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装：关于身体的政治学

她把台灯的灯绳用力向下拉。一次，两次，三次。明亮，黑暗，明亮。

这双拉灯绳的手与正希（化名）的齐腰长发稍显不协调——骨节分明，是一双典型的男性的手。长发、女装、化妆，它们本身并不是限制“正希们”做自己的条条框框。而肩宽、喉结、面部的骨骼特征，甚至是自己的性器官——女装下的这些潜在的不协调因素，才是他们真正在意和不满的地方。

仍然是这双手，它们拿起桌子上的透明杯子。在灯光下，杯子的每一个细节都一览无余——它的材质、形状、大小。正希说，灯和杯子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被制造出来的，但是人不一样，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体。人们可以通过一套固定的标准来检测这个杯子是否合格，是否满足我们对于一个杯子的期待。“那么人呢？穿着是否得体、衣服的美丑、什么性别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我们遵守这些标准，也是为了满足他人对我们的期待。那我们自己在选择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他们希望让人们看到主动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

“每一次行动，都是将光明带到世界上来的一个尝试。”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在2010年发布的ICD-10（国际疾病分类第10次修订本）中，异装癖被称为“恋物性异装症”，表现对异性衣着特别喜爱，反复出现穿戴异性服饰的强烈欲望并付诸行动。引发异装行为的原因有很多，cosplay（角色扮演）、性别焦虑症（即性别认同障碍），或者仅仅是喜欢。

而作为异装的跨性别者，正希认为，异装，是身体的政治。它如同男人剪去辫子、女人去掉裹脚布一般，从身体的角度出发，逐渐瓦解着“男人应该有的样子，女人应该有的样子”这样一种性别标准。异装者幻想，除了男人成为男人样、女人成为女人样的两极，还应有一条中间道路。

“女装大佬”，这是Nikka（化名）经常从社交媒体上或者陌生人群中得到的评价。在二次元的圈子中，Nikka戴着假发，化着妆，穿着裙子和高跟鞋，成为圈外人眼中的女装大佬。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只是清华大学里一个身形瘦小的普通工科男，沉默寡言。在以工科男的身份生活时，Nikka只敢穿着打扮略偏中性，甚至不敢穿着裙子出门。

“虽然现在社会的包容度提高了，但是大众还是会觉得我们是异样的。有很多人觉得我们是同性恋，是变态。”Nikka说，只有在漫展等特殊场合下，自己才会以女装的方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下。平日里，他也会认真学习化妆，学习女性服装搭配。但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在亲密的人面前，他才会展现出这样的自己。

在女装之前，Nikka就被诊断出轻度抑郁症，但他并没有接受药物治疗。随后不久，由于对二次元中一些女性角色的喜爱，Nikka接触到女装群体。他发现，只有在完全沉浸到研究女性妆容和服饰的时候，自己才会得到平常难以拥有的满足感和成就感。Nikka称这是一种“绝对热爱”，女装让他成功将二次元中的角色带入现实，而这个角色的现实映射就是他自己。

然而，并非女装圈子中的所有人都和Nikka一样，可以在寻找到自己的绝对热爱之后，一直坚持女装。商陆（化名）是Nikka在女装圈里认识的朋友，但在他们认识不久后，商陆就退出了这个圈子。

商陆说，退出的最主要原因是父母的不接受。“我的父母很传统，他们比较排斥cosplay这方面的内容。男生穿裙子在他们看来是无法容忍的做法。”

2013年，商陆在参加Comiday成都同人祭的时候看到了一位长相可爱的二次元少女，在上前索要合照时，商陆才听出来“她”拥有男生的嗓音。这个经历让他对二次元女装逐渐产生了兴趣，他也主动通过贴吧、论坛等途径了解并加入女装圈。2014年初，商陆网购了一件女仆装，在同学面前试穿时，同学们都评价他“穿上裙子之后，不说话基本看不出来是个男生”。商陆对此甚是满意，因此决定把这件衣服带回成都参加当年的Comiday同人祭。

回到成都，商陆将这件女仆装精心叠好放在自己的桌子上防止衣服褶皱，却被进入房间打扫卫生的母亲发现。“我妈跟我爸说起了这件衣服。我记得当时已经是快要睡觉的时间了，我爸穿着睡衣就闯进来，暴跳如雷，也不问我为什么，睡衣都没有换就拿着那件衣服下楼，把它丢进了小区的垃圾桶里。”

退出女装圈后，商陆仍然每年都参加漫展。每当在漫展上看到身着女性角色服饰的男生，他都表示很羡慕。商陆的脸型、身材等都十分适合女装，但是对于他来说，能够坦然接受周围人尤其是亲人的看法，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上拿女装大佬这个词开玩笑，他们就只是起哄、调侃，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女装。”商陆提起他人的评论时，语速加快，略显激动。在他和Nikka所处的群体看来，女装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讲究搭配与合乎时宜。但是大多数外人眼中的女装大佬，是为了博人眼球而穿上夸张的女装，违和感很强。依靠女装走红的抖音网红“阿纯”身高一米九一，拥有典型的男性相貌，但是凭借层层滤镜和夸张的妆容姿态，阿纯博得了上亿点赞量和千万粉丝。这是Nikka和圈内朋友最厌恶的女装人群，却得到了公众最多的关注度。Nikka直言：“不希望被这种人代表。”

但即便不被大多数人理解，Nikka仍坚持着自己所热爱的女装。幸运的是，他的父母和周围的朋友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态度，“《世说新语》里有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这就是我与自己斗争后的结果。”

与抑郁伴生的花朵

与Nikka和商陆相同的是，正希也是一个异装者。而与他们不同的是，正希属于MtF（Male to Female, 即生理性别为男性，性别认同为女性，由男性转变为女性的跨性别者）群体，而她也因此将女装作为自己日常的装扮。

在同学眼中，她长发及腰，偏爱深色长裙，唯一困扰他们的是“一开始不知道该叫她‘学长’还是‘学姐’”，所以更多时候，他们会直接称呼她为“你”。

2015年9月进入清华，2016年1月开始再也没有去过理发店，2017年7月被确诊为抑郁症，同月剪了刘海，发型也从扎起来的马尾变成了披肩发，2018年8月被重新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更换药物——正希精准记忆了每一个关键期的时间点。在这些时间点之间，“我一次次地去尝试、去选择，最后我就变成了现在这种女性的样子”。

成为MtF是正希自己选择与培育的结果。大一到大二期间，正希经历了漫长的抑郁期，她至今不能确定，这种抑郁情绪的来源是否与当时自己对于性别的“探索”有关。“如果抑郁情绪并不严重，那么我们对于性别方面的焦虑就可能不会那么紧迫，或者说对于性别的探索不会为我们带来很多烦恼。但是如果一个MtF同时患有抑郁，那么他/她在性别方面的焦虑就会很严重。”

在性别焦虑与抑郁伴生的情况下，她只能独自摸索一种更适合自己、更能被自己接受的生活。于是在大三交换期间，正希选择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更改自己的性别属性，以女性的身份找到生活的最舒适状态。MtF，绽放成为与抑郁伴生的花朵。

“一个人穿衣服，好看与否、合乎时宜与否，评判的标准都是他人的视角。”正希说，令异装者产生苦恼的，往往不是异装本身，而是如何让别人接受。女人为了获得穿裤子的权利，争取了一百多年。在那段时间里，人们振臂高呼你可自由信仰，亦可自由着装。而轮到男性穿裙子时，人们又开始对男性有所期望，希望他们阳刚、有担当、成为顶天立地的硬汉，称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子，从而建立起性别定式。

而正希们用异装来证明自己不是被动接受这种性别规则的客体。“异装对现行性别标准制造了一种混乱，而人们只有经历了这种混乱之后，才会发现可供我们选择的范围扩大了。它不再是固定的’男人’或者’女人’两个点，而是这两点之间的一条线。”在这条线上选择的时候，人们才更容易知道什么样的自己是最有魅力的，是让人愉悦的，并且不会给他人带来困扰。

关于异装或者MtF这类性别革命的理想状态，正希说：“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绽放。但是绽放不是以男人或是女人为前提，而是你先绽放出一个样子，这个样子恰好是男人样或是女人样。”

缓解痛苦的行动

异装似乎成为了性别革命者最简单易行的尝试之一。而对于MtF来说，异装更类似于一种被动行为。“就像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这就会带给他/她很多负面情绪。于是他/她化妆、整容，想要缓解这种情绪。”正希认为，女装作为一种手段，与心理帮助和医疗帮助一样，根本目的都是减轻人们的痛苦。而讨厌自己的身体、希望自己可以被女性对待……所有这些先天或后天的因素，都可能成为他们痛苦的来源。

“你知道吗？这就像买彩票一样，有些人就是会意外中奖，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

无论是Nikka们的主动异装，抑或是正希们的被动异装，都是在试图与自己内心所恐惧的东西和解。就像有的人特别害怕虫子，有的人见到血就会晕一样，异装者的恐惧，来源于对自己性别的不认同。普通的恐惧症可以通过暴露疗法，校正病人对恐怖、焦虑刺激的错误认识，使其习惯性恐怖、焦虑的反应得到治疗或缓解。但目前仍没有有效的医学手段，可以用来扭转跨性别群体的性别认识。因此，除了心理帮助外，HRT（激素替代疗法）或者SRS（性别重置手术）仍是缓解跨性别群体心理焦虑和痛苦的主要手段。

在北京，一个MtF需要先在北医六院拿到易性症的证明，然后医生才能开雌激素和孕激素，进行HRT治疗。而SRS则是一般意义上的变性手术，需要获得家长签字，即使年满18岁，也需要亲属的签字。

HRT是化学上的改变，SRS是生理上的改变。这样的改变，能够让跨性别群体在别人眼中成为女性，并获取社会对于女性的对待。

相对于完全得不到帮助、只能自己摸索的异装群体来说，正希们能够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改变自己的身体，已经足够幸运。例如药娘（通过激素药物改变内分泌的人），例如能够获得家长认同的“家长党”——只有一个很稀缺的群体，才会被冠以一个名字。

因此，异装成为了大多数人采取的、用于“成为女性”所最不需要门槛的手段。而过于少数的身份，让他们不断吸引身边的同类，最终成为一个群体。

一个很艰难的群体

“这群人聚集起来，是因为没能获得足够的、良好的医疗帮助，大家才会抱团取暖。”

正希认为，类似MtF、异装与抑郁症患者交流群这样的群体，是一个恶性平台。 “我们就像需要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的抑郁症患者一样，但是因为大家没有钱买药、得不到治疗，就只能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像一群患难朋友，在这里找到了和自己一样独特的同伴。”但这样的非医疗帮助，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只能提供每一个社会个体都需要的陪伴，关怀和支持——在这样的群体里，这些往往是稀缺资源。

同样的，Nikka所在的女装圈，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这个群体完全采取邀请制，只能通过熟人介绍进群，群里每天交流的也都是女装的话题。“可能有一些人知道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但是没机会进来。我们必须看到女装的真人或者照片，才会邀请他们进群。”

而这个女装圈也更像是一个爱好交流群。他们完全不会劝说任何人去女装，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尝试女装，他们乐意提供指导的。大家会在群里讨论衣服在哪里买，哪家店又出了新的好看衣服，有些人想买新衣服了，就会在群里咨询一下关于尺码和搭配的事情。

“我们很少分享被别人不友好对待的负面经历，大多数情况下，会分享我们受到的赞赏。”Nikka说，这个群体已经够边缘、够脆弱了，大家得不到外界的帮助，只能内部相互扶持。外界的嘲笑和抨击，可能会成为让这群人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没有人愿意将危险因素带入这个群体的乌托邦之中。

这些小圈子，是正希眼中的“政治团体”。“小”，就意味着这些圈子只能作为边缘和旁支存在。这些群体，像一个会撒娇孩子。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他们不应该在父母的边界撒娇。因此他们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制造出一种可控的撒娇。这种“撒娇”，不会惹怒作为正统的性别标准思想，“但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渴望最终解构这种标准。”

然而，这些群体目前并不寄希望于通过获取存在感来改变现状，当下，仅仅想要被社会所接纳和包容都不可企及。“我们没有这种议价能力。这个群体过于脆弱，因此大家都不愿意讨论如何才能被社会接受。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接受手术，更改自己的性别，然后就再也不用考虑社会要怎么看他们。”

让他们自由生长

异装是否应该被干预？在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珉看来，如果异装者自己不觉得痛苦，他很享受，他乐在其中，他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那么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就不会对他做出诊断和干预治疗。

“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理解异装，是因为整个社会在文明发展的进程当中，形成了一些对男性角色的期望和对女性的期望。”而樊富珉认为，社会的接纳程度还不够高，对于男性穿着女装和女性穿着男装的接纳程度也不一样，这就造成了公众对异装现象尤其是女装的偏激态度。这种不理解产生了社会疏离，使少数群体边缘化。

在2013年出版的精神疾病统计诊断手册第五版（DSM-5）中，性别焦虑症作为一个新的定义用于替代性别认同障碍，标志着跨性别的去病化。“按照统计学的标准，要通过正态分布来判断是否是小概率事件。”而异装、对自己的生理性别产生不适感，这类事情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只是发生概率极小，因此称之为“异常”。

樊富珉说，对于异装、性别焦虑等问题，国内治疗乱象很严重，很多医疗机构不具备诊断资格和能力。而拥有诊断资格的北医六院、安定医院等医疗机构，仍将心理问题作为疾病诊断。“心理疾病不像其他疾病一样具有客观指标，比如体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可以诊断一个病人发烧。”她说，心理疾病的诊断指标大多数需要靠患者的自我描述，这就要求医生非常仔细地去了解一个患者，了解患者所说的东西，在了解之后才能做出诊断。因此国内外对心理疾病诊断的争议仍然很大。

而对于涉及到性别认同、需要借助激素或手术帮助的问题，医生往往会建议他们先缓解抑郁倾向。因为一个人在抑郁期做出的选择，不一定是最合适他们、最理智的选择。

心理医生了解这些现象，但他们无权做出医学诊断。他们只能通过引导，让少数群体自己判断怎么样做会生活得更好。“生活有多少种可能性？每一种做法会带来什么后果？什么样的后果是你能够接受的？怎么样做能让你少一点痛苦？这些都是自己选择的。”樊富珉说，对于异装这一类少数群体，心理医生通常只能起到安抚情绪的作用。只有让他们自己反复尝试与选择，才能真正解决自己内心的纠结与焦虑。

在西方古老的绘画中，每一个天使都是穿着裙子的男性。异装作为突破规范的典型，是一小群人率先摆脱了周围的性别定式，从而去尝试一些与常规标准不同的东西。异装比政治先行一步，让这个边缘群体得以拥抱自己的独特，自由发声。但这条“中间道路”，至今仍遍布荆棘。