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位平等是男女平等的关键

近日，北京卫视一档名为《向前一步》的沟通调解类节目引起了热议，而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男女平等”这一话题上。在一期节目中，村民刘先生对当地拆迁补偿条款提出了质疑。该条款规定：对于一宗有两个及以上儿子的宅基地，在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若其中一个儿子达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便可另享受购买190平米定向安置房的权利。

然而，刘先生家中有一个25岁的儿子和一个21岁的女儿；按照规定，刘先生因此不可享受购买安置房的权利。刘先生认为这一规定违反了宪法“男女平等”的规定，是对其女应得权利的漠视，因此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

首先，从理论上而言，这一条款不仅违背宪法对“男女平等”的要求，并且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款》“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这一规定笼统地以户为单位进行补偿也是不合理的。因此，由于下位法和上位法相冲突，该地的补偿条款理应无效。

不过，法律的实践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现实中下位法和上位法冲突的案例也并非寥寥可数。考虑到当地的社会情况，这一拆迁补偿条款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该地基层干部的解释，由于当地“外嫁女”现象显著，大多数女性婚后不在当地生活，因此新批宅基地向来以男性为指标，否则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由此看来，这一政策似乎很贴近现实。

然而，正是因为“贴近现实”，这一案例才能折射出背后的深层痛点——农村地区男女经济地位的严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发源于私有制经济占主导的时代，并且挟卷着一股顽强的历史惰性，对我们当今社会产生着强大的负面影响。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此有过深入的探讨。在原始部落的两性分工中，女性虽然不用外出狩猎，但也要进行大量的生产劳动，例如采摘、制陶等。女人在生产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此时两性较为平等。然而，由于技术的车轮向前迈进，金属工具的出现带来农耕的发展，因此也就对密集的劳动提出了要求，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劳动分工。女性被限于家务劳动，而男性负责主要的生产活动。随着男性在生产中逐渐登上统治地位，女性的家务劳动逐渐被去意义化；正如恩格斯所言，在这种情况下，“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在此基础上，私有制茁壮成长，女人则为奴隶主和地主所有。这被恩格斯称为“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反观当今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私有制占主导的格局早已被打破；随着技术和制度的进步，女性也可以和男性一样，从事各种劳动，胜任各种岗位；同时，宪法也在形式上规定了男女平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男女平等在我国已经实现。尤其在我国农村地区，女性的经济、社会、家庭地位相较于男性而言仍有很大差距。例如，刘先生所在村镇“外嫁女”现象显著，正印证了这一点。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男女不平等，仍然以一种历史惰性，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由于农村地区技术的进展落后于城市地区，这种历史惰性便更加强盛，更少受到冲击。

综上所述，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在于实现男女经济地位的平等，而现阶段实现男女经济地位平等的重点在于农村地区。这需要技术的普及、政府的引导以及男女劳动者转变观念并且身体力行。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农村妇女完全有能力胜任那些向来被认为是“只适合男性”的劳动，而且可以比男性做得更好。只有真正实现男女经济地位平等，类似于前文所述的拆迁补偿条款的上层建筑才能失去立足的土壤，才有助于真正实现妇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