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高中生”：鲁迅不仅应该写下来，还应该喊出来

3月17日，一篇名为《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刷爆了朋友圈。这篇文章以高中生的口吻指责写下《武汉日记》的作家方方是“传播负能量”，并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就是要回避问题，多感恩，多歌颂；即使是记录“真实的生病的武汉”，也是错误的行为： “您日记是真实”，但是真实也“应该有选择呀！”

文章还拿鲁迅举例，说明歌颂而非揭露是一个作家需要做的： “一个叫罗稷南的曾请教伟人‘如果鲁迅活到现在，他会说什么’？伟人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作者同时追问： “方方阿姨，伟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您能给我讲讲吗？”

方方的回复中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毛主席还在世，他一定不会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特意提到了鲁迅。但是他不仅不要以鲁迅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一句话也不说”，反而认为鲁迅的局限性在于说得太少、太隐晦。毛主席认为，鲁迅受困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统治下，不能直接表达，不得不采用“冷嘲热讽”的方式进行曲折的表述；毛主席希望文艺工作者能够在“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能够“大声疾呼”，而不是鲁迅那样“冷嘲热讽”。这样看来，毛主席对文艺批评的看法，不是要不说，而是要大声说；在民主自由的解放区，不仅不要隐晦地说，还要直白地说、到处去说。

有一种观点认为， “说话”不是实际工作。如果一个人想发表评论，就会被认为是“脱离实际”， “对实际工作没有帮助”。然而，恰恰相反，歌颂不能解决问题，而揭露有这个本事。批评与揭露能够让不为人所知的问题和阴暗面暴露出来，能够让公众注意和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同时给予经历困难的人民为自己发声的希望。一些重大问题的揭露还能促进制度向更完善的地方发展。的确，如“高中生”一文所说，有很多人已然意识到了武汉做得有哪些不足。但是揭露的话语，不正是给那些还不了解的人看的吗？只要还有一个人看不到，那么反思和做出改变的动力就少了一分，在这种情况下揭露就是有意义的。

有人担忧，让人敞开说话，会对动摇人民的信心，对社会建设产生影响。然而，真正动摇信心的不是说话，而是不让人说话。 “高中生”一文最大的谬误在于，它连真话都不想让人放开说，只想让人说“选择出来的真话”，歌颂的真话。这是完全错误的。揭露式的文章能够暴露问题，促进反思，进而促使一定的社会改变。而假装问题不存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使得人民对“问题能否解决”，乃至“问题是否得到了重视”缺乏信心，大大动摇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改革开放初期，也有过一场“揭露”和“歌颂”的讨论。有人撰文《“歌德”与“缺德”》，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颂，而不是揭露阴暗面。” 《人民日报》对此事的评论是“现在是放得还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 《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称，只让歌颂的文艺观，与实事求是的标准不符，更让人民出现的问题难以解决。

杀死信使的花剌子模国王迎来的不是社会的蒸蒸日上，而是亡国。新华日报曾评论称， “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一个集团。”毛主席也说过， “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不知道写文章的“高中生朋友”，伟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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