊人的缓慢：中国由农业国到工业化只需几个五年计划，然而平等思想的推进则历经百年，仍未休止。

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俞敏洪在道歉中将自己的说法修正为“女性强则国强”，但实质上，这一观点与“女性堕落则国家堕落”并无不同——说到底，这种将女性与国家兴衰挂钩的流氓逻辑仍然未曾脱出“红颜祸水论”的窠臼。同时，“女性的母亲角色使其担负起国家的未来”这一理由也隐含着当前中国“丧偶式育儿”的尴尬问题：男性在家庭教育中的隐身无人苛责，而承担了所有责任的女性却面临“做多错多”的窘境。假如真是女性的堕落使中国的未来堕落，那么，这一堕落背后的根本原因又应归罪于谁呢？在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下，“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不仅是个伪命题，还是所谓“国家堕落”的真正责任人们的最后的遮羞布。

事实上，“女性堕落论”所伤害的远不止女性群体。所有仅仅针对单一性别的谴责，都是一种极大的不负责行为。“女性堕落论”背后的畸形逻辑同样适用于“男性堕落则国家堕落”，将俞敏洪的观点当中的性别倒置，我们可以轻易得到“男性素质高，父亲的基因素质高，才能生育出高素质的孩子。因此假设中国的未来趋于堕落，那一定是由于当前中国男性的堕落”这一同样“有理有据”的结论。针对性别的“地图炮”决不会满足于仅仅攻讦其中一方，假如我们屈从于其中的流氓逻辑，终有一日会被它反咬一口，呼告无门。

这或许才是我们要反对“女性堕落论”的根本原因：起初他们攻讦女性，我没有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谁还能为你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